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快读

The news of Horst Dassler’s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corridors of the airport hotel was greeted thoughtfully in the committee rooms of world sport. The era of volunteers giving up holidays, weekends and evenings to ru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as waning. If the brilliant Dassler could pension off the patrician Sir Stanley, what else might he achieve?

‘Money like you’ve never known it,’ he replied over long lunches. Once, he just wanted the athletes wearing the three stripes and trefoil of Adidas. Now he wanted the whole sport. A new word entered the vocabulary of sport: ‘support’. Dassler deployed his team to ‘support’ favoured candidates. And when they’d won they returned the favour, selling him the right to market their logos, their entire sports, their athletes’ achievements, to commercial sponsors. The new federation leaders got money to develop their sports with more events, more trainers and more facilities. They were praised in industry handouts, soon reflected in the press, as wise leaders who had brilliantly brought new money into their sports.

The language of sport was rewritten and the word ‘sponsors’ moved aside to make room for the more friendly ‘partners’. Nally spent half his life in the air wooing new partners from Japan to New York. Sugared drinks and fatty burgers were promoted by well-rewarded athletes whose own diets were carefully balanced for fitness and health. The administrators, even the ones who ran second in their elections, were comforted with first-class air travel, five-star hotels, generous expenses, honoraria and pensions all paid for by the big corporations. Dassler breathed new life – and money – in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a talking shop for sports leaders. And he gave them a home, a plush villa in swanky Monte Carlo.

道可道

如果译有道，何为道？
本月中旬，我即将赶赴北京，与纽约、日内瓦的考场的译届朋友们一起参加翻译届的最高盛会——联合国中文翻译考试。
最初听到联合国招收中文翻译工作人员是在今年九月，我抱着试试自己翻译水平的心态参加了严格的资格预选，旋即在１０月下旬于网上查到自己的身份证号已经入选，且排在３X的第一个。
凭心而论，我在预选中的答题水平已是自己的最高水平，但仍有不足之感。得知入选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去，还是不去？我和前辈方教授聊起了自己的困惑。电话那头的方教授声音清朗：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会去！是呀，此等盛会，人生能得几回？！成败在这一刻已经变得不重要，而一颗追求善美的道心的历练才是关键哪！
我决定：参加１１月这场国际级别的竞争，虽败尤不悔也！

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正式出版）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24359/

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八章）

第八章　总结

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比较发展而言，包含有经济与政治两重不同的含义。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发展必须能够吸引并且留住资本——这一条件通常要求同时俱备相当之高的资本回报率和严格恪守生产效率的提高。就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来说，鉴于美国产业与金融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对于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可能提供上述这些条件作出决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一个放任的统一国内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驱动力（因此也就提高了生产力），而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则确保了工业生产当中所产生的利润并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是汇率的不稳定而受到损失。因为构建这些政策的政治代言人是共和党，工业化革命推进的政治可行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该党能否在选举当中取得胜利。从经济意义的角度来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是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最为基础的政策；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看，因为关税保护政策为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一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更具有中心意义。
从比较的观点来说，国家发展政策成功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必须同时具备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由于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大条件，学者们无法做到二中择一。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更为明显——因为工业化发展的政治前提与经济前提是如此地清楚明析。从一方面来说，美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货币的稳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说，鉴于美国民主的发展机制，推行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政党必须在选举政治当中取得胜利。从比较的观点来说，同一项政策根本不可能做到在推动国家经济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同时成为推行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政党作为政治代言人赢得选举的必须条件——正如本书所论证的，事实上存在着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互不统属的政策的前提条件非常容易发生冲突。在许多案例当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前提条件和政治前提条件相差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单纯依靠作为纯粹有效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政治代言人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之上，这种状况意味着要么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要么必须放弃民主制度。按照上述观点看来，对美国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水乳交融所作的解释就会局限于不同的前提条件的一种偶然交叉，倾向于认为共和党通过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一个政治上得到认可的政党，并且进而在经济上实施放任的统一国内市场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
然而，这种片面地解释不仅未能充分地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四个大的标题加以概括。首先，在国家发展政策与民选政治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机制联系？政府政策即便是受到民意左右和影响，多多少少也必须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将最具有基础意义的经济政策隐藏于最不容易受到民意影响和左右的政府机构当中、而对于那些能够有效地从政治上维持共和党的政策，则被分配交由承担最主要的社会职责的政府机构承担。第两个紧接着的问题就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将上述这些政策分配到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当中？例如，最不容易受到民意影响和左右的政府机构——最高法院是怎样开始主宰着统一国内市场的政治建设，这一从经济意义以上来说最为重要的美国主要发展政策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个机构的不同职能，诸如法律原则，其机制功能适应于国家发展的要求，成功地胜任诸如压制联邦各州与地方上插手管理商业的企图的重任。反过来，上述两个解释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当民主选举舞台上响起了一片要求废除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呼声之时，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在扮演其机制性的代言人角色之时，专注于美国工业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来说，最简单（同时也是最不充分地）回答就是，产业扩张发展就是良政。更为完整的答案就是，共和党发现了将工业化革命发展所带来的损失集中的转移到少数群体的身上（美国南方地区的人民）的方法，而与此同时则至少将一部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办法。这同时也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第四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这种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损失集中于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头上，并且与此同时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广结善缘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就是这样一种方案作为一种群众大众意识形态或者是发展观点以后，其能够具有说服力的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就是，美国经济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使得诸如此类的政策设计成为可能，而南北内战后的政治遗产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上述美国工业化革命政治与经济的四个方面将在下面逐一阐述。
伟大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机制背景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发展基于三项伟大的国家发展政策：在一个初现端倪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当中，商业发展与贸易交换没有受到外来的限制；对于重工业产业的关税保护；以及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上述三项政策当中的第一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置于联邦司法机构监管之下，特别是通过美国最高法院有力监管，从而让能够全面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的现代化商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关税保护政策则主要地集中于国会控制之下（偶尔会受到总统的干涉，但这种干涉往往被证明是徒劳的）。尽管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并非工业化革命发展所必需的一项政策；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这项政策对于共和党扩大并且深化其领导的政治联盟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黄金本位制，不论是从管理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成为了联邦行政机构的职责。总统作为联邦行政机构的首脑，常常在这一政策问题上与对这一问题抱有敌视态度的国会展开斗争。因此，美国工业化发展三角支架下的三条腿，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这个支架当中每一条腿都对共和党所领导的工业化政策起着必不可少的支撑作用，而共和党则借助联邦政府当中的不同机构自身特性及其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译者注：主要是指美国的三权分立之间的监督与制衡关系）对上述三项政策分别予以捍卫和推行。
关税保护政策集中地置于国会的控制之下，深深地反映于投票记录与充斥政治交易的立法程序当中。正是在这种立法程序当中，抽象的贸易保护主义原则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政策获得了稳定的结构。当关税保护问题从国会委员会的会议室当中出现，装饰着给予绵羊饲养者、联邦退伍战士、以及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带有倾向性的资金补助的花彩之时，该项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促进产业的扩张，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维持与扩大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当民主党人掌握了权力之时，他们开始了修改关税政策的任务，强烈地倾向于限制所有的关税（除了路易斯安纳州的糖类关税以外），并且时常在他们政治提案的结束地方修饰了数之不尽的例外以及一些诸如像联邦收入所得税法这样的枝节问题。从效果上来说，民主党人被迫模仿共和党人建设政治联盟的实践做法，以此做为实现任何形式的关税限制的唯一途径。最后，关税保护政策的政治首要地位对于两大主要政党而言（然而特别是对于共和党人而言），使得所有就该项政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所展开的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是日久弥新，不断发展的。小党派非但没有参加到关税政策的政策争论当中，并且，他们或者认为关税保护政策是一项主要政党在商业政策上耍弄的阴谋诡计而已，他们或者认为关税政策就是美国主要政党用以蛊惑投票的选民进入下面这种思考模式的政治迷语而已：他们（指选民们）在关税保护政策上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假如小党派赢得选举并且掌握国家权力以后会究竟怎样对待关税保护政策是一个不解之谜，而且，鉴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是整个十九世纪晚期政治领域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单一政策，因此这个不解之谜也就更加让人难以测度。
至于说到放任的美国国内市场政策，各个政党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广泛的政治共识，只有当涉及到铁路与反托拉斯管理的问题上，各个党派才因为政见分歧而发生分裂。与在关税保护政策当中各个政党长期以来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就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得以在１８８７年的州际贸易协议与１８９０年的谢尔曼白银采购法上就双方分歧达成政治妥协；两项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几乎一模一样。然而，两大主要政党均不愿意有效地控制市场扩张，随之迫使诸如此类的争端提交到了联邦法庭，正是在联邦法庭之上，绝大多数的规范管理努力均被带有敌视态度的司法判决一一推翻。结果，在十九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之前，铁路的规范管理与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几乎是彻底的政策失败。
初现端倪的美国国内市场将整个国家清清楚楚地平均划分为依赖于东部地区的消费工业制成品和资本的农业地区与寄希望于通过农业地区将市场予以扩张并且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工业雇佣劳动力的产业制造业地带地区。这种划分，以及伴随着产业兼并进化为更具规模的企业兼并，从而使得市场成为美国东部地区这一方与另外一方的南方与西部地区之间展开角力的舞台。然而，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还具有其他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美国东部地区的消费者是美国平原与山区西部所生产出来的大多数商品粮的主要消费对象。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平原地区与山区西部的大多数对市场统一所做的抵制是带有高度的选择性的。美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争端主要是集中在地区之间贸易的条款之上，而不是他们是否应该进行贸易。然而，对于美国南方地区来说，争议的主要焦点则是否应该进行这种贸易；假如美国南方地区完全地独立于美国北方的工业化体制之外的话，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棉花经济至少也会像从前一样繁荣昌盛。然而这种广义的、对于统一国内市场的敌视政治态度并没有能够从美国国内其他地区吸引到多少政治同盟。
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的第两个方面使得地区之间的剥削开发利用得以随着工业生产产量的急剧提升得到抵消均衡。事实上，即使在托拉斯的盈利和其他的产业兼并组织的利润明显得到提高的同时，整个这一期间的铁路货运与客运价格在急剧的下降当中。即使考虑到黄金本位制所带来的通货紧缩影响，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整体价格趋向是如此清晰，市场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与政治的绝缘。尽管这一切丝毫无益于引发对于地区之间贸易条款的调整要求，但却的确意味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除了美国南方地区以外）并没有在十九世纪晚期受到严重威胁。联邦法庭则承担了对各州与地方政府所引燃的一处处灌木火丛（译者注：作者在此处喻指各州与地方政府在州际商务与托拉斯管理上的种种努力）进行扑灭的任务，而由于关税保护政策和货币标准政策所引发的熊熊火焰则蔓延于整个民选政治当中。
黄金本位制政策与关税保护政策从许多方面看上去都是美国工业化革命发展的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姐妹。然而上述两项政策对于美国主要政党的政治影响效果却是天地悬殊。当关税保护政策让不同的政党党派走到一起的时候，黄金本位制常常导致共和党州党组织与共和党全国大会之间的分裂：假如让他们遵照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政策路线，则无异于让他们在当地的选举当中舍身喂给成群由民主党和人民党组成的饿狼；假如让他们选择持不同政见，则迫使他们走到与共和党总统执政政府的对立立场上去。当格罗弗·克里夫兰作为一位民主党人负责黄金本位制政策的管理之时，美国西部地区共和党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尽情自由地拥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然而，当共和党人赢得总统大选，占领了白宫以后，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要冒上在国会和其他国内政党委员会当中被放逐的边缘化危险。
从民主党这一方来看，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敌视态度竟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支持克里夫兰总统的正统货币政策的民主党人要冒着被开除教籍惩罚的危险（译者注：此处疑是一种比喻，喻指遭到政党组织排斥的危险，然而，就第三方参考资料查证，鉴于当时民主党内普遍信仰天主教，宗教倾向甚至会有时影响总统选举的情况，因此在无法得到进一步准确佐证的情况下，译者忠实于字面进行翻译）。克里夫兰总统的硬币偏爱之所以得到容忍仅仅是因为支持硬币政策可以获取纽约在总统大选当中对民主党的支持，而纽约的地位使得这种支持对于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当该党一旦将一位支持硬币政策的民主党选举进入白宫之后，国会当中的民主党阵营则通过公开的拥抱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公然地抛弃了新一届政府。并且，１８９６年，民主党最终选择了在南方与西部地区的战略联盟上面豪赌一把，并且将美国东部地区的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阵营全部驱赶出来了民主党的聚会场所。
在国会当中，两大主要政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比关税政策问题上更加的灵活，围绕着黄金本位制的政治争端，支持方与反对方使得两大党派上演了一场跨党派的联盟与解体。然而，在行政部门当中，无论坚持黄金本位制在政治上需要付出多高的政治成本，两大党派的总统均毫不动摇地全力坚持黄金本位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献身行为主要是缘于总统选举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全国联盟倾向于对于资本输出地区的美国东部的利益集团给予特权，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在大选中重要性排名在前的各州当中的大型势力集团手中可以提供大量的选民选票。然而，对黄金本位制的管理包含着联邦支出、联邦岁入、公债问题、联邦国库对于货币市场季节性干预等要身具多重含义、高度复杂的管理任务。即使是一项设计并不怎么完美的纯粹的发展政策，关税保护政策仍然能够发挥出它的政治魔力，与关税保护政策相比较而言，这些黄金本位制的任务必须要求一个更为全面、持续的政治延续。基于上述理由，总统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绝不仅仅限于一份简单的政策声明；历届总统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下属每天都需要积极的管理黄金本位制的日常运作。因此，毫无疑问，十九世纪晚期的各届总统发自内心的信仰：黄金本位制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确是最佳的货币基础，总统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以早已远远超出了在各方利益集团影响下所炮制出来的全国政党政治纲领。就上述意义而言，关税保护政策则常常是国会当中支持关税政策的一群愤世嫉俗者和机会主义者共同打造出来的作品，黄金本位制则是行政机构所作出的一个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策坚持。
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在其政治纲领声明当中抛出了一个复杂的、替代性货币理论，对美国坚持黄金本位制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挑战。绿背美钞的理论要求联邦政府对于货币供应进行专一控制。反过来，这种专一控制要求废除所有的金属价值标准，不仅包括白银，同时也包括黄金。然而，作为金融体制基础，在白银与法订货币之间，公众看法更加偏向支持白银。事实上，除了在招聘政党活动家的干部主体的时候能够派上些用场之外，一个阐述全面的绿背美钞理论可能是一笔纯粹的政治负债。基于上述理由，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几乎将把呼吁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要点的时时纳入政治纳领当中视作为一种例行公事。然而，尽管这些自由铸造银币的政治要求常常使该党获得让选民听取该党政治纲领当中其他部分的一个机会，却也同样破坏了精心设计安排的绿背美钞理论，以至于使得该项政策实际上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在绿背党人看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总统无异于在和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别达成政治妥协与黄金本位制的运作之间紧绷着的钢索之上行走。尽管他们的执政记录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彻底忠诚，他们的一些言辞，特别是对白银所表示出的同情以及对于软币（译者注：指银币）所作的让步承诺在理论上常常看上去言辞前后不一，瞒天过海。不过，管理黄金本位制所需的技术必须要求做到对于货币体制从理论上作出必要理解，至起码能够做到像小党派的政治纲领当中所明确表达的理解程度。总的说来，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充分地利用他们在野党的地位，公开的构建出一个他们无法实际实施的金融理论，而主要政党的总统则实施着一项他们不能够公开承认的、同样复杂的金融正统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将三大主要国家发展政策与美国工业化革命之间的不同关系作出一个总结（参见表８·１）。关税保护政策在政治上是无法取代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使得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然而，从经济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可以从国家发展政策当中彻底抛弃。放任的国内市场则将上述角色彻底颠倒过来：市场扩张的政策不仅在经济上对于工业化发展来说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共和党一项纯粹的政治责任。因此，尽管美其名曰地承认可能需要对国内市场的扩张作出限制，共和党人将绝大多数放任市场的原则实施交给在最高法院的共和党法官，而这些法官根本不受到民意的影响和左右，可以挫败各州与地方上的任何将国内市场巴尔干半岛化的企图。
与关税保护政策和统一国内市场政策不同的是，而黄金本位制无论是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是不可取代的。尽管从经济上来说，确保一个稳定汇率的绿背美钞的体制也许要比黄金本位制更高一筹，然而，问题就在于世界各地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缺乏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定捍卫情况下，使得本国货币的外汇汇率具有可信度。特别是在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观察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不管是绿背党人还是人民党人怎样愤怒地谴责金融家，并且响亮提出的通货膨胀要求，对于国外或者是国内的资本持有者而言会具有任何的可信度。并且，假如绿背党人或者是人民党人获得了选举胜利，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将对美国的产业扩张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布赖恩所提出的一步到位地将美元贬值到白银本位制，涉及到消减一半的美元对英镑的比价，也许比将美元进行绿背美钞化有着略微高一些的可信度，然而对于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丝毫不亚于绿背美钞。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国会（通常在共和党的领导之下）在其他的领域当中给予行政部门足够合适的自主权和足够合适的回旋余地，从而使得历届总统拥有足够的空间来捍卫黄金本位制。这里，重点在于“合适的”一词之上。从政治角度来说，在美国东部以外的所有地区，坚持黄金本位制都涉及到了巨大的政治成本，然而，当民主党人最终在布莱恩的领导下拥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后，共和党人收获了连他们做美梦也想像不到的巨大利益。在麦金利被提名为共和党全国总统候选人之后，因为担心布赖恩一旦胜出所造成的威胁，金钱如同流水一般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源源不断地涌来，以至于整个选举为了将所筹集来的全部竞选资金给找个用途花掉而倍感压力。在以前的选举当中，当克里夫兰以及其他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样坚持硬币政策的时候，这种政治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和了。然而在一场公开的竞选当中，不同的全国政党在黄金政策上的清楚差异使得与之相关的政治利益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即便如此，共和党更乐于在关税政策上与布莱恩展开对抗；事实上，这正是麦金利（尽管他在国会的货币政策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记录值得进行核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原因所在。
国家发展政策在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分配
作为推进工业化扩张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决定三大国家发展政策以及分别执行这三项政策的不同联邦政府机构之间究竟应该存在的怎样的关系。就统一国内市场的政治建设而言，美国最高法院在共和党所提名法官的主宰下，工具性地创造出了法律原则，同时镇压了州与联邦对于商业的管理。作为宪法原则，双重主权原则和实质正当程序原则被从南北内战以后的编织好的法律衣服当中切除。这种为了迎合产业扩张的要求，在深思熟虑之后所作的宪法解释延伸了联邦政府控制大型的产业托拉斯的能力（在绝大多数的判例当中，法院并未控制）与联邦通过法庭命令镇压工会的罢工活动能力之间的微妙差异。除非通过正式修改宪法，没有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鞭及某个州。然而，在一个放任的国内市场的构建与共和党法官们朝着推动全国市场统一的方向的持之以恒地努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司法创造力证明了共和党对于统一国内市场——这个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中心经济支柱的强有力支持。共和党并没有选择将统一国内市场作为一项发展项目交给法庭去实施，然而该党的确选择将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该党所能够追求的最为优先的重要政策目标来加以追求。在这一点上，法官的有效选择机制涉及到了精心的选择合适的联邦法官。
黄金本位制也涉及到了类似的政党承诺。就黄金储备的维持而言，金融活动的复杂季节性影响和财政影响将严峻的管理职责施加于政府身上；由于无论是国会，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均无法实施上述这些职责，协助黄金本位制所必需的财政政策管理就成为了行政机构的任务。货币政策的重心由此也就转移到了总统这一职务之上——同时肩负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日常管理与政治捍卫。因此，共和党并没有选择将货币体制问题交给行政机关，但是共和党的确选择将黄金本位制作为该党政策的首要重心所在。就此而言，主要的运作机制就是在该党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恰当的总统候选人。
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与黄金本位制的政策构建不同的是，关税保护政策并没有涉及到一个对执行机构的精心选择。假如国会决定将关税保护政策的自主决定权交给行政机构（或许是通过政府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方式），保护性关税政策也许有着一定的理论上的和谐性，从而也许可以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而实际情况就是，共和党通过将几乎所有的关税职责都交给国会，从而选择了放弃经济上的和谐性和贸易政策的快速见效。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革命的重要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关税保护政策赐予共和党的政治优势。在关税保护政策之上，选择的机制就在于利益集团推动着关税保护政策在国会当中的构建。
将主要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施行在联邦各个机构之间进行划分之时，共和党在划分的时候承受着非常严格的限制。鉴于美国的政治特点，统一国内市场的构建只能是以最高法院为中心来加以承担的项目，而对黄金本位制的管理也仅能通过行政部门加以实施。关税保护政策的确有着一些回旋余地，然而鉴于该项政策最终成为共和党政治联盟的基础所在，因此由国会来主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政治情况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关税保护政策的精髓在于瓜分利益，除了来自于整个关税政策内部的和谐和各项关税之间的互相依赖以外，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将利益划分下去。假如将相关说这样的政策交给行政机构去执行，该项政策的政治收益与损失或许能够持平，只不过要牺牲许多原本可以获得的政治回报利益。而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每一位保护主义者联盟当中的国会议员可以为其选民群体当中的一个主要集团争取一份特别的利益，如此一来，在整个关税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可以有效的从关税所给予的每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当中收取的政治回报利益。
然而，与关税保护政策不同的是，无论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还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均在整个经济领域当中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就统一国内市场政策而言，所经受的检验就是是否应当对于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进行抑制，从而让产业兼并有效地利用了统一国内市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通过鼓励公司的企业形式创新和产业流程再造，放任的国内市场反过来为现代商业企业的崛起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实践检验就更加简单明了：美国要么与黄金本位制挂钩，要么脱离黄金本位制，这完全取决于联邦国库能否对于将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做到见票即付。
基于所有上述理由，各家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联邦各个机构推动着美国三大发展政策的发展几乎是早已注定。关税保护政策，三大发展政策当中政治意味最浓的一项政策，将通过国会（肩负着最为重要的社会职责，同时也是联邦各个机构当中分权意味最浓的机构）来实施这一项目；鉴于黄金本位制所要求的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黄金本位制必须是一项行政政策；为了避免美国各地出现巴尔干半岛那样的市场分裂迹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国会的管理干涉，统一国内市场政策非常清楚的要求借助最高法院严密的、甚至独断专行的干涉。
作为国家发展政策代言人的共和党
然而，所有上述情况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代言人，通过其能力来规划美国的工业化发展的政治经济？这个问题可以非常干脆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共和党内部的凝聚力究竟有多强？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将美国经济发展作为该党的政治方案？由于各州的各个政党主宰着政治，共和党当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党组织。美国的不平衡地区发展状况通过影响各个州的政党，往往使得全国政党分裂为倾轧斗争的不同派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上述这种不平衡的状况通过总统提名大会（及其全国政党政治纲领以及面向选民的高度公开）、总统官职任免权（强化了对于共和党执政机构的忠诚）、以及国会纪律（通过共和党国会议长对于各个委员会所指派的任务进行控制加以实现）所发挥的向心力而最终得以平衡。然而，无论是总统提名大会、总统官职任免权、还是国会纪律，都仍然取决于整个党的集体组织内部达成的一致。这就反过来，允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成员至起码可以对所实施的政策路线拥有一些话语权。最终使得共和党作为一个制定国家政策的组织而获得内部团结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保护性关税政策为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社会群体所带来的利益而广结善缘，逐渐形成了以产业制造业带为中心的全国政治联盟，与此同时，就州际贸易问题和黄金本位制问题提出了发展远见。尽管对于这些政策的忠诚是无法通过强迫得来，即使在一个多元民主的体制之内，民主党人和其他小的反对党派不断地试图从各个方面来破坏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美国政治与经济当中的地域不平衡情况还是很自然地促进了共和党内部的团结。
民众对于财富的要求呼声
和所有的保守主义政党一样，当围绕着收入分配所展开的阶级冲突成为民选政治当中的显要话题之时，共和党的政治方案是最容易招至攻击的。尽管在整个美国政治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明显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要求，围绕着社会财富与市场地位所展开的激烈斗争常常使得绝大多数的政治局限于美国三大区域当中的每一个区域：（一）在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地区以内，政治焦点集中于产业生产领域当中的工资谈判以及伴随着产业化的飞速发展而相应而生的数以万计的罢工活动；（二）在民主党主宰着的地区政治的经济基础——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当中，地方上的政治斗争往往围绕着商人、种植园主、佃农对于棉花收成的控制权而展开；（三）在盛产粮食的广阔西部平原地区，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斗争重点在于消费品生产商与较为广泛国民经济之间的商业与市场联系。
就为绕着不同种类市场交易所展开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冲突而言，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与经济当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产业工厂当中的武力行动与劳工阶层对于社会民主政治运动普遍的冷漠而并存。对于这种政治冷漠的解释在于导致系统的将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结构：通过关税保护政策以及其他的联邦政策，将社会财富从棉花出口为主的美国南方以产业保护投资的形式重新分配到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尽管其他的分裂同样也造就了劳工阶层在美国北部的政党体制当中的政治立场，共和党的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将许多工人吸引到了自己的阵营当中，并且最后即使面临着罢工活动达到了某些世界级的历史纪录高度，仍然有效的将围绕着工业产业当中的工资谈判所展开的斗争从美国国家政治当中予以有效的移除。因此，在美国北方，群众投票与工人对于财富的直接而又激烈要求呼声同时伴随着群众与工人对坚持黄金本位制政策和产业兼并政策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助推器的广泛支持。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以种植园经济为特色美国南方，围绕着棉花收成的所有权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对于贫穷的白人与黑人的公民权剥夺——后者也是共和党，以及共和党所领导的工业化革命的支持者。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与经济格局当中，即使是围绕着对于棉花收成的控制而在主要的竞争者之间所展开的激烈的财富重新分配恐怕也不会对美国北方的工业企业的资本积累造成任何的影响。出于好几个原因，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首先，即使是停留在乡下一样落后的南方地区的社会上层阶级也穷到了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当中。因此，即使是在所有最佳可能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几个十九世纪晚期的南方人有能力在居住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投资。其次，地区之间财富的主要重新分配形式主要是有赖于诸如关税保护政策这样的国家政策支撑，这种政治支撑已经超出了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能及的范围。诸如此类的国家政策将把来自于南方的社会财富重新的分配到美国北方工业化发展当中而根本不管是谁掌握着南方各州与南方各个地方的政府权力。
因此，围绕着棉花收成所展开激烈斗争对于工业领域当中忙着为了工资谈判的北方工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因为这涉及到非常不同的体制与市场关系，同时，这也对支撑美国北方工业化飞速发展的资本积累与投资过程来说是毫不相干的。总的说来，在美国南方地区以内发生的任何财富分配的改变都对美国北方的工业化发展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南方地区极端贫困，并且已经在整个美国政治与经济体制当中被边缘化了。
在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美国北方地区和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地区，当地对于财富的要求不同的是：来自于盛产粮食的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农场主的政治反对呼声轻松地迅速反映到了美国国家政治当中。这些农场主的政治呼声导致了对货币进行通货膨胀的提案、规范铁路运费的提案、为销售商品粮作物提供政府设施的提案。所有上述这些呼声都成为人民党全国政治纲领当中的重要部分，这也同时吸引了来自于南方的佃农和贫穷的小农场主的广泛支持。至起码，这就是区域间的联盟基础——这种地区间的联盟在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相交之际的最后数十年当中反复的出现。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广大农场主对于市场交通和公共设施的高度关注要么对于北方的工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要么，在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农场主对黄金本位制的满怀敌视态度的问题上，可能会威胁到北方工人在产业扩张当中所享有的利益。
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基础的重合使得对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广泛要求难以浮现，因为它们以地区为界限对于经济精英阶层和社会下层阶级作了区分（参见表８·２）。在美国北方，共和党代表着工业与金融街的精英人士的利益，而民主党则借助于外来移民工人和自耕农的力量。然而，在美国南方，共和党通过同新解放的黑人与贫穷的山区白人结成政治联盟，而种植园主的精英阶层则主宰着民主党。这种地区交错倒置的阶级路线使得反抗阶级的呼声要想在国内政治当中出现成为不切实际之举，因为，任何对于经济特权的政治攻击都只能通过牺牲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至少一个政党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来得以实现。
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政党体制反复地向全国的选民展示出国民经济发展中三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共和党所主张的主流观点就是维持国际黄金本位制、关税保护政策、以及放任的国内市场，从而向选民展示出极端无情的政策：一个对于工业化发展的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极具有吸引力的将南方地区的社会财富通过跨地区的财富重新分配到美国北部地区的政策。就这一期间的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而言，共和党全国政党仅仅认可南方的黑人所提出的选举权要求（并且，当时对于这些政治要求所做的也仅仅限于多口惠而实不至之举）。和共和党人也差不多，民主党也在总统选举当中支持黄金本位制（直到１８９６年才发生变化），但是反对关税保护政策和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对于产业扩张所提供的支持。恰恰相反，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支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南方外向型棉花经济并且认可美国为欧洲（特别是英国）纺织品生产提供原料供应的角色，以及作为国内外消费制成品的消费者地位角色。因此民主党所设想的国家发展政策主要是提高美国国内以及与其他世界经济之间的跨地区贸易，这种政策对于商品出口的南方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地区非常具有吸引力。民主党全国政党在对于群众所提出的财富要求认可程度之上要远远超过了共和党，特别是在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该党与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自耕农和东部地区的产业工人结成联盟以后，情况尤其如此。
代表着农场主的第三党反对党运动主张货币通货膨胀，坚决反对黄金本位制，第三党比其他的政党更加主张全面规范公司的兼并行为与运作管理，极少提及关税政策，并且提议政府干涉农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环节（特别是仓储环节、商品交易环节、和交通运输环节）。作为一项全国政治纲领，上述政策对于以商品粮生产为主的美国西部地区最为认可和具有吸引力，对于出产棉花的南方地区同样也具有实质性的吸引力。这是唯一的一种充分地将大众对于财富的呼声吸收进入一个更为广义的国家发展政策的国家发展观点。
由于保护性关税政策如此清晰而又彻底的将社会财富从农业经济领域当中重新分配到工业经济领域当中，从美国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到美国北方地区，关税保护政策一直是国内政局当中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黄金本位制之所以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该项政策同样将社会财富从资本进口的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重新分配到资金实力雄厚的产业制造业地带。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派别强调将通货膨胀作为纠正地区之间贸易条件的手段，几乎是通过变戏法的手法，将美国南方地区的佃农和美国西部地区的自耕农一起团结到这场反对党运动当中来。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团体出于进一步地扩大这次反对党运动的全国阶级基础的希望，同时也向美国北方地区的工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劳工议程。然而，由于北方的工人将白银和绿背美钞都视为对产业扩张的威胁，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黄金本位制。基于上述理由，产业工人最初反对的是人民党，后来当民主党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领导之下，举起了人民党的政治主张旗帜之后，产业工人开始反对人民党。仅仅依靠与佃农和自耕农所组建起来的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政治联盟基础是无法长久的——特别是在科隆待客（美国金矿地名）爆发了罢工运动和自从南非兰德开始（世俗的社会）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以后。
因此，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甚至是在面临着激烈的政党竞争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专注于国家经济发展？答案是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政策、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这三项政策的运作，在地区之间持之以恒地进行的、上述各种引人瞩目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工业化革命虽然打着全国政策的幌子，其实质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地区性政策。例如，这种以地区性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政策使得共和党宣布自己为促使美国国家繁荣的代理人，而与此同时将工厂工人所提出的普遍要求予以移除（否则会损害产业发展）。然而，尽管其复杂而有效的设计，这个制度更为主要的是一种对于民选政治当中的机遇与要求所作出的回应，而不是体现精英意图并由精英操控的政治产物。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兼收并蓄
类似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那样复杂的政治体制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一些基础因素及其衍生问题作出总结就可以轻易归纳出来的。冒着过于简单化的（确实具有相当的风险）毛病和可能对实际情况进行扭曲的风险，可以就美国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兼收并蓄作如下概述：
（一）有鉴于其规模和多样性，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极端的不平衡。这种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成为导致南方分裂主义的兴起与南北内战的爆发的主要因素。反过来，联邦在南北内战当中所取得的胜利又为地区经济的冲突（在各个地区有效地接合进入全国经济的情况下，进一步地将美国南方地区从全国经济当中孤立出去）涂抹上了一层政治的色彩。
（二）基于当时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美国的政党体制深深地植根于在工业化的美国北方地区与棉花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地区之间的跨地区财富的转移所引发的争端当中。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因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促进了美国东部产业地区的资本投资和生产提高，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支持共和党所主导的国家发展政策。
（三）由于美国主要政党的组织方式导致两党的阶级基础分别位于处于对立状态的美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因此两大政党均很少触及来自于南方的棉花种植园当中所提出的财富分配要求，或者是北方的工厂车间当中所提出的财富分配要求。通过把这种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排除出了民主政治以外，这就是产业罢工很少影响到全国政党竞争的政策基础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的对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大众呼声使得获得解放的黑人与共和党全国政党结成了一种不干不净的联盟：以美国北方对于黑人政治权利的支持换取南方黑人对北方工业化政策的支持。在这种框架以内，两大主要政党都极大地忽视了为了南方的棉花收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当西部地区的农场主针对市场的政治和生通过西部各州的党组织进入到美国国家政治当中的时候，这些政治要求对于全国政党的政治纲领的影响微乎其微。除了布莱恩领导之下的民主党人以外，两大主要的政党均未能解决这些民意呼声，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反对党派将两大主要政党在乡村周边地区的选民基础吸引过去，伤及了两大主要政党的元气。
（五）最后，所有上述因素再加上主要政党体制的地区性的组织因素，使得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的正式的民主机制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或多或少地得以兼容。主要国家发展政策的特色、各种不同体制的集合特点、各个政党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使得让公民在自由的对产业领域当中的财富快速积累提出质疑的同时，而不去阻止为企业扩张与兼并而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本潮水。
因此，较之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美国的工业化展示了一个选举民主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兼收并蓄的最为突出的案例。决不是仅仅因为围绕着收入分配份额、财富、以及资本的投资流动方向之上并没有发生斗争；决不是仅仅因为选民看不见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注意到自身所承受的阶级压迫；决不是仅仅因为中央政府插手进来对反对党运动进行了镇压；而恰恰是因为美国国内极为不平衡经济发展影响了政府政策，政党的政治联盟通过这些政府政策使得跨地区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成为美国政治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洞悉了主流的“自由主义”（译者注：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主张放任个人自由经营、建立自由市场体系和金本位制）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学者们倾向于将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或多或少的视作为理所当然之事。持有这种见解的学者的著作常常倾向于忽视：工业化革命进行期间，工业化对于国家统一以及地区之间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格局所带来的真正威胁。恰恰相反，他们所批评的美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之处——未能发现成功地镇压美国南方的分裂主义和创造一个不受地方壁垒限制的统一国内市场事实上是真正伟大的成就所在。此外，他们也往往倾向于引述诸如全民教育与宗教宽容这样的政策，或多或少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当中应当汲取的成功经验。尽管全民教育和宗教宽容的确是良好的政策，他们绝不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历史当中应当汲取的唯一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经验。恰恰相反，除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兼容并蓄之外，美国美国工业化经验当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大量的将社会财富从南方的农业重新分配到北方的工业当中以及对美国社会当中的下等阶层进行残酷的镇压。尽管成功地将充满活力的民主机制与飞速发展的产业革命兼容并蓄的确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成就，美国工业化革命的结果充分地证实了其并非完美无缺。

