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二章）

第二章　发展不平衡的美国经济

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工业扩展极端不平衡，几乎完全发生在美国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以美国产业制造带而知名。南方和西部地区仍然主要是农业区域，经济依赖于棉花和粮食的种植，家畜和矿物的产出。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来说，虽然在这些地区之间有着重要联系，但是每一个地区均可以被单独视作为一个清晰的整体。无论是从政治（例如，十九世纪晚期的人民党反对党运动）方面，还是从经济（例如，美国南方地区与国内资本市场的隔绝）方面，我们都可以这样认为。
工业化与日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
除了在一些小国家中，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由于国家主权的政治分界线所天然形成的之外，快速的经济发展通常增加地区之间的人均财富与收入的差异。美国工业化也忠实地遵循着这一规则。一八四零年，在国家经济转型之前，整个美国各个地区在人均收入方面还是相当接近的。事实上，在收成不错，能卖出好价钱的年景里，棉花种植能推动南方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包括奴隶在内），使南方经济与北方经济齐头并进。但是，由于蒸汽机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中出现，贸易条件向着不利于南方快速地转移（参看表格２·１）。在１８４０到１８８０年之间的四十年的期间，南方地区人均收入大幅下降，而北部地区人均收入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在１８８０到１９００年之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整个美国各部分的相对经济排名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改变，然而，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北部地区的收入增长要远远高于南方。南北战争给南方所带来的破坏能够部分地说明南方落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从南方有系统地再分配财富到北方的战后联邦政策（如保护性关税政策、军事抚恤金和对国际黄金本位制政策的坚持）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设想一下，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工业和农业只不过是经济的两个发展方向，地区经济的专向性发展在世纪之交简直是壮观（参看表格２·２）。一方面，按人均生产产值计算，罗德岛的制造业产品产值是该州的农业产出产值的几乎二十九倍。另一方面，北达科他州的农业生产产值超过该州工业生产产值七倍之多。这样的个案比比皆是。工业制造业较之农业的产值比例最高的九个州依次排开，从北方的新罕布什尔州一起排到在南方的马里兰州。而从农业较之工业制造业的产值比例最高的二十三个州来看，可以将之归为两大类地区：第一个地区群体是所有前南方邦联各州（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再加上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第两个地区群体是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向西一直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的十一个州（除了蒙大拿州和华盛顿之外）。如果俄克拉荷马是州而非领土的话，这两大地区群完全可以连接起来。
尽管两者在农业与制造业比率上都非常之高，然而，这两大地区其实非常不同。除了犹他州以外，西部的各州比南部各州的人均收入要高多了。主要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北达科塔州的人均农产品生产值（以美元计算价值）是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格鲁吉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产值的四倍。虽然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不大，正是南方较低的农业收入水准，而非它低水平的制造业产量，提高了制造业对农业产值的比重，使它甚至高于北方地区群的各州。实际上，像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上述各州均是积极发展工业化生产，并且数据显示，农业收入水平仍然比前邦联各州要高，或高出甚多。尽管上述数据显示出南方地区在发展，但实际上它仍然非常贫穷。它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并且是仅仅只在于棉花种植——因为在这么一大块地方总得生产出些什么东西，否则就只有让它彻底荒芜这条路可走了。
为了简要地例证这种地区的专向化发展特色，阿肯色州和康涅狄格州可以分别作为美国南方地区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典型代表。１９００年，阿肯色州大约有１３０万的人口。康涅狄格的人口达到了９０万。统计结果显示，在美国１９００年各州的各项制造业产值的排名中，阿肯色州仅有一次排列在前五名（棉作物产值位列全国第三）。然而，康涅狄格州却在六大产业的排名位居前列：在军火，黄铜及其衍生产品（如辗制黄铜、铸造黄铜、黄铜成品、黄铜制品）、钟、围腰、餐具、刃具、软毛帽子，硬件、缝衣针和别针，并且镀金饰品等产品领域中名列榜首；缝纫机的生产排名第二；橡皮和丝制品位列第三；袜类和毛纺织品排在第四名。
