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翻译:趣味及选择

    叶圣陶赞扬吕叔湘译笔的纯美,“一方面保持原作者的美质,一方面融化为我国的语言”。原著的意趣、质地,那是原作者的功劳,而本国文字即母语的感知,则是翻译者的贡献。
    
    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文学翻译,也应参透此间的深意。
    
    自林纾以来,伍光建、戈宝权、韩侍桁、傅雷、曹靖华、朱生豪、汝龙、王平陵……他们的译文是可以放心出门,又能坦然回家的高手,有的更臻于化境,就算有阅读外文的能力,读他们的译文,仍是一种上佳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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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出现很多有趣的译名,在严复的学生周越然的笔下,夜莺nightgale译为耐听哥儿,休闲约会处assignation译为安息耐性,淫乱dissipate译为的系败德,Lavrille译为懒无力。发音的音节套印语义,当时好多人有此习惯和兴趣。周越然说他的老师严复的译文“读起来好像是创作,总觉得容易懂些”,实在很有他的道理。
    
    英文天使一词Angel,早期译作安吉儿,后又作安琪儿,很有亲切的画面感。
    
    Inspiration今译灵感,原意是指风吹动帆船之帆,促船前行,有一种默示的意思在里头,出乎自然,得来全不费力。灵感当然是最佳的翻译,还有译作“神泉”的,民国初年译作“烟士披里纯”,很有小众化、象牙塔的意思,好像一幅烟雾围绕的绅士在寻求神示的画面。
    
    烟草在明代传入中国时,被当成治病的药草看待。原文是西班牙语tobaco,在中国早期译作淡巴菰,或淡巴姑。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谓:“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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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将中文译为外文,颇多笑话,最著者,乃是将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译为: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本来原文是形容某种叛逆性格,是一句古传的熟语,结果译文仿佛很有诗意、很有哲学意趣,其实全不沾边,真可谓离题万里。译文与原文出入如此巨大,令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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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in the olden times used to say,早年看到这个短语,颇感兴趣,写以示人,那些号称英文过多少级的人,翻译出来真是五花八门,有谓“旧时代的人们说的”,有谓“先前的男人总是说”,甚至有译为“老男人曾经这么说的”……不一而足。丁亥年盛夏,在四川眉山开会,得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中文系主任汉学家冯铁先生。会间闲聊,将此句写以示之,他思索俄顷,脱口而出:“古人云”。这确是一字不易的妙译。他的英文基础雄厚,而中文修养亦甚到位,两者合成他的优势,中西打通,绝无捉襟见肘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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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当年在徐志摩笔下译为翡冷翠,试快读一过,音节都是相仿佛的,但徐译却有一种诗人特别的会心和感悟在里头。诗意兼具画意,也是音义相协的佳译。
    
    英国大诗人艾略特,在钱锺书先生《围城》里头译作“爱利恶德”,快读一过,音节极相似,但小说中是为了匹配人物性格的需要,半开玩笑的翻译,音义重合巧不可阶,收到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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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曼殊以为,英吉利与华语音义并同者甚众,他举出不少例子。其中也很见曼殊先生的妙趣和巧思,但如果说先天的不谋而合,则不免牵强。事实上是他竭力以音义相同的字眼去贴近原词:fee-费,sue-诉,tow-拖,reason-理性,season-时辰,book-簿,mead-蜜,nod-诺,pay-赔,pee-皮(见1991年广东影印版《苏曼殊文集》)……其中既有名物,也有意识形态的概念词汇,亏他慧心寻觅,一一对号入座,居然也颇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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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名字,因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灌溉,像是咏物诗中的截句,画意深处,仿佛一首浓缩的短诗,譬如松尾芭蕉、川端康成、井上红梅、森鸥外、小林一茶、井原西鹤……至于其军国打手如松井石根、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之辈,名字诗意盎然,让人想起松间沙路净无泥,古渡春深,重彩的油画等等美妙的画面境界,但他们辜负了这样至美的汉字,走到相反的嗜杀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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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中国和外国交通往还渐频,但直到清末民初,才将外国国名美化,所采用的都是气象高华的字眼,譬如,英吉利、美利坚、瑞士、瑞典、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芬兰、挪威……语词选择寓意深远、用意至诚。而在晚清时节,瑞典作绥林,挪威作那威,丹麦作领墨,芬兰作分兰,瑞士作绥沙兰,德国作普鲁社、热尔玛尼亚、日耳曼,意大利作意大里亚、伊大里,奥地利译作奥地里加,都是不统一的音译。
    
    在林则徐时代英国已译作英吉利,或英伦,智利已作智利,美国作育奈士迭国,或做弥利坚国,又作美里哥。
    
    这些是在头脑明敏的知识分子笔下,而在清朝廷,夷狄观念深重,头脑深度封闭,眼界严重模糊,晚清专制者对列强的态度是从疑忌自大转向依赖畏恐,对外国国名翻译也随之而变。早期,列强的国名或加反犬旁,或加口字旁,如咪夷,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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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如《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追寻现代中国》等,写法上别具一格,寓判断于叙事之中,以讲故事的笔触从容推进他的观察和心得,仿佛将史事重现于纸上。此种特别的叙事方式将之与他人区分开来。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解释,关于文化背后的历史必然,都循循善诱地附着其中,成就斐然。国内一家出版社将其研究系列十数部陆续翻译推出,本来这是好事。然而可叹的是这些译本大多牵强支离,文气断裂;拼凑之痕,每不可掩。中文在这些译者搬弄之下,就是不听使唤。本来很有价值、叙述尤见创辟的历史著作,因为译本的关系,使其失色不少。这和《通往奴役之路》《重申自由》那一套西方现代思想译丛一样,都是将上等好米,煮成了夹生干饭。一系列难以下咽的“成品”,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系研究清代前期社会底层卑微小人物命运,引用了不少县志之类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往回翻译时,因县志大多无标点,需译者代劳,结果就出现了不伦不类的断句。“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城之内外,共杀数万余人。”实则就算断句能力柔弱,也可根据逻辑关系判断,显然应是:“大兵破城屠之,官长俱杀。绅士、吏民,十去七八……”。
    
    这部译文,因译者中文生硬,而没有丝毫行家里手的圆融,尤其by、must等词汇的照章翻译,逐字逐词地死译,使得句子毫无弹性,疲弱不振,读之头胀不已。这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被动语势,和传统中文的优势背道而驰。在审美一端,更是大打折扣。既难臻雅致高华,也远离明白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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