另眼看林纾 谢艳玲

   小仲马名作<<茶花女>>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借助林纾的翻译.林纾虽不懂英文,但通过他人口译,以古文将此书翻译出来,开创译介西洋小说之先河,译作问世后,林纾对书名有所改动,将其更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女主人公叫马克,是巴黎红极一时的名妓,因酷爱茶花,人称茶花女.马克游戏于王公贵族之间,却从未对他们产生爱情,直至与纯真善良的亚猛相遇,马克才芳心相许,决心摆脱过去的生活,随亚猛享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是,亚猛的父亲却粗暴地干涉了他们的爱情.他责备马克使他家名誉受损,以其断送亚猛前程为由,逼迫马克与亚猛分手.茶花女忍痛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使亚猛对他自己死心,她违心做了他人的情妇,并忍受着亚猛的责骂.受此打击后,马克卧病不起,在病痛与思念中香消玉损,只留下封封表白真心的手稿,让后来才知情的亚猛追悔痛心不已,一对有情人终究未能成眷属.

   读此译作伊始,便有如读<<聊斋志异>>之感,林纾写作手法,语言风格等均有受蒲公影响之痕迹.阅读此文本很容易给人错觉,这故事及主人公并非域外之事域外之人,而是中国文人笔下频频可见的才子佳人苦恋未果的爱情悲剧.林纾以其对古文的驾驭能力,对文学的领悟及再创造的天分将此书翻译得引人入胜,再现二人恋情的缠绵悱恻及哀婉凄凉,使人读后唏嘘不已.严复曾评价道:"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确实,全书浸透着哀伤缠绵的气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此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哀伤基调,也由于当时林纾正逢丧妻之痛,对妻子的爱恋与怀念在翻译此作时无意识地流露出来.作者情感与主人公情感的契合诞生了这部佳作,使得作品问世后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场面.

   林纾不谙英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这是他从事翻译工作最大的遗憾,由此引起对原文的某些误译,删减,增添和改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巴黎茶花女遗事>>林氏翻译得相当成功,他在秉承原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体会与感受,如他对马克与亚猛的同情,对其父粗暴干涉的厌恶等这些主观评价与小仲马是不谋而合的.在此基础上他对原著加以修饰与加工,使中国读者更易于接受西洋小说,为西洋小说在中国的大量介绍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林纾的译作深深地影响了新文化运动者,可以肯定地说,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作家几乎都读过林氏的译作,受过其影响.鲁迅对”林译小说”是每本必读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等人也通过林纾的译作吸取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可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论战却偏偏发生在林纾与这些人物之间.新文化运动由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对于在旧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把旧文学和古文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林纾而言,是断然不可接受的.针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发难,他给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致去一封<<致蔡鹤卿太史书>>,这是他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中最有名的一篇.在此文中他针对新文化运动者做出以下批判:铲孔孟,覆常伦;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针对这两点,蔡在<<答林琴南书>>中一一有所辩驳:”在北京大学中并无铲孔孟,覆常伦之说,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方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另外,北京大学并未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北京大学预科教材,教师讲义,北京大学月刊等均有文言之作.蔡元培用事实驳斥了林纾的观点.另有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提到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最后能看懂的人并不多,因”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的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古文的应用性日趋变小,对后人而言,难懂难学.在这一场论辩中与时代潮流步伐一致的新文化运动者占有绝大优势,林纾在无奈中喟然长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此文标志着林纾跟白话文的搏斗以其失败而告终.

   新旧文学的激烈之争在于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旧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载道".[2]林纾自幼受旧文学熏陶,使旧文学的受益者,也是其最忠实的拥护者.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涌现无疑是对旧文学的一种巨大冲击,对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握有话语霸权的文人是一种挑衅.林纾作为旧文学阵营的大将,必然要跳出捍卫其心中神圣的正统文学.然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毕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林纾"拼我残年,以死卫道"的誓言虽践行了,但其誓言背后的愿望还是落空了.不可否认的是:林纾以其对古文的造诣和翻译天才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

   后人对林纾的评价褒贬不一,好多人骂林纾为顽固,为国粹派的代表,甚至有人称其为反动文人.在我看来,有些罪名夸大了他的过失,仅反动文人这一罪名就有些牵强.<<现代汉语大辞典>>将"反动"定义为: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事实上,林纾的思想在当时而言是较为开明与维新的.首先从他所译作品来看,林纾有意识地选择具有启发民众思想,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功能的文本来翻译,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其次,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看到.比如他提出兴女学,主张女子学习知识,尽力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风气.再是他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们当中可谓是极其进步的新思想.作为一个前清遗老,又是桐城派大将,运用古文几十余载,林纾对旧文学旧古文有留恋乃人之常情.每一种固有文化的瓦解给深爱此文化的文化人带来的痛苦是他人难以理解与体会的.林纾在此种痛苦中苦苦挣扎力图为旧文学争得与新文学并存的资格.暂且不论他的这种坚持正确与否,像他这样热烈的思想和坚卓不摇的意志却是让人钦佩的.

   抛开固有的成见,林纾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及发展中起过推动作用.作为中国历史上译介西洋小说的第一人,林纾让国人知道了西方国家除了有先进的坚船利炮,还有优秀的文学,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也深深地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作家,甚至是延续到后来的几代作家.林纾是旧文学阵营中的主将,他位高声广,社会应影响大,与新文化运动者的论战客观上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这是他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间接作用.以我看来,林纾的在文学历史上是功大于过的.再者,任何时代文风或思潮的转向并不能由一个人所掌控,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就更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或哪一类知识分子所能独立承担的.”[3]故对林纾的评价,亦应用宽容之心去对待,做出公平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