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尽管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仍然是牢牢地植根于现实经验之中。为了详细说明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发展，本书从五个领域展开论述：人均制造业增值量（美元）、专利权发布数量（每万人次）、关于农场和住房抵押的平均利率、人均财产数额、成年男性中的文盲率。这五个领域涵盖了相关的工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业活动的范围与深度、对于技术变革的参与度、与国内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融入度、对财富的累积程度、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以上述的有效统计数据均以县为单位——此为它们随后加入国会选区与贸易区域分析当中的一个必须条件。然而，如果从它们对各自发展领域的经验主义指示情况来看，五大发展指数当中的任一指数均有缺点。在对它们分别进行讨论时，必须要承认普查数据存在局限。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一起，这五类数据看上去足以简明地说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发展的绝大多数的重要领域及它们的相互关联，清晰地指明其他的手段无法提高上述五类数据。这五类数据集合起来足以视为“发展指数”，通过比对各县或其他的地理单位的单一统计数据，可以指出它的相对“发展水平”。
制造业人均增值
在衡量工业的相对发展程度时，最明显的指标是工业活动的频繁程度。１８９０年的联邦普查收集了在许多方面与制造业（此处与工业活动同义）有关的县级统计数据，其中包括公司成立数目、公司投资额、工人数量、工业产值。其中任何一类数据单独拿出来时，都能反映出极为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只单单看公司成立数目（同样计算小公司和大公司）时，就无法看清在拥有一些大钢铁厂的县镇与拥有大批的手工作坊县镇之间背后的产业活动比较，对此将作出严重地曲解。对制造业的工人数量所进行的比较更为适宜，因为这些数据更准确地衡量了制造业的成立与规模。但是，倘若将其与就业数字与总体制造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会有问题，特别是从中适当地减去十五岁之下的童工数量之后。在许多地区，这些童工占到了当地劳动力组成中相当高的百分比。制造业成立总投资的数据对公司数量与劳动力规模的数据有所改善，但是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损耗折旧值的计算。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折旧这一概念还未被人们充分地理解，所以在资本数额与运作成本上未能够将这个关键数据清晰地反映出来。未能减去折旧的后果是，将以前成立的企业与新近成立的企业一起进行比较时，会过高地对以前成立的企业的成本进行估值。因此，对美国工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所制造业活动数量作出过高的评价。最后，如果考虑到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因素在最终产出所占比例差异巨大这一事实，工业生产值改进了所有上述数据，但是仍然是有其缺陷的。例如，在工业流程中提炼金刚石所消耗原料非常的少，但从金刚石的工业成品销售中所获回报仍然是非常高的。另一方面，在好瓷器中所需的原料可能非常便宜，但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高度机器化生产与熟练技师的操作，成品也将极有价值。
基于所有上述原因，对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进行参照，最能说明在美国各个不同地区所进行的产业活动相对重要性。这些统计数据优先决定着所有工业生产的总价值，包括来自特殊订货（定制工作）与修理的收入，再减去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成本。剩余部分因而包括支付给公司劳动力的工资与薪水，生产过程中所利用资本的成本，以及企业所有者自然增长的利润（或损失）。
一八九零年，除领土和哥伦比亚特区之外，美国制造业中的增值总数为４１８６，５６·６万美元，亦即人均６７·４０美元。主要工业州都是集中在美国东北区域：罗德岛（人均制造业增值１９１·７４美元），马萨诸塞州（１８５·３４美元）、康涅狄格州（１６７·７１美元）、纽约州（１４０·１０美元）和新泽西州（１１４·３４美元）。工业化情况最落后的州都集中在南方和西部：南达科他州（６·５７美元）、密西西比州（６·７０美元）、爱达荷州（８·９７美元）、阿肯色州（９·１０美元）、北达科他州（１０·６２美元）、北卡罗来纳州（１０·８７美元）、南卡罗来纳州（１１·３４美元）、阿拉巴马州（１５·０７美元）、得克萨斯州（１５·３３美元）、田纳西州（１８·０４美元）和佐治亚州（１８·０４美元）。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县中，包括了国家的一些最大的县（参看表格２·３）。然而，有几个让人颇为惊奇的县，或许，也是最意外的就是伊利诺的皮里亚县居然位列第一名。一八九零年的调查原稿已经遗失，所以这个非常高的数据（超过排名在第二名的县达两倍）的来源的可信度难以确定。然而，对蒸馏酒生产所征的联邦征税集中于皮亚县及其周边地区这一事实或许是能够解释该县奇迹般增值的主要原因。
