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一章）

第一章　概要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美国经济经过迅速的工业化扩张，从此一举跃入了世界经济的前列。与此同时，民主体制呈现出蓬勃的活力，政治权力得到正式划分。本书的主要目的旨在阐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能够在美国和谐共存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共存。其中，重点解释了：民众对财富的热烈渴求、民选政治的开放精神、以及支撑起国家工业化扩张的发展政策。
中心问题旨在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人民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并没有能够转移推动工业扩展的投资风潮。这种民众的需求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来自那些受到工业化伤害程度最深的阶层与群体。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私有资本在产业化的工厂与经济的基础设施的积累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像样的抑制。透过国家政治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我们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一，美国工业化的所特有的地区性色彩： 其二，人们对财富的要求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政治形式加以施加；其三，国内政党竞争的格局与活力；其四，民众政治对联邦政府不同部门的影响力各异。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之所以能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革命和谐共存，是因为：（一）对工业化革命支持力度最大的美国农业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南方种植园经济。而作为一个地区来说，此一时期的南方（应指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被北方征服时期，译者注）在国内政治领域，不是一个有效的联盟伙伴；（二）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带动制造业带的工人们围绕着在地区间的财富再次分配（从南方到北方）和产业领域的投资方向变动（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转向受到高额关税保护的工业）而动，而非是围绕着与资本家之间争议产业利润的分配比例而动：（三）作为北方工业化的代言人，共和党不但能赢得选举，而且能够成功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稳定实施。总之，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最有可能对产业化所获利润提出政治要求的南方棉花种植者与北方的产业工人在此时期无法联手合作起来——因为，由于共和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建与重要影响，他们二者正处于一种尖锐对抗的立场。
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
在民主机制下的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多见的，因为从农耕社会迈向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往往会就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一个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转向以能源与机械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必然需要庞大的资金。同时，处于迅速工业化转折点的国家往往由于人口包袱非常之大，国家迫切急需解决所背负的口粮与住房建设负担。这些迫在眉睫的需求经常成为席卷一切的强有力政治要求：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因为资本在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上的飞速积累指明了一股显然易见并且存在转向可能的流动资金，所以这些政治要求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如果上述所指的民众对财富的热切要求得以实现，资本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压制，并由此伤害对工业化生产与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情。因此，为了工业化革命的顺利进行，这些政治要求就必须得到压制或转移。
因为民选政治的竞争机制往往会促使某一政党去反映贫困阶层的迫切物质需求，迫使当政或在野政党采纳对财富重新分配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民主机制或多或少是民众对财富重新分配要求的“晴雨表”。然而，在一些不够民主或专制极权的统治国家，要求财富重新分配的政治呼声会被专为适应工业化目的要求的政治机制所抑制或引开。在上述政权中，私有或国有机构以所需的较高速度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推进积资与投资的步伐。在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革命进行比较时，沃尔特·迪恩·伯汗曾经说过：
无论是由一个资本社会的资本家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委来管理，工业化的掠夺阶段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残忍和剥削的过程。在此阶段，要求政治必须发挥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在群众的压力下确保工业化的精英们不受影响，并且避免那些受到资本原始积累伤害的社会群体携手取代工业化精英们的位置。在列宁与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籍由将垄断性的专制权力交至共产主义的工业化精英们手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通过诸如个人独裁的非极权一党体制等不太强制的手段来满足这一需求。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业化精英们通过其在封建模式下所享有的深受尊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国家将投票权限制在社会中上阶层的立法保护，获取了不受外来影响，顺利进行工业化革命的自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以主要政党的政纲竞争有效地为工业化提供了“保驾护航”，由此限制了政党联盟的形成。换一句话说，社会的大联盟对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予以支持的特点抵制了群众对财富的再分配政治要求。这些社会大联盟，反过来，又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潜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