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七章）

第七章　关税保护政策和共和党

关税保护政策作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引领性政策，是共和党结成政治联盟的核心要件，正是关税使得直接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制造商从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利益。然而如果仅仅是只有这些制造商能够从关税保护政策当中获得利益，还并不足以从政治上支撑起关税保护政策。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将一些精心选择的农产品也纳入保护范围，关税保护政策极大地扩大了其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向海外大量的出口粮食、棉花、以及其他的农产品，因此，能够被列入到关税联盟保护范围清单的农产品非常有限，生羊毛位居榜首。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对于糖的需求非常强劲，可以承受对于糖所征收的高额关税，因此，糖类关税为联邦提供了大量的岁入来源，并且，在时不时的情况下，还经常吸引路易斯安纳州的国会议员加入到关税保护政策联盟的支持者队伍当中来。
反过来，来自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所得的岁入，起到了支持一个庞大的联邦退伍士兵抚恤金体制的作用，自然，通过这些联邦退伍士兵加入到共和党的庞大支持者队伍当中来，进一步地扩大了关税保护联盟的声势。关税保护政策和联邦抚恤金政策的结合进一步地支撑起了共和党在产业制造业带的主宰者地位，给予了美国的工业化革命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者风格。此外，通过将关税保护的联盟进一步地扩大到西部平原地区，联邦抚恤金制度可能延缓了、并且最终削弱了西部地区对于美国所选择“黄金本位制和关税保护”的发展道路的反抗。“象射击一样投出选票”，曾经为南北内战而战的联邦退伍士兵再次出战，不过，这一次是为了抚恤金优待和美国北方工业化革命而战。最后，通过提高国家岁入，关税保护政策确保了联邦公债的本金与利息支付：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年景当中，海关关税为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总的说来，共和党所管辖下的关税保护联盟将众多相互关联的政策集合体融为一体，最初想要保护新兴产业经济领域的冲动深深地植根于一个外延广阔的、包括美国国家政治与经济当中广泛分布的社会团体在内的联盟和社会分工机制当中。在这一植根过程当中，关税失去了它作为一项国家经济政策本来应当所拥有的和谐性，成为了美国东北部地区和大湖区沿岸地区性的工业化发展的一项政治工具。鉴于关税所扮演上述角色以及其他角色，关税保护政策同时也就成为了共和党发展政治联盟的政治基础。关税当然能够造成经济效果，其中一些效果还非常重要，然而，保护性关税政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政治效果：通过共和党所组建起来的较为庞大的政策集合体进行运作。
关税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
关税在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当中发挥着协调作用，同时也决定着什么样的商品以及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进入到美国消费者市场当中。有鉴于此，关税可以成为一项主导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歧视性工具。假如以外向型为主导，海关关税的放松能通过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彼此国内市场之间的融合程度，用来强化政治联盟。相反，提高关税壁垒可以用来排斥利益与扩张主义者的倾向与美国利益相冲突的竞争者。诸如此类的可能性倾向于使得关税政策和贸易关系通过将国内市场从属于国际权力政治当中，使得经济色彩相对较淡，而更富有政治色彩。然而，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关税体制主要是以内向型为主导，外向型的政治在外部市场关系的进程和决策建设当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作为一项政治家对于国内需求的反应机制，关税机制几乎完全是冷冰冰的经济属性在起着主导作用。通过精心的计算，最为直接影响到各自市场的特别关税进程以及数以百计的单项税务所组成的关税混合曲的优劣长短，从而对不同产业的地位、各个经济领域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位置、以及不同地区的发展命运作出决定。从单项关税进程的观点来看，诸如此类的盘算是比较简单的。赶上了关税保护潮流的生产商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可以为受到保护的产品生产出替代产品的生产商也能从中获益不浅，不过这种获益程度地确定性和完整性就没有前者那么高。那些将受到保护的产品作为各自生产运营原材料的经营商明显地处于不利之中，有时候，假如他们无法用不受保护的替代产品予以替代的话可能会遭受比较严重的损失。此外，每一个人的收入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比较性的损失，这种损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消费多少这种受到保护的产品。当时和现在一样，假如某种商品在国内经济当中大批量的生产，则往往集中于一些数目相对较小的产业或者数量较少经济领域和地区之内，而产品责任则倾向于广为分布但是却相对较小。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反复注意到的，这种利益的高度集中和责任的广为分散促使利益集团形成组织以及他们的立法游说组织化。从上述观点看来，保护性关税政策远比其他十九世纪晚期的政府政策更能促进美国商业朝着具有政治组织形式特点的工商业联盟形式发展。这些组织及其单个会员在关税修改成为一个极为关键的政治可能之时，常常组织上千人去国会请愿并且提供证词。他们的要求进一步地强化关税政策构建的国内观点和各种利益的识别与保护的经济观点。鉴于各种利益在中央政府之前的动员组织方式，人们可以预期政治家们通常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以及不同的地区分别扮演独立的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在选民或者其他方式的作用下，影响到这些政治家的行为举措。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政策构建方式的模式就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过程，在进行过程当中，单个国会议员在除了最后通过阶段以外的其他每个阶段当中分别代表不同的私人利益。在最后通过之时，由于不同国会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数以百计的单项议程几乎无法形成一个总结方案，此时对于政党的忠诚就高于这些各自不同的单项议程，国会议员们通过紧紧跟随各自所属的政党形成简单的联盟，避免了复杂的经济利益盘算。上述诠释解释了关税保护政策所组建起来的混乱过程和极为明显的、几乎带有仪式风格特色：不同政党在最后通过之时所形成的泾渭分明的不同政党分支。
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政策所进行的国际化解释或者发展性解释的说服力明显颇为牵强。这种解释方法接受了当代“萌芽产业”的观点，认为当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掌握在外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商手中之时，关税保护起到了促进了美国经济内部的制造业扩张发展的作用。该种观点认为，假如没有关税保护政策，由于英国的生产制造商渗透进入美国国内市场并且依据自己优势重塑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扩张速度将会比实际发生的速度慢上许多。此种观点认为不同国家却拥有统一的利益表现形式，各个国家与外国竞争者相比所形成的相应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
这种国家利益被视为国内政治的一块巨大磁石，决定着关税政策构建的结果以及其他的发展政策，至起码在国家政策并没有因为外国的一种或者其他种的干涉方式而受到国际竞争的情况下，情况确实如此。例如，通过保护美国国内的市场免于受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当中的主要列强的竞争，同时允许当时世界的列强——大不列颠帝国来提供必需的国际安全所需，从而使得美国可以专心专注于国内的工业化发展，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关税政策充分地利用了美国在上述世界格局当中所处的位置。总的说来，通过允许大不列颠帝国承担其维护国际市场秩序和稳定性的军事费用，美国充分地利用了其与大不列颠帝国之间的贸易协议。
在上述案例当中，关税政策非常复杂的政治构建所呈现出来的分析性问题被简单的仅仅认为是一种细节而已。恰恰相反，这种观点将国家利益解释为一个带有历史性的明显政策目标，各个政党必须为这种政治混乱承担具体责任。因此，即使是面临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包括民主党在同时掌握了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时候，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拆毁或与关税壁垒的情况下，上述观点仍然坚持将保护性关税政策仍然预先认定为必将生存。这一种解释学说振振有词的方面就在于：貌似理由充分然而却比较简单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利益模式。然而，这一模式所取决于的几个假设模糊不清：首先，这种解释所展示出来的一些国家利益概念看上去好像存在着一种全球公认的政府政策的纲领；其次，当所有的单项议程均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运作其实鼓励了美国的工业化发展。
第三种解释学说认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是强劲的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关税保护政策毫不相干。就这种学说看来，政府政策毫无意义，这不过是现代商业企业扩张的一项障碍而已——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公司的正式组织只需要稍作调整，完全不受这种经济障碍的影响。就该种观点看来，保护性关税政策只不过是体制内部所发出的噪音，导致公司在决策当中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来源，但其影响也仅仅停留于如此。在这种解释学说的屏幕上却从来不会出现政治考量。政府政策是如此的不重要，以至于这种分析既没有采取合宜的正确手段组建，同时也没有暗示美国政治在一种强有力的动力作用下，没有采取严重限制国内公司选择道路的政策。
上述这三种解释学说可以分别地表现。由于第一种学说强调单个产业的分散游说活动，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观点模式。这种观点的长处在于对关税作出政治方面的考量，这种观点也完全忽视了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且鉴于这种疏漏，同时也忽视了外部联系和发展所造成影响。即使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包括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过程当中，一个政党几乎结成一致的支持保护而另外一个政党却站出来反对的问题没有能够加以解释。尽管关税政策是主要政党竞争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争端，有鉴于“利益集团”观点不够明确地对数以百计的单项议程影响作出总结解释，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政党对于某个问题会如此的忠诚，就更不用说解释清楚绝大多数立法动员过程当中的政党所发挥的能量和影响力。
第二种解释学说被广泛的认可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变体。这种学说的强项在于该学说承认国内经济所根植于的世界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学说明确地承认外国政治和经济政策对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的影响力。然而，关税政策对于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被认为是为国际分析提供了必备的数据——首先，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坛人物认可并积极的影响国家利益，其次，因为保护性关税事实上鼓励了美国工业化发展。由于上述两种结果均为假定，并没有加以论证，关税政策对于国内政治或者是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绝大多数影响均未能得到研究调查。
鉴于最后一种观点在经济历史领域的主宰地位，可冠以“经济历史”的标签。该种学术观点的长处在于精确地解释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最终使得美利坚合众国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更为充足的发展优势。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分析，这种方法除了对事情加以解说之外，什么见解也未能提供出来。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商业企业崛起的先决条件的存在：未受到限制的统一国内市场、将产业运作当中所获得的利润予以保留并在国内进行再投资、动员广大人民支持上述二项具有美国经济发展特色的推动型政府政策。
接下来的分析间接地使用了上述所有三种方法，然而这种使用往往仅限于提供用作支持的陪衬物，极少作为支撑性的分析。例如，利益集团的解释方法倾向于将所有对关税保护的政治要求视作为与国内经济的大致经济规模相当的实体之间所组成的联盟相关或者是重要的相互作用因素。基于上述原因，各个政党之间的联盟被解释为“自下而上”利益集团组建办法，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仅仅取决于当整个关税法案被认可或者被拒绝的最后考量阶段。这种解释学说的问题在于：无论关税法案的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多大，并非所有的关税议程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地位。例如，钢铁是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联盟的最为核心所在。每一次共和党在组建一项新的关税之时总是从这些具有高度的关税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议程开始，然后再扩充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当中。然而就工业保护自身而言，根本无法吸引到足够确保最后通过的立法支持。为了将代表着美国国内具有主宰地位的农产品制造商的国会议员组建成一个联盟，共和党人将生羊毛的保护也纳入了关税保护的范畴。如此一来，关税保护的政治联盟被扩展到了西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然而这明显影响了羊毛制造商的竞争地位。反过来，共和党人为羊毛制造商的生产提供了补偿性的保护。
关税保护并非是关税政策如此引人注目的唯一原因。绝大多数的联邦政府岁入来自于海关关税，而绝大多数的海关关税又来自于糖的关税安排议程。反过来，来自于海关关税的岁入当中，最大一部分的收入费用被用于联邦退伍战士的退伍抚恤金，从而将关税保护联盟国际进一步地拓展到了美国北部与西部地区。所有在关税政策与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些关系均被国会的领导及时地预先确定，因此甚至在委员会开始具体考虑一项关税改革之前，绝大多数的最终考虑结果早已预先注定。就上述意义而言，由于共和党试图在一项极为类似同时又保持一致的政策模板当中寻求联盟内部各个势力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民主党则通过吸引上述势力集团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势力集团加入到自由贸易的阵营当中从而实现破坏共和党所组建的政策联盟的作用。毫无疑问，许多关税议程都是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施加影响所获得的结果，然而所有上述关税议程的核心框架绝非完全是政党所领导的极具有意识性地构建结果。从极具有真实意义上而言，即便许多关税议程都是由国会委员会的某一位成员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因此，共和党还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创制出并且管理了一个国家发展政策联盟。
然而，尽管关税政策支持着共和党的发展政策联盟，关税保护并没有直接的促进美国的工业化发展。例如，关税政策之所以广受政治集团欢迎的绝大多数原因在于相当实质性的偏向于绵羊饲养支持者和联邦退伍士兵提供支付款项，从经济上而言，这些措施明显与产业扩张毫无任何关系。事实上，这些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款项应当被视作为为了获取对于工业性关税保护所支付的净支出。并且，许多关税产业关税议程本身影响就是未决的。例如，铁路钢轨的高额关税限制了美国铁路网络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基于所有上述理由，这种想当然的认定关税保护加速了美国工业扩张的观点至起码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最佳的论证案例就是将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棉花带种植园主的收入重新通过关税保护分配到美国北方地区的工厂，因此促进了产业公司保险箱中的资本累积。尽管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毫无疑问地加速了美国东北地区以及大湖区沿岸地带的产业化发展，然而，这种财富通过关税的重新分配对美国南方的经济相应地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由于关税政策作为一项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几乎完全缺乏内在的协调性（不同产业获得关税保护或者干脆地暴露于国际竞争当中的背后原因主要在于这些产业对于某位国会议员或者的影响力，或者他们这些产业在共和党所组建的政治联盟当中是否具有显要地位），保护性关税对于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或者是人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然而，通过关税保护美国的产业避免外国的竞争，美国西部的农业出口地区以及（特别是）美国南方地区被迫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购买工业制成品，而与此同时却要接受由世界市场上开放竞争所决定的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在这种关税政策的管理之下，贸易条件对美国的南方与西部地区严重不利。通过牺牲农业经济领域的利益，源源不断的重新分配来的财富支持了美国的工业化革命的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假如没有关税保护政策将财富重新分配作用，情况很有可能并非如此。然而，关税政策是一项零和游戏，在这项游戏当中一个地区的损失就是另一个地区的盈利。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自于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希拉里·赫伯特一针见血地描绘了关税保护所造成的后果：
假如美国西北部与南方地区的农场主认真思考下列事情，他们将会明白为什么在美国会有如此之多的富有制造商：他们用成堆的金钱塞进了腐败的政治竞选基金当中，他们在美国所享用晚餐当中的美味珍羞足以让全世界为之失色，他们做的装饰豪华的马车招摇过市于欧洲的收费公路，他们在苏格兰和莱茵河畔都租下古代城堡，他们在世界上最为伟大的雄心壮志彻底抛弃了美国人民的朴实作风：看上去似乎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花天酒地的贵族所留下的数不清的后代，而所谓的贵族后代也愿意用自己尊贵的称号换取愚蠢美国妇女的财富。来自于美国西北部和南方地区的农场主也将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众多的挣扎于贫困线上的农场主。
因此，任何关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从保护性关税政策当中所获得的收益的计算结论都必须，将产业制造业带从保护性关税当中所获得的收益总额减去美国南方和绝大多数平原与西部地区所受到的损失，方可计算出结果。尽管诸如此类的计算将颇为困难并且极具有争议性，在最具有合理性的假设条件下所获得的结果有可能是负数或者，至多为零。毫无疑问，关税保护下的美国北方工业化发展受益非浅——事实上，这也是关税保护政策直接目的所在。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观点学说只是简单的以为美国从关税保护政策中获得了直接的益处，这种方法明显只是从美国北方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来考量美国国家的利益，这种认定结果明显的未能从政治角度分析十九世纪晚期关税政策。反过来，只有诸如此类通过联系地区发展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方能避免从保护性关税的运作当中所得出的假设利益。
就国家发展政策的概念而言，关税政策绝非这一政策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保护性关税政策是支撑共和党在民选政治当中大显身手的主要支柱。反过来，共和党成为黄金本位制和不断扩张的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坚定政策支持者。后面这两项政策远远没有关税保护政策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然而对于美国的产业化扩张来说却更具有中心的核心地位。通过共和党的精心运作，尽管关税政策自身所带来的经济贡献尚不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关税保护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防波堤坝。事实上，关税政策缺乏经济方面的“表现测试”意味着该项政策可以交由国会决定，而与此同时，一些与黄金本位制日常管理有关的、更为重要的、突出的经济政策与放任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司法判决则分别成为与大众呼声更为绝缘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所承担的责任。
然而经济学家所假设出来的这些机构所分别创建与实施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正是通过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赋予了上述这些不同的机构这些职责。只有在历史学家们没有将关税政策盲目地从政党政治当中孤立出来，而是从美国的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政策当中出发，强调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模糊影响之时，他们才是正确的。虽然关税政策本身对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并非必须，然而，作为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政策联盟组建的基石，关税保护政策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就上述意义而言，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了美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张以及国际黄金本位制维持两大政策的基础性政策。
因此，经典的经济问题——究竟这一时期的高关税政策从严格地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是最终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美国产业当中的特定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扩张——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出发，保护主义思想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元素。之所以作出这种结论是出于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保护性关税政策将农业经济领域当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到美国的工业当中，从而在没有严重的依赖于外国资本而是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是一个美国的企业早期及随后就开始采用现代商业模式的一个促成因素。此外，保护性关税政策为联邦政府提供的岁入可以用于联邦退伍士兵的军队抚恤金当中。在共和党众多的政策当中，上述这些抚恤金进一步地扩大到对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支持，并且通过吸引众多的选民团体（他们本来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些政策）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基于上述理由，从发展性的眼光来看，对美国产业所提供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不应当从共和党所提出并加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孤立出来加以考虑。此外，无论关税对于美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多大的直接影响，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说，这些影响也许在这一期间的早期来说更为受到欢迎，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这种欢迎的热情程度明显消退。作为一项支持共和党政治联盟——美国经济扩张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言人的因素，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并驾齐驱（需要牢牢记住，保护主义思想对于政治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其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十九世纪晚期的国会联盟和关税立法
尽管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保护政策是一项经济政策（因为它保护美国的产业免于受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关税保护政策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管理政策。关税保护目标并非是简单地在美国市场上排斥所有来自于外国的竞争，事实上也并不可能排除这种竞争。因为关税是如此明显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因为美国两大政党的社会经济基础几乎完全被关税保护政策将选民区分为赢家和输家，关税改革总是在国会的政治议程当中的某个地方。然而，因为关税政策是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两大政党的竞争当中，因此只有在两大政党当中的一个政党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和总统职务之时，对于法律的重要修改才成为可能：１８９０年的麦金利关税法、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以及１８９７年的丁格利关税法都是在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同时控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时候通过的。
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１８８３年的关税法，该法通过之时正值美国两大政党分别控制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与总统一职，而民主党人则控制了参议院。然而，由于参议院总是在两大政党主要政党之间密切的平衡，以至于对于参议院的实际控制实际上在国会最后那一天交给共和党人，而就在这一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关税法。只有一届国会，第５６届国会（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１年），使得共和党同时成为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还控制了白宫，然而那一届国会却未能通过对于关税的修正案。不过，该届国会之前第５４届国会当中丁格利关税法刚刚制定，共和党人没有理由来改变议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八届国会当中只有一届国会在政党分别控制情况下成功的修订关税法，并且正如前面所已经讨论的，这一例外极好地证明了这一规则。
从关税政治的角度出发，十九世纪晚期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就是克里夫兰总统于１８８８年对于关税保护政策所作出的正面攻击。在１８８８年以前，国会当中的绝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反对关税保护政策，然而他们对于民主党的忠诚却并没有得以实施利用。当克里夫兰总统对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作出正面攻击以后，民主党人将限制关税作为一项政党原则，特别是在国会众议员当中。尽管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轻易透支，克里夫兰总统对于关税政策的功绩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指导民主党反对保护性关税，以共和党人一直以来支持关税保护政策的力度去加以反对同一项政策（比较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的政党比例）。除了民主党一栏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性日益增加，这两个时期所反映的投票格局非常类似。
在大重建尾声到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相交之际的这一期间，对于关税政策的八次正式修改进入了国会众议院的投票程序当中（参见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第一次对关税的试图修改发生在１８７８年，当时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对于工业制造品所征收的关税予以限制的提案。这项提案当中的限制关税法案给羊毛产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该项提案通过放开地毯与布匹制造行业，让上述两个产业制造商直接面临来自于英国的竞争，可能会完全摧毁这两个行业。然而，由于国会参议院和行政机构掌握在共和党人的手中，这项关税修改等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实际情况就是，众议院废除了将这项法案予以实施的条款，甚至在对该项法案进行投票表决通过之前就已经将这项动议彻底推翻。当时，在来自于费城的塞谬尔·兰德尔的带领之下，将少数美国北部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带入到了共和党的阵营当中，为挫败该项法案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费城是美国羊毛产业的中心所在，假使该项动议被通过很有可能摧毁费城的羊毛产业。作为被多数民主党选举为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兰德尔是一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的反对使得本届国会的关税改革方案（尤其是他同一个党派所提出的关税改革方案）彻底流产。
国会对于该项法案的考量从几方面来说比较典型，特别是羊毛产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民主党所承受的、来自于美国国内较为发达地区的贸易自由主义压力。共和党通过管理看上去有一些偷工减料的、围绕并且支持着保护关税政策的政策集合体——至起码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政策集合体内部互相支持的各种元素非常容易分别受到攻击。事实上，七位共和党人，几乎全部来自于乡下偏僻的国会选区，脱党以后加入到了民主党反对这项法案的阵营。然而，民主党试图利用潜藏在共和党阵营当中的不同政见者集团的努力最后所得出的效果往往是恰恰相反：导致了深藏于民主党内部、特别是在棉花出口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工业地区国会选区之间的势力集团脱离政党，扑向共和党的怀抱当中。
１８７９年恢复黄金支付以后的数年当中，来自于关税所得的大量的国库岁入推动着联邦国库远远地摆脱了财政赤字的困扰。尽管背负着庞大的联邦债务（这些债务为多余的国库岁入提供了一个“排水槽”），所导致的预算盈余让共和党人颇为难堪。切斯特·阿瑟总统提议创建一个委员会“全面的研究美国农业利益、商业利益、贸易利益、制造业利益、采矿业利益、以及工业利益，以及其他一切与建立一项明智的关税政策或者与修改一项现行的关税政策所必需的相关问题，以便在能实现让各种利益能够获得公平机会的标准之上建立与修改关税政策。”阿瑟总统任命了九位成员加入这一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会成员都分别代表着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联盟当中的某种力量。羊毛制造商全国协会的秘书，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约翰·Ｌ·海斯被任命为这一委员会的主席。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制造商小亨利·Ｗ·奥利佛，全国羊毛生产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伊利诺伊州绵羊养殖者奥斯汀·Ｍ·格兰德，路易斯安那州糖工厂厂主邓村·Ｆ·坎特也分别加入了这一委员会。至于说到党派代表，阿瑟总统挑选了三位前国会众议员加入委员会。共和党代表是来自于俄亥俄州的贾克伯·Ａ·安富勒，他同时在一家铜导线和钉子公司和一家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阿瑟总统挑选了两位前南部邦联退伍军人作为民主党的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佐治亚州的律师约翰·安德伍德，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Ｒ·波特乐（他曾经是绰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幕僚之一，后来在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担任了邦联国会议员）。两位政府官员（其中一位是国家调查统计局的统计员，另一位是纽约海关的官员）也加入到委员会当中，为委员会提供技术建议和支持。尽管据称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均支持“关税保护的原则”，最可能反对保护性关税政策成员极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南方邦联那一段历史的委员会成员。从这一委员会的成员背景资料来看，明显缺乏政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联邦中央政策的经济基础。
委员会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份提交了报告，正好赶在第４７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开始以后的时间。本届会议在１８８２年的选举结束之后、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于来年三月份正式担任职务之前举行，本届国会的议程是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国会议程。关税改革的问题非常复杂，有时候涉及到令人困惑的立法考量，牵涉的问题方方面面，诸如参议院是否可以根据联邦宪法提出一项关税法案等问题，关税改革与国内税收制度的修改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通过废除一系列的国内货物税，几乎所有的限制税收措施均被采纳，尽管烟酒税仍然予以维持。关税税率尽管经过多方修改，仍然颇高。正如航行在夜晚的船只一样，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极端保护主义者脱离了他们的党组织。在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威廉·麦金利带领之下，１３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反对通过会议报告，在他们看来修改以后的关税标准实在设定的过低。七位国会议员代表着俄亥俄州的国会选区，而其余四位国会议员则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国会选区。然而，上述国会议员的投票被民主党内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兰德尔所带领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投的１６票支持通过该会议报告的投票给抵消了。其中有１２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分别来自于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上述这种变动情况可以从新的关税议程的构建过程中极大地得到解释。尽管该项法案对于羊毛制品降低了关税，所设定关税税率仍然是非常之高，足以对来自于外国的竞争构成关税壁垒。更为甚者，羊毛关税议程的其他修改增添了关税的保护主义影响：正是上述这些修改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兰德尔和他所领导的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会对这项新的法律表示满足。从另一方面来看，新的关税议程对于生羊毛和钢铁铁轨的过高税率的限制预示着为国外的生产者向美国市场提供产品打开了新的大门。尽管诸如此类的修改最终显得并不重要，该项议程仍然为外国竞争提供了一项颇为有效的关税壁垒，新制定的法律所设定的较低的税率部分足以解释为什么俄亥俄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投票反对该项法案。
１８８３年刚过不久，关税法案即被签署成为法律，第４７届国会与共和党在国会众议员当中的多数议席也随之成为了历史。在新一届第４８届国会当中，民主党国会议员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多拥有大约８０个议会议席，他们立刻开始加紧工作，准备作出自己的修改。支持他们如此干劲十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联邦持续的预算盈余。然而，此时的共和党人同样在国会参议院当中占据了多数议席，阿瑟总统也仍然在担任总统职务。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无论民主党国会议员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取得什么重要的成果，一旦这些成果离开了众议院就注定会遭到失败的命运。
正如各种方法委员会向国会议席所提交的报告，民主党的关税修改方案非常简单。三种商品的所有关税（盐、煤、木材）未完全删除。象酒精、丝绸制造产品的征收关税未作任何新修改。对于棉花产品（４０％的进口关税）、羊毛制成品（６０％的进口关税）、金属制成品（５０％的进口关税）分别设定了最高限额。除了上述这些例外之外，所有的关税都被限制为现行关税８０％的标准，附带条款就是，任何一项征收关税均不得低于１８６１年莫利夫关税法所设定的相应的关税议程。因此，此次建议的修改关税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关税作出全方位的、“一律平等的”关税限制。兰德尔此时已不再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在民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当中，来自于肯塔基州的约翰·卡斯列，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对关税保护抱有敌视态度因此符合本党派主流观点，被支持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而兰德尔则遭到了排斥。即便如此，尽管民主党国会议员在议员中占有多数议席，兰德尔以及他所率领的人马还是设法删除了该项法案的实施条款，从而将该项动议扼杀在摇篮当中。鉴于该项法案提出降低生羊毛、羊毛工业制成品、钢铁等关税议程，为支持兰德尔的４０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理由。绝大多数追随兰德尔的国会议员来自于新泽西州、俄亥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选区。
１８８６年，民主党国会议员试图再一次通过普遍限制关税对关税法案作出再一次修改。因为尽管所要废除的绝大多数关税是国内货物税，联邦政府的盈余仍然非常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当中，以至于共和党人在１８８４年的选举当中也承诺对关税作出限制。然而，克里夫兰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使得民主党人掌握了白宫政权，尽管国会参议院仍然掌握在共和党的手中，然而提出倡议权却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据各种方法委员会所提交的法案报告，该项法案将木材、生羊毛、盐以及其他的原材料收录于设定的免税范围的清单当中，并且对羊毛与棉花工业制成品以及糖的关税进行了限制。然而，兰德尔再一次的率领着他所领导的关税保护主义者起来反对该项法案。此次的关税修改几乎在一开始就被扼杀，由于议席拒绝将该项法案提交到整体委员会进行辩论，这项议案在议席即被扼杀。团结一致的共和党阵营当中又再次加入了三十四位民主党国会议员，三分之二的上述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自于新泽西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由于该项法案遭到挫败，兰德尔被本党派严厉批评，尽管他仍在国会众议院担任了４年的议员职务，这些批评和攻击却从未停止。
１８８８年，就在克里夫兰总统第一届任期行将届满的最后一年当中，民主党人再一次试图修改关税政策。联邦国库仍然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国库发现为了避免危及到金融体制的货币短缺，要将这些国库岁入快速的处理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克里夫兰总统现在决心和他的政党对关税议程进行一次根本的限制和修改，以应对上述挑战。在向第５０届国会所作的年度咨文当中，克里夫兰强烈地反对关税保护，同时引述了限制国库岁入的需要以及公平和效率的传统自由贸易原则。众议院议长卡兹列将各种方法委员会八个职位当中的五个职位指定由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一位前南方邦联的上校，曾经在南北内战当中连续三次负重伤的得克萨斯州的罗杰·Ｑ·米勒担任这一职务。该委员会进行决定之时排除了共和党成员的加入，民主党人所提交的关税修改方案将原材料（最重要的就是生羊毛）纳入到免税的清单当中，根据具体的关税的价值提出了替代方案，并且对关税议程做出了普遍的限制。正当该项法案在议会议席展开辩论之时，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当中，克里夫兰再一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支持“早日将国会众议院正在讨论当中的限制国家岁入的法案予以通过”。十九世纪晚期的任何一项关税改革都必将经历冗长的辩论，１８８８年的关税改革法也不例外。在此次辩论当中，３００位国会议员当中平均每两人就有一人发表了演讲，总共１５０次演讲中足以让国会议员“向其选民证明他们的经济学识“。当该项动议最后进行投票之时，只有四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该项动议的通过，其中三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自于纽约，另一位则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德尔虽然反对该项法案，然而却并未出席投票。尽管克里夫兰和他的战友们永久性地摧毁了国会众议员当中的民主党高关税派势力集团，但是当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员对该项法案作出具有保护主义者色彩的修改之后，由于国会众议院拒绝考虑，该项法案还是半路夭折。
在１８８８年随后举行的总统与国会选举当中，关税问题成为选举当中的主要问题。在此次选举之前，州级别的政党政治纲领清楚地反映出了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所在——事实上，自从大重建结束以来，关税问题就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政治纲领当中的最为常见的政策要点，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双方对同一问题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立政治立场。然而，在两大党派的全国大会上，两党之间的主要差异显得并没有那么尖锐，并且在国会当中，甚至不同政见者也能为自身所在的党派包容。不过，克里夫兰对于保护关税的攻击使得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联盟当中的各个利益群体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积极行动。例如，在国会围绕着米勒所提出的法案展开斗争之时以及在随后的总统大选当中，美国钢铁协会总共散发了超过１，０００，０００份的“教育性“小手册。
尽管克里夫兰在１８８８年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票，在本杰明·哈里森所领导下的共和党人却通过赢得更多的选举人票最终走入白宫。尽管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场大胜，共和党人在控制参议院的同时，也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因此，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份召开的第５１届国会当中，国会两院与白宫均掌握在共和党人的手中。
哈里森总统立即通过向国会所作的年度咨文，呼吁对关税政策进行全面的修改，战斗由此打响。会议议程进行了一周之后，新当选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于缅因州的托马斯·利德任命了由两大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各种方法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八名共和党委员会成员当中就有六位代表着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的国会选区。另外两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分别来自于爱荷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威廉·麦金利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委员会当中的所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均不是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委员会中的五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就有三位所代表的国会选区位于前南部邦联地区，而另外一名国会议员则来自于肯塔基州。１８９０年四月，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在五个星期以后所举行的一项动议投票当中，除了一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外，两大主要政党的政治分歧在投票过程当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在参议员对该项法案做出了数以百计的修改之后，许多的修改都得到了众议员的认可，于是，该项法案于当年的１０月１日成为法律。
为了对联邦国库的仓库当中迅速累加起来的国库岁入作出限制，新的关税法案取消了对未加精练的糖所征收的关税。糖类关税议程一直以来比其他的产品关税为国库提供了更多的国库岁入，然而，本届国会现在通过采用联邦政府的补贴来取代美国国内的糖制造商以前所享受的、使得他们免于外国竞争的关税保护。这一项改动使得糖在联邦分户帐上由债权人一方一下就跌落为债务人一方，因此证明了，至起码就国库岁入的原因来看，对于其他支持的产品保护关税为进一步地加强了。此外，对于镀锡的盘子所征收的关税被有意抬高了。由于以前美国经济当中并不存在对镀锡的盘子进行制造的产业，直到最近这种产业才在美国经济当中开始出现，受到这种新兴产业的影响和刺激，通过将计划发展的全新经济领域纳入到关税保护的视野当中，这种改变非常清楚地扩展了对于新兴产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范畴。尽管这一次关税改革仅仅局限于来自于海外进口的糖、糖蜜、咖啡、茶叶、兽皮，共和党人也发起提出了一项互惠贸易政策，通过贸易双方互相削减关税，这项政策可以用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市场进入资格。许多的农产品也首次的进入了关税保护的清单范畴，由于这些农产品关税影响仅仅局限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区的贸易，因此这种关税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麦金利关税法立刻成为当年秋天的国会选举当中的主要问题。零售商们通过广告大肆宣传，鼓励消费者抢在新的关税迫使零售商不得不抬高价格之前抓紧“购物良机”。零售商们的这种做法等于顺便强调突出了新的关税对于消费者所造成的负担。作为一种市场策略，这种宣传无疑是极为有效的，然而，这种宣传同时也等于为鼓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人做了一次免费的政治宣传广告，因此，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无论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昔日高高在上的共和党人如今成群结队地摔了下来，结果导致在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当中仅仅占有四分之一多的议会议席。然而，由于共和党人仍然牢牢地控制者参议院和总统职务，对于占据新一届国会大多数议会议席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而言，关税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１８９２年的大选当中，民主党人再一次地控制了国会众议院，这一次，参议院也掌握到了民主党的手中，同时，大选使得克里夫兰再一次的登上白宫的总统宝座。由于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与总统宝座，正如共和党人在１８９０年所利用的机会一样，民主党人这一次也拥有同样的机会来修改关税政策。来自于佐治亚州的查尔斯·克里斯普斯此时仍然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一职务，他任命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威尔逊担任各种方法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由于威尔逊在成为国会众议员之前是一名大学教授，无论是基于经济理论还是基于政治实务而言，威尔逊都持有非常强烈的自由主义贸易观点。
在接受派遣并且积极行动以后，威尔逊以及他所领导的委员会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向国会众议员提交了一份法案。这项新的关税提案将许多原材料纳入到了免税范畴清单当中，其中包括羊毛、铁矿石、煤、木材，并且对于许多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做出了限制。糖仍然保留在免税清单之列，并且在议会议席采纳了一项修正案以后，对于美国国内的糖类生产商的补贴将于１８９４年７月１日终止。此项修改将使得美国国内目前以及将来将要种植的糖类农作物因为暴露于外国的竞争之下而枯萎。另外一项修正案创设了联邦收入所得税，以为联邦政府提供新的财政来源。因为所承受的关税负担，即使是在进行关税改革之后仍然将不符合比例的降临于他们所在的地区当中，来自于南方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国会议员欢迎将收入所得税作为一项平衡联邦金融的调节责任。然而，美国东部资本充沛的制造业所在的国会选区极端激烈的抨击这项修正案，指责其违反联邦宪法云云。当国会最终于２月１日进行投票之时，在团结一致的全体共和党反对派当中又加入了１７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然而该项法案仍然轻松的通过并且呈交至了参议院。在１７位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均来自于富裕的美国东部国会选区或者是生产糖的路易斯安纳州国会选区。尽管他们未能在众议院挫败该项法案，但是他们在参议院当中的同僚们毫无疑问，在将一份注重实效的自由主义贸易法案修改成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关税议程（关税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比起共和党人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时所制定的那个版本略微要淡一些，然而骨子里仍然是一模一样的保护主义）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当中占有３７个议会议席，人民党人占有４个议会议席，民主党则占有４４个多数议席。在民主党参议员当中，两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将不会为任何对未加精炼的糖豁免关税的法案投票支持。一位来自于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包含收入所得税在内的法案；然而，人民党参议员将不会投票支持任何不包括收入所得税在内的法案。所以，来自纽约的这一票已经丢失了。另外一位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平静地坚持对该州的领先产业，特别是使用亚麻布制造的衣领和袖口产业进行保护——这是获取他支持该项法案的代价。而其他来自于阿拉巴马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则要求对于铁矿石和煤重新征收进口税。大约有１２位民主党参议员借众议院的该项法案之机，强迫要求恢复征收许多关税，其中包括未加精炼的糖、铁矿石、煤，并且要求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提高关税。生羊毛与木材仍然保留在免税清单之列。等到该项法案被重新发回国会众议院的时候，参议院增加了６００多项修改，几乎所有的修改在本质上都比原来众议院所提交的关税议程法案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７月２日这一天，在参议院最终完成对于该项法案的修改的前一天，克里夫兰总统在送交威尔逊的一封信件当中表达出了对于国会上院所完成的工作的极端失望。在得到克里夫兰总统允许以后，威尔逊随即将这封信件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之间委员会会议的冗长争辩当中予以发表。受到微妙而又复杂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制约，参议院通过了该项法案，参议院的与会参加人员未能将他们的修改予以删除，无论有多少严重的缺点，这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贸易法案。最后，国会众议院投降了，在未经修改情况下采纳了参议院的法案，所有６００多项修改被无条件地采纳和接受。克里夫兰总统在未经签字的情况下让该项法案成为了法律。
尽管因为参议院机会主义思想使得许多修改加入了威尔逊关税法，威尔逊关税法还是设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首先，废除了对于生羊毛以及一系列羊毛制成品的关税保护。然而，对于羊毛制成品的关税限制极为有限，以至于陶茨格描述民主党人对于羊毛生产商的态度像是“异常的温柔”。对于煤矿和生铁矿所征收的关税的确受到限制，但是却并不明显。钢铁铁轨和生铁关税议程也相应地降低了，然而正如陶茨格所指出的，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些关税限制几乎并未触动他们的保护主义色彩和影响。在１８８３年早期以及１８９０年的关税限制当中，情况亦是如此。真实的情况就是钢铁产业是如此迅速的崛起和成长，以至于不需要关税保护，随着这种趋势发展，共和党关税联盟当中的核心装饰体开始分裂。威尔逊关税法同时也限制了对于镀锡盘子所征收的关税，但是这一产业仍然受到保护。未加精炼的糖的关税再一次继续征收，因此对于生产商的补贴被取消了。这一修改使得制糖农业从联邦分户帐上的债务人再一次转变为债权人一方。最后，威尔逊关税法实施了一项新的联邦收入所得税以补充一些因为关税限制而损失的岁入。然而，最高法院随后即以违反宪法的借口将收入所得税予以废除。总的说来，新的关税法律适度而又前后矛盾地对关税作出了限制，然而，并未从实质上触动产业的关税保护。
在１８９４年所举行的选举当中，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和威尔逊关税法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正如民主党人因为１８９０年的麦金利关税法所赢得的巨大盛宴一样，这一次共和党人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然而，由于国会和白宫分别掌握在两党手中，在克里夫兰总统最后两年的任期当中修改关税的议程是没有任何机会可言的。然而美国两大主要党派在１８９６年的大选当中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共和党人在一开始就提名麦金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个重点主要华体加以强调；而民主党人则通过强调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吸纳了原来的人民党人，对于关税问题则一笔带过。尽管布赖恩以及他所领导的民主党人成功地将此次大选转变为一场不同的货币标准之争论，他们还是在选举当中失败。有鉴于共和党人在国会众议院当中占有大多数议席，并且实际控制者参议院，麦金利在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当中强调将关税政策作为共和党内创建联盟的基础，而黄金本位制则明确是公共必须政策。随着黄金本位制在美国政治当中稳定了它的地位后，共和党人随即将其注意力转向关税政策。数年以来，联邦预算持续于赤字状态当中，尽管赤字的幅度并不深。关税改革能够确保联邦国库不再受到预算赤字的困扰，因此，同时也能够使得对维持黄金支付的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和轻松。
麦金利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两天以后，召集国会进入一项特别议程以修改关税政策。在这项特别会议议程进行了四天以后，在来自于缅因州的耐尔森·英格丽所领导下的新任命的各种方法委员会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税法案。麦金利宣誓就任总统走进白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新一届国会刚刚召开两周的时候，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关税法案并将其呈交至参议院。绝大多数的人民党国会议员投了弃权票，此外有五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这一法案。在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由三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另外二位则来自于得克萨斯州，他们分别是被新法案对于糖和生羊毛保护关税所吸引而加入到投票支持的队伍当中的。每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都投票支持该项法律。当这一法案呈交国会参议院之后，金融委员会对该项法案考虑了一个多月之后，在随后的两个月当中在参议院的议会议席当中展开了辩论。在七月月初的时候，该项法案在历经９００多处修改之后被发回到国会众议院。正如在众议院中投票时一样，人民党参议员在参议院投票作过程当中也投了弃权票。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该法案的通过。参众两院都同意举行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的结果就是给现行关税带来了一次普遍的提升，此次提高远远地超出了参众两院所分别提出的法案。麦金利总统于１８９７年七月２４日签署了这项新的丁格利关税法，并于同一天，会议报告得到了参议院的最后认可。
丁格利关税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重新对于生羊毛加征关税。尽管对于保护羊毛制成品做出了相应的修正，生产商们激烈的强烈反对新的关税。由于之前的威尔逊关税法将生羊毛免税以后已经让这些生产商尝到了甜头，并且向他们证实了对于他们工业生产的最主要原材料所加征的关税是多么严重地影响到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整体竞争地位。和以前的生产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谈判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共和党人无法通过调整不同的关税议程来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然而，布莱恩在１８９６年的选举当中从山区各州所赢得的惊人的，有时候是压倒一切的支持又迫使共和党人必须对生羊毛提高关税。在上述山区各州当中，生羊毛关税是共和党人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最响亮回应。整体上而言，新的关税议程重新恢复了麦金利关税对于羊毛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只不过比原来的关税略为要高一些。就钢铁产业而言，新的关税法案同样也作出了重大修改。至于说到对于铁矿石、生铁、钢体铁轨所征收的关税，基本上未做任何变动，甚或对于钢铁铁轨而言，就其所征收的关税还下降了，有鉴于此，美国国内的生产商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外国的竞争者，新法案的这种降低关税办法使得这一经济领域仍然受到了非常良好保护。事实上，按照麦金利关税法所设定的标准，许多对于铁矿与钢铁的关税议程扩大保护范围有效的禁止了所有来自外国的竞争。对于未加精炼的糖所征收关税翻了一番，主要是为了提高国库岁入。最后，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所废除的贸易互惠制度被重新恢复，联邦行政机构被再一次允许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实现双边共同降低关税壁垒。