    在这张目录中，只有怀恩多特（堪萨斯市，堪萨斯州）、旧金山和多莫阿（波特兰，俄勒冈州）三个县排在国家制造业带的外部。堪萨斯市的主导产业——肉包装，使该城市不再满足于只是成为向西一直拓展到科罗拉多边境的内陆地区加工中心这一角色。对于太平洋沿岸各市来说，因为运输成本低，节约下的成本足以抵得上制造业带的产业化工厂较高生产效率所创造的价值，因此这一偏远地区各种各样的工业活动非常繁荣。
主要的工业县当中，没有一个在南方，因此南方的绝大多数城市专攻内陆地区农产品的加工处理。例如，在得克萨斯，二十八个主要城镇中的十个市镇的主导产业是面粉和粮食的深加工。在十一个其他市镇中，棉作物深加工发挥着重要作用：棉压缩（６）棉油工厂（３），制袋材料加工和绳索（１），以及棉和羊毛布工厂（１）。所有的这些加工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是由于这片区域是主要的农作物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不过，在一八九零年，记录显示仍有数十个美国的县城（大多数都非常小）没有任何像样的制造业活动发生。
当时美国工业化最落后的区域集中在四个地区：密西西比三角洲人口稠密的棉花种植县、人口同样密集的得克萨斯的里奥格兰低河谷、最近开放的西部平原、在阿尔巴尼亚低地的个别县（参看地图２·１）。工业化最发达区域（通常以“制造业带”著称）包括所有新英格兰和大部分其他国家东北地区（西弗吉尼亚州除外）。这条工业长廊向西穿越，通过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并且逐渐消失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第二大工业区位于在海洋、瀑布群与内华达山脉群峰之间的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和市场中心。在美国其他地区，加工生产的分布非常分散。
产业的相对集中，使其毫不意外逐渐地汇集到了主要的大城市中的进行生产。（参看表格２·４）。例如，钢铁生产与酒类蒸馏——随便哪一项的年产值都超过了２０万美元（每新成立企业的增值），主要集中于中型与大型城市之中。实际上，许多钢铁企业促成它们所在位置的城镇化发展。对于雇佣工人数量相对较少的酒类蒸馏业来说，企业注册成立地的选择需要考虑到距离国内主要消费者市场的远近，愈近当然愈佳。位于河流下游的成片纺织工厂同样，促成了中小城市的形成。例如，马萨诸塞州的落河，沿着瓦特帕庞德河口流向希望海湾和大西洋一线，每半英里河流就落下１３０英尺。在河流沿线，坐落着六十五家棉加工企业。然而，在南方的工厂要小得多，一些企业紧紧地围绕着一个设立地。铁路车辆检修车间在整个国家的分布也更平均。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与主要集散地的联系以及活牲畜在全国铁路网络的运送需要，企业运作主要放在主要大都市以外的区域。但是，从新设企业数量、产业增值、劳动雇佣几点来看，位于主要都市外的主要产业分别是锯木厂的木料加工，新闻印刷以及国家的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谷类、棉和烟草）。
专利活动和技术革新
专利文件忠实地记录了为解决农业和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人们所致力开发的新型技术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专利局所对十九世纪发明活动存档记录，充分证实了当时的人力资本相对的积累、应用新型技术机器的推广普及率、国家不同地区内的城镇化程度。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因素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实际上，这些因素互相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共同对幕后的同一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的机械产品应用于工业化中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随便哪一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专利申请会被专利局以申请发明不具有创新性的理由加以拒绝。不具有相关功能或不切实际也可能是专利局惯用的拒绝理由。然而，一位持之以恒的申请者通过专利复审程序，总能最终成功获得所要的专利。专利须经本人亲自提出（如果此人在申请时仍然健在），且所有的申请人均须提供一个模型、配套图纸以及对发明的详细说明文件。第一次提交文件的同时需要缴纳十五美元。如果申请通过初审官员认可，发明人还需另外缴纳二十美元登记费。自此，该项发明可以保护一十七年。
一八九二年，美国专利局共向美国发明人颁发２２６６１项专利许可。在全国，每一万人口中就有３·６５件专利被认可。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活动情况来看，专利大州都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康涅狄格（每万人次９·６７项专利）、马萨诸塞州（每万人次８项专利）和罗德岛（每万人次６·８０项专利）。专利排名较后主要是南方各州：密西西比州（每万人次０·４２项专利），佐治亚州（每万人次０·５２项专利）、阿拉巴马州（每万人次０·６８项专利）、田纳西州（每万人次０·７４项专利）、弗吉尼亚州（每万人次０·８９项专利）和阿肯色州（每万人次０·９０项专利）。在登记了五项专利或更多专利的县中，百分之十三县拥有比每十人次更活跃的专利活动频率。绝大多数这些县都隶属于工业化发展比较全面的大城市（比如波士顿市、芝加哥市、哈特福特市、纽华克市、新哈努市、亚克朗市和首特湾市）。