对国内政党联盟影响最深的因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范围与步伐的广泛不平衡，以及美国农业贵族与工业大亨之间的深刻鸿沟决定了截然对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政党体制的阶级构成。在许多方面，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农业贵族与工业大亨之间的分裂，以及由此衍生的两大政党竞争埋下了伏笔。如果非要指出一个单一的因素来解释十九世纪晚期为什么没有爆发一场对财富重新分配的狂暴政治大运动，那么只能是合众国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性质与轨迹的巨大差异。
美国工业化革命概观
工业化进程让美利坚合众国从一个以农耕为主，依赖英国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化世界的先驱大国。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快速的工业化扩展是在美国工业化革命之前的其他成长格局基础之上爆发的。
首先，一八七零年之前的主要经济增长从性质来说，或多或少与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它们融入国家经济的进程相连。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里，这种形式的增长越来越快，土地的潜力得到更加充分地农业开发，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由农场转移到了城市，从农作物的种植转向了工厂的工业品生产。
其次，较之以前，国内各地区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经济分布特点与增长速度表现出愈加不平衡的状态。例如，除了东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可以根据一八七零年的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特点将其概括为一个农业国家。在此早期，拥有相对较大边疆的地区比那些长期定居的地区成长得更快。一八七零年以后，地区间经济成长模式与速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以至于从地区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极度断层的过程——如此地断层，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可以这样大胆质疑：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被视为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八七七年，两大政党的政治解决方案以结束南部重建换取了拉瑟福德·海斯当选为美国总统（译者注：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斯——蒂尔顿妥协”）。 大妥协之后的十年间，关于工业化的政治争端不但未予平息，反而有所加剧。“海斯——蒂尔顿妥协”达成不满两年，美国就重回国际黄金本位制——为自一八八五年开始的，几乎与结束南部重建的政治努力相伴相生的一个漫长过程划上了句号。放弃重建实际上让美国减少了联邦军队的开支，促进了南部的棉花种植业重兴，并且，最起码对大多数外国观察家来说，表示整个国家政局更加稳定。这一切有效地推动了美国重新回到黄金本位制。进而，联邦政府的开支精简使国家能够发行纸币（绿背）以偿还大笔内战期间所借债务，为重回黄金本位制存储黄金。恢复硬币支付以及此后的维持黄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事实上，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同一时期所经历过的情况更加糟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通货紧缩的政治后果等于让国家内外受创。
世纪之交，一九零零年《黄金本位制法案》让围绕着黄金本位制旷世争斗与那场再次关注到美国领土扩展的政治争论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工业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这个国家城市的成长，不断为国内政局增添色彩时，关于殖民地的收购与平息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不同意见终于引发了新的争论，标志着美国的政治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巨头们仍在为合众国应该按照什么轨道发展而争论不休时，所浮现的大多数其他政治道路已经明确无疑显示出：美国仍将继续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且为此接受一切相关政策，诸如坚持黄金本位制。
三个伟大的发展政策为美国十九世纪的工业化革命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对国内市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 以及对产业的关税保护。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将美国提升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多个商务中心”。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一个政治上的先决条件，他强调，由于一系列具体的生产技术创新与大规模生产机遇接踵而至，让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到来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从一八八零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现代商业企业基本上没有受到来自公共政策、资本市场、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问题的困扰，因为它们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新型能源形式的出现，以及科技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工业生产力使得生产与销售领域发生了一场基础性变革，现代商业企业……是从组织上是对这场大变革作出的回应。