八项关税法案当中的七项关税法案充分地证实了美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间可以预期的差异所在：共和党人支持对于美国国内市场更为强大的关税保护，而民主党人则支持相对的贸易自由主义。唯一的一个例外法案就是１８８３年所制定的一项比较不够彻底的关税调整，该项法律主要是想限制联邦预算的盈余，并且主要通过废除国内货物税来实现上述目标。在对１８８３年的关税法律的投票格局当中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该项法案的通过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关税保护的支持，因为其他限制国家岁入办法将导致整个海关关税的普遍限制（参见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民主党曾经五次发起关税修改（分别于１８７８年、１８８４年、１８８６年、１８８８年、１８９４年），共和党人曾经三次发起关税修改（分别于１８８３年、１８９０年、１８９７年）。共和党所制定的所有三项关税法案均得到了支持，而民主党人仅有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最后成为了国家的法律。事实上，民主党所提出的数项修改法案从未进入到国会的向上呈交或向下回转的投票程序过程当中。例如，民主党人于１８７８年和１８８４年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因为国会众议院删除了该项法案的实施条款，而被扼杀在摇篮当中，该项法案尚未完成进入议会辩论阶段即已死亡。本书此处所分析的投票情况主要是，“同意”的投票表示着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而１８８６年民主党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则因为国会拒绝提交到整体委员会进行全体辩论而被彻底挫败。“不同意”在该项投票记录当中则意味着支持关税保护。无论是民主党人于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４年投票记录，还是共和党人与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７年的投票记录，均计入了国会法案的最初通过投票情况。１８８３年的投票记录则主要取自于对于会议报告的认可和通过。
上述这些投票记录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两大群落，以克里夫兰总统正式提出民主党要求对于关税进行限制为分水岭。正如通过对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的，克里夫兰总统的提议所导致的最主要结果就是两大党派围绕着是否进行关税保护显示出了日益明确的分歧。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对于国会众议员当中的少数关税保护主义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打压（正如克里夫兰总统在１８９４年当中所了解到的，在参议院中并没有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克里夫兰的行动可能导致了１８８８年法案的通过，否则该项法案极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即遭到失败。共和党内部的和谐性提升情况则比较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的共和党成员的微弱下降以及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代表对于该问题的漠不相干态度的终结。就贸易政策而言，导致国会议员脱离党派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所提出的关税修改议程威胁到了这些脱离党的国会议员背后的某一派支持力量。基于上述观点，对于党派领袖而言，在构建对于关税普遍修改的过程当中，对于生羊毛、羊毛制成品、钢铁制品所征收的关税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最为困难严峻的问题。因为上述这些问题时常引发政党内部的矛盾，无法协调一致。在１８８８年以前，当时的政党领导往往通过希望从其他的党派吸引脱离党派的分子加入，以抵消本党派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所投的反对票，当时各个政党之间的界限往往显得模糊不清，而投票所结成的联盟则往往是基于地区利益而形成。这充分地解释了在早期的投票记录当中所表现出来较高的地区投票强度色彩。这足以解释了在早期的四次投票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较为浓烈的地区性色彩，而与后期的投票情况相比，政党内部的纪律得到了更好地有力遵守。
然而，总的说来，在上述八次关税法案的投票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政治联盟证实了美国国内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格局。然而，从整体而言，在上述这八项关税法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投票政策联盟强烈地证实了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与国会议员对于关税保护政策支持之间的紧密关系。例如，来自于美国国内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的国会成员在每一次投票过程当中都大量的反对关税保护。南方的共和党由于在政治上依赖于美国北部地区共和党阵营，因此他们只是一个比较小的例外而已，南方共和党人通常将大把的选票提供给贸易保护主义者。与此恰恰相反，南方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虽然代表的是类似的国会选区，然而在党派内部却有自主决策的自由，因此几乎一致投票反对贸易保护。只有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制糖地区，以及后来的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钢铁地区在所有来自于南方的民主党国会代表当中，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投票进行支持。就国会整体而言，随着国会议员所来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该地区国会议员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也相应地增强，然而这种增长的幅度在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对于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言，这种增长表现平平，或者甚至有所降低。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与关税保护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都是因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主宰着经济发达的地区国会选区，而民主党则主宰着经济最欠发达地区的国会选区这种不平衡的格局所导致。因此，这种相互关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国会选区选择了政党，而并非是政党控制了国会选区。
这种广泛的格局反映出了十九世纪晚期关税政策的一些基本特点。首先，贸易保护是共和党所管理和领导的政策联盟的产品，在共和党所管理的政策联盟当中涉及到了对于一些群体的金钱补助和产业制造业带地区以外的利益，最为重要的就是绵羊饲养者和退伍军人抚恤金的领取者。上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扩大了对于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面，从而使得整个共和党内部以及整个北方地区一致支持关税保护，因此限制了在美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关税保护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否则经济发展不协调将使得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无法在共和党内部达到协调一致的地步。其次，民主党仍未能够将共和党所形成的地域政策联盟予以分裂，甚至即使是该党掌握了国会并且能够创建出一个属于本党派制定的不同方案的时候。更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在１８８８年以前，民主党内部的叛党事件常常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所竞选上来的国会议员当中屡屡发生。即便在共和党只占有国会少数议席的时候，共和党人所创造出来的政策集合体也久经考验，足以对民主党人试图大幅降低关税保护的努力造成致命的威胁。当民主党人最终开始管教他们的本党北方阵营在关税政策上的投票之时，之前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诸如兰德尔所在的费城国会选区纷纷倒向共和党一边，所以长期来看，通过对政党内部进行严格管理的手段，民主党人并未从限制关税的政策当中获得相应地收获。
作为美国国内最为发达的国会选区，纽约市总是表现出它对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敌视态度（参见表格７．３）。在１８９９年以前，民主党通常控制着纽约市的国会代表选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有多数议席。与其他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所竞选上来的同一党派同事们相比，这一国会选区代表的投票结果往往更可能是投票反对关税保护政策。然而，无论是在哪一届国会当中，共和党人在纽约市所占的代表比例要比其他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相对较少。上述事实再加上所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都紧紧的和组织保持一致的这一情况，意味着纽约市虽受到两党之间的操控，却不完全站在任何一个党派的立场之上，往往与众不同地投票支持自由贸易。例如，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关税法律投票当中的忠诚程度要远比他们同一党派的、来自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的同僚要相差上许多。然而，由于与其他国内大都市地区相比，纽约市选举出来的国会代表主要是民主党人，从整个国会代表的投票情况来看，这一地区国会议员支持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投票要低于远远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国会议员（３６．５％对比国内其他地区的７２．２％）。从这种格局，包括从纽约市更倾向于将民主党人选入国会的这一事实当中所能够得出的解释就是：纽约市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当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贸易中心地位决定了一切。
从广义上来说，决定着关税政策的投票格局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南方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相对孤立地位。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治联盟通过有倾向性的收买美国社会当中的某些群体，最为重要的就是羊毛种植者和领取抚恤金的联邦退伍军人，进一步地充实了对于工业产业的支持。除了在得克萨斯州以西地区的一些绵羊种植者以外，极少有美国南方的人民能够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因此，几乎所有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均被美国南方地区以外的人所获得。当然，由于美国南方地区是美国国内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产业保护对于南方地区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只是简单的提升，地区生产商并没有得到其他的弥补措施。更为甚者，以出口为导向的南方棉花经济受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严重伤害，因为当许多外国商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以后，外国发现要花钱购买美国的产品变得极为困难。由于美国南方地区是美国国内最为主要的依赖于出口经济的地区，这种影响也相应的更强，也更有负面效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关税政策集合体没有能够带给南方任何东西，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在慷慨地保护主义者的餐桌上掉落下来的一些饭粒儿而已。因此，南方地区国会议员对于关税限制政策在投票过程中高达９０％甚至更多的支持投票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有时候，直接地提出了“自由主义贸易”，干脆将保护主义者和为国库带来岁入的关税一起予以废除。
对于支持麦金利关税法的政策联盟所作出的分析
共和党人将关税保护政策作为该党全国政治联盟的政策基础。绝大多数的此类管理是发生在人们视线以外的地方：通过见不得光的私人邮件和谈话，或者是通过将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切不相干的人都关在门外的委员会办公室里的秘密交易。并且，尽管关税政策由政党的领袖所进行管理，在管理关税政策的过程中总是免不了与国会的共和党同僚以及诸如此类的文件大打交道。在关税保护政策的构建过程当中，从不同的工业制成品和商品的具体关税细节而言，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程序来进行考虑，在这一过程当中，本党派国会成员的偏爱是经常需要咨询的。只有在考虑关税政策的核心因素之时——那些为了维持政党政治联盟所必需的因素——则完全由政党的领导者施加影响，作出决定。基于上述观点，最为重要的关税议程就是那些保护钢铁业产业免于受到外国竞争的关税议程。这些关税就是那些使得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利斯州的庞大钢铁制造基地的厂主和工人们加入到共和党所领导的政策联盟当中唯一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规模上来说，至起码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来自于钢铁关税保护当中所获得的实质利益使得美国钢铁产业成为外国竞争对手最难打入的经济领域。
一系列分布极为广泛且极为不同的其他制造经济领域同样也获得了关税保护——事实上，这些经济领域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假如不能得到关税保护的话，可能根本无法存在——然而，两项农业关税议程对于共和党维持其政治联盟来说极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第一项关税就是对于进口羊毛所征纳的关税，最终使得美国绝大多数的绵羊养殖者成为共和党命令的服从者。其次，就是对外国所生产的糖所征纳的关税，同样使得路易斯安纳州的蔗糖生产者成为了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忠实信徒。然而，和生羊毛关税所不同的是，糖类关税议程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国库岁入来源，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轻易企图将其废除。在共和党领导下所导致的联邦政府庞大花费：最初是向联邦退伍军人所发放的抚恤金政策，而后则是海外的军事干涉活动，使得糖类关税相应的居高不下。在这样的关税保护政策之下，路易斯安那州的糖生产商可以非常幸福的生活在繁荣当中。民主党要求在联邦花费上“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努力则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可能将糖类关税进一步地降低。
其他两个经济领域也支撑起了关税保护的政策集合体：羊毛生产厂商和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即使对他们最主要的原材料（羊毛）免除关税，绝大多数的羊毛制成品生产者仍然希望产品能获得关税保护，以获得生产盈利。然而，对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使得关税保护和成为完全必需的手段。由于上述这些羊毛制成品生产商——绝大多数都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当中——主要都是与金融资本有着密切关系的共和党，因此在制定一项全面的关税政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利益绝对不可以被忽视。然而对羊毛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议程决不可以简单地宣称，恰恰相反，此类关税政策需要和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政策一并纳入精心的调整范围当中，从而使得羊毛制成品的生产商能从最主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当中获得补偿。反过来，这种微调使得在生羊毛关税政策与羊毛制成品关税政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值得共和党的领导阶层时时关注。
通过将关税所获得的国家岁入大手大脚地花在联邦退伍战士抚恤金上，进一步将关税保护政策联盟的范围向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当中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这些原本没有多少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支持关税保护政策的地区和社会群体如今纷纷起而支持关税保护政策。当然，军队抚恤金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在关税保护的法案当中予以解决，恰恰相反，军队抚恤金主要是通过普通的立法手段建立起发放的标准与发放的数额，然后则通过数以百计的私人法案简单地宣称某人有资格获取联邦抚恤金的名单。由于退伍战士抚恤金所涉及的主要是联邦支出而不是国库岁入，所发放的对象主要是个人而不是某一个经济领域，军队抚恤金政策与关税政策之间的差异就和其他所有联邦政策与关税政策之间的差异一模一样。
因此，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至起码有五个主要的支柱：钢铁业制造商、羊毛制成品生产商、甜甘蔗种植商、绵羊养殖者、联邦退伍老战士。甜甘蔗种植商基于两个原因并非是共和党政策联盟当中的一股主要的力量。首先，对于糖所征收的关税作为国库主要的岁入来源，要远远比向这一经济领域当中所给予的不成比例的利益要来得重要得多。当联邦国库的岁入非常短缺之时，甜甘蔗种植商要么就是免费搭上关税保护主义这趟快车的受益者，或者，当联邦国库的岁入非常充沛之时，甜甘蔗种植商就极有可能成为取消关税保护后的意外伤亡者。无论是这两种命运中的任何一种命运，他们都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次，甜甘蔗种植商主要居住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几乎没有能够得到关税保护所带来的任何实质利益的南方州。在大重建结束以后，即使每一个甜甘蔗种植商都成为共和党的忠实成员，共和党候选人仍然会在路易斯安纳州失去绝大多数选举。当然，在对这项普通的关税法案进行立法考虑之时，对于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保护政策联盟而言，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国会议员和国会参议员的投票有时候对于在投票中取得胜利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共和党人对于甜甘蔗种植商的承诺以及甜甘蔗种植商对于共和党所作出的相应承诺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
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当中的其他四个领域可以非常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涉及到对于美国产业的保护领域，而另一类则是将关税保护的政策联盟扩大到其他的社会领域当中。钢铁业领域以及羊毛制成品生产商领域明显具有产业保护的特性。就上述这两方面而言，保护性关税政策明显的通过将来自于其他经济领域的财富重新分配到上述这两个经济领域当中，从而明显地帮助了产业的扩张。共和党人同时也声称保护性关税政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司所有者与工人共同分享了通过关税所获得的收入。在一些受到关税高度保护的产业当中，保护性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让劳工群众尝到了一点甜头，因为在工人与雇主之间等所达成的协议中包含双方分享利益的条款。事实上，在所有因为受到有效的关税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并且在美国国内市场占据了主导者地位的产业兼并当中，对于员工之间的联合至起码能够保持中立的态度，甚至有一些支持他们进行组织。在一些保护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当中，关税保护政策可能会对工人工资产生影响，然而却很难确保。
当然，总的说来，与欧洲地区所正流行的工资标准相比较而言，共和党人完全可以指出美国比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准，提及大批的外国移民作为证明关税给工人带来利益的有力证据。然而，不加限制的移民肯定会影响削弱共和党人的论点，因为工人并没有向公司那样得以免予来自于外国的竞争。此外，美国的生活水准比较高（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与高关税）所以，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工资水准差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差甚大，然而真实情况却未必如此。总的说来，高关税也许提高了产业工人所获得的工资，然而这种影响是不平均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极有可能是不正当的。尽管观点可能比较模糊不清，这与共和党人还是一直坚持将“保护与繁荣”的宣传作为麦金利在１８９６年总统选举当中的标语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明摆着的事情就是，正是钢铁行业与羊毛工业制成品行业的产业工人为共和党人主宰着产业制造业带投下了关键的选票，而并非是他们那些数量少的可怜雇主们在投票箱所投的选票决定了共和党人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些工人们来说，特别是对于钢铁行业的工人来说，关税保护主义情结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越了政治，成为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认可的一种力量。对于他们而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为什么自由贸易鼓吹者们更关心外国的工人而不是关心美国的工人，这的确是让工人们感到困惑。”
因为养殖绵羊的农场主和军队的退伍战士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将他们纳入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当中进一步地将保护主义者的联盟扩展到了美国国内的其他地区。在对于后来成为麦金利关税法的法案进行立法考虑的过程当中，一位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大·道格利（此人明显并非是共和党人政策的朋友）在以下的陈述当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盛行的政治智慧：“羊毛……是将庞大的农场主群体捆绑到保护主义关税体制上的基石。假如关税想要尽一切的可能，从各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来保护农场主，那就只能是尊重这件产品……将羊毛纳入关税保护的范畴是西部地区的农场主寄希望于分享关税保护所带来的利益的唯一基础，事情是明摆着的，要说外国竞争对任何其他西部地区的农场作物构成威胁，明眼人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现极为荒谬，要么给关税，要么不给关税。”
至于说到退伍军人抚恤金政策，为什么这些抚恤金的领取者不能够是产业家，或者是产业工人？这种问题是没有任何逻辑理由可言的。然而，绝大多数的抚恤金领取者往往倾向于不平均的分布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地区。许多美国产业中心地区都有非常庞大的外国出生的移民聚居区，这些移名往往是最近才移民来到美国：基于上述理由，联邦退伍老战士在许多美国北方城市常常相对比较稀少。在山区西部，由于当地的人口主要是移民和年纪比较轻的人士所组成，领取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数目比例也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前南方邦联的士兵不具备领取资格，所以，南部地区能照到领取联邦退伍抚恤金的人几乎没有几个。结果，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不平均的分布集中于美国北方的乡村地区，这一地区直到南北内战爆发前才逐渐有人定居。因此，对于生羊毛的关税以及军队抚恤金政策拓展了关税保护的社会受益群体，这些收益群体主要居住在产业制造业带以及工业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
从政治角度上来说，关税政策集合体的这四个领域拥有几个极具吸引力的特性。首先，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这四大领域并未发生重合，因此，鉴于不同的地域是国会代表选举的基础，所以并没有过度的浪费政策资源。在表格７．４当中，在所有国会选区当中，分别从钢铁生产、羊毛工业品生产、生羊毛生产、以及抚恤金领取者这四方面来说，排名在前面１０％的国会选区分别出现交叉情况。随便举一个例子，在钢铁人均产量最高的３３个国会选区当中，只有三个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羊毛工业生产位列全国前３３个国会选区当中。同时，也只有其中五个钢铁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全国生羊毛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当中；其中只有一个钢铁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全国领取军队抚恤金最高的国会选区当中。在其中的一个交叉国会选区当中，生羊毛生产与羊毛工业品生产根本就未重合。尽管在上述这些排名在前的国会选区缺少重合现象，所有四个类型的国会选区都倾向于选取共和党人——在羊毛工业品生产的国会选区当中，这种倾向最为强烈，平均每六个这样的国会选区当中就有五个国会选区掌握在共和党成员的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几乎将近一半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国会选区可以归纳到上述这四个领域排名在前１０％的国会选区当中来；而民主党国会议员相应的比例为１：５。因此，上述这些关税政策既合体的四个领域不仅为共和党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以美国北方为基础的投票选民基础，同时也为选民投票支持国会所通过的立法案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共和党党内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所投下的一张反对票以外，麦金利关税法于１８９０年得到全体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高票通过；每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都反对该项法案的通过。因此，除了少数会议缺席和投弃权票的情况以外，两大主要党派在投票记录上所展现出来的分歧及容易得到分析（参见表格７·５）。共和党国会议员无论他们所来自国会选区是在抚恤金发放的排名在前地区，还是在抚恤金发放的排名最后地区（代表着拥有数以千计的抚恤金领取者的国会选区或者是代表着拥有数十人的抚恤金领取者的国会选区），一致投票支持这一法案。而民主党国会议员则无论他们所来自的国会选区的选民组成情况，一致投票反对这一法案。然而，当我们将所有的国会议员纳入分析范畴的时候，在退伍士兵抚恤金领取者的密度与对麦金利关税法相应支持力度之间的联系表现得颇为极端：对于麦金利关税法投票支持的国会议员比例随着他们分别所在国会选区当中退伍士兵抚恤金领取者的不断上升，支持力度也毫无例外地随之上升。当然，对于这种格局的解释取决于选举共和党人或者是民主党人的不同倾向。在与抚恤金政策关系程度最低的国会选区，民主党人所获得的支持力度要高于共和党人的比例，为１３：１。而在与抚恤金政策关系程度最为密切的国会选区，共和党人所获得的支持力度要高于民主党人的比例是５：１。因此，１８９０年选举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和保护性关税政策之间的整个关系清楚地表明，军队抚恤金政策在两大主要政党的竞争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将对于麦金利关税法的投票支持从生羊毛生产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时候，一个极为类似然而又比较不规则的格局就显现出来。上述这种关系再一次清楚地呈现在选举舞台之上：在一些绵羊养殖者比较集中的国会选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倾向只有在绵羊养殖者最为集中的国会选区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均羊毛产量超过三又四分之一英镑）。与军队抚恤金政策相比，生羊毛生产在两党竞争当中清楚的是一项不够稳定的因素，随着所在国会选区人均羊毛出产量的下降，这种效果也立刻消失。换一句话说，抚恤金政策往往本身就能够决定选民的投票，而生羊毛关税政策则是证明共和党可以向他们提供关税保护的一项附加因素。这如同表格７．５当中也能够看出的，绝大多数投票支持麦金利关税法的国会议员来自于排名在１０％以前的工业产业国会选区。这种强有力的支持要归因于上述这些国会选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更为偏向于支持共和党人。
依照羊毛等级的不同，麦金利关税法将对生羊毛所征收关税提高了１０％～２０％。为了与这次关税提高相配套，共和党人同时也提高了对于不同的羊毛工业制成品以及不同等级的羊毛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然而，这项关税议程的调整仍然旨在强调加强关税保护政策的政治联盟。总的说来，绵羊养殖者需要通过提高羊毛工业制成品的关税以为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生羊毛提高创造一个国内市场；假如没有一个市场来消化这些羊毛，关税保护对于他们而言将毫无用处。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对于羊毛这种最主要的原材料，出于利益而支持自由主义贸易制度。关税保护主义者通过在关税政策集合体内部的谈判，同时为生羊毛和羊毛工业制成品提供关税保护。为了达到这种利益的平衡，绵羊养殖者有时候以对羊毛工业制成品关税的支持相威胁（往往令人不能信服）。基于绵羊养殖者需要一个受到保护国内市场来消化他们的羊毛这一事实，这种威胁明显是极为有限的。上述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所提出的各种经济限制最后得以满足，基于明显的政治事实就是：对于生羊毛的关税保护是一个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者立法的最主要支柱、假如没有对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整个政策集合体可能都会崩溃，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所征收关税也无法幸免。正如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波利特在１８９６年的关税法案的议席辩论当中所警告的，“当（羊毛工业品生产商）开始不切实际地盼望着免征关税的生羊毛时，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埋葬而编织席子。”因此，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们的报复威胁也是缺乏充足的可信度的，尽管他们所说的话要比那些绵羊养殖者所说的话更为可信。分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潜在的通过棉花工业制成品来取代羊毛制成品的因素。随着羊毛布匹和地毯价格的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转向棉花工业制成品。事实上，一些此类替代情况甚至就在工厂内部发生：一些生产商通过将棉花与羊毛的面料进行混合或者，甚至从羊毛完全地转向通过棉花进行生产。由于美国向海外出口将近一半的棉花作物，因此在关税政策之下，作为工业生产当中的一种原材料，棉花价格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再高下去了。因此，从长期来看，关税保护有一个实际的天花板，无论是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来说，还是对于生羊毛来说（间接）。
在国会众议院对于关税法案进行考虑的期间，各种方法委员会推荐对于羊毛工业品的生产商也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至起码要超过对于提案当中的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进行补偿。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机会来分裂关税政策联盟的民主党人过于高兴，以至于未能指出：即便是按照委员会所作的估计，该项法案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所提议的关税要远远地高于生羊毛所需要的新关税。民主党人随后即要求对于推荐向羊毛工业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进行投票记录。在两轮分开的投票过程当中，一些脱离本党派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加入到了团结一致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的队伍当中，一致地回绝委员会的提议。对第二轮投票所进行的分析（选择的二轮投票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次投票过程当中缺席和弃权的数量较少）均展示于表格７．６当中。
正如表格当中可以看出，无论民主党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国会选区是否位于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保护联盟所在的国会选区之内，一律按照各种方法委员会的推荐，投票反对向羊毛工业制成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因此，关于这一次投票所有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均包含在共和党国会议员与国会众议院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的格局当中。在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关税政策保护联盟的核心地带的７９个国会选区当中，只有一个选区的代表，来自于伊利诺伊州的阿伯拉·泰勒未能按照委员会的政治立场进行投票。尽管代表着羊毛工业制成品和生羊毛出产的国会选区所选举上来的国会议员们如出一辙地投票方式并不会令人惊奇，来自于领取较高的退伍抚恤金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应该加以特别强调：因为他们的投票所涉及到的是政府支出，而非政府岁入，在该项法案的任何部分当中去没有直接的触及军队抚恤金问题。因此，鉴于该项法案并未涉及到军队抚恤金政策立法措施，上述这些国会议员对于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完全是出于对政党的政治纲领的支持。然而，当我们将所有的投票情况汇总以后，可以看到在整个关税政策联盟核心地区以外的７６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当中有１１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加入到了民主党的阵营当中，这些反对票足以推翻委员会的决定。
整个国会的投票格局甚至更加清楚。代表着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组成了对该项法案最为忠实的支持者群体，其次应分别是代表钢铁产业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代表着领取军队抚恤金的国会选区国会议员、代表着羊毛生产商的国会选区国会议员。在分别代表着隶属于上述一个或多个这样产业的国会选区的１００名国会议员当中，７８名国会议员跟随着各种方法委员会寻求对于羊毛织布征收高额关税。在１８９名代表着关税政策保护联盟核心地区以外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当中，只有３４％的国会议员支持委员会的政治立场。正如表格当中可以看出的，绝大多数的差异均来源于不同的政党之间的分歧（而非内部分歧）；至于说到这一次投票记录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国会议员所属党派，７９％关税政策保护联盟的国会选区是由共和党国会议员所代表，而在所有关税政策保护联盟以外的其他政策基础的所有国会选区当中，高于５９％的国会选区是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所代表。正是这种明显的政党特色以及政策框架的当中，共和党内持有不同政见的国会议员拥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将委员会所推荐的非常之高的关税以及他们所来自于的国会选区并非像那些支持委员会政治立场的同事们所来自国会选区一样清楚地固定在关税政策联合体内部的这一事实一并纳入考虑范畴，更应该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共和党政治联盟的政策基础：
南北战争抚恤金政策、
关税保护政策、黄金本位制政策、
以及南方黑人政策
在１８９０年春天的大约为期为九个星期左右的期间，关于共和党四个最主要的政策的一系列投票记录被予以记录：《军力动员法》、《供养抚恤金法案》、《麦金利关税法》、《谢尔曼白银采购法》（参见表格７·７）。投票当中所显示出来的联盟情况反映了这些政策作为共和党的政治实践是怎样被纳入到共和党的政策联盟当中。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政治都是残酷无情，然而，很明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所发生的情况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从这种分析情况能够清楚看出的就是共和党人通过为支持该党的选民处置解决短期的、物质的问题，从而实现该党对于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长期发展策略要求当中的这种联盟政策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远见和精心勾画。对于上述这些投票的分析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共和党追求美国北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南方黑人的投票群体越来越多。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因为一旦采纳一项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将会严重限制对于美国的资本投资。然而，黄金本位制政策同时也是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容易在政治上受到攻击的政策，因而需要从共和党的其他政策元素当中获得额外的支持。从政治观点来看，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关税保护政策。因为该项政策是共和党的主要政治基础，这是依赖于关税政策作为基础，共和党人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选举活动当中才能够得到来自于美国工业制造业带的预期以及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热情狂热支持。由于军队抚恤金政策将原本会使得共和党在政治上颇为难堪并且从经济上将导致国库岁入不稳定的国库岁入盈余分发了出去，因此《供养抚恤金法案》扩大了联邦的受益者范围，因此无论从主题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该项法案都与关税保护政策法案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经济意义上而言，南北内战抚恤金是无效的——假如没有这个浪费而又导致腐败的抚恤金制度，任何其他的政治选项都会限制关税所创造出来的盈余。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联邦抚恤金政策几乎是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的一个完美的助推器，因为这类政策一方面使得该党与带有前南方邦联污点的民主党人相比，显出共和党是对联邦的忠诚爱国者，得到了一大批极有力量的群众组织的有力支持（共和党的庞大支持者大军），同时，创造出了支持高关税政策大批客户——这批客户的利益从实质上来说、毫不含糊地来自于关税保护给他们每个月所带来的利益。由《军力动员法》为代表的共和党四大发展政策当中的最后一项政策是共和党在大重建期间的一项中心政策元素，当时，为了追求政治上的稳定性，必须在前南方邦联地区安置一批对于联邦的忠诚者。然而，截止到１８９０年，干预美国南方的选举冲动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尽管考虑到《军力动员法》可能比其他的政策在第５１届国会当中导致更多的热烈争论，这一法律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共和党整个政策体系当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部分。最后，《军力动员法》完全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了让《麦金利关税法》得以通过，用来要胁美国南方地区的民主党参议员的一个工具，后来则成为美国西部地区共和党共和党人与南方地区的民主党人在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提案上的政治交换对象。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政策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明显地加以区分。关于关税保护政策以及南方地区投票权问题的投票记录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党决策，只不过在头一个案例当中有一位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则有两位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阿米尔顿·克尔曼是唯一在关税保护政策上背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他之所以反对该项法案是因为他认为政府所发放的糖类补贴将最终被他的政党所放弃，从而使得糖类生产者既得不到关税保护，同时也拿不到政府的补偿补贴。而在前两上投票记录当中，民主党则显得格外团结。
然而，无论是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法案，还是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修正案，都使得民主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来自于美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国会议员发现南北内战抚恤金发放广受群众欢迎，很难加以拒绝，而且民主党在南方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群体均支持将抚恤金体制进一步扩充。所有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事实上是前南方邦联的退伍战士，反对向联邦退伍退伍战士以及他们所要供养的人扩大其所得利益。从上述意义而言，表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与对抚恤金政策支持情况之间的联系表现得比较明显：关于这一政策的双方主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和南北内战的分歧一模一样。然而，因为无论是南北内战的分歧，还是关于美国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分歧均起源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联邦退伍士兵抚恤金制度从上述两方面而言完全植根于美国党派政治当中的地区之间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当中。然而，与相应的经济发展联系最为清楚地的情况反映在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投票当中：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党也好，还是从国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也好，均可以按照不同的发展情况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当我们按照国会议员们所来自的贸易地区在美国国内资本市场所处的不同位置进行归类的时候，这种因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和上述情况并无差异。毫不让人吃惊的就是，在美国各地区之间跨地区的资本流动与投票记录之间关系最为清晰的就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其次则分别是军队抚恤金政策、保护性关税政策、以及南方的投票政策。从整体来看，地区在上述政策上面的影响压力情况非常之高，而对于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和黄金本位制政策的影响要略为更高。
在绝大多数的立法辩论当中，关税保护政策、军队抚恤金政策、托拉斯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依照其所属的领域展开讨论。然而，众议员们和参议员们均承认这些政策是共和党整个政策纲领当中互相之间紧密连接的不同部分。例如，当一位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贝克于１８８８年三月月初担任参议员职务以后，他把上述所有政策全部混杂在一起，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作出轻易地总结。在对贝克的观点进行评价之时，来自于俄亥俄州的时任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充分地论证了这些不同的政策是怎样在一场政治热战当中被混合到了一起：
……那天……来自于肯塔基的参议员反对一项旨在向某些联邦军队当中的残障士兵们发放抚恤金的法案。他从那一件事情开始出发借题发挥，一只引申到了关税政策，这恐怕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至起码在他这样看来，就他而言每一条道路都最终通向关税保护政策。当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抨击使他变得有一点劳累之时，他开始谈论托拉斯问题，并且声称最庞大的托拉斯都是因为关税政策所导致。我彬彬有礼地冒昧的建议这位先生认真地考虑以下托拉斯是否是由于关税政策所导致；是否托拉斯像外国所生产的一样不存在于美国国内市场当中，他立即回答道保护性关税政策是万恶之源。我向他列举了威士忌托拉斯、油托拉斯、玉米种子托拉斯、以及其他种类的托拉斯，并且询问这些托拉斯究竟怎样因为关税保护政策而得以诞生。在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参议员先生改变立场，并且转移到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问题上面，然后他开始就铸造法案开始攻击我，并且声称我应当为１８７３年的铸造法案承担责任。
若干年以后，谢尔曼在１８９０年的选举当中所发表的第一次演讲当中，他列举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供养抚恤金法案、谢尔曼白银采购法、以及麦金利关税法作为选民所面对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对《军力动员法》的忽略是值得注意的，不仅仅因为国会未能实施该项法律，同时也因为该项法案标志的黑人投票权问题已经如此地不受群众欢迎，以至于美国北方共和党人仅仅使用它来威胁南方的民主党人。
即使是仅仅作为一项威胁的工具，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来自于阿拉巴马州民主党人理查德·克拉克在该项选举法案已经失效多年以后，仍然支持在１８９２年的全国大选当中涉及这一问题：
共和党通过其政治纲领、通过其两位全国候选人的声明、通过该党领袖的书面与口头意见、通过该党的地区性仇恨，宣誓要实施《军力动员法》，通过种族仇恨、暴力、流血事件、种族战争，彻底地抹除美国北方在南方地区的全部投资，摧毁美国北方的工业生产家们、东部地区的商人、以及西部地区的骡子、熏肉、小麦和玉米来说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国内市场。
然而，即使是生活在美国南方地区以外的人们也时常为该项法律实施是而鼓掌喝彩。例如，领导着劳动骑士团的特雷斯·帕特里这样告诉他的成员“（所提议中的）法律短短四行当中所包括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于自从南北内战爆发以来的所有南方人的愤怒。”
所有上述四项政策——关税保护政策、军队抚恤金政策、南方投票权政策、货币标准政策——在十九世纪晚期都是相当具有实质意义的。选民们可以通过物质层面上来感受每一项政策的存在，然而，常常错误或者是简单地将抽象的政策问题实质化。例如，军队抚恤金政策每月将定期生活津贴发放到联邦退伍战士的手中。然而，该项政策可能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为那些在南北内战当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该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就是这种定期生活津贴。而这就是导致整个国会分裂的原因所在：在那些领取这种定期生活津贴人数较为众多的国会选区，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就投票支持抚恤金政策；在那些领取这种定期生活津贴人数较为稀少的国会选区，该选区国会议员就投票反对支持抚恤金政策。
在关税政策的案例当中，海关关税非常清楚、毫不含糊地抬高了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保护性关税法律为海关官员分派了使命，并且通过关税议程给他们提供了武装。并且，关税保护政策也非常清楚地起到了提高国内生产商收入的效果。真正的问题在于关税保护政策是否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共和党人声称，关税保护政策在整个经济领域当中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仅仅是受到关税保护的产业，同样也包括所有其他经济领域。民主党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这也是该问题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引起争论的要点所在：很少有人主张对美国南方地区经济仅仅造成了负面影响。货币政策有其自身的物质基点。其中一个基点就是在通货紧缩与长期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清晰关系，特别是与只有联邦债券的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清晰关系。另外一个基点就是在通货膨胀与借款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办理了长期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本章所指出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关系非常轻易地扩散到了地区政策因素当中，只不过取决于这些地区在美国国内资本市场中所处的位置。
最后一项就是南方投票权政策问题。在大重建期间，共和党试图在联邦对于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和美国北方人个人之间的利益建立起一种诸如此类的联系。然而，无论南方的民主党究竟是如何的嚣张已极，一个日益清楚的事实就是他们已经不再对美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一种威胁，自然这种联邦对于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和美国北方人的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也就日益黯然失色。南方地区的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忠诚仍然非常之低，因此除了违背联邦法律的简单前提之外（并且，由于并没有多少联邦法律能够直接影响到南方地区的公民，特别是在大重建以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测试），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测试南方地区的爱国主义。尽管南方地区的白人对于联邦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由于美国北方人日益将黑人在南方的投票权问题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区分开来，联邦对美国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后，最直接的受到联邦干预影响的南方黑人并没有能够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当中，力量强大到足以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的地步。
总结
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的背后的主题因素与支持关税保护政策背后的丰富的政策集合体因素相比，显得极为原始。通过有益的对像生羊毛征收关税并且向联邦退伍战士发放抚恤金政策从而将这些政策利益广泛地分布到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北方与西部的国会选区当中，而将责任和义务却承重的倾加于美国的南方地区。通过这种对主要的选民群体进行现金补偿的办法，对美国北方的工业产业进行保护的大衣可以编织。由此，关税保护政策的集合体扩大了产业保护政策所造成的财富重新分配的范围，与此同时，尽管非常激烈，同时也缩小了贸易自由主义的影响。此外，通过指向除了简单而大量地将来自于农业经济领域的财富重新分配到工业经济领域当中以外的利益，产业关税保护议程所附加的政策柔化了保护主义所带来影响。基于所有上述理由，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了共和党发展国家政策联盟当中的最主要的政策支柱。
与关税保护政策一样，黄金本位制政策是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的三大主要发展政策之一（还有一项政策就是放任国内市场政策）。然而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来说相当不重要，黄金本位制政策却是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中心，甚至是基础性的政策。在产业保护披着故意引人误导的外衣，即便是实质上来说比较重要的像生羊毛所征收关税和联邦抚恤金的发放政策亦不外如是，黄金本位制政策所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的影响则是赤裸裸地予以展示。没有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投票人不清楚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公债持有者和租借资本家对于维持黄金进行支付的利益所在。正是从这一个极端团结的小群体出发，良币的利益被轻而易举地扩散到了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资本家群体和资本输出地区当中。这里并没有对于不相干的群体的优惠补助，支持黄金本位制的群体在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扩散就是北方的金融资本家所雇用的雇员。因此是在上述地区构建政党联盟的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基础。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黄金本位制是共和党国家政策发展联盟当中的一个消耗政治成本最为昂贵的政策，得到了更受到选民欢迎的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所吸引来的大量选票资助。简而言之，保护性关税政策支持了缺乏说服力的黄金本位制政策，而黄金本位制则为美国的产业扩张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实质性经济基础，因此，从表面上来看，这才是保护性关税政策的真正目的所在。
正如这种直接的物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就个体利益而言，上述这些政策的构建基础非常原始。在所有这些政策背后，个体利益主导着绝大多数的政治争端。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政治策略往往集中于要么加强这种关系的逻辑，要么破坏这种关系间的逻辑。上述这些策略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的运用。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和民族主义水乳交融。当联邦抚恤金政策被纳入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强化美国国内对于国家忠诚的呼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通过将所有支持共和党的盛大军队包容进来，在共和党政策联盟当中的直接政策受益者们手拉起手来。在关税岁入与联邦军队抚恤金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关系，人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性关税通过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向穿蓝军装的小伙子们（译者注：南北内战期间，联邦士兵所着军服着色为蓝装）发放大把的抚恤金，已经将美国的利益置于英国利益之上。而在这一出几乎近于赤裸裸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戏剧当中，穿灰军装的小伙子们（译者注：南北内战期间，邦联士兵所着军服着色为灰装）只是毫无价值的看客而已，南方只不过是整个美国政治经济群体当中社会地位最低的贱民。
然而，尽管关税保护政策可以通过民族主义的理由大肆推销，要想推销黄金本位制政策则会更难，甚至不可能。对于那些支持硬币政策的人而言，最普通常见的民族主义者的论点就是与那些贫穷的、为了白银而劳累的、苦苦挣扎的国家相比，美国应当属于一个精英阶层，并且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文化上先进的国家群体当中的一员。这种解释既包容了美国金融群体的世界特性，同时也让国家公民们从社会道德角度来看待货币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所采纳的是黄金的标准。为了反驳这种论调，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别提出了美国的本土道德形象，一种能够创造出不断适应变化的金融体制的道德，正如这种道德将数之不尽的外国移民包容成为国家群体当中清晰的一员一样。从这种观点看来，黄金本位制是由英国所创造的舶来品。例如，人民党人在他们所戏称的“黄金虫子的祈祷”当中将这种外国道德和外国利益联系起来：
我们的上帝在英国，罗斯柴尔德（译者注：当时著名金融家）就是他的名字，金融帝国来到美国，上帝要像在英国一样在美国创建起金融的帝国。请在今天用黄金偿付我们的公债，千万不要用白银；给我们足够的选票以让垄断组织掌握权力，并且让垄断组织的朋友身居高官。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做错了；我们掠夺了那些诚实的穷人，把灾难带入了无数的家庭。我们知道用金币来偿还公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铁路股票当中搀水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您最清楚我们就靠这样做赚钱。您最清楚，我们的上帝，我们凌驾于政治之上，无论是共和党人掌握权力还是民主党人掌握权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哦！上帝，您最清楚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操控所有的政治工作，哦！上帝，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罢工，哦！上帝，将我们从疯狂的劳动骑士团和农场主协会手中解救出来吧。哦！上帝，征服这个人民党吧，以便在共和党走向末日之前让我们拥有这个王国、公债、利益、权利、黄金。阿门！
然而，并不仅仅只有人民党人才引用诸如此类的联系。无论是支持银币政策的民主党人还是支持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人同样患有相当的英国恐惧症。
由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可以确保建立起一个不受外国影响的美国金融体制，关税保护政策鼓励美国国家产业发展，由此实现在经济上独立于英国的生产商。因此，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的两项政策结合就是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然而，由于自由铸造硬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在十九世纪晚期广为流传，无论是在国会内外，上述两项政策并非是常常由同一个人所持有。由于美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各种原因，关税保护和黄金本位制成为支持共和党在国家政治当中的政策联盟的两项姊妹经济原则，非常类似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开始主宰着民主党一样。两大主要政党均无法在不牺牲本党派所坚持的某一项原则的情况下，使得英国恐惧症成为一项突出的政治原则：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项政策就是黄金本位制；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项政策就是自由贸易政策。结果，尽管美国积极地参与到一个由英国所主宰的世界经济当中，英国恐惧症却仍然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西部的共和党人与人民党人所特别保留的一项特权——两者都可以在接受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情况下，至少保持一种友善的冷漠态度来对待关税保护政策。并且，当美国于十九世纪最后的数年当中开始积极地向海外拓展之时，英国选择了作壁上观。这一决定以及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相互交错的影响，导致了具有高度民族主义者色彩的国内发展政策与海外扩张政策结合，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两大主要报刊到政党均没有发现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外国对手。换一句话说，美国的国家发展政策结构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鼓励了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民心中，与军国主义依靠通过击败一个外国敌人来鼓励爱国主义思想的做法迥然不同。