将专利权的应用等同于发明创造活动至少有三点不足之处：首先，记录专利的行政门槛不是特别高；申请人往往愿意不厌其烦地将申请过程进行到底，而不管是否真的具有实用价值，甚至个别被提交的申请仅仅因为它“创新之处”在于该设备旷古未有的不切实际。考虑到上述原因，那些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以炫耀“发明之县”的地方，甚至会不惜为了自己的想法去购买专利。由于，小县里只要有了那么一件到两件的专利，就足以给它相当高的比率，所以有时候，小县城的相关专利数据即使与实用的发明活动有关，也是从极远的地方提交申请的。
其次，专利许可并非专利保护的同义词。在欺诈案件的审理当中，有三分之一由专利局许可的专利被联邦法院判定无效。在许多此类案例当中，许可的专利被法院认为不具有创新性或真实性。最后，基于先进科技的产业公司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会不管具体的来源，随意地将相关专利一齐购买下来以保证对自己市场的绝对控制。这种策略会助长一些实际上并不具备创新性的专利申请之风——吸引这些公司的购买注意力是此类专利申请的目的。其他一些领先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可能拥有从未被记录下来的专利授权，因为它们仅代表着临时的、未臻完善的解决方案，还待更完善、更成熟真正专利的出现。像在上面这样的例子中，公司策略恐怕是产生大量与实际技术发展相关的专利活动，但对技术进步的实质推动作用却非常有限。
从国家整体角度来看，专利的分布模式很像制造业的分布模式，只不过，有两点不一样。首先，在北方，专利申请的分布比制造业案例中分布更加均匀，只不过，在西部平原与山区（特别是那些采矿在地方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一些县城，尽管很大程度上仍以农业为主，却成为发明创造活动比较重要的基地。在北部的主要制造业地区对美国专利活动的贡献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总体图式却更为分散。其次，除得克萨斯州中部和西部和佛罗里达州的中间和南方之外，南方的大片区域几乎没有登记过什么发明创造的活动。更为甚者，鉴于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北方的密切关系，在这片地区的制造业与发明创造却没有什么关联实在令人吃惊。
将专利视为经济发展指标的一个原因是，将“殖民地”工业化与先进的经济进行区分。“殖民地”工业化是指，低成本的劳动力与资源得到充分地挖掘，然而地区的经济潜力却没有得到深化的地方。与此相反，位于先进经济中的产业总是不知不觉地在产业中应用发明创造。结果，在先进的经济当中，产业活动推动、深化了辅助技术服务业的扩张。诸如大学的职业培训与研究、定制机器构造、对新产品提供启动资本的金融市场、以及对创新性生产的登记与裁决至关重要的法律服务业均从先进的经济中受益。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南部明显不是一个工业化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它属于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工业化。
文盲率与人力资本
美国南方地区采取“殖民地”工业化形式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缺乏有技术的劳动力。虽然，十九世纪晚期的大工业生产流程中并非经常需求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但对于支持技术发展的创新与辅助服务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拖了南部发展的后腿。尽管没有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技术能力系统地收集、统计过相关数据，但一个辅助推断的良好替代品就是文盲率。一九零零年，调查统计局对二十一岁以上的成年男子进行统计调查，将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进行读写的男子归类为有文化，将既不能读也不会写的男子归类为文盲。如果对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文化情况作一个排名的话，南方各州几乎全部排在后面，从最差的路易斯安那州（所有投票年龄男人中３７·６％不识字）开始排起，南卡罗来纳州（３５·１）、密西西比州（３３·８）、阿拉巴马州（３３·７）、佐治亚州（３１·６）、北卡罗来纳州（２９·４）、一直到弗吉尼亚州（２５·３）。数据显示，许多州的文盲率在１０％之下，在它们之中最低的是：内布拉斯加州（２·５）、爱荷华州（２·７）、堪萨斯州（３·４）、华盛顿州（３·４）、犹他州（３·７）、科罗拉多州（４·１）和明尼苏达州（４·１）。