铁路的到来、电报的出现、还有食物、油、橡胶、玻璃、化学药品、机器和金属日臻完善的高产量生产流程，使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工业产量。与此同时，人口的高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降，大批的移民的蜂拥而入，不断高涨的人均国民收入，共同导致了美国人口的飞速增长，从而为巨大产量的工业制成品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大市场。交通、通讯、需求领域的变革让销售流程爆发了一场重大的革命。当新的大销售商在销售新制造流程的制成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制造商就干脆把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销售整合起来。结果是一批批巨人般的制造企业浮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地平线上，直到国家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们仍然是最有实力的私人所有与管理下的经济组织，
然而，本段所描述的现代商业企业是从一个庞大、放任的国内市场上崛起的，而这一市场完全是由最高法院一手缔造出的政治成果。法官们是由总统们（译者注：有缺才补，不是某一任总统挑选）挑选，并得到参议员们认可的。自然，法官们对政党原则的忠诚度以及他们对当时经济问题的“理解”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首推：被提名者在由单个州来对州际贸易管理进行管理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果单个州能管理州际贸易，国内市场将被分割成如巴尔干半岛那样火药味十足的一个个小市场，由此将严重延缓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化整合。因此，政策设计与政治主张极大程度地塑造了钱德勒与其他学者所梦想的无州际经济王国。结果，美国工业化是从大量未知可能中杀了出来。
第两个伟大的发展政策是联邦政府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从而保证了美元与主要外国货币（特别是英磅）之间汇率的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外国在美投资的前途未卜的后顾之忧，由此支撑起欧洲资本市场与美洲资本市场比较紧密的融合。欧洲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上的数额自然可观，然而，这一紧密融合的最重要成果当推保留住了工业化企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要不是黄金本位制及其配套的中央财政政策规则的运作降低了投资于美国的风险，这笔巨大的财富完全可能被转移到国外去。那一标准当时多次遭到国会的攻击，但两党总统所率领的行政部门先后成功地在政坛捍卫了黄金本位制，并且强有力地在财政市场上对这一政策作出了有效管理。
高额保护关税让美国产业免于来自外国的有力竞争，因此促进了北部制造业带的快速产业扩展。西部的农业出口地区，以及（特别是）南部的农业出口地区一方面被迫从受到关税保护的国内制造商手上购买工业制成品，一方面将农产品，诸如小麦、棉花等按照开放竞争的世界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卖出。在高额关税政策下，“贸易”这一术语变得对南部与西部极为不利。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关税”一只手所给予的，则一定通过另一只手拿走：高额关系的确通过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进而增加利润的办法，帮助工业产业带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所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基础，尤其是农业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基础则由施加于工业与农业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带有财富重新分配性质的关税给予了限制。但是，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没有其他的政策能象关税政策一样维护起一个发展性的联盟，以支持所有这三大政策。尽管行政部门时不时地插上一手（这种干预很大程度上没什么效力），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会的政党联盟所缔造。最高法院在这一政策上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这三个伟大的国家发展政策互相支持，不可或缺，同样都是国家工业化非常需要的。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保护性关系向生羊毛关税的延伸以及它为军队抚恤金提供的收入，对于产业来说，都是十九世纪后期支持共和党联盟的中心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原因，如果在没有关税保护的前提下，美国在这一时期坚持国际黄金本位制简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关税这瓶“政治胶水”把乡村羊毛制造商、联邦退伍战士、产业工人紧紧地粘在共和党身上，因此间接地粘在了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上。我们仅可去分别推想贸易保护和黄金本位制对工业化的贡献（经济史的一大来源）；从实务的角度来说，美国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从政治上依赖于保护性关税，因为后者为共和党内的团结提供了一个基础。考虑到上述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十九世纪晚期的自由贸易与黄金本位制结合起来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如果不立足于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党联盟，考虑到它们的连锁性政治关系，三大发展性国策中没有哪一项能拿来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政策进行比较。例如，保护性关税不能独存，也无法独存；为了对工业制成品收取高额的海关关税，国会当中的关税联盟要求对生羊毛制造商与联邦抚恤金的领取者给予支持。对于捍卫黄金本位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银行体系将触角深深地伸入财政体系中。假如孤军奋战，在纽约以及其他东海岸银行中心的金融界将在围绕着黄金的拼杀中早早地被彻底击败。国家银行体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政治网络，这一网络又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与从保护性关税中受益者所组织的政治网络重合起来。哪里重合得最厉害，共和党就以关税与黄金本位制政策代言人的身份从哪里浮出水面。反过来，共和党政治联盟进一步深化、强化这种政治关系与政治逻辑——倘若仅仅单独考虑三大发展性国策各自的优点，则会被冲得分散开来。