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六章）

第六章　黄金本位制的政治管理与捍卫

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了黄金本位制，让美元执行浮动汇率。随后接踵而至的通货膨胀使得美元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只达到战前美元购买力的一部分而已。１８６５年南北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最终于１８７９年重新回到了黄金本位制。从１８７９年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与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国际黄金本位制，从而加入到黄金本位制的国际群体当中，那么这导致在美国以及其他坚持黄金本位制的国家当中的商品价格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通货紧缩。鉴于美国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极端不平衡，投资分布的情况差异性也极端之大，因此坚持黄金本位制的政治做法是积极地保护了美国产业东部地区的利益，使之凌驾于依赖于东部资本输入的美国西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基于上述理由，在１８６５年到１９００年这一期间当中的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国内政治当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应该坚持黄金本位制，或者采用一些其他的货币标准，无论最终采纳纸币的货币标准或者是白银作为货币标准，都将导致货币再次通货膨胀。
国际黄金本位制和货币稳定的政治支持
从政治观点来看，在十九世纪晚期绝大多数时候，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在美国国内岌岌可危。事实上，如果仅仅依赖于国际黄金本位制政策自身的话，美国完全可能在这一时期当中的好几个关键时间点上，采用白银作为货币标准以取代黄金的地位，并且最终采纳纸币作为货币标准。在使得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岌岌可危的诸多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采纳黄金本位制对于美国金融体制所提出的运作要求。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被迫进行构建一个开放性的市场交易，从而使得在美国国库黄金储备需求和私人银行体制之间能够寻求到一种黄金供应的平衡。为了保持黄金本位制的运行同时也迫使（从狭义范围来说）在联邦政府的岁入和支出之间，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当中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要求都是必须遵守的义务，然而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开放的民主体制使得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见得以通畅地表达，所以美国坚持黄金本位制所面临的压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尤为严重。作为国际黄金本位制群体当中的一员，美国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是所有坚持黄金本位制的国家当中最为民主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紧紧跟随英国，严格直接执行黄金本位制运作要求的游戏规则的一个国家。其他绝大多数国际黄金本位制群体当中的国家甚至在拥有独裁统治，可以完全排除来自于群众的不同呼声的情况下，也要采取一种或者其他的极端保护措施来捍卫他们的黄金储备。
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在美国国内岌岌可危的次要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的主要财富分配、以及美国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硬币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金融资本家、富有的债权人、以及进行资本输出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异口同声地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本位制政策究竟汇集了哪些狭隘的人群的直接利益。尽管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伦敦资本市场和纽约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因此也就取决于美国能否坚持国际黄金本位制，然而，如果我们透过不同的经济领域、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或者从不同地区利益的角度出发，黄金本位制给美国带来利益之重要性要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的是负面效果。从某种意义上出发，在国际黄金本位制背后没有所谓的“国家利益”之一说，这主要是因为从来没有“全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说。美国南方的人士，甚至美国西部的人士在某一时期以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接纳一个比较严酷的货币制度从而为自己的阶级敌人和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增添实力，而与此同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却没有为自己提供一星半点实质上的利益，毕竟自己也是美国国家群体当中的一员，理应享受国家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尤其是对于美国南方的白人群体来说，在黄金本位制与所谓的“国家利益”之间建立起诸如此类的联系其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最后，黄金本位制运作的技术要求以及美国各个地区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再加上由于实施黄金本位制，使得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最后数年当中以前长期经受通货紧缩的压力，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黄金本位制非常清楚明确的将债权人利益凌驾于债务人的利益之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并非是中性的。除了广为宣传的稳定性以外，既是黄金本位制对于市场价格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要向债务人证明黄金本位制是正当合理的政策也是极端困难的。当经济经历通货紧缩时，黄金本位制的运作就成为各个经济领域、各个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展开竞争的先决性武器，除了最为直接的收益者以外，抽象的观点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晦涩难懂的。
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正是位于美国各个地区之间数额庞大、情况复杂的财富重新分配格局的背景之下，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才被得以捍卫；事实上，如果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是一项孤立的政策的话，他完全可能被放弃。从绝大多数意义上来说，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正是位于美国各个地区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背景之下，选民们才会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阶级背景、所在的不同经济领域、基于不同的地区利益立场，从而或者将黄金本位制政策视为一项上天赐予的幸福，或者将黄金本位制政策视为一项上天惩罚的灾难。这一章节的目的就是分析美国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金融体制结构、特别是黄金本位制的法案及修正案的投票记录情况。首先进行分析的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各个政党党派性的分歧与分布所在，包括不平衡发展的各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政党在国会的力量对比情况。然后对各个政党在国会的投票情况进行分析。对美国国家银行体制有影响力的投票问题也在本章节当中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各个政党在美国国会的力量以及经济发展
人们常常把十九世纪最后２５年描述为共和党在美国政治当中的一个黄金时代。这种描述自然有其真实性在内，然而，却必须对这一说法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例如，美国民主党人从大重建结束以后的２４年当中，就有１４年实际上控制了国会的众议院（参见表格６·一）。在国会参议院，共和党明显是占据优势的政党，控制参议院的历史长达１８年之久（参见表格６·２）。然而，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两大主要政党势力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从来没有哪一个党占有明显的多数议席（小党派国会议员和独立的国会议员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在国会占据优势的主要政党通过决定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严重地倾向于支持属于本党组织所提出的政治观点之相关决议，来突显本政党的控制力量。然而，对于主要政党来说，上述这些附加影响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都局限于国会众议院当中。
从大重建结束以后的２４年当中，共和党人控制了总统宝座达１６年之久。只有格罗弗·克里夫兰在这一期间打破了共和党人一统天下的局面，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中间曾经隔开一个总统任期）。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２５年当中的所有总统选举当中，两党的实力都非常相当，甚至共和党人在１８７６年和１８８８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并没有比民主党人赢得更多的选民选票。从这一时期整体而言，美国共和党人在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这６年之间控制了国会和白宫，而民主党人控制国会和白宫的时间仅为二年（在克里夫兰当选为总统的１８９３年到１８９５年任期以内，参见表格６·３）。对与民主党来说，上述控制是自南北内战以来，民主党人首次同时控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政党成员的政治经济特色
两大主要政党在美国社会当中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和捍卫的经济利益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例如，如果从以下相对的经济发展指标来看，每个主要政党的组成人员都极为不同：人均生产增值、人均提交专利申请数量、人均抵押贷款利率、人均财富、以及成年男子文盲比例。按照从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的１２届国会当中，依照每一个国会选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对一个政党的平均情况则专门挑选了１２届国会当中的五届国会情况进行计算。
在十九世纪晚期当中，如果从上述五个发展指数情况进行分析，美国国会各个选区之间的整体分布情况并未发生重要的变化（参见表格６．四最上面一部分）。然而，对于主要的政党内部来说，各个选区的分布情况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对于民主党人所在的选区来说，在１８９０年的选举赢得巨大胜利以后，使得民主党人在许多以前难以企及的北方工业地区成功地将本党派的当地候选人选入了５２届国会当中，从而使得人均产业增值平均指数达到了最高峰。同样的情况几乎在四年以后历史重演，不过这一次选举获得巨大胜利的是共和党人，美国国会当中来自于产业制造业带的民主党人几乎从国会当中销声匿迹，只有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还勉强保留着国会议席。反映出五大发展指数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余的四项发展指数在同一国会期间也呈现出了同样的波动趋势。对于共和党人而言，党派成员的平均高峰发生在第５６届国会的时候，在来自于新加入联邦的州和又一次指定国会议员增加了来自于美国平原与山区的国会议员在共和党人核心小组会议当中的比重之前，在共和党人除了前南方邦联所各州以外其他地区都取得胜利之后。然而，和民主党不一样的是，共和党人在国会当中的组成人员如果从五大经济发展指数来看，并没有明显的跌至谷底一说。
无论是在哪一届国会当中，共和党人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成员在所有的五项发展性的领域来看，都要远远地高于民主党人。在４６届国会和５４届国会当中，两大政党国会成员的差异最大。在飞速发展美国平原与山区各州当中，绿背党和人民党国会成员就发展指数情况来看，在三项发展指数上落后于民主党人（人均产业增值、人均专利申请、以及人均抵押贷款利率），同时在人均财富和到文盲率上高出于民主党人，从而反映出了各个政党代表在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分布情况。归纳到“其他”这一项目之下的国会议员同时也代表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
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主要关系、以及经济的相对发展情况在各届国会延续过程当中都显得比较一致，而在每一届国会任职期间，上述格局往往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曲线（参见表格６·５）。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数据分布显示出单一的山峰格局，明显地倾向于美国国内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从历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情况来看，共和党人最为薄弱环节往往是在那些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在绝大多数国会任期当中，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共和党人所占议席还不到五分之一。就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这一地区共和党人在国会所占议席的情况也在提升。从第七项的情况来看，平均每五个国会选区当中，就有大约四名共和党人的议员代表，从而使数据格局达到了顶峰状态。而后，共和党人的比例逐渐下降到平均６０％左右。
民主党人的情况则与共和党人情况截然相反。民主党国会议员在每一个项目当中都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而呈下降趋势。然后，发展趋势发生转变，随着制造业在最高领域的发展，民主党人国会议员的比例也在逐步缓慢提升。从民主党自身的观点来看，这种数据格局的变化反映出了三个原因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因为纽约市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得纽约市（该城市比较强烈的自由主义贸易倾向）在民主党党内占据重要的位置，尽管这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之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民主党的北方阵营善于团结工人阶级群体，在都市地区要远远比乡村地区更具有竞争实力。由于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程度中等或者比较高的地区往往在美国北部，这就造成了民主党在产业制造水平指数上略有提升。最后，民主党人在美国平原与山区各州当中的力量往往最为薄弱，使得在表格的中间项目上有所下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双峰并峙的格局似乎很早就预言了１８９６年布莱恩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后，民主党党内天生注定的分裂：美国民主党内部必然分裂，整个民主党的政策将倾向于支持美国国内最不发达的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和党人单峰独峙的格局则暗示了该党内部更为团结的格局：两头的极端分子数量较少，而中间的代表则相对较多。上述分布格局，再加上共和党人普遍的倾向于支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的特色，不仅预先表明了该党的内部较为团结，同时也反映出了在１８９６年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彻底的倒向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后，共和党人作出彻底拥抱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政治选择。
行政部门和黄金本位制
在１８９６年以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常常为了黄金本位制是否应该维持下去或者应该怎样进行维持产生分歧。一方面，无论是哪一个党派的总统都是黄金本位制的坚定捍卫者。从另一方面来看，控制国会的多数党派要么对黄金本位制无动于衷，要么就公开支持用绿背美钞或者是白银来取代黄金的地位。导致这种在机制上的明显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纽约市一方面是国际黄金本位制的狂热支持者，同时也是诞生自由贸易思想的温床。纽约市在国会代表的选举当中，往往促使民主党人在支持关税政策上能够步调一致，而一旦涉及到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支持，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往往与多数全国民主党代表之间产生裂痕。在总统选举当中，纽约市的重要地位迫使民主党人必须提名出一个支持良币政策的鼓吹者。这至少在布赖恩在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议员与民主党的总统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会产生严重分歧。
而在截止到１８９６年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议员通常在货币政策问题上都会支持总统所领导的行政部门。然而，如果算上支持银币政策和绿背美钞的民主党人时，在绝大多数的年景当中，支持异端学说的共和党少数派人数也比较多，从而危及到支持黄金本位制的立法得以通过。因此，无论是在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任期以内，还是在民主党人担任总统任期以内，在确保美国坚持黄金本位制方面，行政部门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首先，通过国库部门长期认真地管理好黄金本位制的日常运作；其次，由于立法机关通常对于坚持黄金本位制表示漠不关心或者表示出公开的敌意，只有通过行政部门来加以制衡，才能确保美国不会脱离黄金本位制。
在整个这一期间，美国总统经常定期向国会发表咨文，敦促保护黄金支付的政策能够得以延续。正如同阿瑟总统在１８８４年向国会发表的咨文当中警告美国将被迫的转向白银本位制的危险正在来临一样，上述这些总统咨文有些时候对于情形往往有夸大其词之嫌，然而却并未夸大从大重建尾声到麦金利于１８９６年登上美国总统宝座这一期间联邦政策的移动倾向。困难在于，联邦行政部门为了制止更富有敌视性的立法措施得以通过，通过政治妥协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使得美国在这一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处在无法履行黄金偿付义务的边缘。尽管所有诸如此类的妥协法案往往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表面形式，但是他们的确造成了黄金本位制的管理越来越困难的效果，倘若采纳一个鲜血淋漓的正统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困难远远没有上述政策来的严重。
此外，自从大重建结束以后，历届总统都不得不面对越来越严厉的党派分歧而殚精竭虑。最主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库部门不仅是导致政党偏袒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联邦政府对黄金本位制政策进行市场运作的主要机关。财政部长肩负着管理关税的责任，因此由于海关往往存在着难以想像的爆发欺诈与腐败的可能性，因此监督海关运作也就成为财政部长的重要职责。上述职责自然是一个极端艰难的任务，哪怕财政部门的官员用全部精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也不见得会轻松。然而对于上述这些官员来说，国库的财务运作显然是他们所承担的最为重要的职责，如果在运作过程中稍有疏忽，货币市场将失去稳定性，从而保持一场财政危机。上述这些运作也涉及到了对于政府政策的公开捍卫，这一角色的对立面往往是国内对黄金本位制持敌视态度的新闻媒体。财政部长这一职务所需要承担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角色常常迫使历届总统在考虑财政部长这一职务的人选时，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考虑本党的杰出人士，还要考虑其所具备的金融背景。在十九世纪晚期所任命的大约半数以上的财政部长在担任职务以前，要么出身于小城镇春风得意的银行家，要么就是具备资格的政客。至于包括约翰·谢尔曼和约翰·卡利斯勒在内的其他财政部长，往他往是早已就蜚声全国的政治家或者是金融界的领袖人物。
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就是财政部长所代表着本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与总统持不同政见的群体倾向。财政部长丹尼·曼宁是最好的此类案例。财政部长丹尼·曼宁在被克里夫兰总统任命以前，一直是纽约市民主党的党魁，而且是萨缪尔·蒂尔顿最为亲密的战友。他与蒂尔顿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得他在纽约市港口海关征收员这一职务的任命上与克里夫兰总统产生了分歧——财务部门最重要的职务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曼宁个人所拥有的政治财富使得曼宁在行政部门担任职务以后有时会损害政府所推行的财经政策。由于曼宁是一个职业的新闻报人，尽管曼宁在黄金本位制政策方面的观点非常出色，然而他对金融事务的理解却是臭名昭著的糟糕。
其他的财政部长有时候在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甚至对黄金本位制没有一星半点的同情，通过一边走马上任一边逐步的了解黄金本位制的优点所在，他们逐步学会了担任这一职务所必需的政策技巧。例如，在克里夫兰总统的第二届任期之内，他任命约翰·卡利斯勒来担任财政部长这一职务，尽管这位美国国会前发言人在评价１８７３年废除银币时曾经这样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个看上去似乎是在美国和欧洲共同形成的通过立法手段达成的一个阴谋，通过摧毁占世界七分之三～二分之一的世界金属货币将导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罪恶。完成诸如此类的计划可能比世界历史上任何的战争、疾病、或者饥荒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与不幸都要严重。“在１８９５年早期的货币危机当中，克里夫兰总统严重的依赖卡利斯勒，“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公共财政运行的规律。财政部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对于本专业几乎完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现在，尽管遭到以前国会的党内同志们激烈地反对，却毫不犹豫地推动黄金本位制在美国的稳固地位。事实上，截止到１８９６年为止，卡利斯勒周游全国各地，针对黄金本位制被废除的后果，”广为宣传如果作为货币本位的黄金一旦贬值，工人阶级将会受到哪些灾难。“尽管鉴于他们以前经常妥协的政治记录，金融群体极端欢迎财政部长去国会。正如《商业与财经年鉴》所解释的，回顾自从南北内战结束以来直到１８８１年以来的纪录，”在美国遇到每一次财政危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位财政部长挺身而出，针对考虑不够周详的立法而捍卫人民的利益……美国国会在不能够良好的检点自身行为举止时，通常是一个没有规矩方圆的群体，完全不讲任何政治策略。很明显，美国国会曾经多次试图，现在也仍然在试图成功地推翻精心制定的金融调整计划……“
正如美国历届总统所任命的财政部长一样，在货币政策这一问题上，某些总统的历史记录也是值得推敲的。作为”本位制的战争“当中黄金本位制的鼓吹者，麦金利总统本人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美国总统。１８９１年，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所举办的一场演讲当中，面对着一群由前绿背党人和银币政策鼓吹者所组成的听众，麦金利批评仍然在第一届任期以内的克里夫兰总统”不尊重我们最为宝贵的一种金属，不尊重我们最为伟大的一种产品，让白银失去了货币信用价值，片面强调黄金的价值。“如果克里夫兰再次当选为总统，麦金利这样预言克里夫兰总统将会”收缩流通货币的发行，废除商业贸易当中的一种硬币，限制人们当中流通货币发行总量，从而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稀缺珍贵的资源。“当时麦金利正在竞选俄亥俄州州长这一职务，所以当民主党候选人采纳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后，麦金利的政治立场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无论是麦金利总统在选举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还是他本人在美国国会的投票记录簿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偶尔那么一两次背叛行为使得人们对于他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黄金本位制这一金融正统观点存有一些疑虑。直到１８９６年麦金利总统在一封公开的信件当中正式接受共和党人的政治观点，完全拥抱黄金本位制政策以后，才打消人们的疑虑。
一般而言，美国国会的立法提案往往倾向于从三种不同的观点当中选择一种来触及黄金本位制政策。第一种观点是极其具有敌视的观点，在按照盛行的法律规定以１６比一的比例情况下提出了自由铸造银币的观点。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任何时候，诸如此类的政策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就是废除黄金本位制，采用白银本位制。将绿背美钞等同于自由银币的政策提案其实质意义就在于将国家债务立即货币化。第二种观点在效果上来说相对比较慢，然而在实际所追求的目标上与上述观点并无差异。这就是在每个月当中，按照一定数量的盎司或者是美元，强制政府购买和铸造银币政策。因此，更高的配额使得联邦预算承担了更重的压力，从而因此威胁到美国国库维持黄金储备量，为美元提供支撑的能力。然而，通常问题在于是否要强迫美国化国库购买白银进行铸造，而并不在于具体的数额配额应该是多还是少。从１８７８年到１８９０年，联邦政府在布兰德·埃利逊法案的强迫下，被迫购买白银。。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８９３年，谢尔曼白银购买罚款使得美国国会不承担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压力。１８９３年以后，所有的白银购买政策都被取消。在上述者１５年的期间当中，美国国会不每个月都被裹有购买上百万盎司的白银，从而使得在这一期间的几个时间点上这一政策几乎推翻了黄金本位制。然而美国国库总能找到应对之策。
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购买白银严重威胁到黄金本位制，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购买白银的法案有时候为真正支持黄金政策本位制然而却发现反对购买白银将对选举生存都试一下严重威胁的政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涉及到对货币政策立法触及的第三种观点则是一种完全地对黄金本位制表示支持。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９００年这一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实际上是在坚持黄金本位制，然而在表面上仍然装着支持金银复本位复位置，无论是黄金或者是白银都可以按照固定的铸造比例自由的流通。美国国会对于试图恒定黄金本位制的政策是如此的具有敌视，以至于从事石上来说而美国国会不的政策是国会保守成员极少提出的问题，甚至在通过此类的提案１０几乎没有任何激情，从这一层以上来说美国国库的政策是非常伟大的。只有在这一期间的尾声阶段，１９００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台正式制订法律浪打联邦政府事实上已经始终如一实践拉２０多年的黄金本位制这是合法化。
从上述的三种观点的角度上来说，美国国会当中政策的多数派别总是可以从历史记录中得到确实（参见表格６·六）。不论是国会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经常投票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或者是强制铸造法案，以及涉及黄金本位制政策的管理的其他方面，并且从上述的投票结果当中，美国国会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通常都可以被推导出来。在５６届国会当中唯一遇到的困难情况就是：无论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当中，占有多数议席的民主党人无论是公开还是在私底下都强烈地支持国库强制购买白银法案，然而屈从于克里夫兰总统直接使用总统保护权以及其他总统所能够采用的威逼利诱手段，投票通过废除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当时，如果美国国会能够自主决定的话，参议院甚至会制定一项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除了上述这个例外，美国国会的政治态度和立法决定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彼此呼应关系。无论是在这整个期间来看，还是就某一届国会的情况来看，美国国会当中所弥漫的货币政策情结都非常稳定。例如，除了１８７７年到１８７９年的第一届国会众议院以外，历届国会众议院始终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除了１８９９年到１９０１年的最后一届国会参议院以外，历届国会参议院都始终支持强制购买白银进行铸造的法案。
正如表格６．六中可以推断出来的，美国国会最多对黄金本位制政策的维持表示漠不关心，并且时时表现出一种刻骨的仇恨。唯一使得美国没有采纳白银或者是绿背美钞来取代黄金本位制的原因就在于行政部门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例如，历届总统和财政部长在年度咨文当中都反复强调把正统的货币改革当作本届政府的首要政策。上述这些咨文都赢得了金融群体的一致喝彩，有时候通过真心赞美的形式加以表现出来，有时则通过对于货币政策的具体运行技术探讨的形式加以表现。金融群体极少公开批评历届政府的当中的任何一届政府。然而，支持银币政策或者是绿背美钞政策的国会议员无论担任总统的是否是本党派出身，往往倾向于对与行政部门心存疑虑。
美国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
黄金本位制对于美国提出了几项比较严格的金融要求。例如，联邦政府的每一项岁入法案或者是支出法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国会不维持足够黄金储备的能力。尽管可以通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联邦预算当中临时的一些至此，然而，在联邦政府主要的政府岁入或者政府支出政策当中的改变，诸如关税政策和军队抚恤金政策，往往给黄金本位制的维持造成直接的实质性压力。然而上述这些政策能够得以存在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支持者、事实上，这些支持者往往紧密地粘在共和党身边结成联盟第一一种复杂的形式（往往从财务观点上来看是违背基本原则的形式）来支持黄金本位制。例如，从纯粹的财务观点来看，在军队抚恤金上面依照欺骗申请所浪费的联邦基金简直是对联邦中央政府财政健康的一种纯粹拖累。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军队抚恤金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受益者为共和党支持关税保护政策组成了一种政策联盟。尽管关税保护政策只涉及到国家的岁入，却成为了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的维持必不可缺的一项政策联盟。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解释联邦政策对于黄金本位制维持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每一项单独的政策都可以根据他们对于黄金本位制对联邦政府所提出的繁重的金融与贸易要求的影响到。维持黄金储备就必然对美国国库的岁入和支出提出一项最为严格的要求。从上述观点出发，关税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征收联邦政府所必需的岁入；诸如像军队发放抚恤金这样的联邦支出应该保持在最低范围之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上述这些同样的政策可以被视为作为为了争取支持黄金支付的政治联盟所必需的一个组成因素。基于上述观点，首要目的应该在于维持政策联盟能够得以运用的政策工具能够牢牢的被财政部门掌握并加以利用，从而使得黄金本位制能够得以维持。从这种观点来看，关税保护政策和到联邦抚恤金政策在构建过程当中应当尽可能地扩大政策联盟的支持面。
当然，各项政策如果单独实行，所有上述策略都无法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任何国家当中，在某项政策自身所提出的结构要求与维持这项政策不被其他竞争政策所取代所必需的政治要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张关系。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黄金本位制这一案例而言，出于好几个原因，这种紧张关系对所有的观察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任何一个工作日内，黄金本位制的运作要求能否得以满足的真实情况完全开放给公众检查。只需要看一看纽约市联邦国库分库的工作人员能否在公开兑换的窗口按照顾客要求用黄金兑换所有的纸币和银元。如果一经提出要求便可以自由兑换黄金，那么美国明显就已经经受了坚持黄金本位制的考验——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能够像黄金本位制一样接受如此透明、直接的测试。如果国库分库拒绝用黄金兑换所有的纸币和银元，那么美国就没有能够经历这种测试，无论联邦政府怎样巧言令色加以解释这种失误，美国就已经放弃了黄金本位制。其次，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从广义上来说，对于美国政治而言，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两项最为重要的政策。基于上述原因，能否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政治联盟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反复检验、诠释、测试。正如联邦国库分库的窗口为公民提供兑换这种测试一样，公众选举的结果也周期性的测试这种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政治联盟是否可靠，其他任何一项单独的政策问题从未像黄金本位制这项政策一样经受如此直接的测试。除了引起主要政党之间展开激烈争议的关税政策以外，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能够像黄金本位制一样广受关注。对于诸如像绿背党和人民党这样的少数党派来说，关税保护政策通常是一项并不重要、让人分散注意力的问题。上述这两种对黄金本位制（一项考验机制着眼于从经济上角度进行考察，另外一项考验机制则着眼于从政治角度进行考察）有效性进行考验的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选举所发生的频率要比美国国库分库窗口每天都必须经受的偿付考验要来得低的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不必经受选举的直接考验，从而使得在考虑政治策略有效性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精心盘算。
在诠释联邦政策对与黄金本位制的最佳影响途径就是将上述经济元素与政治元素统一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分析当中。如此说来，无论是选举的结果也好，还是说黄金储备量也好，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来自于这两方面的压力是可以加以证实的，例如，强化政治联盟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实践当中降低黄金储备量的基础，反过来情况亦是如斯。如果要成功地维持采纳黄金进行支付和建立起一个政治联盟的话，则意味着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要在上述互相矛盾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通过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期间美国国会的３４次与黄金本位制有着紧密关系的投票记录来分析美国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这些投票记录都涉及到了关于黄金、白银、绿背美钞作为美国政府的一种货币标准选择使用情况。然而，除了在这一期间最开始和最结尾的地方美国国会的投票记录以外，绝大多数的国会投票记录并没有公开的支持黄金本位制或者对其表示公开的反对。恰恰相反，这些投票或者间接地对维持黄金本位制表示支持或者表示反对，例如一个最为常见的提案就是无限量的铸造银币，此类提案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有效地损害到了黄金本位制的实施，然而却并没有直接触及到这一政策本身。由于这些投票记录往往与黄金本位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此将这些投票记录单独挑选出来。在某些期间，诸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尾声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与黄金本位制有着紧密关系的投票记录数量是如此之多，倘若完全纳入进来将占去研究分析的绝大多数篇幅，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在上述这些案例当中只挑选那些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能够表明美国国会中所普遍弥漫的政治情结案例予以分析。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当时关于金融的立法案数量非常之少，所有与此相关的投票记录均统一纳入本书的分析范畴。本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投票记录，建议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作出同样的分析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此研究成果可以适用于整个国会。
对于美国国会投票记录的分析以及随后的探讨证实了在对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和美国国会的各个选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程度之间一种始终如一的紧密关系。在每次单独投票过程当中，来自于美国国会最为发达的选区代表往往比那些经济欠发达的选区所选举出的代表在投票过程中投下了更多支持黄金本位制的选票。而那些来自于经济发展程度中等的地区国会代表所投下的支持黄金本位制的选票数量正好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绝大多数案例当中，无论是从整个国会来加以考虑，还是对于某个党派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来进行考察，经济发展程度和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支持力度之前这种紧密的关系始终如一。在涉及到明确的保护黄金本位制相关利益与公债发行利益方面，美国国会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要远远高于民主党国会议员。虽然本书无法就每一项立法的立法历史提供一个完整的记录，然而，对于各项立法案的简要介绍往往置于其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当中。
就主要的金融提案所结成的国会联盟
１８７７年的秋天，通过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协商使得罗斯福得·海亚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以后，此时距离美国按照预定计划重新回到国际黄金本位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美国的财经政策主要受到１８７５年国会制定的《恢复硬币支付法案》调控，根据这一法案美国的财政部长有权依照法律发行公债，并且依照法定程序建立起黄金储备，同时回收市面上的绿背美钞。通过强化美元购买力，从而使的绿背美钞在价值上相当于金元，１８７９年１月１日按照《恢复硬币支付法案》所设定的日期，美国将重新采用黄金来偿付绿背美钞。自从１８７５年国会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案》，这是采用黄金偿付绿背美钞这一期间，有多件立法案试图废除这一法案或者破坏其得以实施。在所有上述这些攻击当中，最为严重的涉及到了第５５届国会在初次召集不久就提出了废除《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的立法提案，经过国会众议院一个月时间辩论以后，这项提案于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３０日进行投票。尽管联邦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反对通过这项提案，甚至为此每天前往国会山，然而众议院还是通过了这项提案，并将其提交至参议院，就在此时（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３日），海亚总统动用了总统所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在总统所作的年度咨文当中明确反对，谢尔曼也在财政部的年度咨文当中支持行政政府的政治立场。
