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秋杂记

昨晚颜回同学忽来一短信，说看我博客上最近那些文章，感觉像旧时文士“落魄江湖”、“怀才不遇”的老调调。她还偷笑，觉得我好像受了贬谪似的，意有不乐。呵呵。其实哪里。但她到底是能知我。“闻弦歌而知雅意”，不愧我最心爱的弟子。
一个月来，因为稻粱谋，写一点东西。刚开了头，忽值外公去世，工作停顿下来。一停便再不想接上。整夜整夜坐在电脑前发呆，东看西看的，没一点心情。人家的电话来催问，眼看交稿大限将至，我又一向是个懒散惯的人，实在不能学昔人的投袂而起，三下五除二做完。心里又惭愧又焦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屠杀时间，竟是毫无办法。
但最后看在人民币的份上，我总算勉强把那玩意弄完了。自我感觉是一个很平庸的东西。可做完了就是解脱，至于人家是否会发点钱供我过个好年，我现在完全不在乎了。


一切写文章、画画、作音乐的人，都该家里是千万亿万富翁，最低也该有三万亩土地，三千个农奴。没有这样的条件，有一日，总难免就要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说不想说的话、见不想见的人。所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文章，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不一样。前二者的精神是安定的，无身家之虞。文章可以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地改，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写，不计成本。身既安了，慢慢来，文章都是和谐完美、从容优雅的。陀氏不一样，家里太穷，命途多蹇，又是滥赌好嫖，今晚不写文章，明天赌场的打手和妓院的老鸨就要冲上门来了。你看他《罪与罚》、《白痴》等那些，啰唆冗赘之处甚多，听说他的俄文也写得很坏。当初我读时，就感觉到，但人家是大师啊。后来看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没想到他跟我有同感，心里这才释然。

看阿来的《尘埃落定》，当个土司也蛮好。我记得有一段讲傻子少爷，骑马巡游领地，每到一处，各村头人美酒、美食、美女招待，就这样，足足巡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没走完。多幸福的旅程啊。《尘》一书，何以叫许多人爱读的原因恐怕就在这，做个土皇帝真是舒服啊！一个小小的边陲土司，差不多县长级别的吧。就有这等威风。何况是威加四海的大皇帝。二十四史翻开，鲁迅说他看见了吃人，我看见是个爷们的，都想当皇帝。地盘有大小，当皇帝的心理是一样的。至于招牌，尽可以与时俱进，有时叫“诛无道，杀独夫”，有时叫“均贫富，等贵贱”，有时叫“替天行道”，有时叫“××主义”。鲁迅又说，新油漆时间一长剥落了，露出里面还是旧油漆。所以太阳底下无新事，新从来都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新的。这真是老实话。前段时间，重读《史记》一遍，忽然觉得自己开了眼，于人于事，有一番新的分明。想哪天天下大乱了，咱也分一杯羹，弄个土司当当。


今天去逛书店，去了才知人家活动期已过，不打八折了。故只买了两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提到买书，最让人怀念的就是北京了。那里的书便宜又新鲜啊。出版当年的就有七折五折的。我们这里，出版三年，摆上架就算新书了。去年夏天从北京回来，带了七十多本。下了火车，扛得满头大汗，可心里高兴极了。回来这么久了，还时时想念，偶尔做梦也是去买书。当时有些书没舍得买，现在这里想买也买不到。单向街书店唐德刚的那几本啊，北大野草书屋五折的《苏东坡文集》啊，万圣书园五折的《奥威尔传》啊……哎呀呀，叫我如何不想她？不能想。再想呆在家里就危险了。我是非常厌恶大城市的，但在买书便宜方便这一点上，我无限热爱首都。现在九月刚过，要是在长春的话，文化广场书市正热闹，但那样的好风光，现在只能站在阳台上引颈北望一下了。


在书店呆了甚久，为等一个朋友。拿起何兆武老先生口述的一本《上学记》看，非常有意思，不知不觉，等朋友电话来时，我竟囫囵吞枣把书读完了。老先生也是爱道家的，那态度我跟他像。随随便便自由散漫的，厌恶被管制，厌恶什么狗屁规矩，厌恶什么狗屁纪律。我是从小被老师批评为“目无组织纪律，一贯我行我素”的人。这回又得一个知音。好！以后替自己辩护的话，又多了一个支持者。《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老先生提到了，我不久前还翻了翻。想自己要是生在三十年前，真是，早被人拉去游街了吧。毛泽东同志给读书人定的罪名，我每一条都犯了。好在皇上驾崩了！呜呼，皇上圣明啊！但或者就是要像何兆武这样的人，专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喜欢的题目研究，这才能把康德、罗素、帕斯卡翻译得那么好。从前凡学生问我该读什么书，我必推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甚至在小说里都不忘写上一笔。这回才注意到，翻译罗素的，果然是“自己人”。

及至朋友来了，问我买了什么书。我给她看了。她翻了翻希罗多德，问这是干什么的。我说讲历史的啊，古希腊的历史。西洋第一本历史书，也就是洋人的《左传》。辜鸿铭当年北大授课，据罗家伦回忆，有时一进门就说：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篇《洋离骚》。等讲起来了，才知道是弥尔顿的一首什么悼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久负盛名，西洋作家常常提到的。但买回来翻了两页，那翻译体真让人难以下咽。前天看罗念生译的《俄狄浦斯王》，同样是，该死的翻译体。自从今年来，尤其是从广东回来，凡翻译的东西，忽然一下子都看不下去了。原来是从前有书便读，不计较文字。等自己也来写作了，经常研究语言的问题。对文章语言变得敏感起来。稍有不顺，就如鲠在喉。大二时常常写诗，忽有一日，几乎所有的翻译诗都读不下去，即使是查良铮译的济慈，也不行。现在忽然连翻译的散文也读不下去。只能读读古文，或中文作家的作品。而这，又要让人产生发愤学学外语的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