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秋杂记

昨晚颜回同学忽来一短信,说看我博客上最近那些文章,感觉像旧时文士“落魄江湖”、“怀才不遇”的老调调。她还偷笑,觉得我好像受了贬谪似的,意有不乐。呵呵。其实哪里。但她到底是能知我。“闻弦歌而知雅意”,不愧我最心爱的弟子。
一个月来,因为稻粱谋,写一点东西。刚开了头,忽值外公去世,工作停顿下来。一停便再不想接上。整夜整夜坐在电脑前发呆,东看西看的,没一点心情。人家的电话来催问,眼看交稿大限将至,我又一向是个懒散惯的人,实在不能学昔人的投袂而起,三下五除二做完。心里又惭愧又焦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屠杀时间,竟是毫无办法。
但最后看在人民币的份上,我总算勉强把那玩意弄完了。自我感觉是一个很平庸的东西。可做完了就是解脱,至于人家是否会发点钱供我过个好年,我现在完全不在乎了。


一切写文章、画画、作音乐的人,都该家里是千万亿万富翁,最低也该有三万亩土地,三千个农奴。没有这样的条件,有一日,总难免就要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说不想说的话、见不想见的人。所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文章,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不一样。前二者的精神是安定的,无身家之虞。文章可以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地改,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写,不计成本。身既安了,慢慢来,文章都是和谐完美、从容优雅的。陀氏不一样,家里太穷,命途多蹇,又是滥赌好嫖,今晚不写文章,明天赌场的打手和妓院的老鸨就要冲上门来了。你看他《罪与罚》、《白痴》等那些,啰唆冗赘之处甚多,听说他的俄文也写得很坏。当初我读时,就感觉到,但人家是大师啊。后来看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没想到他跟我有同感,心里这才释然。

看阿来的《尘埃落定》,当个土司也蛮好。我记得有一段讲傻子少爷,骑马巡游领地,每到一处,各村头人美酒、美食、美女招待,就这样,足足巡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没走完。多幸福的旅程啊。《尘》一书,何以叫许多人爱读的原因恐怕就在这,做个土皇帝真是舒服啊!一个小小的边陲土司,差不多县长级别的吧。就有这等威风。何况是威加四海的大皇帝。二十四史翻开,鲁迅说他看见了吃人,我看见是个爷们的,都想当皇帝。地盘有大小,当皇帝的心理是一样的。至于招牌,尽可以与时俱进,有时叫“诛无道,杀独夫”,有时叫“均贫富,等贵贱”,有时叫“替天行道”,有时叫“××主义”。鲁迅又说,新油漆时间一长剥落了,露出里面还是旧油漆。所以太阳底下无新事,新从来都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新的。这真是老实话。前段时间,重读《史记》一遍,忽然觉得自己开了眼,于人于事,有一番新的分明。想哪天天下大乱了,咱也分一杯羹,弄个土司当当。


今天去逛书店,去了才知人家活动期已过,不打八折了。故只买了两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提到买书,最让人怀念的就是北京了。那里的书便宜又新鲜啊。出版当年的就有七折五折的。我们这里,出版三年,摆上架就算新书了。去年夏天从北京回来,带了七十多本。下了火车,扛得满头大汗,可心里高兴极了。回来这么久了,还时时想念,偶尔做梦也是去买书。当时有些书没舍得买,现在这里想买也买不到。单向街书店唐德刚的那几本啊,北大野草书屋五折的《苏东坡文集》啊,万圣书园五折的《奥威尔传》啊……哎呀呀,叫我如何不想她?不能想。再想呆在家里就危险了。我是非常厌恶大城市的,但在买书便宜方便这一点上,我无限热爱首都。现在九月刚过,要是在长春的话,文化广场书市正热闹,但那样的好风光,现在只能站在阳台上引颈北望一下了。


在书店呆了甚久,为等一个朋友。拿起何兆武老先生口述的一本《上学记》看,非常有意思,不知不觉,等朋友电话来时,我竟囫囵吞枣把书读完了。老先生也是爱道家的,那态度我跟他像。随随便便自由散漫的,厌恶被管制,厌恶什么狗屁规矩,厌恶什么狗屁纪律。我是从小被老师批评为“目无组织纪律,一贯我行我素”的人。这回又得一个知音。好!以后替自己辩护的话,又多了一个支持者。《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老先生提到了,我不久前还翻了翻。想自己要是生在三十年前,真是,早被人拉去游街了吧。毛泽东同志给读书人定的罪名,我每一条都犯了。好在皇上驾崩了!呜呼,皇上圣明啊!但或者就是要像何兆武这样的人,专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喜欢的题目研究,这才能把康德、罗素、帕斯卡翻译得那么好。从前凡学生问我该读什么书,我必推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甚至在小说里都不忘写上一笔。这回才注意到,翻译罗素的,果然是“自己人”。

及至朋友来了,问我买了什么书。我给她看了。她翻了翻希罗多德,问这是干什么的。我说讲历史的啊,古希腊的历史。西洋第一本历史书,也就是洋人的《左传》。辜鸿铭当年北大授课,据罗家伦回忆,有时一进门就说: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篇《洋离骚》。等讲起来了,才知道是弥尔顿的一首什么悼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久负盛名,西洋作家常常提到的。但买回来翻了两页,那翻译体真让人难以下咽。前天看罗念生译的《俄狄浦斯王》,同样是,该死的翻译体。自从今年来,尤其是从广东回来,凡翻译的东西,忽然一下子都看不下去了。原来是从前有书便读,不计较文字。等自己也来写作了,经常研究语言的问题。对文章语言变得敏感起来。稍有不顺,就如鲠在喉。大二时常常写诗,忽有一日,几乎所有的翻译诗都读不下去,即使是查良铮译的济慈,也不行。现在忽然连翻译的散文也读不下去。只能读读古文,或中文作家的作品。而这,又要让人产生发愤学学外语的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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