正当参议院在讨论国会这一法案的时候，欧洲的投资者纷纷开始清算他们所持有的美国资产，将其手中持有的公债转换成黄金，这种外国资本从美国的逃逸现象严重影响到了财政部原本通过发行公债来提高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备量的计划，即使废除《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的立法议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从而影响到政府恢复硬币支付的能力。几乎与此同时，参议院中代表白银利益的参议员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所有联邦政府所欠下的已发行公债和未来发行的公债在偿还本金与利息时，均可以通过银币予以支付。由于按照联邦政府此前的解释和做法，一般采用黄金来偿付这些债务，因此此项立法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破坏黄金本位制的实行。在国会未经过辩论的情况下，就于１８７８年１月２８日通过了这项决议案。参议院在经历了数个星期精心谋划之后，共和党人与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达成了一项妥协，通过有限额的恢复银元的法订货币地位，破坏了废除《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的立法企图和自由铸造银币的立法企图。
根据这项著名的布兰德·艾利森购银法案，联邦政府国库依法负有每月至少购买２，０００，０００白银的铸造银元的职责，这种银元依法享有法订货币的地位。尽管面临着几乎注定被推翻的危险，海亚总统仍然否决这项法案，在总统的否决说明当中，海亚总统作如下评论：”在未经契约双方一致认可的情况下，价值的标准不应当得以改变，一个国家所作出的承诺必须予以坚定的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一个国家去履行他所欠下的正当的债务。国家的信用取决于国家能否忠实的履行义务。“尽管在措辞上并不文雅，总统清楚地表达出了他对于国家信用的关注。在收到总统的咨文以后，国会没有经过进一步地辩论，就以多数议席投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就在海亚总统发表咨文并将法案退回给国会山两个小时以后，这项否决案就被彻底推翻。鉴于联邦政府的预算当中盈余要远远高出与支出，根据艾利森法案，购买白银并没有对黄金本位制构成直接的威胁，因为国库所购买的银块只是简单地加以铸造并且存储联邦政府的仓库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愿意采纳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很明显，纸币更加易于携带，而黄金因为其价值稳定而更加安全。所以即使联邦政府能够将银元投入流通领域当中，这些银元也很快地回到了国库当中，加入到不断囤积起来的银元队伍当中。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当中，上述反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国会议员继续想方设法阻碍美国重新回到采用黄金支付的道路上。１８７８年３月２５日，在布兰德·艾利森购银法通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内，美国国会就再考虑通过一项自由铸造银币法案的提案（参见表格６．七）。自由铸造银币法案将使得白银像洪水一样涌入造币厂，从而彻底摧毁任何重新采纳黄金予以支付的可能性。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虽然相当多的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将《恢复硬币支付法案》予以搁置，将此项立法提案的通过，然而由于投票人数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该项立法提案未能生效（根据法定的程序，考虑该项立法提案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国会议员的投票支持）。即便是在此种情况下，国会还是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进一步地压缩货币的发行总量的做法（联邦国库为了支持恢复硬币支付所采纳的一项通货紧缩政策）。所有诸如此类的立法提案以及其他更多的立法提案在美国重新回到黄金本位制之前的这一段期间多次被予以考虑。尽管上述立法提案在国会众议员当中颇受欢迎，美国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于１８７９年１月１日重新恢复了采纳黄金支付。
自１８７９年１月１日以后，在绝大多数使用途径当中，绿背美钞可以等同于金元，尽管按照法律规定海关关税仍然需要采用金元予以支付。尽管上述做法是从美国南北内战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不成熟陋习，这种要求却为海关收集到充足数量的黄金用以偿还联邦政府为了支持内战而欠下的庞大债务利息。就在美国重新回到国际黄金本位制数个星期之后，国会就采纳了一项法案使得绿背美钞和黄金一样可以用于支付进口关税。詹宁斯·加菲尔德这位即将在来年被党内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指出海关接受绿得美钞的前提只能是在”上述纸币在价值上等同于同等数额的黄金硬币。“这项修正案旨在保护一旦美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迫脱离黄金本位制以后，确保美国国会能够以黄金支付所欠下的公债。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为激进的修正案：只要美国坚持黄金本位制，加菲尔德先生所提出的修正案完全无法发挥效果；一旦美国退出黄金本位制，他所提出的修正案只不过是使美国重新回到南北内战时期所盛行的货币体制当中。不过，国会无法忍受任何对纸币的进一步歧视，因此立刻以二比一（参见表格６·７）的多数投票比率响亮彻底的抵制了加菲尔德所提出的安全保护措施。
在５５届国会正式休会期间，《商业与财经年鉴》声称”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该刊物注意到在”让美国货币走出白银的泥潭“方面并没有任何的建树，”除了一件法案以外，所有的其他相关主题的法案往往都会让问题越加糟糕。“真的，在六项投票通过的主要金融立法当中，多数的国会众议员在每一件立法投票通过时都表示出了对于黄金本位制的仇视（参见表格６．七）。尽管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加支持黄金本位制，共和党人却仅仅在所有立法案当中的三项立法案投票当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事实上，只有不到４０％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本党派总统对布兰德·艾利森购银法的废除。然而，民主党人对于黄金本位制创下了更加仇视的记录：无论在任何时候从来没有超过２５％的民主党人采纳对于黄金本位制表示友善的政治立场。无论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也好，来自于经济更为发达的国会选区所选举的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或多或少地要来得更高，有时候几乎是绝大多数投票支持。主要例外就体现在禁止进一步地收缩绿背美钞的发行这一问题上。然而如果从上述政策对于黄金本位制影响来看，投票差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而那些来自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来自于在五大经济发展指数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的国会议员所投出的选票当中，每１０张选票就有九张选票采取于黄金本位制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
作为一项美国金融体制的积极计划，上述各项政策并非特别协调。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围绕着究竟是将银币还是绿背美钞作为一种替代的货币标准。将货币标准转向以白银作为货币标准就会牵涉到将货币单位作一次性的通货膨胀，不过这样做的话仍是将金属作为标准。正如将黄金作为货币标准一样，以白银作为货币基础同样会限制美国国内的财政金融政策。然而，绿背美钞是一种法订货币：正如绿背美钞的支持者所不断加以强调的，对于不断增长的流通需求，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发行更多的美元已作出应对。诸如此类的调节货币方法与其他的金属货币标准（例如白银）的法定提案是格格不入的。尽管有一些国会议员彻底的倒向将银币作为货币标准或者将绿背美钞作为货币标准，并且排除其他一切可能的选项，绝大多数仇视黄金本位制的国会议员仅仅是想支持将流通货币进行通货膨胀。如果采纳白银作为货币标准可以提供足够的通货膨涨，从而减轻他们的选民所承受的压力，那么为何不干脆采纳白银作为黄金本位制的取代？假如采纳白银作为货币标准无法提供足够的通货膨胀，那么将货币标准转向绿背美钞将是意料中的另一步举措。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国会众议院在第５５届国会期间完全彻底地敌视黄金本位制，然而却并未明确的表现出他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替代的货币标准。即便如此，这种简单纯粹的追求将货币通货膨胀的情结在一定的程度上弥漫开来，的确对美国政府硬币政策提出了一项挑战，该项政策再没有向５３届国会时那样风光一时。
在随后的数年当中，美国国会对于货币问题的兴趣先是急剧下降，直到１８８５年左右，通货膨胀的情结再一次的以同样迅速的速度膨胀起来。在这一期间，黄金本位制在商业群体当中越来越被认定为代表着金融正统学说，正统的金融政治政策。１８８０年初，一位伊利诺伊斯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将白银被日渐打入冷宫的原因归结于”那些指责的国会议员和政府财政部门……和美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巨头一次又一次地指责来自于西部地区的国会议员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简直就是危险的制造麻烦者、狂热的演说家、彻底的疯子。“即便如此，美国社会精英人士对于黄金本位制这种正统学说的理解没有能够影响到主宰政界的政客们。尽管社会公众并不使用银元，国库仍然在法律的迫使下铸造银元。正如一位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所注意到的，自从布兰德·艾利森法案通过以来，美国国库当中已经有”３２，０００多桶银元成堆的储存的仓库里，每一桶都有普通装钉子的桶子那么大。“此外，造币厂每月所生产银元要占去国库５３４立方英尺体积的空间，这还没有算上美国每个月都的增加的１２０，０００镑银块。《商业与财经年鉴》称这种不断铸造银元的行为为”一剂慢性毒药，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的货币体制深受疾病毒害“，从而最终迫使美国脱离黄金本位制。
在恢复硬币支付以前，绿背美钞还可以被考虑作为一个现实的黄金替代货币标准，毕竟因为他们在当时已经构成了整个金融体制基础。白银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替代选项，由于白银和黄金在价格上面比较稳固，在两者之间的转换就颇为类似在朝着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共同前进的火车当中，在并驾齐驱的火车当中互相替换而已。尽管整个事情看起来可能并非那么简单，考虑到后来白银的市场价格跌到黄金一半都不到的情况下，在当时采用白银作为黄金的替代货币标准远远没有再后来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危害为甚（参见表格６·一）。事实上，尽管问题可能并没有象此处所展示的那样严重，美国在南北内战以前采用白银作为货币标准要远远比在１８７９年的时候采用黄金作为货币标准要来得容易得多。在南北内战的时候，当时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究竟是依照黄金作为货币标准以实现和英国金融市场的融合，还是按照美国白银对英镑的市场浮动价格作为浮动汇率。当时，白银本位制所带来的直接通货膨胀影响是极为有限的。然而，随着美国恢复采用硬币支付，黄金已经成为所有的跨大西洋商业金融交易与美国国内商业金融交易所共同期盼的支付标准。重新回到了绿背美钞作为货币标准或者采纳白银作为货币标准的做法，无论是从客观上来看，还是从美国国内商业群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都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早在１８７９年５月１６日，美国国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支持就已经在４６届国会中得到测试，国会众议员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反对一项自由白银修正案（参见表格６·８）。与以前国会考虑过的所提出白银法案相比较，反对硬币的国会投票人数下降了３０％左右：这种下降或多或少地已经跨越了党派的界限，两大主要政党的情况莫不如是，并且随着国会众议员所出身的选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对于采纳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也在提升。这种投票结束以后，在随后发生的这一时期金融政策的最终要一次投票结果当中再一次反映出来，两位随后即将成为各自党派的提名总统候选人粉墨登场，展开较量。１８８０年４月５日，詹宁斯·维吾尔，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绿背党人提出动议暂停恢复硬币支付法的施行，并在随后通过一项决议（该项决议后来成为美国绿背党全国政治纲领的基础）。这项决议分为两个部分：
决议，本届国会意识到所有的流通货币，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只要是方便人们使用所必需的货币，均应当通过联邦政府予以发行且由联邦政府控制其货币发行量：前述所称发行货币一经政府发行既享有法订货币的地位，可以用于偿付公有债务或者私有债务，一律不得拒收。
决议，经过本届国会通过决定，美利坚合众国所承担的附带利息的７８２，０００，０００美元债务本来应当于１８８１年开始偿还，或者早于这个时间开始偿还的债务，联邦政府不得擅自越权随意选择时间予以偿付或者通过发行公债予以偿还，而应当根据合约的规定尽可能快地予以偿还。为了使的联邦政府能够履行上述这些义务，美利坚合众国的造币厂应当开足马力铸造标准银元，以及其他这个国家商业群体利益所必需的货币。
来自于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即将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从所在议席站了起来，准备作为主要反对党发言人就维吾尔的提案发表意见。加菲尔德众议员首先提起他注意到了他们已经”被报纸大量篇幅的登载评论，并且已经有数周的时间因为此事影响到了国会其他事务的处理，双方这场争论前来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加菲尔德看来，双方的争议涉及到了三个重要问题。首先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到是否要将所有的货币，无论是硬币或者是纸币，统一交由联邦政府直接制造发行……〔这一措施〕使得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或者是使得正巧成为国会多数党派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成为美国金融与商业事务的当中的绝对独裁者。这一计划超越了共和党在南北内战当中狂乱的日子里面或者是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所采纳的一切的中央主义和所有的沙皇统治主义。“在做完上述表述以后，加菲尔德不仅捍卫黄金本位制，同时也试图在民主党和维吾尔所领导的绿背党之间留下猜忌的种子。加菲尔德向民主党国会议员暗示：鉴于民主党人强烈地倾向于州权和地方自治权，应当高度警惕由中央政府将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集中于一身所带来的影响。
在加菲尔德看来，第两个问题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将采用造币厂中按照订单生产出来的货币来偿还所有的公共债务。完全无视与联邦政府庄严宣誓采用硬币来偿还所有公债的本金和利息，上述决议宣称法定的纸币也可以用来偿还公债。“在上述批评当中至少包含两项为时已久的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是否将”硬币“这一术语仅仅地局限于黄金，或者还是应当把白银也包括到这一术语的涵盖范围当中来。尤其是对于联邦政府公债利息的偿还方面，这一问题在法律适用当中显得尤为突出。第两个争端就是上述公债的本金偿还是否可以采纳用白银或者是绿背美钞予以偿付。加菲尔德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政治立场反映出了美国国内金融群体的保守硬币立场。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了联邦政府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随后即将到期的公债的资本筹措问题。维吾尔的决议号召通过自由铸造银币来将联邦政府所欠下的公债转移到流通货币当中，然而正如加菲尔德所注意到的，维吾尔的提案当中并没有解释清楚联邦政府怎样依赖所拥有的资源来购买前述白银。尽管这完全是一种随意地具体化，加菲尔德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在于他所提出的观点：维吾尔试图通过”国库生产出来的“绿背美钞去购买白银。结果，维吾尔的债务偿还解决方案就成为了”不停地印刷，一直印刷到死——这恐怕就是上述提案放弃政府公债的途径。“在加菲尔德结束完他的评论以后，他声称上述决议完全是”中央主义、通货膨胀、不负责任地推卸所组成的三个脑袋的怪物……一年多前就已经在垂死挣扎当中的党派在其还有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所有遗留下来最后一批鱼卵。“只有两名共和党人表示对加菲尔德的支持，然而，为了表示出民主党人的核心小组领导会议是如何认可加菲尔德的原则，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投票通过了决议。国会当中的绿背党少数代表毫不意外的全体投票支持维吾尔。
在第５６届国会的第三次会议当中，美国国会又再一次围绕着联邦公债是否可以通过银币予以支付，重新回到这个老问题上来。这一次的决议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提出联邦财政部长应当通过银元和超过５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黄金储备偿还已经到期的联邦公债。如果这项修正案能够通过成为法律的话，只有在存储于联邦国库当中的银元被消耗一空，联邦政府方可发行新的公债，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上述已经到期的公债。假使这项修正案能够成为法律，所导致的直接实践后果就是持有上述新发行的银币的人将向国库提出兑换成黄金的请求，从而使得国库当中的黄金储备一扫而空，进而迫使美国脱离黄金本位制。然而，与１８７８年的投票结果不同的是（参见表格６．八），美国已经采纳了黄金本位制，国会成员当中的倾向已经明确地反对这项提案。事实上，对此项修正案的反对急剧提升，反映出国会成员当中大多数都支持采用黄金支付公债。在１８７８年的投票当中曾经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白银本位制；如今，几乎全体共和党国会议员一致支持黄金本位制。然而，民主党国会议员仍然坚定地坚持奉行白银本位制主张，因此，两大主要政党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巨大的分歧均体现于这一届国会当中。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黄金本位制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晚期并不多见。第４７届国会情形差不多，甚至该届国会还表示出了更多对黄金本位制的友善态度，这种友善态度表现的是如此充分以至于一些观察家认为存在着这种将银元铸造予以暂缓实施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保守主义的情结表现在通过许可国家银行更新执照的法案上面。
金融界人士几乎是胆战心惊甚至怀有一些谦卑的心态迎接４８届国会的召开。整个国会众议院完全掌握在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是自南北内战爆发以来民主党在国会当中所赢得的份额最高的绝大多数议席。此时，绝大多数金融事务都安全地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中，无需再去通过什么立法来维护黄金支付。唯一的例外就是持续地铸造银币问题。早在来自于肯塔基的国会发言人约翰·卡列斯勒任命表现出对银币政策亲善态度的、来自于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布兰德担任铸造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时，在国会中占有多数议席的民主党人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白银利益的同情态度。只要布兰德呆在铸造委员会当主席，就根本不可能让造币厂停止铸造银元。然而，在此届国会当中并没有产生最后导致任何威胁到黄金本位制的政策。
恰恰相反，来自于铸造委员会所提出的主要立法提案主要涉及偿付贸易美元，并且通过重新铸造，成为标准的银元。贸易美元是一种奇怪的硬币。发行贸易美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白银金属输送到远东地区，从而与墨西哥南部边境地区造币厂中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墨西哥的八个雷亚尔银币｛译者注：一种银币，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早在一九零五年，澳门政府将发行澳门币钞票的专有权赋予大西洋银行。翌年一月二十七日，首批澳门币钞票即告面世。当时，在亚洲流行一种银币，即“墨西哥的八个雷亚尔”（Mexican Eight Reales），其葡文名称为Pataca Mexicana，澳门币（Pataca）因此而得名。｝展开竞争。为了能够比得上墨西哥八角银币，贸易美元要比造币厂所生产的法定银元分量上要重上一些。最初，贸易美元按照５元或者５元以下的法定美元面值进行铸造，然而１８７８年的布兰德·艾利森法案却废除了上述法令。因此，贸易美元价值完全存在于硬币本身所包含的白银含量。随着白银与黄金的比价持续下跌，贸易美元与其他美国法订货币之间的价值差距越来越大。几乎从贸易美元被废除法订货币之日起，投机商人就开始买卖贸易美元，推测国会可能再次恢复贸易美元的法订货币地位或者能够采用等额的银元赎回所发行的贸易美元。这种投机市场交易量是如此活跃，以至于公然将交易价格张贴在华尔街。贸易美元所含白银价值及其投机价格之间的不同取决于美国国会决定将贸易美元全额赎回，并且将充分地奖赏这些企业，将仍在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美元统一购回美国的这种前景究竟存在多少可能性。
由于贸易美元在远东地区频繁使用，并且，为了获取贸易美元当中所含的白银以便重新铸造成为当地通用货币，因此，甚至在贸易美元被废除法订货币之前，就已经有许多贸易美元毫无疑问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贸易美元消失不见了。如果仅有一小部分贸易美元消失不见了，将贸易美元回收后重新铸造成为银元将大量的增加银元的贸易流通数量，这将造成和前面所说的强制铸造银元一样危及到黄金储存量的效果。假如大量的贸易银元已经损毁在远东地区的货币熔铸地点，即使是那些金融保守主义者也不会介意将这些贸易美元予以赎回，这样也可以继续投机下去。当上述观点成为美国国库公然宣称的政治观点以后，将贸易美元予以赎回的立法热情消逝得无影无踪。
此时，最为准确的估计就是美国已经拥有２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贸易美元，或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相当于按照布兰德·艾利森法案，造币厂将近１０个月的银元产量。根据该项法案，假如贸易美元能够享受到成为上述配额当中一部分的资格，联邦造币厂为了回炉再造这些贸易美元以便制造出新的银元，将有１０个月时间停止购买新采挖出来的银块。假如贸易美元被认为是上述配额的附加配额，那么联邦造币厂所铸造出来的银元数量将大大增加。绝对不是因为投机所导致的巨额盈利问题，而完全是上述问题才是涉及到贸易美元重新赎回所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乔治·卡斯的发表了以下意见：
在这议席上的每一位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每一位支持废除现行流通的美元标准的国会议员，每一位支持推倒拒绝进一步铸造白银大门的国会议员，都将会投票支持保留这一个讨厌的章节（包括把贸易美元纳入每个月白银配额）。去翻看一下投票登记簿，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边。我要特别警告代表白银利益和白银利益群体的民主党人，在事关这项重要的法律投票过程当中谨慎投票。在国会的另外一方几乎配合的就像是一个人一样，一心一意地要摧毁白银。
然而，卡斯的在上述问题的政治立场上几乎是可以预期的——内华达州的人均白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对于来自于西部地区的国会议员，无论他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也好，上述问题所涉及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经济问题。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威廉姆·凯利（此人绰号为”生铁“）在回应的时候，主张停止白银铸造将会”迫使骄傲的英国——控诉白银和使用白银的国家的公诉人，（在货币复本位制的情况下）通过请求停止将白银作为货币标准来从控告自己的骄傲中得以解脱。“来自于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詹宁斯·贝尔佛得这样回答道：
为什么绅士先生不提交以”生铁“为主题的保护骄傲英国的法案？（哄堂大笑）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绅士先生就站在这里，并且要求我们这些来自于西部的人们保护生铁，我可是投了一票表示支持的。来自于新泽西州国会议员也站在这里，要求我投票保护该州的丝绸产业利益，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对我说，”我希望您能够投票支持保护我们这一州的餐具行业的利益；“路易斯安那州国会议员对我说，”我希望您能够投票支持保护我们这一州的糖业利益；“我总是按照大家的指示进行投票。然而，这里却有一份已经尘埃落定的、正在研究的政策，这份来自于代表美国东部的垄断阶级的政策背信、破坏、毁灭了我这一州最伟大的产业。
在国会众议院，最能够测试出国会议员的白银情结的投票绝不在于这个法案能否通过，而在于通过一项修正案：在布兰德·艾利森法案规定的每月采购白银配额当中实施重新铸造贸易美元的计划。国会随后即接受了这项修正案，从而使得在美国国库每个月依法采购的白银配额之上又附加上了赎回的贸易美元。截至１８８７年，克里夫兰总统允许其中的一项提案在不经过他签名情况下就成为法律之前，诸如此类的赎回贸易美元的提案在随后的数年当中一再被提交出来。
截至１８８５年，根据布兰德·艾利森购银法，大约有超过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的银元被铸造出来。在上述所铸造出来的银币当中，仅有四分之一的银币进入了流通领域，其余的大多数银币都躺在国库睡大觉。并且，国会继续强迫造币厂铸造银币。截至１８８８年，联邦政府一共铸造了３２，４８４，６７３块新的银币；在同一年间，国库只能将３９，０００块新的银币投入到流通领域当中去。新铸造出来的银币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他们从这一个地方被搬到那一个地方，有时甚至为了需要找到储存的场所而需要穿越长途。１８８３年，事实上美国国会已经授权１０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当地的国库分库办公室建设和租借仓库以提供银币的储存场所。二年以后，财政部长通知国会上述款项已经用光，几乎找不出更多的地方用以储存美元。他在报告当中提及了下列事实：旧金山的造币厂尽管目前拥有三个新的仓库，但是已经被塞得严严实实。卡森市的造币厂仓库也几乎装满了。辛辛那提市的造币厂报告说该市已经没有可以用于美元储存的场所了，波士顿市的造币厂也声称：除非将多余的美元运往华盛顿，否则该城市确实没有空间储存美元了。费城的造币厂被迫将二千万新铸造的银币用帆布袋子货运到邮局进行保藏。七年以后，美国国库仍然在不断地铸造新的银币，尽管这一次所依据的法律发生了变化（１８９０年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这一次政府需要储存四亿美元的银币，这种储存”以每天七吨的速度在增加。如果堆放成为一个圆柱体的话，这些银币完全可以组成直径为一英尺，高度为六点五英里的圆柱体：足以装满１，０００辆货运卡车。如果指定某人负责在政府仓库当中将所有的银币数清楚的话，假定每天工作八小时，此人需要数上整整１１年的时间。“
事实上，强制购买并且铸造白银的法律代表了美国公共政策当中最为不寻常的一种景观。正如上述这些银币在美国国库的仓库当中飞速地堆积起来所充分证明的，公众不愿意使用这些美元，或者更准确地说，公众不愿意长时间持有这些美元，很快就将他们兑换成为纸币或者是金元。美国国库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将上述这些银币运往美国国内的偏远地区，国库希望这些地区将会接受银币作为流通货币。当所有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时，国库试图鼓励公众接受白银认证。尽管用纸张取代银币进入货币流通领域并不能够减轻国库储藏的压力，国库希望至起码推出这些以白银作为支撑的货币努力也许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不断铸造银币的政治热情。
迫使联邦政府不断地购买银块并加以铸造的原因尽人皆知，然而这一政策推动者却极少承认。从实际效果上来看，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在为白银生产者运作一个支持银价的政策，尽管这项政策并没有设定一个目标价格，这主要是因为上述政策对购买数量做出了限制，并且通过公开的市场进行采购。然而，诸如此类的政策支持一个特定的经济领域，如果这些政策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披着通货膨胀策略的外衣，必然遭到更多的反抗和抵制。尽管一些国会议员像贝尔福德一样为了维护本州的白银产业利益发言，绝大多数支持银币铸造的国会议员都将该项政策理解为扩大美国的货币基础，从而达到对价格结构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只能一次性的发生（在随着美国从黄金本位制转向白银本位制的过程中，实现一步到位的通货膨胀），并且完全取决于能否将黄金偿付予以废除。由于联邦行政机构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坚定地捍卫黄金本位制，所以并不存在直接将黄金本位制转向白银本位制的途径：任何公开立法的尝试都注定要遭到总统否决，而国会当中的代表白银势力的国会议员力量所能征集到的投票并不足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所以代表白银势力的国会议员力量的政治策略就是长期坚持，一有机会就寻找借口进行骚扰。联邦政府在不断购买白银并且进行铸造的同时，希望并且期待终将会有那么一天，仓库当中不断增长的银币最终将使得联邦预算无力支撑。
只要联邦国库的岁入盈余足以支撑大量的购买白银，或者可以通过发行公债筹措款项以大量的购买白银，哪怕成千上万的不流通的银币堆积在联邦政府仓库当中，黄金本位制也是安全的。由于联邦国库在法律的要求下必须每月采购白银，通货膨胀主义者也可以针对平衡表上的政府盈余，并且想方设法削弱政府捍卫黄金本位制的能力。因此，支持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同时也支持削减关税，并且对于政府进一步地发行公债抱有敌视态度，反而要求将这些公债立即收回，并且采用白银加以偿付。强制购买白银的法律迟早会时的联邦政府黄金储备消耗一空，从而达到迫使联邦政府改变货币标准的目的——不过，如果联邦政府在其每年的预算当中大幅赤字，并且无法从公开的资本市场借款的话，上述目的可能会更早实现。
除了当时的一般财政政策以外，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主要流行四种关于黄金和白银的政治立场。最为狂热的通货膨胀主义者公开支持将白银作为美国独一无二的货币标准。尽管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最具有争议的选举竞选当中，尤其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所清清楚楚地表露出来的，包含上述政治立场的法案从来没有能够在国会众议院中赢得一张选票。根据通货膨胀主义者的经典学说，必须通过复本位制来实现白银本位制，通过上述途径，美国可以首先按照固定的比率享受同时使用黄金和白银。上述比率将基于在１８７８年以前美国同时铸造白银和黄金时候的１６比１的历史比例，并且通过大幅的提高白银对黄金的比价，从而纠正长期以来对于白银的不公正待遇。复本位制论者认为，美国政府无限量的采购黄金和白银将会首先提高白银的价格，进而将世界市场上白银与黄金的价格维持在历史比例上。一些通货膨胀主义者也许真的相信美国最终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当由于黄金在美国的贬值从而导致大量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入美国之时也是如此。然而绝大多数通货膨胀主义者也许并不会如此天真。无论如何，国际金融商人的贪婪将被最后归罪于复本位制试验的失败，因此即便无需明确地反对复本位制，单一的白银本位制就可以安全地得以实现。
除了对单一的白银本位制的公开支持以外，第二种通货膨胀主义者的立场就是支持无限量的铸造银币。这种政治立场以“自由银币“的口号而广为人知，旨在按照盛行的是１６比１的比例，按照铸造黄金同样的条件为白银进入造币厂打开道路。至起码从正式的意义上来说，上述观点明显是一种复本位制的政治立场。从实际效果来看，随着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被消耗一空，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白银取代黄金的地位，形成单一的白银本位制。准确说来，这一期间所提交的数百件法案和法案修正案就代表了这种替代观念，其中一些观念已在前文进行了研究。就这种政治观点的含义而言，其通货膨胀的色彩远远没有第一种观念来的强烈。由于美国国库可以通过依法限量铸造白银抵消上述观点的部分影响。关于白银和黄金的第三种政治立场也在上文作了阐述。就货币标准的公开争论方面来说，限量采购白银是有一点奇怪。这种政策既没有实现让白银和黄金享受同等地位的目标（因此表面看来好像支持黄金本位制），从而鼓励了白银将会取代黄金成为美国货币标准的猜测（因此削弱了国库努力强化美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努力）。有时候，上述政策是白银派力所能及的最好政策。其他时候，当美国国会当中的白银情结强烈弥漫之际，上述政策就成为国会当中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国会议员所期望达到的最好政策。无论在什么时候，白银采购政策根本无需清清楚楚的划分两种金属之间的问题界限，就已经威胁到黄金本位制的实施。
当然，第四种政治立场，也是关于货币标准之争的最后一种政治立场就是对黄金本位制的公开支持。使得美国于１８７９年重新回到采用黄金进行支付的恢复硬币支付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对黄金本位制的公开支持，然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法律条文当中予以明确的说明。此外，恢复硬币支付法律还有一项姊妹法案——１８７８年通过的布兰德·艾利森法案，该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有限量采购白银进行铸造的义务。两项法律结合起来就使得恢复硬币支付作为对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影响力大打折扣。明确支持黄金本位制作为美国单一的货币标准的立法提案非常罕见，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之际，国会才出现一次正式投票机会。与白银派一样，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也倾向于将对复本位制的支持作为其伪装的外衣。在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看来，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国际条约达成恢复白银的货币地位的协定成为美国施行复本位制的一项必要前提条件。倘若真的有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天真地以为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会认真地接受上述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人可能就和那些诚实的主张美国应当依靠独立行动，从而来维持白银在世界上市场上的价格的白银派别人数一样罕见。
一如往常，４８届国会的绝大多数政治辩论主要集中在两种中间政策：自由铸造硬币政策和强制限量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因为铸造委员会公开表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敌视态度，暂停白银采购的提案只有通过一些极为高明的议会策略才能提交到议会席位上。在实际案例当中，所选择的策略涉及到一项法案，旨在：暂停布兰德·艾利森购银法的实施并且同时通过《杂项民用拨款法案》，为世界工业和棉花博览会提供拨款支持，自然更为重要的就是暂停白银铸造。这项博览会将在新奥尔良举办，从而可以为南方的国会议员投票支持暂停白银铸造提供一些政治掩护，毕竟暂停白银铸造的政治立场在南方地区可是一项不受欢迎的立场。正如结果反映出来的，几乎９０％的南方国会议员反对该项法案。这项法案的通过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员的支持，因此这只不过是对于国会议员们的态度立场的一个测试——没有人期望该项法案能够真的通过。事实上，由于这项提案甚至没有达到国会当中的多数议员支持，从而证实了众议院的政治立场是支持继续进行白银采购和铸造的（参见表格６．八）。这种投票结果对于金融群体来说简直失望至极，他们本来期盼着在第４８届国会结束之前至起码能暂时停止白银的铸造。就在投票数日之后，克里夫兰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对于新总统公开表示对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声明，整个金融群体都非常高兴，《商业与财经年鉴》思索：”新一届的政府是否能够领导其党派采纳同样的观点，（鉴于暂停白银铸造法案的投票结果），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第４９届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最严峻的挑战于１８８６年到来，理查德·布兰德试图于这一年在众议院通过一项自由铸造银币的法案。尽管铸造委员会当中大多数都支持，各种办法委员会从负面报道了这一法案，该委员会也介绍布兰德作为主席，将该项法案带到国会议席。３月１６日布兰德就这样做了，通过将该项法案作为特别命令，布兰德主席提交了一份决议。假如自由铸造银币通过，尽管对于国会议员是否会推翻一项可以预期的总统否决仍然存有相当大的疑虑，委员会主席布兰德的法案在暂停上述法律的情况下，很轻易地就足以确保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因此看起来该项法案能以绝对多数通过（参见表格６·八）。随后展开的辩论冗长而又激烈。最后，国会首先拒绝了缺乏支持的试图暂停白银铸造的企图，随后以微弱多数票挫败了自由铸造银币法案（参见表格６．八）。因此目前的现状——每月不断采购价值２００万美元的白银进行铸造的情形并没有发生改变。
支持白银利益的国会议员所采取的第二项行动就是攻击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量。自从１８７９年根据恢复硬币支付法重回黄金本位制以来，美国国库的日常工作就是维护黄金储备量，偿付至少一亿美元的绿背美钞，实际数字常常远高于此。尽管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量尚不足以支持偿付流通领域当中的所有绿背美钞，国库目前现有黄金储备量仍然能够保证几乎在任何紧急情况下，美国仍然能够维持以黄金进行支付。然而，究竟美国应当拥有多大的黄金储备量只不过是一个判断上的问题，并非事实。上述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国会议员几乎一致倾向于为美国应当拥有的黄金储备量规定一个较高的数字。而那些支持白银本位制的国会议员更偏爱于较低的黄金储备量，或者干脆没有任何黄金储备才称他们的心意。１８８６年的下田，美国国会当中那些支持白银本位制的国会议员的试图通过将可以偿还的联邦公债当中任何超过一亿美元以上的盈余彻底用得干干净净，从而迫使财政部长大幅度的限制黄金储备量。当时，美国国会库大约拥有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黄金用来支持流通货币。由于民主党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当中占有多数国会议席，此外由于命令限制黄金储备的共同决议据称得到了各种方法委员会的支持，此类法案应当由民主党承担起重任。由于许多民主党国会议员非常乐于看到美国彻底放弃采用黄金偿付的情况，出现绝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希望削减国库黄金储备的事实并不足以为奇。然而，鉴于克里夫兰总统这一时期担任美国总统，并且鉴于美国国库黄金储备量完全操控在国库的掌握之中，民主党国会议员试图削弱对黄金本位制保持友善态度的联邦政府的能力。毫无疑问，克里夫兰总统本人会反对这项决议。
在议会辩论过程当中，来自于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威廉·麦金利（他在后来的１８９６年剧烈的”本位制之争”赢得了胜利）对于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和民主党控制下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挖苦评论道：
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政治游戏呢？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政治立场游戏呢？各位绅士，欢迎加入到这场游戏当中来：当你们本党派的财政大臣通过正式的官方沟通方式，庄严的告诉各种方法委员会主席，假如此项决议得以通过必将损害到公众的信用、必将动摇公众的信心、必将毁坏我国一只拥有的良好金融的名誉，感谢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忠诚于这一良好金融的名誉。假使这项决议真的得以通过，联邦政府就无法维持伟大交易的平衡工作，假如那就是你们因为痛苦所要寻求的安慰与慰藉，我们会非常愉快的交给你们……倘使贵党在国会的多数众议员与贵党总统之间能够达成任何一致的话，我非常乐于了解。
当该项协议最后进行投票时，美国历史上出现极为罕见的奇观：当民主党的总统反对绝大多数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时候，同样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支持这位民主党的总统（参见表格６·９）。