三种模式的总体格局决定了全国文盲的分布。第一种是当地人口当中拥有外国出生的男性或者没有外国出生的男性。本地出生男子的文盲率（１０·５％）与外国出生的男子的文盲率（１２·２）差距并不大，东北部移民的文盲率相对高至（１５·３％）——这一差异说明了为什么东部各州没有在全国文化程度排名里位列最前。不过，这只是全国模式的一点小小差异。更重要的是北部与南方之间的文化率差距。依数据显示，对于土生土长的白人来说，文盲率最高的地区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州（２０·３），北卡罗来纳州（１９·０）和肯塔基州（１５·５）。在绝大多数北部各州，相关数据比南方要高。然而，最关键的因素是北部的非白人男性的文化程度非常的低。近一半的非白人男子（４６·８％）既不能阅读任何一种语言，也无法书写任何一种语言。在南方，由于非白种人在当地人口中占到非常大的比重，这些数据要高得多。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非白人男子文盲率高达６１·２％。在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在所有非白种人男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几乎所有的非白种人人口都是黑人）不识字。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当地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文盲率有时候也比较高，但是从总体意义上来说，南方的非白人文盲比例要高出许多。例如，在东北部，平均每六个非白种男子中就有五人能够读写。
如此一来，种族与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文盲模式。种族对文盲分布的影响在于，无论在哪个地区，非白种人的文盲率总是比白种人要更高。地区从这两方面来说非常重要：首先，因为在南方的非白种人的文盲率非常的高，其次，因为绝大多数非白种人都集中在南方地区。南方黑人的文盲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造成的——战前的南方社会上下禁绝教育黑人奴隶读写的行为，并通常将该行为列入非法行为。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年轻人的受教育状况有了正面的积极改观，南方落后的教育设施还是使得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与国家的其余部分相比，尽管南方的教育经费已经很低，并且从黑人学校被越来越转而投向白人学校，年轻的黑人的读写能力比率还是稳固上升。甚至在南方黑人以多种方式表达出对教育子女的强烈兴趣时，这种改变教育经费最初用途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正如一位乔治亚州的官员“有色人种表现出了教育自己子女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学校一开门就有大批的人流涌入”因此，这完全是提供教育方的过错所致。鉴于这片地区深陷贫困，南方无法像北方一样慷慨地在教育投资上花钱，或是建立起一个与北方一样比较全面的教育体系。然而，为所有的种族，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建立起一个能够根除文盲的教育体系还是南方本来可以力所能为的。
所有上述因素一起促成了图２·３所描绘的格局。在南方黑人聚集带中，棉花种植率、佃农数量、黑人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都是最高、文盲率亦是如此。在黑人聚居区以外，在十九世纪晚期有史可查的一个最为正规的社会形态当中，文盲率明显持续下降。例如，密苏里州奥扎克高地与阿尔巴尼亚低地的大部分白人的文盲率都非常高，仅仅略低于南方黑人聚集带的文盲数字。然而，在美国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当中，出现文盲倒是一桩罕见的事情。
累积财富和股本
在工业化刚刚开始之时，美国还主要停留在农业社会形态，绝大多数的社会积累财富都“封锁”于农场牲畜、种植园、以及限制于将农业产出运往市场所必需的交通与商业设施之中。十九世纪晚期，这笔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成为支撑产业扩展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支撑资本，特别是在密西西比以东的较早定居的地区以及俄亥俄以北的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在东部，大量的此类资本涌入当地的建设项目当中，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项目，却并没有超出疆界。在西部地区，东部资本成为促进该地区迅速融入全国经济的主要因素。在南方地区，此类资本却少得可怜，不管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
因为大量社会积累资本集中于东部农业区域，以及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投资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原来以产业所有权、铁路所有权、金融机构所有权所体现的普遍性分布的、实质性的财富正在日益分散。在美国东部地区，财富的统计数字能够为当时的社会资本积累提供良好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准确地反映当地的资产所有者所拥有的财富有多少投入了社会总投资当中。然而，因为资本十多年来一直从东部地区流出，流向美国中西部与西部，这些数据因为没有将东部对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工厂、金融机构所拥有的产权统计进来，所以过低地反映了地区财富的规模。在西部，统计数字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不过，这些数据因为没有将东部或欧洲的产权所有者对当地产业与银行的产权计入，所以过高地估计了当地的产权。尽管将这些保留因素考虑进来，财富统计数字仍然是对十九世纪晚期进行工业化生产的人均资本总量进行估测所必不可缺少的。