对保护主义与黄金本位制发挥支撑作用的则是从政治上构建起一个放任的国内市场。它更具有基础意义，也足以完整地刻画出美国发展国策。没有放任国内市场的政策，黄金本位制与保护性关税都将一无是处，甚至可能毫无意义地伤害国内的物质丰饶之辈。这也是人所众知的三大发展性国策，只需理论上的和谐性而不需要多少日常管理。基于数点原因，最高法院有充分地力量来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首先，宪法原则为最高法院监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试图对公司联盟和州际贸易领域的管理提供了一个框架。因为除了对州与联邦政策需要进行密切的监察之外，国内市场并不需要什么行政管理，司法审查便成为完成此种监督职责的最佳途径。其次，作为联邦三大权利中受社会影响最低的司法权，最高法院拥有充分地自由在国内市场来扮演主要的机构特色。法庭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群众们的反抗抵触情绪恐怕得积累上数年，只有等到民众认为这种非正义措施实在是过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足以让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总统站出来时，才能通过新的任命改变最高法院法官的组成，进而改铉更张，以最终平息人民压抑已久的愤怒。除了在政治上高度独立之外，最高法院唯一能运用司法权解决州与联邦分歧的机关。司法权独立而且至高无上。最高法院正是借助这一权力，使得它即使面对来自地方政权的不断挑战，也足以从法律框架内让构建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国内市场成为现实。
从严格的政治学意义上来说，保护性关税无疑是三个发展国策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打着产业保护的旗帜，以被未被充分认知的直接物质利益为诱饵，关税政策让拥护这一政策的各选区选民联起手来，足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立法联军。众议院与参议院代表着分散的、来自于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而各选区选民一致支持足以让议员们紧密地合作起来。因此，最为社情民意所左右的政府机关——国会，成为了关税政策的中心堡垒。
产业关税以及它所编织起来的，包括军事抚恤金提供和对生羊毛保护关税的政策大网，成为了共和党的主要政治纲领。除了对南部分裂势力的坚定镇压之外，没有哪项政策能像关税政策一样体现出共和党的政党性质与政治目标。至于谈及它对工业化的经济影响，关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财富分配的天平从农业领域倾向了工业领域。从财富重要分配的大框框来考虑，政策连贯性就无须太过在意，这使得共和党毫无后顾之忧地放手建立起一个多梓化的，包含了饲养绵羊农场主和内战领年金者、连同工业制造商在内的一个不同的社会联盟。
纵观诸项政策，从政治上比关税政策的重要性略低，同时从经济上又比统一国内市场的意义上略低的，当属黄金本位制这一政策。对货币理论所展开抽象构建对黄金本位制的意义，并非如同宪法原则对统一国内市场的意义一样具有中心地位。恰恰相反，政策的测试只认实物，相当世俗：如果人们在一个国库分支机构的柜台上拿出钞票与银币，国库能否就能按他们的要求兑换黄金？人们当然要从高度的理论层面来探讨黄金本位制，可是不要忘了，对其进行日常的系统管理才是货币政策所面临的极大挑战。从上述原因出发，行政部门不可避免地成为黄金本位制运作与捍卫的主要机构代言人。从运作层面来说，黄金本位制虽不如统一国内市场的建设那样需要更多的政策连贯性，但却比关税政策要更多的政策连贯性。从政治支持的层面来看，黄金本位制比统一国内市场更需要来自国更多来自国内政治的积极干预，然而，行政部门要比国会在关税问题上，更多地受到系统运作的要求限制。从社会透视的层面来看，行政部门较之国会拥有相对较多的自主性，使之能有效地对黄金本位制进行管理。甚至当反对的民意在克利夫兰的第二届任期仍然较高时，行政部门也能排除干扰，进行有效管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总统制（准确地说是因为它对大众政治的积极参与）比相当孤立的司法制度更拥有适宜推进黄金本位制的长处。在极端的政治与经济压力下推行财政政策需要采取复杂多变的举措，这显然并非国会与最高法院所长。综上所述，当我们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时，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工业化所处政治经济环境，完完全全是基于联邦中央的三权分立所造成的体制格局。
之所以将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以及统一国内市场归纳为支撑起美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政治与经济都非常重要。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一系列的附加因素，诸如私有财产制等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予以指出。然而，这些因素在十九世纪晚期并未受到政治上的挑战，所以可能视它们为美国政治经济的背景特色。因此，称三大发展性国策为基本国策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两个标准：一、它们是资本积累与投资对产业扩展不断刺激这一过程的中心：二、它们始终是国家政治激烈争议的中心所在。于是，我们很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面对如此众多的政治挑战时，这些政策是怎样得以出台实施的呢？简要地审视一下对它们在联邦三大权力机构中所分别对应的位置，我们不难得出答案的首要部分。然而无任是最高法院也好，总统也好，亦或是国会，在每一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都是沟通群众呼声与经济发展的桥梁。
群众对财富的要求