在随后的１２月份，《商业与财经年鉴》对克里夫兰总统的年度咨文作如下评价”关于白色金属的部分在国会当中所能够造成影响力就好像对于去月球上定居的影响力一样……“然而，民主党内围绕着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所展开的斗争无异于自相残杀，再加上清醒地意识到克里夫兰总统将会、并且必将有效的否决一切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法案，民主党内在国会的领导阶层开始确信奉行中间派的通货膨胀主义者提案更能使的该党在国会的力量有用武之地。结果，在整个第５０届国会行使立法权期间，没有任何一项重要的立法案能够顺利地进入投票阶段。然而，没有任何原因可以推断美国国会议员当中的黄金情结和白银情结之间的平衡状态已经改变，议员们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在克里夫兰政府的最后两年任期内可能进一步地得到了强化。
１８８８年的大选当中，本杰明·哈里森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克里夫兰，从而使得共和党人重新回到了白宫，再一次的掌控了行政权。在同一选举当中，共和党国会议员自从大重建尾声以来，首次在国会参议院和国会众议院当中赢得了多数议席，从而使得共和党同时掌握了美国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由于选举当中的主要争端围绕着关税问题展开，有鉴于美国的贸易情况，共和党在国会当中赢得多数议席的胜利几乎是可以预期的。１８９０年，新一届国会通过了具有严重的保护主义者色彩的麦金利关税法，新上任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然而，就货币政策的概念而言，共和党对于国家政府机器的控制就如同克里夫兰和民主党对于国家政府机器的控制一样：有名无实、让人困惑。新当选的国会参议员当中，许多议员来自最近加入美国的各州，有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北达科塔州、南达科塔州、华盛顿、怀俄明州，因此美国参议院当中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势力空前膨胀，明显地占有多数议席。假如哈里森总统愿意签署的话，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提案可能将会在参议院中轻松通过。必要时，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参议员们会通过这些政策，所以外面的观察家决不会弄错他们的立场。在国会众议院，来自于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的各州国会议员们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国会众议院当中所弥漫着的白银情结和克里夫兰执政时代的情形差不多，支持继续铸造白银，但是有限的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假如参议院采纳坚持通过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立场，众议院完全可能投降。然而，哈里森总统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敌视态度使得这种坚持毫无意义。
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使得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有些气馁，对于主张硬币政策的共和党人来说，还是充满了危险。正如“为白银做点事情“这句话所说明的，党派的领导阶层提议，通过将按照布兰德·艾利森法案每月采购的２００万美元白银配额修改成以白银盎司为计算单位的强制固定配额白银采购，增加政府的白银采购量。鉴于国会众议院在国家议会当中的特殊组织结构，众议院首先展开了行动。６月５日，鉴于只有一票支持考虑该项法案，在强力迫使之下，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特别命令。当该项法案随后来到议席讨论时，来自于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称该项法案是”激烈的货币标准之争“的延续，”已经煽动公众的思想长达１５年到２０年之久。“
针对白银本位制会”让美国墨西哥化“或者会使得美国会堕落到”中国级别“的指控，在这一期间的一次态度最为鲜明的议会演讲当中，贺拉斯·帕契尼随即驳斥了这种指控。恰恰相反，这位内华达州国会议员强调，“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一个依赖他人的殖民地位置“，因此不再希望在”跟着英国金融风筝的尾巴上的黄金标签上占有一席之地。“随后，在论及共和党对于贸易保护的坚持上，帕契尼注意到他的同事经常”成日飘飘自然于对于英国自由主义贸易教条极其具有想像力、颇具雄辩色彩的谴责批评，批评中使用的是极为有害的科布登俱乐部学说（译者注：科布登，理查德：自１８０４——１８６５年，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与支持者，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却与此同时如同欣赏美味一样吞下金融秘方，好像他们是巧克力做的骆驼或者是顺势疗法的药丸一样。“帕契尼指出，这种拍马屁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在他的任期之内就可以看见。“在我们伟大西部矿藏贮藏地带激流冲刷而形成残破峡谷与大山边陲之间，你可以就在伟大西部矿藏贮藏地带的每一口通向地下又长又窄的荒废采矿矿井看见我们；你可以就在伟大西部矿藏贮藏地带的每一条曲曲折折的荒废采矿巷道中看见我们；你可以就在伟大西部矿藏贮藏地带的每一个荒废勘探钻孔边看见我们——一处处人迹罕至的小镇已经成为西部人民幸福破灭、希望被诅咒的最具有结论性的证明。”随后，在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同属一个党派的共和党东部国会议员时，他抱怨道：
自从我坐上这个国会议席以来，“天哪，你们这些来自于远西地区的人们全都支持自由银币铸造政策：你们想要给自己生产的白银寻找一个市场呗“这种腔调暗示着我们站在平等的地面上，就好像我们在要求免费铸造镀锌铁一样……我们这些住在远西荒野地区的人们购买宾夕法尼亚州所生产的钢铁，我们这些住在远西荒野地区的人们购买马萨诸塞州所生产的棉花和羊毛制品，我们这些住在远西荒野地区的人们购买康涅狄格州所生产的钟表和木化的肉豆蔻，我们这些住在远西荒野地区的人们购买帝国之州的一切受到高度保护的产品。在每一项政治运动当中，我们与你们并肩战斗，共同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而投身伟大的战斗当中。然而，当我们请求你们公正地对待我们所生产的白银——一项我们指望养家糊口的产品的时候，你们却好像我们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远远地避开我们……鼓吹银元被视作为一种兼具西班牙蒙特扑克牌老千和打家劫舍强盗恶习的行为——鼓吹银元的人被视作为一个丧尽天良的人，其最崇高的愿望就是打劫涉世不深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提供贷款者。
根据特别命令，反对的一方为该项法案提供给一项自由铸造白银的选项只有一个机会。当来自于密苏里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提议将该项法案重新提交到度量衡和铸造委员会，“请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对该项法案作出回报。”国会通过有限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数量）２４张选票将这项法案予以退回。当这项法案退回到众议院时，参议院将这项法案改成了一项自由铸造银币法案。当共和党众议院议长试图将这项修正案向度量衡和铸造委员会提及之时，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国会议员要求对他的决定进行复议，随即整个国会当中就被各种宽泛的货币政策问题和不同的议会法律争吵所包围。尽管这场争论是一场关于国会的议会法律历史的漫长而又最为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是根据他们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立场来决定其是否支持众议院议长的决定。当参议院修正案最后表决时，众议院再一次的否决了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尽管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参见表格６·９）。最后，通过委员会会议起草一项妥协方案，终于在两院通过了这部《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这部法律将美国国库每月必须采购的白银配额由价值２００万美元的白银修改为每月必须采购４，５００，０００盎司的白银。按照盛行的市场价格，这部法律将美国国库被迫采购的最低白银数量提高了５０％，从而实质性的提高了这项政策所附加的危险。共和党在国会的领导阶层之所以支持这项增加法案仅仅是因为：如果该党拒绝一切的白银立法案件，可能就会最终导致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谢尔曼本人后来这样说道：
当时的情形千钧一发。参议院当中的绝大多数参议员都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众议院当中表示反对的微弱多数议员最后放弃并且认同这一法案的可能性真让人担心。总统在这一事务上的沉默态度使人更加忧虑：一旦自由铸造银币法律在两院通过，他就没有否决这项法律的自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避免美国重新回到自由银币铸造，所涉及的这项法律是我们力量范围之内所能实现的最好效果。我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然而，这一法案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那一天开始，如果废除这项法律不会导致一项彻底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来取代它的位置，我就准备废除这一法律。
１８９１年一月中旬，就在第５１届国会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他的最后议程时候，参议院再一次通过一项自由铸造银币法案，并且将其送交至众议院。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金融市场上作出了反应，股票市场和美元价值都开始下跌，美元价格的下跌使得美国非常濒临输出黄金的警戒线，本来照理来说，这个季节本来通常是黄金输入美国的时候。
当新一届的５２届参议院开始筹备其日常事务时，参议院已经表现出它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支持。而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仅有微弱的多数反对无限量的铸造白银。鉴于民主党在１８９０年的选举当中获得了大胜，共和党在参议院当中所占的席位略有下降，在众议院当中所占的席位大面积的缩水，在美国和放弃黄金本位制两者之间只有哈里森总统居中捍卫。然而，他对黄金本位制的公开支持注定要遭到否决。正如选举结果所证明的，《谢尔曼购银法》并没有能够为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提供多少政治伪装，购银法仍然有效，并且根据法律的规定，国库采购的白银数量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尽管上述法律对于黄金本位制造成危险，然而，这种现状已经是国会支持黄金政策的国会议员所能实现的最好效果。正如《商业与财经年鉴》注意到，“在涉及到今日美国的任何货币讨论当中，有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这种力量在制定一个新的货币体制当中注定要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在此处所指的力量体现为农场主协会以及它们的货币问题主张——这种要求并非空穴来风，这些主张起源于我们西部和南方的乡村在最后的１０年当中所面临的环境变化。”然而，《商业与财经年鉴》质疑农场主协会所持有的下列观念：自由铸造银币能够解决美国国内偏远地区的货币短缺。《商业与财经年鉴》这样提及：“如果乘坐蒸汽发动机的轮船，伦敦与纽约之间目前只有六天的距离；如果通过海底电缆进行联系，伦敦与纽约之间目前只有六分钟的距离。因此，这两个金融中心现在已经成为隔壁的邻居。更为甚者，商业贸易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将这两个金融中心联系的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伦敦的流动资金在确保能够获得比本国更大利益的条件下，同时控制不住地流到美国纽约资本市场上来。”然而，年鉴担心银币政策改革会很快拆开上述这两个紧密结合的金融市场。新举措（当时已经实行了一～二年之久）的一个征兆就是在所有的贷款合同当中都增加了一个本金与利息均用黄金予以偿还的条款。诸如此类的合同条款使得贷出款项的资金所有者避免了承担万一美国政府由黄金本位制转向白银本位制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这反映出外国的金融家已经理解到黄金本位制的放弃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可能，上述这些条款在贷款合同当中的出现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没有这些条款，美国借款人根本无法借得欧洲的资本。
当第５２届国会正式召开时，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超过７０％的多数议席。尽管绝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强烈地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然而来自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国会代表为了捍卫黄金本位制决定违背该党的领导阶层意志。这标志着政党分裂斗争的开始。正如马萨诸塞州的乔治·威廉这样形容，“一天的思考过后……那些民主党人试图在民主党内部成立一个农场主联盟派别；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必须二者择其一——或者是加入美国南方的农场主联盟，或者是加入美国北方地区的民主党联盟。”在根据一项特别命令将自由银币法案带进议席当中，威廉就这项特别命名所展开的辩论向国会作了上述发言。当中就该项法案进行考虑时，关于程序的动议投票记录证明了在国会当中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议员力量和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议员力量相差无几。例如，在一次投票过程当中，众议院议长首先向国会作报告，一项正准备考虑的标号为Ｉ４８的动议在联合投票当中遗漏了，问题的双方都有。然而，会议室当中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众议院议长同意再次进行投票，这使得国会当中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团伙万分震惊，反映出了相对多数的国会议员支持该项动议（关于此次投票情况的分析，参见表格６·１０）。这两项动议都是针对一项最初提议搁置一票否决的自由银币法案的提案。因为根据该项特别命令，上述法案将在那一天通过，国会当中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团伙在众议院议长的帮助下，尽管两种国会议员势力之间的力量非常平衡，尽管争论非常激烈，还是将这一议会议程一直拖到了晚上。曾经一度，众议院议长甚至指令会议警卫用权杖在会议室周围维持秩序，以便使得各位国会议员重新就座。最后，由于许多国会议员精疲力尽的离开了会议大厅，以至于国会的领导者群体允许国会暂时休会，上述法案也丢失了。
由于在参议院当中相当多数的参议员都支持自由白银铸造政策，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议院。在参议院通过其自由白银铸造法案以后，国会准备再一次讨论这一问题。虽然就在此时，宾夕法尼亚州赫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爆发了平克顿侦探与罢工工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美国劳工历史上的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商业与财经年鉴》仍然注意到了国会的这一事件，并且报道“国会众议院正在努力敦促就参议院自由铸造法案进行投票……充分证实是对商业圈子的一个更为恼人的影响。”在民主党全国大会采纳了一项货币政策要点，由于该项政策要点当中并没有要求立即进行自由银币铸造，因此，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三个星期以后，参议院的法案重新回到了国会。在引述民主党全国政治纲领与参议院法案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后，好几位民主党人现在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议会随后就以比大约四个月以前否决自由铸造法案略微多一些的票数挫败了参议院的自由白银铸造法案（参见表格６·１０）。当国会数个星期以后休会的时候，《商业与财经年鉴》如释重负般的长长出了一口气：“毫无疑问，当我们的政府立法委员已经踏上回家道路的时候，整个商业界现在都弥漫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自打国会在华盛顿成立以来，我们记忆当中的历届国会当中，这一届脾气暴躁的立法机构所提出的立法案威胁到了如此众多的产业利益……”
在涉及到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所宣称的货币政策立场时，金融界对于哈里森和克里夫兰分别被提名为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表示非常满意。对此，《商业与财经年鉴》表示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不会涉及什么大的金融问题”，对于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哈里森总统在财政问题上的可靠性非常让人放心，就如同其他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士一样让人放心。”两周以后，这份刊物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克里夫兰先生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对于市场能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因为众所周知克里夫兰先生对于金融问题见解深刻。”
尽管选举活动相对比较平静，至少从财经界的眼光来看，然而，美国的经济和货币立场却由于谢尔曼购银法的实施受到严重地削弱。欧洲投资者感觉到美国采用黄金支付的不确定性正在增长，他们清算美国的证券并将资金遣返回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有关白银的法案开始在国会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这种资金逃离美国的速度就会更快；当国会的议程结束以后，这种资金逃离美国的速度就会相对缓慢。然而，资本和黄金从美国流回欧洲的大潮却从来没有停滞。推动这股大潮的假定可能性之关键要点就在于缺乏黄金作为银行的储备和赎回政府证券的支撑。在美国国会抵制参议院的自由白银铸造法案的数日以后，伦敦《统计学家》在７月２３日的刊物上描述了上述黄金储备下降可能随后导致的影响：
首先，各家银行必须首先在拥有黄金储备的前提下进行运作，联邦国库随后也必须在拥有黄金储备的条件下进行运作。前述金属必须加以贮存并且办理货币兑现的贴水。诸如此类的惊慌状态均暗示着毁灭的到来已经无法避免……证券交易所面临的危机……将会非常严重，因为正如我们所展示出来的，欧洲用于清理它所拥有的美国投资的时间现在已经长达两年。就这种趋势看来，目前尚无迹象发生扭转，假如危机即将到来，这种倾向性就不会增加。当然，高价的话，欧洲人会进行购买；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谁能够预先知道价格究竟是多少呢？……
自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将资本从美国抽出，富豪们从美国抽回的投资和欧洲投资者抛售的证券已经达到了如此之大的规模，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汇出数额惊人庞大的黄金……无论是在联邦哪个地方，各家银行在实际操作中都拒收白银，并且通过增加其自身的黄金储备量以增加其实力。
正如表格６·１１所显示的年度数据，伴随着美国可能转向白银本位制所导致的金融不确定性导致了十九世纪晚期最为长久、严重的黄金从美国输出的现象。作为一个主要的黄金出产国家，美国一直享受着高人一等的地位：即便是在黄金输出超过进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年份当中，美国通常能够通过开采金矿所获得的附加黄金来增加其国内黄金储备量。除了通过开采金矿获取黄金（这种获取黄金方式在这一期间始终相对比较稳定）以外，黄金在美国国内外的流动情况非常受到货币政策的起伏不定的影响。例如，美国在１８７９年恢复采用黄金支付消除了金融不确定性产生的主要来源，在随后的大约一年之内，大量黄金就从欧洲涌入美国。只有在麦金利于１８９６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后，再一次出现了类似的货币政策，趋于稳定的政治因素使得比１８８０年左右的黄金大潮更为庞大的黄金潮流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事实上，早在１８８９年到１８９５年之间，支持白银的情结长期清楚地主宰着美国国会，美国外流的黄金数额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完全抵消了来自于美国国内黄金开采所获得的附加黄金。并且，由于美国出口产品的数量长期超过其进口产品的数量，欧洲人通过售出美国证券的方式来支付黄金，因此相当于收回了之前在美国所作的资本投资。上述情况的发展同时导致了两个结果：将美国抛入了一个长期的低靡经济当中的同时，也威胁到了金融体制的稳定性（通过抽走银行机构和联邦国库当中黄金储备的方式）。
同时导致经济萧条和金融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就是持续不断地购买白银措施：在法律的迫使下，尽管联邦预算当时已经出现了深深地赤字，国库仍然在不断购入数百万盎司的白银。因此，通过吸干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备，购买白银的举措实际上对于美国国库坚持采纳黄金予以支付造成了明显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政府能够成功地发行新的公债，从而在操作的层面上，使得国库能够在支出和岁入的帐目上保持平衡，否则，被迫放弃黄金本位制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然而，诸如此类的公债要想能够得以成功发行，反过来又取决于投资者能否信任美国政府会遵守承诺，对于所发行的公债的本金和利息予以偿付。由于上述承诺必须基于采纳黄金予以支付，并且由于这些公债发行从实际效果上等同于告诉公众：联邦国库黄金储备正处于极度的压力之下。按照谚语说来，国库实在是左右为难。假如国库拒绝进入公债市场，把下巴抬得高高的，摆出一幅高人一等的姿态，那么黄金储备仍然会继续下降。假如国库发行公债，承认国库目前正处于虚弱状态，则可能会削弱投资者目前还残存的一点点信心，进一步刺激美国目前仍然拥有的黄金储备外流，以至于完全抵消将公债投放市场所获取的收益。当然，解开戈尔地雅斯难结［译者注：希腊神话当中，古代费吕加国王戈尔地雅斯的戈尔地雅斯难结（按神谕，能解开此结者即可为亚细亚国王，后来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解开）；后来被比喻为难题；难事；（问题或故事情节的）关键，焦点］的关键在于白银采购法及其废除，这是金融界长期以来就盼望的目标，因此，危机使得这一问题重新表现的越来越为急迫。
在西部平原地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金融萧条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土地热潮泡沫的破灭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使得不良地产投资根本无法展开。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各州当中，堪萨斯州也许是最为不幸的一个州。尽管在该州大约４００多家国家银行当中，许多银行都拥有严重受到损害的不良资产，堪萨斯州银行管理委员会局长仍然许可他们继续经营业务：“问题并不在于什么银行应当被关闭，而在于怎样避免储户惊惶挤提，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本州一半的银行将要倒闭。”然而，１８９３年１０月底，该州银行管理委员会局长估计堪萨斯州的各家银行近一半四月份以前所拥有的存款被储户提走。总的说来，１８９３年年初尚在进行经营当中的银行几乎每１０家银行当中就有一家银行因倒闭而被清算，倒闭银行的总数高达４１家银行。尽管这一切都发生在经济最为萧条的时期，各家银行和抵押公司受到这一次危机影响实力受到严重损害，在１８９４年甚至后来不断发生倒闭。但是，不断倒闭的现象以及对于国家金融体制威胁的严重程度明显地摆在了国会的眼皮底下，在克里夫兰总统的强力领导之下，国会废除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
１８９２年的大选使得民主党人自美国南北内战爆发以来首次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和总统宝座。从大选以后的议员们开始流露出来的国会政治情结，强硬地暗示着支持自由白银铸造政策的国会议员在参议院当中占有多数议席，在众议院也极有可能出现如此情况。在大选结束以后到克里夫兰正式宣誓就任总统这一期间，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上一届国会举行了一项议程，对白银采购法律进行废除的法案未能在国会得以通过。就此项提案所展开的辩论当中，当时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清楚地展示了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对于谢尔曼采购法的较为具体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了西部平原地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极端敌视态度：
谢尔曼白银采购法是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对手们的孩子。但是他们把这个孩子送给了我们，除非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孩子——“黄金与白银铸造写入宪法”还给我们，否则我们就应当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当做我们的人质。（响亮的掌声）２０年前，他们绑架了“将黄金与白银铸造写入宪法”，所以我们应当扣留他们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又丑陋又畸形，直到他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回来，或者提出什么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权宜之计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假如我们代表他们，同意去抢劫我们的人民，去抢劫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和西部地区的小麦种植者，我们就将把不幸与毁灭带给我们的人民，我们就无异于犯下言辞难以形容出这种滔天罪行的刑事罪犯。在许多情况当中，诸如此类的一张投票简直就是响应州长的号召去抢劫人民的财产。（响亮的掌声）
正如布莱恩所暗示的，在这一期间，白银采购的延续使得政府目前所使用的黄金支付在不久的将来被放弃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十九世纪晚期那样（译者注：此处似乎应为十九世纪晚期，疑是原书印刷错误），强制有限的白银采购为黄金本位制从美国金融体制当中被剔除出去开出了一个如此明显的方便后门。
克里夫兰于１８９３年三月进入白宫之时，正值美国白银采购政策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最为严重的浩劫。美国国内心脏地区的各类商业协会做出了反映，他们于五月底呼吁停止白银采购，从而加入到美国东部地区的各类商业协会很早以前就一直坚持的立场当中来。六月底，克里夫兰总统呼吁国会进入特别议程，并且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于八月初完成组建以后，发布了一份要求“立即废除”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的要求。随着联邦国库黄金储备下降幅度跌破了一亿美元的警戒线，新一届政府指责：被迫放弃黄金本位制的威胁日益逼近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克里夫兰总统充分利用总统这一职务所赋予的权力和政党领袖提供给他的一切资源，挥舞着每一根政治大棒，使出了各种奉承讨好的花招，并且在数百万人民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时局帮助下，迅速让废除谢尔曼购银法的法案在国会两院当中通过。总统特别利用了恩赐官职的特权，将许多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转变为政府的忠实信徒，从而将国会两院当中的软币占有相当多数的情况下（译者注：指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在正式投票当中赢得一场以微弱多数而告终的硬币胜利。８月２８日，该项法案于众议院通过，１０月３０日，该项法案于参议院通过。
在众议院中，由来自密苏里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所领导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鼓吹者试图通过附加一项自由铸造银币的修正案，来修改废除谢尔曼购银法的法案。假使这项提议被采纳，该项修正案所导致的实际效果将会是：在废除谢尔曼购银法的同时，为无限量的白银铸造打开大门。克里夫兰总统进行游说努力所发挥出来的影响力清楚地表现在：国会于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８日以二比一的创纪录多数比例表示了国会反对自由铸造银币修正案（参见表格６·１０）。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废除谢尔曼购银法的法案在众议院以甚至更为强大的多数予以通过。参议院随后对该项法案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发回众议院，并且得到众议员们以超过二比一的多数比例予以投票认同。９０分钟以后，克里夫兰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除了布莱恩的二次演讲以外，众议院的议席辩论相对比较平淡。布莱恩的第一次演讲在某些程度上已隐隐的预示着他将会在１８９６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讲：
就目前从劳工口中听来的意见来看，他们谴责这项违反宪法的废除法案；就目前从农场主口中听来的意见来看，他们谴责这项违反宪法的废除法案。是谁给了那些东部地区的资本家们代表他们说话的权利呢？这是一次发生在财富的创造者和财富的交换者或者财富的吞噬者之间的斗争。我们已经听够了喋喋不休的商业利益之谈，我们已经听说了生意人们要求废除谢尔曼购银法。这些生意人们到底是谁呢？那些从事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产劳动者难道不配享有“生意人”这一称号吗？难道仅仅因为一位农场主一年３６５天的辛勤耕种庄稼，一天的劳动所得还不足一美元，而那些经纪人有本事，只要对农场主的劳动所得的期货价格成功的下上一注就可以赢得十倍于农场主全年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说农场主们比起经纪人们来，不配享有“生意人”这一称号吗？议长先生，我抗议，抗议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生意人”这一称号，完全排除了我国人数最多、对社会最有价值的“生意人“阶级。
在接下来的第二场简短演讲当中，布莱恩在对此次辩论作出总结时，将此项废除法案的通过与废除导致基督就难的银币（译者注：相关故事参见《圣经》钦定本）相提并论：
你们可能认为就在否决的大石门落下来之前，你们已经埋葬了导致复本位制产生的原因：你们可能庆幸自己将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彻底抛入了自从你们当选国会议员后新修建起来的坟墓当中。然而，先生们，假如我们所从事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如我深深的信仰我们的事业必将是正义的事业，你们所付出的辛劳完全白费了：从未有坟墓被建造得如此坚固，以至于将一项正义的事业封锁于其中。不过，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终将脱下他身上穿着的寿衣，甩掉披在他身上的幕布，他还会站起来，在他重新站起来并且统治一切的时候，将赐福于整个人类。
在随后的晚冬时节，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再一次开始抬头。这一次，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鼓吹者通过一项极为不寻常的、迂回曲折的策略来迫使美国放弃黄金本位制。他们的政治策略涉及到了一种所谓的铸造币差概念：当国库按照市场价格采购白银，将其铸造为银元之后，银元的面值与其中所包含的白银贵金属之间存在着利差，从而在理论上可以增加国库帐户上的财富。鉴于白银对黄金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１６比１的比例，并且这种市场价格已经延续了数年之久，白银市场价格与其铸造成为银元之后的总的面值之差达到了大约５，５００万美元。就在参议院就废除谢尔曼购银法法案展开辩论期间，一项妥协方案以铸造币差的提案形式提交上来。然而，克里夫兰总统针对废除白银采购和铸造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很快就将这种想法压制了下去。然而，尽管克里夫兰总统能够将这项提案排除在废除谢尔曼购银法法案之外，却无法阻挡国会自身来考虑这种主意。并且，国会于１８９４年早期就开始安排程序来考虑上述提案。因为该项提案部分涉及到了美国国库正在管理进行当中的白银铸造，因此，提案只是简单地将银块转变为银币，并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该项提案对于联邦国库维持黄金支付的能力所造成的影响还很难预料。然而，一旦制定成为法律，其对于联邦政府黄金政策可能造成影响的含义却毫无疑问是消极的。鉴于该项提案的第二部分要求将联邦国库所贮存的全部白银都铸造成为银币，国会议席曾经试图删去该项提案的第二部分（参见表格６·１２）。国会当中的白银势力集团在投票当中占了上风，按照程序通过该项法律（参见表格６·１２）。当参议院表示同意的时候，克里夫兰总统立刻否决了该项法案，导致了众议院对于总统的否决进行第三次重要的推翻。与去年秋天废除谢尔曼购银法时的情况不同的是，克里夫兰总统这一次并不需要多数议员支持他的政治立场，因此，尽管议会相当多数的议员支持推翻总统的否决案，然而该项法案却因为未能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代表支持而失败，克里夫兰政府最终赢得了这场胜利。
对于捍卫黄金本位制而言，尽管废除谢尔曼白银采购法法案的通过和铸造币差法案的失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胜利，联邦国库所维持的黄金储备却持续维持在严峻压力之下。直接问题就在于联邦政府的帐户上支出长期超过岁入。首先，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迫使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当中从而导致对于联邦黄金储备所提出的潜在请求大幅增加。这些大幅增加的请求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于美国金融体制的不信任，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欧洲的投资人进一步地清算其持有的美国资产。为了将其持有的美国股票证券资本遣返回国，投资者们抽干了银行平衡表上的资产，将黄金出口到欧洲。因此，欧洲资产的清算情况加剧了银根紧缩的情况，反过来抑制了美国经济的活力。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更倾向于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急剧下滑，从而导致另一轮的预算赤字、另一轮的资产清算、另一轮的经济收缩、另一轮的税收岁入持续下滑。为了维持黄金储备，国库于１８９４年两度发行公债。１月１７日，国库发行了５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１０年期公债，公债利率为百分之五，购买方式为硬币购买；另外一次类似的发行销售则定于１１月１３日。上述两次公债发行均是依照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４日通过的恢复硬币购买法的授权，由国库批准发行，因此不需要重新获得国会的同意。事实上，鉴于当时国会当中占居优势的白银情结是如此弥漫，诸如此类的公债发行想要在国会得到同意势比登天。
上述所发行的公债仅仅做到了暂缓黄金支付危机的作用，联邦黄金储备的不断流失不可避免。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８日，克里夫兰总统向国会提交一份特别咨文，迫切要求减轻国库的压力。国会毫不理睬他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夫兰总统求助于当时美国最著名银行家Ｊ·Ｐ摩根和奥古斯都·贝尔蒙特，请求他们协助另一轮的公债发行。克里夫兰总统于２月５日和２月８日分别会见了摩根。鉴于国库现在面临的局势非常危急，政府开始和银行家谈判合同，通过银行家来承销公债，将公债销往欧洲和以换取黄金，再将发行所得黄金存储于联邦国库，并且保证上述发行的公债不会流回美国从而导致新一轮的黄金外流。合同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取决于公债的偿付条件条款。假如联邦政府保证上述公债将已黄金予以偿还，那么利率将是百分之三；假如政府仅仅保证上述公债以“硬币”与偿还，（一个颇具争议的对于黄金的文雅称呼），则利率为百分之四。
就在政府和银行家的谈判即将进入尾声之前，国会众议院采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明确提出发行一轮新的公债以支持联邦黄金储备，更为重要的是确保上述公债以黄金予以偿还。由于该项法案明确地提出以黄金予以偿付，该项公债似乎暗示着“硬币”这一术语同时也包括银元在内，这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无法容忍的，因此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反对该项法案。由于“硬币”这一术语在以前所有的公债发行当中一直沿用，在共和党国会议员看来，该项法案似乎会对之前美国所发行的其他公债仅仅采用黄金予以偿付造成动摇和削弱。共和党人的反应就是，将上述法案当中的“黄金”替换成“硬币”，通过诸如此类的替换方式使得新一轮的公债发行合乎以前的操作常规。对于这种替换，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声称事实上“硬币”的确包括了白银。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在民主党中的支持者和共和党人设法携手合作挫败了这一修正案。然而，当共和党人的修改方案同时遭到拒绝以后，许多共和党人在最后一轮通过投票当中反对总统所提出的法案，从而导致该项法律未能通过（参见表格６·１２）。第二天，也就是２月８日，克里夫兰总统向国会提交咨文，宣称新一轮的公债发行势在必行，此次公债发行总额为６２，４００，０００美元，利率为百分之四，期限为３０年。根据合同的许可，克里夫兰总统当时重新回到国会再一次请求明确将“黄金”具体作为该项公债偿还的货币，并且指出在整个贷款期间这种修改将为联邦政府节约１，６００万美元：因为一旦明确指明采用黄金偿付，利率将会降为百分之三，而并非是百分之四。
即使在２月７日这一天绝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是完全发自内心的真心反对总统所提交的提案，然而，当新的法案于２月１４日提交到国会的时候，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现出了清晰的机会主义。鉴于总统毫不动摇地坚持捍卫黄金本位制，并且在没有新的立法情况下也能够维持采用黄金支付（尽管对此颇为让人产生怀疑），共和党国会议员可以充分地利用民主党内部的这种不协调，提高党派优势。例如，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克鲁斯维纳原本是一位捍卫黄金本位制的可信赖国会议员，可是在他描述克里夫兰所谈判的公债合约的时候，腔调听上去却像是一位人民党党员：
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着旧大陆的帝国、王国、和共和国的金融咽喉，如今他们来到这里并且和你说，“我们非常讨厌你们的货币体制，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货币体制。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对于你们非常感兴趣，美利坚共和国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非同寻常，但是我们这样做，并且我们也希望你们按照我们的概念来修改货币体制。抛弃、撕碎这种陈旧过时的、已经衰老无用的商业从事模式。抛弃这种传统的思想，不要以为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国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道德情操就可以运行。将复本位制可以在美国得到最终支撑的全部概念彻底废除。将其彻底废除吧！我们是如此关切你们未来的幸福以及美国未来的繁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将实际上向你们提供１，６５０万美元，而你们只要每年向我们支付５０多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们将把你们纳入我们的养老金来源，我们将只不过每年从你们那里获取５０多万美元的养老金，连续只不过拿３０年而已，当然是假如你们能够修改你们的金融体制已适应我们的话。当然，我们这一方与此完全没有利益纠葛，世人皆知情况如此。”
上述辩论不久以后，绰号为“不穿袜子”的堪萨斯州的人民党国会议员杰里·辛普森试图撕开共和党人的伪装：
我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邪恶的一件事情，就是共和党人今天站在这里冒充成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朋友，伪装他们希望上述合约义务通过硬币支付，所以你们可以充分利用白银。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如此。他们并非希望上述合约义务可以采用除了黄金以外任何其他货币予以支付：一个最为严重的灾难就在于：对于我们来说，这使得共和党重新获得机会掌握权力，并且继续沿袭他们之前带给我们，目前我们正在忍受的那些邪恶的政策。
共和党人的策略并没有能够经受考验，很快就被人识别出来，绝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在该项法案上，抛弃了克里夫兰，所以该项法案和克里夫兰政府之前的尝试一样，同样在国会遭到挫败（参见表格６·１２）。当删除掉黄金条款，上述公债最终得以发行之后，公债发行仍然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纽约市的公债发行配额在２０分钟之内就销售一空，看上去有一些庞大的伦敦销售配额也在两个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商业与财经年鉴》的编委们再一次摇着他们的头，欢迎第５３届国会休会，因为“更为残酷从而破坏金融的立法和敌意不再存在，商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被清除掉了。”