尽管美国的有形资产在上述数据记录中被列出，一八九零年收集的数据却是统计最完整，也是统计最仔细的。在大量的近似估算之后，对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的所有有形资产的估值总价是六百五十亿美元（参看表格２·５）。其中，超过６０％的资产是房地产（拥有地上固定定着物的土地，诸如建筑物，但不包括矿产、电话、电报或铁路资产）。第二大项资产是铁路与机车车辆比起前项资产要少得多，仅占总资产的百分之十三。列于第三大项的资产包括各种各样的种类，每房４００美元（如家具，工具，和车厢）的最终总值是５０亿美元。该项的主要资产还包括国家、州以及当地政府和商业仓库储存的农场农业消费品。其余种类占总值的百分之十四。
仅有房地产项数据被县镇在调查中损坏。用来收集数据的努力与仔细程度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对可征税财产估定价值是全国公开的，并且受到挑战（因为被过高估值者有理由申请重新估值），调查依赖这些数据来首次推算不动产及其翻修的价值；然而，由于被估值资产与实际市场价值之间不断变换的关系，这一数据必须做出调整。所以，调查人员所采取的第一个调整步骤就是将调查问卷寄往各市县官员，征询他们依据自己的审慎判断，对被估值资产与房地产及其改善的市场价值之间关系进行评估。除了上述这些请求之外，调查人员还发出超过两万五千份调查问卷（范围覆盖全国，平均每县超过八份问卷），请求公职人员与供职于私人企业的人员对被估值资产与房地产及其翻修的市场价值之间关系进行评估。然后，依据这些报告，对农业调查人员单独记录的农场土地价值估价进行核实。最后，一旦得到所有通过上述这些努力所得出的近似实验室试管研究一样比较准确的数据，这些报告将被分别送往当地的行政长官，请求他们尽自己所能，对数据进行核实。调查统计还从未有过一例单独依靠自身努力对房地产进行估值的情况发生。
尽管用以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并非没有瑕疵，这些数据还是对相关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作了记录：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固定资本投资数量，运输工具的固定资本投资数量，和大楼的固定资本投资数量（参看地图２·４）。公共与私有的固定资本投资总量在一八九零年达到人均６３７美元。数据显示，人均值最高的是华盛顿州（１３７４美元），科罗拉多州（１１３９美元）、加利福尼亚州（１３２７美元）、俄勒冈州（１０９０美元）与纽约州（９７０美元）紧随其后。正如调查所注意到的，“新近定居地区的某些县的人均资产值非常之高，推想而来，想必大量的资产由非当地定居者所有。”在太平洋沿岸各州中的３８个大多数的区域以及山区西部区域仅仅最近才被定居，其统计的较高人均数值充分显示该地属于由东部与欧洲主导的开发模式，该模式超越了常规的定居模式。例如，这一模式解释了：１、不动产与翻修的相对较高的人均财富值；２、成年男子在当地劳动力与一般大众中占有相当较高的比例；３、为了吸引工人所付相对较高的工资。
所有上述关系在南方都不存在，结果南方的人均财富值只不过才占到西部人均值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全国倒数五个州都在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人均１５３美元）、密西西比州（人均ｒ６ｏ美元）、北卡罗来纳州（人均１７２美元）、阿拉巴马州（人均１７８美元）和阿肯色州（人均２０２美元）。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和“南佛罗里达州”（西部定居模式流行的区域）之外，只有诸如亚特兰大市、伯明翰市、查塔努加市、小岩石市和萨万娜市这样的一些城市化县镇的人均拥有不动产值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一八九零年，大约有一百二十个县人均不动产值为一百美元或九十多美元。几乎所有上述县均在南方。其中，最贫困的县主要依赖棉花经济。此外，还有近六百个左右的县的人均不动产值在一百美元与二百美元之间。尽管有少部分上述县镇隶属于美国北方或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的县镇都在南方地区。实际上，除极个别的县镇外，大部分的南方县镇的人均不动产值都低于二百美元。将人均不动产值作为衡量地区资本积累的一个手段，这一统计数字不致误导我们——南方地区本身既没有丰厚的资本，同时也并非美国东部与欧洲资本的流入地区。并且，一旦人们认识到不动产是支持整个国家公共学校运作的税收来源，那么，不管采取种族隔离还是逐渐剥夺社会低层人士的公民权的手段，都无法掩盖纯粹因为物质缺乏而无法建立起一个能够满足人们教育要求的教育体系的事实真相。没有来自外界的帮助，这一地区将面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教育困境：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南方需要改善目前落后的教育体系，但是这样做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税基——而不断扩大的税基恰恰只有依赖经济发展才能获得。北方与西部学校发展所需的潜在税基几乎是整个南方税基平均水平的两倍。对大多数的南方县镇来说，甚至可能是三到七倍。因此，图２·３与图２·４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近似就不足为奇了。