群众对财富的要求集中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经济的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首先当推将财富从农业重新向工业的分配。与重新进行财富分配相关的大多数群众呼声直接指向三大发展国策的一个或好几个特色：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以及对统一国内市场的管理。其次涉及在每一个经济领域里，对收入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这些要求涉及到关于在工厂、种植园、农场里的收入分配比例的激烈争议。
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导致了民众抵制财富由农业流向工业。工业化集中在国家的经济核心地带——在东北和大湖沿海地中的制造产业带。商品粮生产农业仍然主要的依靠在南方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周边地区。这一模型使得资金不仅从地理意义上，更是从不同经济领域的意义由农业流向工业。实践中，每一项主要的发展国策都促使国家收入在各大领域之间流动。例如，国内市场日益统一融合，使得全国的小规模工厂生产与小销售商被来自制造业带的大公司一一吞并。就经济发展的核心而言，这只不过是地区间的合并运作。但对南部与西部的大片地区而言，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牢牢由地区把控商业的时代一去不返，而且意味着通过随着利润从这些地区重新流回核心工业区，财富同时易手。因此，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不仅保证了大规模的商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地出现，同时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由农业周边地区流向工业带。关税政策强化了这种流向，特别是通过保护国内重工业制造商免于来自外国的竞争，充分地提高了公司的盈利水平。黄金本位制以及由它导致的一八九零年至一九零零年中期的国家通货紧缩让社会财富沿着一条非常类似的财富重新分配方向，或多或少、有系统地让资产从西部与南部的资本进口地区流向了东部的资本出口地区。
那些涉及在劳方与资方之间发生的，与对收入分配分额的激烈争议有关的民众呼声富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在十九世纪晚期喧嚣不止的民众呼声中，有三类呼声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地区经济与社会，反响最为强烈。在东北部的和中西部的产业制造带发生的，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就收益股价上的最初对抗：在这一期间，产业工厂，成千上万的产业争端，停工，关厂，罢工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北部工业重镇，使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工业化历史上劳动者反抗浪潮最为风起云涌的一页。在这些争端对抗之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司法干预与军事干预加以解决的。尽管如此，劳工问题既没有在国家政治大局或主要政党纲领里成为有分量的角色：占去大量篇幅，连篇累赎的倒是那些致力于发展性国策，鼓吹将工业化的东部与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南部的利益进行划分的政治纲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一个中心问题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晚期，发生在产业争端中的、并且明确反映出来的群众对财富的要求没有对两大政党的竞争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北方的劳工的确清楚而坚定地对流入产业扩展的财富之流提出了要求，然而这些发生在工厂，喧嚣于街头的要求呼声却从来没有国家政治产生任何回响。
在南部，对于财富的要求一方面涉及到小佃农与佃农之间截然不同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种植者与商人之间的非常不同的斗争。争执的焦点是对棉作物收成的契约形式与具体安排。从许多方面来看，由于黑人在绵羊饲养者与忠诚的联邦爱国者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微不足道，这种旷日持久的争执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种族问题与对国家的忠诚。对南部的白人来说，种植园主与商人对棉花经济的影响力的巩固对于南方从北方统治下夺回政治自治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实际上，精英对地方上与地区自治的影响力在从国家政局全局角度来看时，经常被视作同一枚硬币的不同方面。通过运用恐怖力量与经济恐吓让南部重回权力中心，前南部联盟的国家主义者逐渐地将黑人与低层白人选民所享有的特权一一予以掠夺走，从而让种植园主们在世纪之交再一次成为地区政治的主流力量。一八七七年大妥协之后，共和党不乏苦意地在他们的全国政治纲领中抱怨南方的“贵族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抱怨也逐渐随风而逝。无论如何，集中于第十五宪法修正案赋予的权力与选举举措的政治要求，并没有开始解决南方小佃农受到种植园主与商人压制的可悲境遇。对于南部的农场主来说，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人生命运就是一场与经济剥夺、赤贫、以及由于劣食和寄生虫所导致的疾病进行的一场永无终日的争扎。人民党的南部阵营试图通过地区的政治自主，让小佃农与自耕农抵御来自北方经济的剥削，对依靠土地生存的阶层进行补偿。除此之外，南部种植园里的悲惨状况——折磨着这个国家相当一部人人口，再没有谁对国家社会财富提出什么重要的政治要求。尽管对于南部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在北部所产生的影响要甚于工人的呼声，然而，围绕着棉作物收成的控制争议几乎被这个国家的政党竞争完全忽视。