１８９４年的大选再次产生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在该次大选当中共和党国会议员获得了国会众议院１３０个新的席位，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失去了１２５个议席。共和党人在四年以来头一次掌握了议会，现在已经占有７０％的议席。从第５３届国会于１８９５年三月份休会到第５４届国会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召开的期间，联邦国库仍然在批评的边缘坐翘翘板。五月份，最高法院将前一年附加于威尔逊关税法当中的所得税予以废除。通过判决该项税收为违反宪法，最高法院事实上彻底地抹去了全部所期盼１８９５年财政年度的全部盈余：联邦政府一直期望通过该项盈余以及其他措施来重新构建联邦国库黄金储备。短期而言，摩根与贝尔蒙特辛迪加通过代为发行纽约与伦敦市场上销售的公债所向联邦政府提出的黄金支撑了联邦国库黄金储备，将联邦国库的黄金储备量重新拉回到了１０，０００，０００亿美元的警戒线以上标准。然而，九月月初，联邦国库黄金储备量再一次滑落到了一千万美元以下。就在这种情况出现不久，关于新的一轮公债即将发行的谣言不胫而走，这种谣言表明了对于联邦国库维护黄金储备支付的能力的焦虑再一次开始抬头。尽管共和党在新一届的５４届国会当中在参众两院都占有明显的多数议席，参议院仍然掌握在非常坚定的自由铸造白银势力集团的手中。鉴于众议院现在已经倾向于支持黄金政策，参众两院对于货币政策的不同分歧进一步加大，超出了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的任何其他时候：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不够协调的议席比例分配倾向于来自于西部各州参议员，从而使得白银势力在国会上议院占去的主要优势。
在充分认识到参议院的相当多数议席来自于黄金情结颇为微弱的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以后，《商业与财经年鉴》鼓吹金融群体对此进行直接的干预：
非常急需采取努力，鼓励那些在竞选当中支持良币政策的候选人，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地区……纽约目前所要从事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极为需要，在决定联邦各州立法机构组成特点，并且由各州立法机构选举出美利坚合众国参议员的选举仍未结束之前，纽约就绝不能够说已经完成了还要做的工作……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的数个席位将在南方各州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上述议席完全可以通过来自于北方地区的明智的帮助，从而使得鼓吹稳订货币政策候选人得以竞选成功。我们无法在南方地区进行投票，但是我们可以把钱送过去，通过诸如此类的途径将教育人民的工作持续继起下去——此类工作在上述地区可以通过政治集会上的公开发言得以非常有效地实施。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各州的选举当中，那些更具有成功希望的、支持良币政策的候选人不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用来进行游说呢？对于缺乏资本的南方地区来说，由于银矿的所有者往往总是有的大把的基金用于支持那些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效劳的候选人，此类行动就来的更为急迫……
《商业与财经年鉴》刊物建议纽约市贸易商会肩负起用资金支持南方地区的鼓吹硬币政策候选人的重任。一些该刊刊物的读者在阅读到使用财富去影响捐款人住所地以外其他地区的选举结果的想法的时候，万分惊骇。对于他们来说，《商业与财经年鉴》在作出反响的时候，宣称诸如此类的政治献金是美国国内政治当中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暗示出了：如果不这样展开，将会是一边倒的选举格局：
进行政治游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一次简单的公众集会也需要花钱。当需要对于财经问题面向全州进行教育，并且在每一个校区举办无数起颇具吸引力的集会，为了让会议举办的有吸引力从而能够招引来大批的人们，这需要花去大量的金钱……几乎所有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势力”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演说家”——嗓门够大、能够指手画脚，能够喊出“黄金虫子”、“华尔街”、“范德比尔特”（译者注：范德比尔特为当时美国铁路大王），现在，又特别强调“黄金虫子的王子，皮尔蓬特·摩根”。
在对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人们普遍的情结作出承认以后，《商业与财经年鉴》宣称“假如财富的所有者未能通过任何一种合法的途径将参议院当中那些以前摧毁商业、整日谈论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并为其投票，阻碍一切良币政策的立法的参议员予以剔除的话，他们就没有尽到一个财富所有者所应尽的责任。”这份政治宣言标志着货币标准政治问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标志着整个财经群体从２０年来的被动心态转向为积极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以及其他利用财富优势的积极进取的行动当中。然而，党派政治仍然使得黄金势力与白银势力未能展开清晰明确的斗争。
随着美国联邦黄金储备下滑到八千万美元以下，欧洲的投资者再一次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算所持有的美国资产的行动，从而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导致在股票市场、银行信贷领域当中的惊惶失措。就在此时，克里夫兰总统再一次要求通过立法来补充黄金储备，从而重建投资者对于联邦国库的信心。正如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玛丽奥特·布洛沃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库正处于危机的深渊。投降的白棋已经挂出。”在注意到绿背美钞在国库机构办公室进行兑换会导致黄金储备的下降以后，他将纸币称之为“生产黄金的寄生虫在华尔街或者伦敦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库之间蜿蜒盘旋的不断来回。”通过一方面承认参议院对于自由白银铸造政策的偏爱，同时也承认通过批评克里夫兰政府发行公债的所带来的政治机会优势，共和党在国会的领导阶层在对局势作出谨慎的政治反应之后，起草了一份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法案。在法案的第一部分当中，授权联邦国库新发行１５年期的公债，利率为百分之三，从而使得联邦国库在已有的解决方案当中又新添了一个选项。此次新的公债将通过公众发行方式予以发放，因此无需通过与一个银行辛迪加进行紧密协商。
在该项法案的第二部分，法案授权联邦政府５，０００万美元的短期贷款特权，从而为联邦国库减轻压力提供了一个短期手段。该项法案与联邦政府的政治立场的主要差别表现在，该项法案未能明确指出公债将通过黄金予以偿付。尽管差距不大，克里夫兰政府的财政部长对该项法案表示失望。作为一项掩耳盗铃的政治手法，该项法案通过突出其与联邦政府政策之间的差异，掩盖其并非真心实意减轻国库压力，因此该项提案招致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致批评。正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威廉·保尔斯这样描述，“我想和共和党说话——我全然没有兴趣和民主党人说话［一阵笑声］：他们似乎对于这项法案理直气壮——你们每一位共和党人在向你们的选民进行拙劣的演讲的时候，在支持该项法案当中，谴责克里夫兰总统把你们想做的事情都作了。”在注意到甚至该项法案在参议院必然面对挫败的情况下，保尔斯声称，每一位投票支持这项注定失败的法律的共和党议员都会被迫要求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你要向格罗弗·克里夫兰寻求保护，像一支小鸡躲到母鸡的翅膀之下寻求母鸡的保护一样。”至于对于联邦国库目前所面对的紧急现状，没有任何人会持有疑虑。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所注意到的，“预期新一轮的公债将会通过秘密合约的形式，支持某些个人或者辛迪加进行发行，罗斯柴德家族的代表、摩根家族的代表、贝尔蒙特家族的代表正在云集与这个城市的豪华酒店的小办公室之内，正如他们在春天所做的那样，好像贪婪的秃鹰等待着时机随时扑下来抓取猎物一样等待着机会。”国会对于该项法案的两个部分分别进行投票：只有第一部分的投票结果记录在案。当该项法案的第一部分轻易通过以后，该项法案的第二部分以口头投票的形式予以通过。
决定通过一星期以后，财政部长宣称总额为一亿美元的新一轮公债将按照百分之四的利率，通过公众认购的形式予以发行。这时候，Ｊ·Ｐ·摩根解散了他的辛迪加，原本属于他旗下阵营的金融家们以个人的名义分别展开行动。当该项申购于二月初期正式开始以后，大约全部总发行公债的三分之一的公债由摩根公司成功申购。与此同时，正如之前人们所预期的，参议院用一项自由白银铸造提案取代了众议院的法案。当该项法案发回众议院的时候，来自佐治亚州的亨瑞·特纳（此人是南方民主党人当中少数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持有矛盾态度的国会议员之一）这样评论道，“他们也许也会用一项保护关税法案取代我们向其提交的法案。他们也许也会用我们向其提交的法案取代人民党人向其提交的废除国库分库法案。就目前关心的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来看，他们也许会用一项计划来取代和墨西哥合并的计划，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就是一切政策。”国会众议院对于参议院的提案没有任何耐心，对于一项支持对国会上议院的修正案表示同意的动议，众议员们以二比一的多数投票予以否决（参见表格６·１３）。就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联邦国库黄金储备量下滑到５，０００万美元，跌破距离投资者和政府认为支撑国库足以运行的最低黄金储备量心理关口的二分之一。受到上一次公债发行的结果（前者和其他公债发行一样未能得到国会的背书支持）影响，联邦国库黄金储备量上升一亿二千四百万美元。尽管黄金本位制仍然将在秋季的总统大选当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库的财政现状现在已经开始好转，行政机构被迫单独所采取的捍卫黄金本位制的极端措施后来证明并非必须。总的说来，克里夫兰在１８９４年到１８９６年之间一共新发行了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多万美元长期公债，所有发行的公债均是为了捍卫黄金本位制。
１８９６年三月底，美国国内的金融群体以及国家开始关注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提名活动。就在这时，在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所举办的共和党人州党大会上，分别在其政治纲领当中采取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强硬立场。东部地区的其他州党大会立刻紧随其后。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州党大会对于这些支持良币政策的表达所作出的反应是，假如该州的共和党政治纲领未能提出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支持，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将脱离共和党全国选举活动。在该州的党大会上，一位前国会议员甚至更为极端，他建议：假如美国继续让白银的地位低于黄金，科罗拉多州就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由于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分别将两院用作肥皂盒，双方唇枪舌剑，互不买帐，国会的长期思考蜕化成为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参议院和支持良币政策的众议院之间的一场争吵。当国会终于在六月早期休会的时候，《商业与财经年鉴》称该届国会的结束“该届国会任职以来最受欢迎的举措“，现在“所有的商业利益都将感到非常开心。”
尽管很少向新闻媒体发表讲话，更是极少面向公众表明政治态度，刚从伦敦回来的Ｊ·Ｐ·摩根强烈敦促共和党的全国政治纲领“应当支持良币，毫不妥协的、没有任何骑墙态度地给以支持，而且必须是直接、突出的支持黄金本位制。欧洲的投资者正在密切的关注此处的现状。除非他们能够明确的知道我们采用何种货币偿还债务，否则他们将不向美国进行任何投资。一个单一的黄金本位制是良币政策的唯一基础。”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夫兰的农业部长，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的Ｊ·斯特林·摩通这样说道：
假如共和党人最终直接、平白、积极的支持单一的黄金本位制……他们将从支持良币政策的民主党人手中得到大批的选票，还有大批不希望公开与本党发生分裂的民主党人会把塞在内衣口袋当中的成堆的选票丢给共和党人……在西部地区的各个地方，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情结正在广为蔓延，氛围越来越浓厚……在西部任何地方都无法选举出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候选人，而且，就在旧金山地区、就在这个各家银行仓库当中存储了一亿美元黄金硬币的地方、就在这个存款根据特别合约以黄金进行支付的地方、就在这个绿背美钞从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货币的地方，人民正在急切需要面值为５０美分的银元……密苏里州的人比得克萨斯州的驾驶还要狂野，而在伊利诺利斯州，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都跟着阿尔特杰尔德进入到了一种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无政府主义疯狂状态……整件事情当中最为严重的部分在于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候选人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以及其他地方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胜利极有可能吓坏欧洲的投资人，他们将在国内市场抛售所持有的全部美国证券，导致市场惊惶。
六月底，《商业与财经年鉴》放弃了寄希望于在民主党全国党代会上出台哪怕只是动听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货币政策要点，反过来该刊物向其读者进行报道：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将会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绝大多数全国代表都是从对于黄金本位制所表示出来的只有“狂热的仇恨”的州党大会上选举上来的。当民主党全国政治纲领所采纳的形式证实了《商业与财经年鉴》最害怕出现的结局的时候，该刊将这份文件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作品”，他们支持“最为恶劣的极端主义和无法无天”，所撰写的形式显出“起草文件的他们并不比盗贼与强盗好到哪里去。”为了抵制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改革活动，该刊号召拥护黄金政策的改革运动，宣称“现在所需要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选举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支持良币政策的国会议员，而是应当用压倒一切的投票来反对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客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派，从而将这种自由铸造白银的政治煽动一劳永逸的结束……”
就在民主党党代会举行的一周左右，对于黄金储备情况的报道显示出金融群体和公民开始普遍的关注这场总统选战。与此同时，民主党的东部地区阵营开始分裂，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脱离了全国民主党投票选举，分别将各州的控制权交给那些愿意支持布赖恩的民主党人，并且组建自己的组织参加竞选。当投资者出于对民主党可能获得选举胜利的预期，开始将其资产转移出国的时候，外汇交易也很快向着黄金出口的方向移动。由于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在九月份进行投票选举而并非是十一月份举行，因此在上述两州的选举结果显示出共和党获得远远超出预期的多数选票的时候，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易才开始得到一定的稳定。而到了十月份中旬，整个金融群体开始非常乐观，认为麦金利获得选举胜利的机会超过了五五之数。不过，黄金仍然在不断地囤积当中，资本市场上的短期利率仍然是出奇之高，从而反映出市场上的不安情绪非常严重，从而导致不愿意提供借贷。在此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对于流通货币需要黄金贴水，支撑消费品交易的利率出奇之高。
市场对于上述出奇之高的利率所带来的高额回报机会所作出的反应就是，黄金开始改变流动方向，由欧洲市场大量地流回美国市场。十一月份的选举日之前一天，大批男女老少拿着从银行提取出来的储蓄，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在位于纽约的联邦国库分库办公室门外，等着办理货币兑换黄金业务。其他人则纷纷通过金属交易经纪人购买黄金或者购买外汇，以避免因为布莱恩在选举中获得胜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影响资产价值下降。在选举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星期三这一天，在位于纽约联邦国库分库办公室门外要求换取货币的人是如此众多，以至于办事官员拒绝办理存储黄金的要求。在金属交易市场上的黄金贴水消失了，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大选之前曾经清算所持有美国资产的伦敦投资者纷纷踊跃购入美国资产，推动股市上升，通过节节升高的股价来欢迎麦金利取得的胜利。结果，商业贸易局势立即开始向较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及随后所展开的总统选举活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仍然在显示着余威，那些在六月份到１１月间实力大受损害的公司和银行仍然没有走出强制银行清算以及公司破产的阴影。
１８９７年一月份，对于召开国会特别议程以进行关税改革的猜测开始大量出现。和以往一样，国会进行考虑的想法加深了对于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银币政治热情的恐惧，因此导致忧虑的情绪开始在金融界蔓延。当国会从春季到初夏这一期间举行特别议程会议的时候，立法主要议程是关于关税问题。然而，在麦金利的要求下，国会同时也在考虑指令一个委员会就货币体制展开研究的一项法案。该项提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然而却未能在参议院得到通过。在国会当中，通过指导建议中的委员会“按照１８９６年芝加哥民主党政治纲领当中提出的金融政策要点展开工作，并且研究工作应当特别包括对按照十六比一的比例自由、独立、无限量的同时铸造金币和银币的复本位制的恢复展开研究，”有人试图修改该项法案。该项修正案所导致投票结果显示出两大政党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这是整个十九世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诸如此类的投票结果。布赖恩所领导的选举运动即使已经失败，但是却成功地通过摧毁民主党内部的支持硬币政策的阵营，将黄金本位制问题转化为一个带有鲜明不同政党色彩的问题。
随着国会内部的政治联盟在黄金本位制问题上面几乎完全以政党进行划分，正统的货币理论却日益成为美国国内一流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中心的主流学说。由于小麦价格的提升，人们认为：甚至在西部平原地区各州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力量比重也在不断地下滑。然而，“过往的经验使得人们老于世故地认识到［即将召开国会议程］不可避免地打开一个充满邪恶的潘多拉盒子，每一个邪恶都将对产业利益造成危害影响，”整个财经界对于国会保持着警惕。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丝黑云就是古巴，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在帮助该岛从西班牙控制下努力争取独立问题之上显得日益好战（译者注：古巴事件）。不过，无论是对于《商业与财经年鉴》，还是明显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按照正统的货币理论对美国金融体制进行一次彻底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联邦政府在财政部的年度报告当中宣布了联邦的改革计划，财政部随后即赶在圣诞节经济停滞之前与国会银行与货币委员会进行磋商。新年年初，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委员会大会，一家成员遍及美国各地商业会所、商业俱乐部以及贸易协会的私有商业组织机构发布了他的报告。尽管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与联邦政府的提案有所差异，该项计划的实质却和联邦政府的提案比较相似，两者都寻求明确的支持黄金本位制作为美国金融体制的基础，并且双方都寻求在黄金储备和流通货币之间建立起更具弹性的关系。
无论这些提案如何让财经界感到安心，参议院却并没有准备接纳这些提案。参议院围绕着由科罗拉多州参议员泰勒所发起的一份使用白银偿付联邦公债的提案展开会议。泰勒的提案以同时决议案的形式提出，旨在表达国会意见，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这样一来，这份提案也无需得到总统的签署（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总统的签署）。泰勒的提案在措辞上与大约２０年前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份同时决议案如出一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立即对该项决议案予以正面报道。这时候，亦即１月２７日，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举办的全国制造业协会所发表的演讲当中，宣称了他对该项提案的反对。他这样说道：“什么也别想诱惑我们——什么也没能诱惑我们——通过法律将美国所背负的神圣债务进行予以缩水的技术处理。无论合约所使用的语言究竟如何，美利坚合众国将按照还款时候文明世界当中公认的最佳货币履行债务清偿义务。“第二田，参议院还是通过了这项决议案，并将其发送至众议院。
然而，众议院各种方法委员会立即对该项提案作了负面报道，并且建议挫败该项提案。在国会历史上，即使是一年当中对同一项提案记录投票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就更不用说２０年多年了。同一个问题在２０年后仍然被提起只能证明货币问题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无论是从形式上来看还是从突出性来看，都是历久弥新的。事实上，重新提出斯坦利·马修于１８７８年曾经提出过的同时决议案的原因在于对共和党的政客们进行羞辱：这帮家伙早些时候曾经投票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然而却在后来站到了支持黄金政策的立场上。此外，许多参议员希望借此证实：即使布莱恩在总统选举当中被击败，他们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偏爱一如以往一样热烈。然而，对于众议院黄金政策的鼓吹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将下议院从参议院的异端教条学说中摆脱的一个机会。２０多年前，该项决议案在众议院被推翻；２０多年以后，众议院再一次漂亮的挫败了该项决议案（参见表格６·１３）。
在两次投票结果之间隔着的是将近２０多年的白银狂热情结，将两次投票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比较表格６．７和６．１３）。在整个国会当中，支持采用黄金偿付联邦公债的国会议员几乎翻了一番，从１８７８年的２９％点五的支持率上升到１８９８年的５７％点六的支持率。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翻了两倍之多，从在１８７８年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当中，对黄金偿付联邦公债的支持率实质性的低于二分之一，发展到２４年以后，几乎全体核心领导小组会议毫无异议的一致赞成通过。然而，民主党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率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民主党内部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东北地区阵营被摧毁的情况可以从该党内部由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率所出现的急剧下滑情况得到证实，同时，鉴于１８９８年该党仅有五位由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而在１８７８年该党来自于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占有２３个国会议席，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上述推断。无论是在１８９８年，还是在１８７８年，在国会议员所竞选出来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会议员究竟是支持白银本位制还是反对白银本位制之间有着高度密切的关系，然而，在１８９８年的投票结果却使得这种分布格局状况进一步突出。普遍出现的结果就是在对于党派的忠诚程度和对于货币标准的分歧之间有着较为强烈的关系——一１８９８年，来自于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国会议员当中，只有百分之一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同事的投票情况截然相反；而在２０多年前，有近３０％国会议员在同一问题的投票情况上与他们的同事截然相反（事实上，当时两大党派都有多数议员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与后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民主党内部支持黄金本位制的阵营被彻底摧毁，尽管在货币标准问题上面党派政治的分级化发展现象日益突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色彩在二轮投票结果当中却几乎如出一辙（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显得非常突出）。
正如丁格利关税法正式实施一年以后的情况一模一样，本届政府现在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公开支持证实了产业制造业带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当中所发挥的主宰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优势越来越明显。正如一位路易斯安纳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抱怨道”黄金本位制和一个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是共和党无知和贪婪的膜拜神像，在黄金本位制和保护性关税这两大里程碑式的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予以区分的双重立法压迫之下，南方地区的棉花种植园主深受其苦——一项立法措施使得他的产品价格下跌，另外一项立法措施则使得他所要购买必须产品价格上涨。“
这一时期同时也是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时期，然而当《商业与财经年鉴》谈及”和平“一词的时候，该刊常常指的是黄金本位制的政治前景越来越让人感到放心：”自从最近这１２年以来，我们从未经历过如同现在这样可以期盼的此类和平时期……从１８９０年到现在，我们的产业发展从未在连续六个月当中不受到外来的干扰。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鼓吹者通过盘踞参议院的高位，使得整个国家，尤其是工商企业阶层处于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在上述这种情况之下，哪里有和平可言呢？和平就意味着现在开始坚持黄金本位制，并且永远坚持下去。“国会的中期选举情况对于黄金本位制格外有利，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议席略有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共和党在北部地区各州立法委员会当中均占有多数议席，意味着共和党极有可能同样在参议院当中占有多数议席。《商业与财经年鉴》立刻认识到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有利形势，开始鼓吹开展声势浩大的公开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政治运动，敦促将“硬币“这种文雅的表达方式明确的定义为“黄金“。１８９９年１月２１日，就在第５５届国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个星期当中，铸造与度量衡委员会积极地报道了一项公开宣称黄金本位制的动议。然而，退出历史舞台指日可待的参议院对此充满敌视态度，先发制人阻止了这一项动议。相反，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小组会议同意为下一届５６届国会分别制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和推荐立法措施。这一时候，就在华盛顿以外，堪萨斯州据称是首次发行的以黄金予以偿付的公债预示着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有力行动正在展开。
就在第５６届国会于１２月召集之前的一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小组会议所指定的委员会发布了其报告，坚决支持公开宣称将黄金作为美国的货币标准。参众两院立刻展开工作，制定出了虽然略有不同，但目的却非常近似的法案。众议院将该项法案标号为“Ｈ·Ｒ·Ｉ“，这一标号一贯是给予议会所介绍的第一项法案，并且是为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最为优先的立法法案所保留的。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８日，尽管该项法案还没有被某一个委员会所提起，法律委员会记录了一项特殊命令，将该项法案呈交国会议席。在进行完简要的辩论以后，众议院以微弱多数同意了该项特别命令，投票结果显示出了泾渭分明的政党分歧。（参见表格６·１４）１０天以后，众议院通过了该项法案。在这次投票过程当中，共和党人仍然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不过，在来自于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略高于三分之一以上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也加入到了共和党人支持黄金本位制的队伍当中。１９００年３月１３日，众议院认同了关于Ｈ·Ｒ·Ｉ的会议报告，从而最终将黄金本位制公开作为美国的货币标准，结束了自大重建尾声以来，美国政治领域围绕着美国金融体制建构所展开的漫长争端。在该次投票过程当中，共和党国会议员仍然保持了团结，不过，在来自于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更多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也加入到了共和党人支持黄金本位制的队伍当中。六个月以后，麦金利再一次在１９００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与布莱恩展开角逐。共和党候选人以更大优势赢得了选举胜利，整个财经界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巨石，反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狂热的投资热情将证券交易量推上了一个创世纪的高度。
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就黄金本位制政策投票联盟情况的讨论总结
本章节对于３４次与黄金本位制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国会投票记录情况展开分析。所有的投票情况均出自于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００年美国国会众议员投票记录当中涉及到白银的购买和铸造、联邦公债的偿付、国库在面临预算赤字的时候维持黄金支付能力等等问题的投票情况。事实上，正如在白银采购与联邦预算赤字这个问题上一样，上述问题常常互相交错。前面曾经报道的每一次的投票记录情况均在表格６·１５当中进行总结。上述投票情况按照三个期间进行划分，通常与这些投票发生当时的历史背景发生呼应。例如，在第一期间之内，尽管遭到绿背党和支持银币政策民主党人的反对，联邦国库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成功地恢复采用黄金予以支付的制度。尽管上述这些黄金本位制的反对方所依据的是互相冲突的货币理论学说，然而他们的主张却完全是基于纸币和银币可以并存的这一假设背景。在这一时期，白银的市场价格也相对来说，距离黄金的市场价格比较接近。因此，两种金属货币标准的转换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要远远低于后来进行这种转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尽管这种通货膨胀仍然是导致对黄金本位制进行反对的主要动机，在南北内战和南方大重建期间美国金融体制采用绿背美钞作为货币基础所得出的经验、以及黄金与白银之间差异不大的价格使得在这一时期围绕着黄金和白银所展开的争论的以后的争论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第二期间，由于不断地采购白银、不断加深的政府预算赤字、以及担心美国将会被迫脱离黄金本位制的忧虑与日剧增，最终导致了白银危机贯穿于整个第二期间。在这些年之间，对两种金属货币标准的支持者在国会所展开的辩论更多的是立足于长远的角度，而较少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这时候，绿背党的精妙理论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抛弃，关于１８７９年以前纸币体系的使用情况也正在被人们淡忘。尽管绝大多数人民党仍然信奉支持（常常不能始终如一）绿背党的理论，开出这种比较简单的万能药方完全是基于用白银取代黄金的讨论盛嚣其上。就在白银政治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白银与黄金这两种金属之间的市场价格也在急剧拉开，从而使得由黄金本位制转向白银本位制的潜在转化导致更为突然的通货膨胀。假如美国被迫脱离黄金本位制，黄金与白银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距将导致资本投资和银行体制的崩溃。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完善，转向白银本位制在实践操作上是不切实际的，这种理论是如此极端，使得两种金属的鼓吹者之间的讨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论争端，主要基于华丽的词藻，却极少涉及务实的政策区分。
在最后一个期间当中，自从麦金利在１８９６年的总统选举当中赢得胜利以后，此外又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因为在与育昆和兰德地区的金矿罢工所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的浪潮，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得以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当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鼓吹者热情不减，虽然分贝有所下降，这一短暂时期的核心主题就是怎样使得美国最为坚定的支持黄金本位制，避免给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鼓吹者重新提供让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东山再起的政治机会。
从上述这三个时期看来，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格局始终贯穿三个时期，其相似性要远远超出于其差异性。在看到上述这种相似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将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先暂时放到一边，因为选择上述投票记录的动机就是基于他们都是关系紧密的争议问题（因此支持率始终在５０％左右盘旋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在每一期间以内的政策争端对于黄金本位制的维持来说，各有不同的侧重。例如，对于１８９３年废除谢尔曼购银法对于维持黄金支付是完全必要的，而十九世纪晚期的绝大多数关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投票记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意义的（因为所有的国会议员都预料到总统不可避免地将要作出否决，而这种否决仅靠他们的力量是无法推翻的）。同时，在最后一个期间之内，假如不是联邦国库在使用黄金进行支付的时候，支付能力遇到了实质性的困难，对于黄金本位制表示明确支持的投票记录（尽管是一种将黄金作为美国货币体制基础的积极支持）很有可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方面，完全是国会众议院内部不同群体所提供的相对支持发生的改变在发挥作用，而并非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最具有意义。
在两大政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方面最重大的差异在于：共和党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相对要高于民主党人。在这一期间，支持黄金本位制共和党人是支持黄金本位制民主党人数量的三倍之多。完全是出于克里夫兰歧视性的运用联邦恩赐官职权利的结果，民主党人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在第二期间有所提高，从而将两党之间的差距缩小为略高于二比一的比例。随着布赖恩于１８９６年提名候选人，民主党开始正式的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而与此同时共和党也终于走向公开的支持黄金本位制。由于两大政党的国会议员代表或多或少地就黄金本位制问题在内部达成了一致，结果，关于货币政策的投票记录情况完全显示了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无论在任何时候，第三党派的成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都要低于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任何一个政党。这说明选民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敌视态度与日俱增，远远地超出了民主党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绝大多数时候，两大主要政党所同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要设法满足国内的一些政治态度最为鲜明的选民，同时也要吸引相对较少的中间选民（他们可能基于其他的原因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问题在于在满足黄金本位制的鼓吹者，同时吸引一批更为青睐于保护性关税政策、军队抚恤金政策、或者该党政治纲领当中其他部分的中间选民。对于民主党人来说，问题在于在满足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同时，吸引一些对于自由贸易或者是州权问题比较感兴趣的中间选民。
在两大政党当中，民主党人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来自于该党组织所位于的纽约市这个堡垒同时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和黄金本位制。假如民主党更加倾向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将导致在纽约市的选举失利，这也同样意味着将在纽约州的选举当中失败，鉴于纽约州的面积和它在全国总统选举当中的战略性位置，几乎就意味着在总统选举中失利。然而，假如不能更为进一步地倾向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将导致绿背党和人民党在美国国内周边地区夺走支持民主党的选票。来自于纽约州的政治要求压力和国内周边地区日益兴起的反对党运动所施加的结果就反映在民主党和第三党在黄金本位制的问题支持问题上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在第一期间和第二期间，民主党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力度提高了大约１５％，与此同时来自于美国南方和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脱党人数开始增加，几乎分割了第三党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在将新的州接纳进入联邦以及在１８９２年国会议席的重新分配加速了第三党通过货币问题进行力量扩张，并且最终迫使民主党通过在全国政治纲领当中明确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反映，来抓住机遇。在诸如此类的政治选举当中，在纽约州所遭受的必然失败可以通过在平原和西部各州的胜利予以补偿，在上述新近加入联邦的各州当中，在１８８７年的土地热潮崩溃之前的发展都非常迅速。