住房与农场抵押利率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有一种假设：在一个完美的、统一的、没有摩擦的国内市场，不仅各地区的利率应该会一致，而且各地区的各地方的利率也应当一致。基于上述假定，他们得出下列理论：在紧密统一的资本市场里，利率最低，随着距离中心市场的地理位置不断扩散，利率也逐渐提高。通过恰当运用一八九零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来源，足以充分指出各地方社区与地区逐步融入国内资本市场的事实。尽管这些利率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在美国的流转方向，然而，借助对来自各种来源资本的条件进行描述，我们足以获取国内各地区融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单一税制联盟以及诸如农场主协会、畜牧资助人、劳动骑士团等在内一系列农场与劳动组织的鼓动、住房与农场本金与抵押利率信息在一八九零年首次得到收集。在数据收集报告中，联邦人口调查员不无惊讶地提及乡村居民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然而，在首轮调查中只询及住房与农场是否办理抵押，却偏偏漏了问及抵押的数额或利率。在第二轮调查中，调查信件被发往首次登记办理过抵押的农场与住房主人。此轮调查的回复率非常之高，统计局对北方与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该处的房屋主人或农场主人未作回复）又追加了一次入室调查。除了肯塔基州与前南部邦联各州（弗加尼亚州除外）之外，这次调查流程被认为非常充分地采集了美国各州的相关数据。在肯塔基州与前南部邦联各州中，乡村黑人与穷白人的文盲率是如此普遍，对他们进行调查实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调查人员不得不走访了各县，从政府官员手中收集相关数据。这样的调查操作流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南方当时普遍的利率——这种低估是该份调查数据的主要缺点。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批抵押数据与同一形式的全国信贷利率数据放在一起，逐一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比较考察。
一八九零年，对美国当年农场与住宅资产总值所计算出来的平均抵押利率为百分之六点六五。正如经济学家所预言，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县，以及美国的主要金融和商品市场利率最低（４·９５％）。康涅狄格州（５·４７）、纽约州（５·４８）、马萨诸塞州（５·４９）、宾夕法尼亚州（５·４９）和新泽西州（５·６４）这五个州因利率水平最低，因而与国内资本市场的融合度也就最为紧密。这五大州长期以来就是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大平原与山区的资本输出方，高居于美国金融金字塔顶端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大平原与山区，以及整个南部纵深地区则大多积中在整个金融金字塔的底部。由于西部边境地区的当地金融机构尚处于草创阶段，即使偶有那么一两家也纯属极个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难于对当地风险的大小进行判别。所以，当时国内利率最高的州分别是蒙大拿州（１０·９７％）和爱达荷州（１０·６６）。其他西部各州的利率也非常高：犹他州（９·８３）、内华达州（９·７８）、华盛顿州（９·６３）、北达科他州（９·５３）和南达科他州（９·５２）。南方的佛罗里达州（１０·５３）、密西西比州（９·７４）和阿肯色州（９·４４）这三州的利率高于百分之九。尽管这些利率差不多，但实际上南部各州与西部各州与国内资本市场的关联程度却极为不同。资本大量从东部流入西部各州，所以尽管利率昂贵但毕竟比较充沛。而南部各州虽然有着与西部一样高的利率，资本却往往有价无市。
以纽约市的主要金融市场为中心，地域的距之远近程度或多或少决定着利率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显示出一种非常规范、整齐的格局。例如，随着从纽约向西的地域延伸，利率也逐渐随之长升高。与这种情况相伴相生的是，在诸如芝加哥、密尔沃基、圣路易和旧金山等主要城市内及城市周边小地区的利率相对较低。在资本由东向西的流动过程中，相关的一系列风险因素与成本因素的逐渐递增造就了这一现状。其中，部分是出于对资本输入地区偿还私人与公共债务的可能性所作出的考虑。另外，将西部的抵押产品打包后，向东部及欧洲市场推销的服务成本也是一个考虑因素。除了上述诸点原因以外，国内金融体系随着地域逐渐远离金融中心，其市场覆盖面与市场纵深度也逐渐削弱，最终停至人烟稀少，渴求资本的落基山脉的广阔区域。此处的银行家充分地利用了他们与东部金融中心的关系，以至于从事利润较高的商业行业（如挖矿）的借贷者不得不与之讨价还价。其最终结果就导致了利率极其之高。在利益的驱动下，促成了当地形成景气度较高的资本市场。
纵观美国历史，边疆的利率起初一直非常之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利率方持续下降。因此，一八九零年的各地区利率格局直接反映向西部定居的规律性。随着向西部进发的距离递增，管理的费用也随之递增，对资本输出的依赖跟着一起递增，当然更不用说边境与新开发地区存在的政治风险了。随着横跨南方的进程，这种增幅就比较剧烈，而且与边疆开发相对没什么关系。
若要实现十九世纪晚期的资本价格的一致，南方与西部则不得不在下列几方面的评估上向东部看齐：机构评估借贷人信用价值的效率上、不可预测的经济状况对借贷人偿债能力的相对影响、提供金融服务与管理贷款所需的相关管理费用、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对债权人进行不友好干涉的风险。换一句话说，若要从整体上认识工业化政治经济的真正基础，则必须集中对东部工业制造带上所有特性进行研究。从反面来看，这一结论至起码有这两点重要的含义。首先必须认识到，单独重构金融体系并不能够消除地区间的利率差距。其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利率上的差距以前是，而且至今仍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参照。相关的利率水平不单单是衡量国内资本市场融合度的一个手段（从纯粹的金融术语上理解），而且事实上反映了它们所深深地植根于的各地区政治经济的本质属性。