在最近定居的西部边界，对财富的要求涉及到了第三种对抗。在上述对抗当中，矛盾争议的热点在关于东部资本的代言人究竟根据什么样的条件将移民西部的自耕农整合到国民经济之中。这种融合采取了两种主要的形式：向定居者发放抵押贷款的信贷利率范围与将他们生产的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的运输手段。支持西部农场抵押的相当一部分资本是从东部输出的。此外，在平原与山区各州的许多银行，以及用来运输农作物的条条铁路，都是由东部的投资者所拥有。所以，在西部所提出的财富的要求自然是以自耕农们对东部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与铁路公司进行抗争的形式上演。基于一系列的理由，这种要求非常容易地进入了当地政治圈，并且，通过第三党的努力，将之反映到了国内政治圈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平原与山区的自耕农在经济上比东部的产业工人和南部的中小佃农更加独立自主，因此更容易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在这场抗争中的对抗阶级主要是一些并非在此地定居的资本所有者，因此在当地政局中并没有扶植起多少有力的政治代言人。从国家政治大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对收入提出要求的案例例证了：在国家的几大区之间，某个经济领域内部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只有极少一部分当地阶级的政治要求籍由政治聚焦镜折射进入了国家大发展政策中。
如果所有上述这些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财富分配提出要求，进行抗争的各方能够携手联合起来，美国的工业化的速度完全可能慢下来，或者完全采取另一种形式演进。人民党在一八九二年曾经尝试过此种结盟方式。同样的事情，民主党在一八九六年与一九零零年同样尝试过。在所以这些尝试中，产业工人们拒绝他们这些政党的支持，而南部小佃农与西部的自耕农之间的激烈冲突让这两大群体之间的联盟烟消云散。需要在此强调的是，群众对财富的渴求几乎渗透进了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得到了几乎所有群体的关注。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几乎让主要政党在政党纲领中把所有这些民众呼声拒之门外，甚至即使当他们浮现于政治纲领要求时，把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对运动的因素从抗争中转移出去。
本书概览
目前大多数关于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工业化的学术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强调政党地域竞争特色的选举政治的学术著作与对工业化的纯经济学分析型学术著作。这两类学术著作各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彼此之间井渭分明，所以对于关于为什么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能与狂飙突进的工业革命能在美国和谐共存的问题却没有能够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与上述理论相反，本书致力于揭示民选政党竞争对国家机构与发展国策的中心意义与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对一些现今的主流学说提出了挑战。至于关于政党和民选的学说，国家的发展问题（而非民族文化冲突）表现为各州政党所竞争的主要方面。至于国家中央机构的扩充，将政党组织融入国家政策管理的做法，充分显示出是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予以融合的不可或缺因素。
最后，美国经济史早已解释过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诸如将放任的统一国内市场阐释为历史的“天赋”，认为其超越了政治范畴，因此，认为政治与国家的中心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只不过扮演了微不足道角色，并因此对之予以排斥。与上述传统学说截然相反的是，本书论证了当时存在的民意挑战了美国所沿袭的每个主要的国家发展政策。对这些民意所提出的挑战所进行的分析，反过来，强烈地呼唤着对国家政党竞争（从对政治纲领的坚持角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将政党组织融入国家中央机构的进程进行重新评估。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并非两个井渭分明的过程，按照各自的逻辑分别展开；恰恰相反，它们密切相连、不可分离，共同创造了一个在健康民主的政治环境下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奇迹。
接下来的第二章将介绍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社会形势与经济状况。该章开篇即描述了美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并且解释了这种情况得以延续的原因。通过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分析，强调了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之内地区间的资本流动与地区经济融合的程度差异化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论述，第三章通过从发生各州内部的国家发展政策与政党竞争之间的关系，探讨与民意的政治表达相关的问题。盛行的观念认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民选政治机制非常本土化，并且在诸如禁酒与世俗教育这些问题的争端上富有民族文化的色彩，本书所作的探讨对这种主流观念提出了挑战。该章所作的重要诠释解决了长期以来，国内政党竞争（几乎公认集中于诸如关税和货币政策这些发展性问题上）与以地方为基础的选举行为（被描述为地域特色框架下的社会标准与特征的中心）之间的自相矛盾。尽管这一期间的民族文化问题对于国内地区政治相当重要，对从一八七七年到某年的各州政党纲领的全面审视证明：一系列的各种国内发展问题实际上正如它们主宰着主要政党在全国的政治原则一样，同样左右着主要政党在各州所作的政治原则。
对政治纲领的要求作完上述讨论之后，第四章论证了绝大多数选举行为是由发展力量以从民族文化角度无法理解的方式所加以影响的。该章开始简要概括民众对财富的要求，这些要求勾勒出了在国家的每一个主要地区围绕着收入分配所展开的冲突。论述集中在对这些要求以及它们在地区经济中起源一一剖析，无论它们是否明显地表现于政治领域。接下来对选举所作的分析再一次揭示了这种对收入分配上的争论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内两大政党构建联盟的。
接下来的三章从政治角度分析了共和党的三大发展政策：放任的国内市场、黄金本位制，以及关税保护政策。第五章论述了国内市场的成长与巩固，强调最高法院在统一国内市场构建上所扮演的主导性角色。第六章开篇即讨论货币政策的机制特性，而后过渡到对立法联盟与行政部门对黄金本位制的始终坚持行为进分析。这种探讨在对黄金本位制的争论与对经济发展之间争论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联。第七章论述了主要发展国策中的最后一项——关税政策，探讨了关税保护对国内共和党的大联盟的中心意义。结论对所有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解释性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