无论对于哪个政党而言，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与各个地区经济的相对发展程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美国国内最为发达的地区当中，在上述三个时期当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支持黄金本位制的百分比始终都稳定在来自于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比例的五倍以上。无论是从上述单个投票记录来看，还是从整体投票记录来看，这种投票格局在三个时期都始终稳定的情况证明了美国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对于货币政策的基础性影响。看待上述这种发展差异的影响方式就是通过看各个地区与国国家金融体制的相对融合程度以及各地区市场究竟是处于借款人或者是贷款人的立场上。对于来自于美国国内主要贸易区域的国会代表来说，如果其所来自的贸易区域不仅向国内的其他地区输出资本，同时还包括下列五个最为主要的发挥中介作用的金融中心之一（纽约、波士顿、克里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的话，从本章所分析的３４次国会投票记录来看，就有３０次的国会投票记录显示：这类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是最高的。其中，有三次例外情况分别记录与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布赖恩被提名为候选人使得相当一部分（相当有限）纽约市的民主党国会代表转向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对于来自于美国国内主要贸易区域的国会代表来说，如果其所来自的贸易区域仅仅向国内的其他地区输出资本，但是却并没有一个发挥中介作用的金融中心的话，其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要弱于上述集团；不过，就每一次投票记录来看，无论议会代表所来自的贸易区域有无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只要是来自于资本输出地区的代表就比来自于资本输入贸易地区的代表所提供给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要多得多。
将资本输入地区划分为与国内金融市场较为整合、输入资本较为充沛的贸易区域和几乎和国内金融市场没有多少整合、输入资本总量也颇为有限的贸易区域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投票结果格局同样明显（参见表格６．１６）。在上述３４次投票记录当中，其中就有３０次的投票记录显示出：对于那些来自于与国内金融市场较为整合的借款地区的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要高于那些来自于较为偏僻孤立地区的国会议员。上述两种贸易区域同样受到较高的利率盘剥，经受当地缺乏资本的苦痛，然而对于那些与国内金融市场较为整合的地区来说，至少有资本可资利用，所以一旦废除黄金本位制，必将同时导致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中断，从而导致真实的、直接的负面后果。对于那些已经筹措了资金的人和那些在履行义务时遇到困难的人来说，上述后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因此，在与资本输出地区进行比较的时候，对于黄金本位制的较低支持率贯穿了整个这一期间的情况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然而，以国家银行和商业机构所体现出来的重要利益集团仍然依赖于输送到平原以及山区各州的源源不断的投资。上述这些利益足以说明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相对较高于孤立于国内资本金融市场、没有多少资本输入的贸易区域。对于后者而言，放弃黄金本位制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利益——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国会代表在每一次投票过程当中都是形成充满敌视态度的多数选票的主要力量。
再一次回到表格６·１５的总结比例上面来，可以从中窥见一系列的次要趋势。例如，分别来自于“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发展范畴的国会议员在投票当中所特别展示出来的分歧，足以从随着白银对黄金比价的下降对于他们的选民所造成的不同后果当中得到解释。在第一期间当中，当白银的市场价格比较接近于１６比一的历史比例之时，放弃黄金本位制对于跨领域的资本投资所造成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分别支持黄金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议员团体实力相距仅仅达到２６％（分别为３９％点九和１３％点九）。在第二期间当中，随着白银价格的进一步滑落从而导致货币标准之间的转换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中低水平“集团的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率有所上升，其中绝大多数国会议员分别代表平原与山区的各个国会选区，而那些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国会选区（几乎所有的此类选区均在美国南方地区）的国会议员在支持率的比例上仍然比较稳定。随着十九世纪最后数年当中黄金生产量的不断上升减轻了支持黄金本位制所包含的通货紧缩的负面效果，来自于“中低水平“国会议员集团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率进一步上升，而对于那些来自美国经济最为落后地区的国会议员来说，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率则出现了下降。就在第三期间当中，上述两大集团之间所显示出来的平均差异高达５０％。
在来自于国内较为发达选区的国会议员集团当中，趋势更带有鲜明的政党特色。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在第二期间和第三期间之间，在国内最为发达的选区国会议员当中，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率相对下滑——这种下滑完全是由于在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民主党内部的东北部地区黄金阵营遭到大肆清洗所导致。当按照各个不同的政党进行区分的时候，无论在国会的哪一个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当中，在经济的相对发展程度和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在两大政党内部，纵看这四个发展领域在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７０年代，差异程度明显在第二期间有所上升，并且在最后一个期间完全消失了。由于白银价格的笔直下滑，相应的导致了各个地区之间资本流动日益面临危机，从而最终形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投票格局。正如可以预期的，在前面的两个期间之内，只有来自于经济最为落后国会选区的共和党议员未能提高他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在最后一个期间当中，共和党关于黄金本位制的公开宣言团结了整个政党共同来支持黄金本位制。在最初的两个期间当中，民主党人的投票格局也颇为类似于共和党人的投票格局，只不过一部分是因为在克里夫兰在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之内运用总统所特有的官职恩赐权原因所产生的推动，民主党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的相对支持力度的上升程度要高于共和党的情况。正如前面所提及到的，布赖恩的提名几乎于１８９６年以后彻底摧毁了该党内部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量。因此，不同政党的重要影响和不同主题深深地左右了整个这一时期，然而，这些发展变化所最终依据的土壤却是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格局，这种格局成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特色。与这种一般格局一致的是，国会投票记录所展现的政治联盟背后的各个不同部分所造成的平均压力在上述三个时期内始终发挥效率（而且非常之高，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政策领域进行比较，情况都是如此）。
从关于黄金本位制的国会投票记录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自于不同国会选区的国会代表投票情况将美国沿着不同的地区进行了划分（参见表格６·１）。从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最高的地区来看，许多县城都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无论投票的法案是怎样进行构建，代表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从未投票反对过黄金本位制。事实上，从金融政策的观点意义来说，《商业与财经年鉴》将波士顿地区描绘成“美国国内最为保守的城市”。来自于美国东北部地区低地对于黄金本位制等问题比上述地区友善程度要略微差一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内陆地区所竞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绿背美钞和黄金两者之间，往往更倾向于绿背美钞。尽管他们在后来几乎全体一致的共同支持黄金本位制，他们的投票记录情况使得他们所来自选区代表了该州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较为薄弱的地区。在所有的五个发展领域当中（制造业增值、利率、人均财富、专利、文化教育程度），按照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的强弱所进行的地理空间格局划分的话，让人毫不意外的就是，最能反映出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的发展指数就是相对利率（参见图２．５）。除了在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较强的北达科他州以及密歇根州北部地区、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支持力度相对薄弱的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两种格局几乎相得益彰。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上述这些差异至少一部分可以从第一类地区与国内资本市场相对较高的整合程度当中得到解释；对于来自于第二类地区的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所表现出来的相对较为薄弱的支持，这一地区与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相应较差的融合程度以及几乎没有外来资本输入这一地区足以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地区的国会议员没有能够做到全力支持黄金本位制。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同时联系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资本数量的时候，相对利率最能揭示出国会议员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
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和总统选举结果情况
然而，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并不完全纯粹的在于从十九世纪晚期社会当中的经济领域当中获得解释，而来自于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政治制度。１８９２年对于人民党的地区性支持以及１８９６年对于布赖恩的地区性支持与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情况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将图４．４与４．５与图６．１进行比较）。当然，这种紧密地配合关系来源于不同的选民，基于其所在地区位于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不同地位，对于上述总统选举运动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政治姿态所持续作出的政治反应。上述这种格局是如此明显的相似，以致于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１８９２年，来自于上述这些县镇由人民党投票所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当中，最为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国会议员才不过达到极小的百分之一点八，假如与其他第三党的选举反馈结果分别进行分析，可能低于禁酒主义者所得的选票。从投票记录来看，对于那些支持黄金本位制的记录投票超过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国会代表所来自的县镇，选民对于人民党的支持提升到了百分之四以下（参见表格６．１７）。当将相对敌视黄金本位制的国会代表所来自于的县镇的投票制成表格以后，格局呈现出了巨大差异：人民党的百分比上升到了１６％，而对于最为敌视黄金本位制国会议员所来自的选区来说，人民党的百分比占到了１７％点五。鉴于金融保守主义者格罗弗·克里夫兰领导着一个本党派国会议员压倒一切的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民主党，１８９２年民主党所获支持与国会议员的投票情况之间关系相对不大。然而，鉴于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总统候选人、保守金融主义的共和党本党派国会议员，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主要来自于那些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倾向于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县镇，在这些县镇所获的选票远远地超出了从那些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反对支持黄金本位制县镇当中所获的选票。
对于布赖恩的支持同样与国会对黄金本位制支持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参见表格６．１８）。自从１８８８年开始，在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与主要政党在总统选举当中的实力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作为１８８８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随着国会议员所来自的不同选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力度的下降，所获得的选举优势就逐渐呈增加趋势。鉴于众所周知克里夫兰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定捍卫立场，只有通过民主党在国会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克里夫兰坚定地捍卫黄金一样坚定地捍卫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国会政治基础；和克里夫兰出身的纽约相对发达程度正好相反的经济欠发达程度，这种格局才能得以解释。在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前，民主党提名那些可以与共和党人在纽约州一较短长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对于美国南方周边地区的选民支持基础非常放心。当人民党于１８９２年开始提供另一条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道路的时候，支持克里夫兰的选民力量与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之间的关系的几乎消失，使得偏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美国南方周边地区将支持克里夫兰的民主党选票大量的抽走（参见表格６．１７）。当布赖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民主党在国会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强力支持和该党在总统选举当中的策略之间的分裂已经被排除了，选民对美国主要政党的支持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方面来看，上述这种转变使得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最高的县镇和支持力度最低的县镇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之前所进行的总统选举所造成的差异。１８８８年，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最高的县镇和支持力度最低的县镇在支持克里夫兰的选举当中的差异为１１％；１８９６年，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最高的县镇和支持力度最低的县镇在支持布赖恩的选举当中的差异为２７％。对共和党人来说，这种转变的明显程度略低于民主党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在该党派的全国政治纲领当中没有哪些改变能像上述转变一样能对选民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更没有什么改变能像上述转变一样对国会投票的政策联盟造成如此显而易见的影响。
国家银行体制和黄金本位制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美国国家银行体制对于黄金本位制的运作来说并非是必需的。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国家银行体制问题多多，属于从联邦在南北内战期间总动员的时候遗留下来的陈旧制度。国家银行的某些特色，诸如必须通过向联邦国库存储联邦公债以换取国家银行钞票这一特色最初被理解为一项吸引投资人对于联邦公债兴趣的手段，以便为联邦政府进行南北内战筹措资金。尽管明智的与国家银行钞票的安全性挂钩，其他的政策措施同样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做得更好。国家银行体制的其他特色，诸如银行钞票在面对于货币需求的季节性浮动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缺乏弹性，或多或少正是由于此类缺点才导致了金融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不断地提出改革提案。
然而，不论好坏，国家银行体制的确已经存在，因此，在黄金本位制的作用下，与联邦国库的运作紧密相关。两者之间相互交错的政治目标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无论是对于与私人借款人关系来说，还是（更为重要的）对于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来说，国家银行都处于一种债权人的地位。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对于银行家而言，银行投资强烈地鼓励他们采取金融保守主义、特别是对于通货膨胀的政策持敌视态度。受到为了获得钞票支撑而存储于联邦国库的公债缺乏流动性的特点影响，更加强化了银行家的金融保守主义思想；如果发生黄金本位制即将废除的情形，鉴于召回公债所担保的银行钞票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往往要数月之久，国家银行将无法在联邦政府转向新的货币标准之前赎回这些公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银行投资资产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而言，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法可以抵制货币体制的改变。在整个金融群体之内的所有机构当中，国家银行将是黄金本位制一旦废除以后受到伤害情况最为严重的机构。所以他们有着充足的动机来支持黄金本位制。
国家银行同时也有的政治团体。１８８６年，大约２２万人持有一家或者多家银行的股份。这些银行股票的持有者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非常类似于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地理分布格局——政治代言人在促成这样的格局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所有的银行股票持有者当中，超过４０％的银行股票持有者就都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另外３０％的银行股票持有者居住在其他东北地区的各州当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纽约。相对而言，在国内其他地区基本上找不到多少银行股票的持有者，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地区。然而，在平原与山区的各州当中，无数的小型国家银行的出现至起码为这个本来倾向于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地区的土壤当中种植上了一些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情结。许多诸如此类的银行都是由东部地区的投资者所筹建，这些银行在当地的经销商将美国东部地区的黄金情结洒遍了西部密西西比河的两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南方地区的政治领域当中相对就没有受到诸如此类的机制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此类因素在当地的政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国家银行的股票持有者是绿背党和人民党运动所针对的大敌，两者处于针锋相对的立场之上——一方是富有的、居住于都市地区的、老于世故的社会精英阶层，而另一方则是贫穷的、居住在偏僻乡下的、忠厚纯朴的社会下层人民。作为整个社会当中的一小撮联系紧密的群体，精英阶层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清楚地知道如何在国内政治当中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尽管银行家人数有限，他们对于美国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却颇为广泛。例如，一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在国会辩论当中抱怨道，黄金本位制的通过完全是“为３，６００家国家银行的利益服务，这些银行组成了一个神秘社会，他们的力量要远远高于数百万的梅森［译者注：梅森·乔治创建的秘密组织。梅森·乔治：（１７２５——１７９２）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革命政治家。作为立宪会议（１７８７年）的成员，他提出的批评使权利法案得以起草。他的孙子詹姆斯·莫瑞·梅森 （１７９８——１８７１年）是邦联派往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外交官。］、数百万的奇特会员［译者注：奇特的会员：奇特会员的独立规程的成员，一种秘密慈善共济会会员］和拥有５００，０００会员的皮西厄骑士［译者注：皮西厄骑士最早见于公元１３００年，法国国王”公平 “菲利普（Ｐｈｉｌｉｐ ｔｈｅ Ｆａｉｒ）公开向富有的商人们出卖骑士头衔。获得骑士头衔的商人就可以不用纳税，同时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到了后来，这些所谓的皮西厄骑士（Ｋｎ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ｙｔｈｉａ）、哥伦布骑士（Ｋｎ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和神殿骑士（Ｋｎ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就经常一本正经的穿戴排褰和装甲，从自家开的药店门口走过了。后来，１８６４ 年２月 １９ 日，由Ｊｕｓｔｕｓ· Ｈ·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一个以“皮西厄骑士“命名的国际兄弟会，奉行” 友谊、慈善和善意 “的原则。］加起来所拥有的力量。地球上从未有一个秘密社会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影响力和力量。“
诸如此类的指控之所以似是而非，在于以下的一系列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金融政策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内部人员相对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然而，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美国国会当中，一些议员同时也是数之不尽的国家银行股票持有者当中的一分子。尽管在整个国会议员当中对于诸如此类的利益的掌控究竟有多少仍是一个无法知晓的问题，三分之一以上的国会议员有可能拥有国家银行的股票。在国家银行的投资问题上，同时也存在的不同的政党分歧：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持有国家银行的股票。在国会议员当中，不管国家银行的股票持有者范围有多大，作为一种机构，国家银行本身就常常在美国国内政治当中积极活动。事实上，国家银行与货币标准之间的政策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为了在其中的一个领域当中制定政策，所提出的法案有时候成为推动另外一个领域发生转变的助推器。
社会底层对于所有上述这些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就是：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阶层对于银行家的利益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声明抱有深深地疑虑。例如，在对一项偿还联邦公债的法案进行辩论时，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怨道：
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最主要的可怕地方就在于关于国家银行的呼声。他们是整件事情当中的麻烦因素。聪明、正直、知名的绅士们就在这个国会议席上，而且不仅在这里，而且还在他们分别来自于的家乡各州当中：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喊出“国家银行“的名字，他们就好像从安达卢西亚（译者注：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一地区，位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交界处。这个地区有壮观的摩尔式建筑，包括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等一些历史古镇）的群山之间冲下来袭击一面红旗的野公牛一样，立刻飞快凶狠地扑上前来……你们以一种疯狂的凶残去袭击国家银行体制；是的，一旦你们认为耶和华的小圆盾上面那厚厚的浮雕背后藏着一个国家银行，只要可能，你们也会冲上去袭击的。
对于上述发言，詹宁斯·韦福回敬道：“国家银行家协会就是在这里施加影响，准确地说，在整个会议大厅中肆意蔓延，把国会餐厅当中的一切都吞噬一空……战争才刚刚开始，直到上述那些独裁、危险、以及充满敌视态度的机构被彻底清除一空之前，直到人们永远地收回发行国家货币的主权之前，这一场战争就永远没有结束。这是又一场古老的杰克逊（译者注：美国第七任总统）战争，一场人民反对银行的战争。”事实上，在杰克逊思想当中，美国的银行家常常被描述为拍英国人马屁的人，正如下面这段选自于１３年以后的众议院辩论摘录——这一次是关于一项允许采用白银偿还联邦公债的决议案：
银行家只不过是金钱的借贷者以及传递金钱的中间人而已。这个国家最伟大的银行家也只不过是欧洲比较大的银行家的代理人而已，欧洲的银行家只不过是伦敦比较大的银行家的代理人而已——伦敦是债权人的债权人，伦敦是一切金融源头的源头，伦敦是整个金融世界的票据交换所，伦敦是整个金融世界的权力中心。从银行家们的立场和利益遇到货币问题的货币出借者的观点来看，英格兰的银行家们控制着金融力量的源头与终点，他们是地球上是了不起的货币专家。
所有上述因素——在国家银行体制与国库对于政府金融的管理之间的政策联系、银行在维持采用黄金进行支付当中的现实利益、银行家作为游说者的显要位置、代表银行家集团的政治代言人、以及作为一种世界级精英人物，银行家在一种非常狭窄的大众文化当中的容易受到伤害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在国家银行体制和黄金本位制的捍卫之间产生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几乎渗透进了所有货币政策的政治争论当中。对于这种简单的歧视观念以及针对大众文化缺乏财经专业知识特点，娓娓动人的政治长篇大论常常把国家银行、对黄金本位制的支持、经济理论的正统学说结合在一起，视作并无区别地魔鬼一般的贪婪对象。
基于上述原因，就国家银行政策所结成的投票联盟几乎与对于黄金本位制表示支持的投票记录缩反映出来的格局特点如出一辙（比较表格６．１９与表格６．１５）。本书在此所分析的五次投票情况主要是基于这五次投票情况所涉及到的不同政策特点以及这五次投票情况分别发生于这一期间的广为不同的时段当中。然而，绝大多数的投票情况记录于绿背党时代。在那一时期当中，对于银行的敌视态度最为浓厚，同时，取代于现存制度的替代选项也最为充分。例如，所选择的第一份投票记录针对的是一项废除国家银行钞票并且发行等量的绿背美钞的提案。鉴于银行钞票的发行权是金融家组建国家银行的最主要原因，该项法案假如成为法律的话，足以摧毁这整个系统。在同一年当中，所选择的第二份投票记录就是关于一项迫使国家银行接受银元作为法订货币的决议案。该项决议案对于银行所造成的问题就是：根据联邦法律，银行的储备金只能够采用绿背美钞的货币形式。假如，基于随便任何一种原因，社会公众在绿背美钞和银元之间更为偏爱绿背美钞的话，这样一来就会迫使银行在两种货币之间进行转换，从而威胁到银行的储备金。这项简单的决议案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其目的旨在引导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对必需的法律作出报告，由于该项动议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支持，因此未能通过。
在表格６．１９当中所记录的第三次投票和第四次投票均取自于国家银行延期法律，该项法律允许许多经营许可证已经期满的国家银行对其经营许可证进行续展。其中一项投票记录与来自于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所提出的一项修正案有关，该项修正案强迫经营许可证已经期满的国家银行进行强制清算，用国库券取代银行钞票。假如该项修正案被采纳的话，将导致整个国家银行体制的废除。数月之后，经过长期的辩论和对于该项法案的进一步思考，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会议报告，允许国家银行对其到期期满的经营许可证进行续展。
表格６．１９所记录的最后一次投票情况与国家银行体制在当时所引发的一项最为古老的问题有关。１８６５年，在国家银行体制创建２年之后，联邦政府通过对于各州授权许可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征收１０％的年税，从而使得这项具有禁止性的税收事实上夺走了各州授权颁发许可证的银行失去了自行发行钞票的能力。自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来，要求停止该项税收，从而使得联邦各州所授权的银行可以自行发行钞票的提案就反复的被提了出来。然而一直以来，此类问题所提出的力度一直不够。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使得民主党人通过在其政治纲领当中承诺对此进行废除，并且最终掌握了白宫与国会的权利，这一问题的活力才呈现出来。这项政治运动的地区中心在于美国南方。在南方地区，国家银行体制特别薄弱，几乎不存在任何国内资本市场。对于南方地区而言，通过本州发行经营许可证的银行机构获得自行发行钞票的权利必将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在于此同时，强化地方上的政治经济自治权。然而，当该项法案最终到达议席的时候，法案当中所提出的废除方案却是临时性的方案。对此，来自于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考克斯提出了一项旨在使得废除方案成为永久性方案的修正案。本书表格６．１９所记录的就是该项修正案的投票分析情况。尽管众议院议长，来自于佐治亚州的查尔斯·克里斯普通知国会职员叫他的名次以便让他可能投票进行支持（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众议院议长极少投票，除非在投票结果平等的情况下），该项修正案却遭到了彻底挫败。在随后所进行的一次不做纪录的发言投票当中，该项法案本身也遗失不见了。
在上述五项关于国家银行的决定当中所形成的投票联盟几乎和对于黄金本位制进行支持的投票联盟一模一样（参见表格６．１５和６．１９）。例如，共和党人总是比民主党人更为同情国家银行。尽管绿背党人因为取代国家银行钞票的联邦货币将因为１８８２年废除国家银行体制的修正案而无法获得法订货币的地位，从而反对１８８２年废除国家银行体制的修正案，小党派的成员和民主党同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国家银行没有多少同情感。人民党人之所以在１８９４年也反对废除向各州授权颁发许可证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所征收的税，主要是因为人民党反对一切形式的银行钞票，即使这些钞票是通过各州授权的银行进行发行。在上述两个案例当中，民主党与绿背党的金融政策之间的理论差异通常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在与黄金本位制有着更为直接联系的决定当中。在所有上述五次投票当中，各个不同的国会选区的经济相对发展程度对于国家银行政策而言，是在不同的政党和国会议员结成政治联盟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所有领导人小组会议看来，共和党内对于国家银行体制的支持力度始终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就经济的相对发展程度而言，所反映出来的支持差异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不过，在整个民主党内部，不同的经济相对发展程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国家银行体制的不同支持力度情况是如此明显，特别是在对各州授权许可的银行自行发行银行钞票的问题上，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美国南方地区全体民主党人与经济发达的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有民主党人展开了对抗。根据地区压力指标进行衡量，整个国会成员内部的地区极端情况通常和黄金本位制的决策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区极端情况一样之高。在上述的这两个政策领域，是在国会众议院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政策问题当中压力指数最高的。
总结
保护性关税政策和黄金本位制一道，都是工业化革命得以发展的主要政策框架特点，并且是将来自于南方地区的财富以及（从小范围而言）西部周边地区的财富持续的重新分配到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制造业地带的核心区域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护性关税政策对于经济的直接影响就是：通过将财富从消费型农业（尤其是棉花与小麦）重新分配到重工业当中，加速了重工业产业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在钢铁产业当中）。由于这两个经济领域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之内高度集中，这种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财富重新分配与黄金本位制所导致的格局近乎重合。
从抽象经济理论的纯粹逻辑当中，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支持没有任何理由与对于保护性关税政策发生重合。从一方面来看，黄金本位制对于产业公司的盈利情况没有任何直接影响。黄金所扮演的角色是将纽约与伦敦的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从而达到促进联邦与各州以及各个城市所发行的公债能够和铁路公债共同得以流向海外。此外，上述这两个市场按照黄金本位制的原则所进行的融合起到了鼓励从产业公司当中产生、累积起来的盈利资本留在美国市场上的作用。然而，产业证券直到十九世纪接近尾声之时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交易。因此，产业公司的盈利和资本化这是表面上受到黄金本位制影响。恰恰相反，黄金本位制倾向于通过稳订货币，为欧洲资本提供发展交通网络和市政设施的途径，鼓励将产业盈利进行再投资于美国扩大化生产当中。没有货币的稳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产业运营所获得的公司盈利将会投资于海外地区，然而，工业大亨所获得的纯利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总的说来，黄金本位制对于工业化革命前进的步伐来说，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因为黄金本位制为社会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了机会，同时也鼓励了产业盈利的再投资），然而对于工业大亨个人而言，黄金本位制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工业大亨拥有海外投资的机遇）。
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资本家尽管在采用黄金进行支付制度的保留上面有着致命攸关的利益，然而，就关税保护政策而言，由于此时的产业证券在金融家们所管理的市场当中或者在他们所持有的资产组合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因此金融资本家在关税保护政策上面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因此，就关税保护政策和黄金本位制而言，从美国经济的不同经济领域角度出发，金融资本家与工业大亨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潜在利益。金融资本家虽然强烈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捍卫，然而对于关税问题却完全可以表示出相对的冷漠；依赖于关税保护的工业大亨则完全可以对于货币问题表示出相对的冷静。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多或少地描述了自南北内战到１８７９年美国重新恢复采用硬币支付这一期间，在上述两个经济领域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所持有的观点。例如，在这一期间，工业大亨持有非常小额的投资资产组合，因此持有支持绿背美钞为基础的货币扩张观点。随着产业公司的成熟，工业大亨所有拥有的企业内部运营扩张无法吸收所有通过盈利所获得的资本。随着工业大亨向其他的企业进行投资以便实现资产组合的多样化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租借资本家，更为热忱地捍卫黄金本位制。然而，是他们作为租借资本家这一相对较新的角色使得他们与黄金本位制之间开始产生联系，而并非是工业实业家这一角色。
对于金融资本家而言，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最终却殊途同归。在工业股票和公债直到十九世纪的尾声阶段方正式成为主要证券交易所市场上的重要角色之前，金融资本家出于两个原因而支持自由贸易制度。首要原因在于关税保护政策往往会限制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因此也就限制了对金融资本家在国际贸易运行和组织过程当中所提供的服务需求）。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海关关税的实施直接导致撜５臄竞争价格被打乱。金融家们同时也哀叹，一旦立法机构对于关税政策开始审查，给市场预期带来（因此造成了股票价格）的不稳定：国会就关税政策修改所展开的辩论总是导致投资者对重要产业和国民经济整体产生不确定的市场预期。
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好几个潮流增加了金融资本家对于关税保护支持。第一股相对较小的潮流就是经济：随着工业股票在主要金融市场上面日益扩大交易份额，金融资本家开始将关税保护政策的延续看得比“自由贸易“改革所带来的抽象好处更加重要。大体而言，由于关税保护政策是整个这一期间最为盛行的政策，金融资本家日益将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立场视作为减少市场不确定性提供了最佳机遇的政策立场。第二股更为重要的潮流就是政治：当接纳许多来自于西部和平原地区的各州加入联邦之后，极大地提高了参议院当中的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势力集团，在整个国内政治当中对黄金本位制支持力度的日益下降驱使着金融资本家出于必须，而彻底投入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怀抱当中。当民主党人于１８９６年以后的全国党大会上彻底与黄金本位制割裂以后，上面所说的这种重合已经完成。
如此一来，基于所有上述原因，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当中，金融资本家与工业大亨的利益渐趋重合。随着这两者利益的重合，两大集团都强化了他们对于共和党的支持。事实上，共和党领袖通过数种途径推动了不同利益之间的这种重合。首先，在不同经济领域之间所发生的财富重新分配格局的重合导致了在选民组成之内政策利益的重合。这种重合要比上述这两个经济领域在市场机制当中的重合来得更早，也更为彻底。在各个不同的国会选区之内，财富拥有者在金融体制与产业扩张两者之间有着重合的利益，无论是金融体制还是产业扩张，两者均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较为一致的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财富重新分配格局。例如，在纽约市以外的地方，工业大亨和金融资本家的密集群体倾向于集中在某个同样的地区。基于这一原因，甚至当这两个经济领域之间彼此漠不关心或者彼此之间互相反对对方的立场的时候，共和党人可以非常轻松地在工业制造带以内地区同时支持黄金本位制（金融资本家极为偏爱的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工业大亨极为偏爱的政策）。此外，在上述国会选区内部，依赖于产业制造业带的普遍繁荣的产业工人与商业利益的集中也倾向于促使将这两项政策打包共同放入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当中。这种国会选区级别的对于关税保护政策支持与对于黄金本位制支持的重合通过精心描述，成为了更为庞大、也更为复杂的共和党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发展政策棗这种政策主要基于选民经济利益的空间分布出发，要相当于或者超出于基于工业化发展过程的抽象理论出发。不过，即使对保护性关税和黄金本位制支持的政治基础变得紧密地纠缠于共和党内部，这两项政策却分别属与截然不同的领域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身的动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