小结：经济相对发展的广义指数
这五类参照指数分别描述了十九世纪晚期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方面。当然，与工业化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制造业人均增值统计数字，因为该数值直接记录了工业化活动的频繁程度。通过对积极推动工业化技术创新的地区与殖民地模式发展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专利类的相关数据对制造业人均增值统计数字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殖民地模式发展的地区由于缺乏风险资本市场、辅助技术服务、以及能促进创新的职业教育，造成了不得不依靠其他地区来进行工业化输出，而本地劳动者与原材料则为之主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产业制造带的技术创新不断发展，带动劳动力市场与地区原材料资源不断作出回应，进行推动工业化进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成年男性中的文盲率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补充数据来源。尽管人们可能极易过分强调有技术的劳动力对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性，并且进而强于夸大文化教育程度与产业化进程之间的联系，但是，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并且改变工人在产业化进程中的所肩负的任务与角色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
而人均资产值则对所有上述数据作了补充，因为它不仅记录了东部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同时也记录了西部开发中的资本投资增长。而有形的不动产价值则成为地方上持续发展的动产：当地的税基支持着政府服务与基础建设投资，当地资本对工人人均投资深度（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衡量出当地生产当中的资本相对密度），以及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在当地的存在。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上述统计数字并未在输入资本投资与本地资本投资之间进行区分，因此，当将东部社区与西部社区进行比较之时，人均财富这一数据在记录美国北部与南方地区资本投资能力之间巨大差异时，非常有用。当将反映地区金融市场相对融合程度的农场与住宅抵押利率一并纳入审视视野之时，从当地资本的内生能力角度来看，美国东部与西部的精确关系就可得以轻松解开：东部地区有着较高的资本充沛能力与较低的利率（主要依赖于当地资本）；而西部地区同样有着较高的资本充沛能力与较高的利率（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
部分是因为包含非常小的对当地社区条件的数据偏差，每一项统计数据最好被看作一般而非是精确的五大发展领域的相应发展指数。基于上述原因，为每一个县城构建的发展数据主要基于一种简单关系的决定：县城在每一个发展领域的指数与全国平均指数之间的关系。例如，假如，某个县城所报告的人均制造业增值数据高于全国平均数据，就给该个县城加上一分；如果该个县城所报告的人均制造业增值数据等于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数据，就规定该县城的得分为零。对于专利与人均财富数据采用相应的计算方法。至于谈到文盲率和利率的话，各个县城的数据低于全国平均数据则意味着发展程度更高，并且给该个县城加上一分。所有五项得分随后即加总计算，创造出一个全面的发展指数，从五分（在每一个发展领域均高于全国平均分）到零分（在每一个发展领域均低于全国平均分）不等。
美国四十八个县城拥有五分的发展指数，获得最高分（参见表格２·６）。每一个县城都位于美国产业制造业带，从美国东北角的波士顿、华盛顿特区、直到美国南部地区的肯塔基、路易斯维尔；直到美国西北和西部地区的密尔沃基和圣路易。然而，高度发达的县城最主要集中于从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到俄亥俄州的西部边界线。仅纽约州一州就在四十八个县城当中几乎占有了其中三分之一的县城。尽管与地区内部，尤其是美国东北部地区的都市中心相比规模较小，绝大多数县城都包括了中等规模到大型的都市中心。主流格局的最大例外当是密歇根上半岛的巴拉加县。
当所有各类参照汇集成一个标明经济相对发展的单一指数时，各地区的这五类指标描绘了当时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核心地带，以及相对落后的南部周边地区（见图２·７）的分布全景。
在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带，产业的飞速扩展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格局。在大平原与西部，由边彊开拓者的定居潮与不断扩大的商品粮耕种来推动经济发展。南方所面临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极个别地方可以挣扎出深渊外，绝大多数地方则被深锁于美国经济地牢的底部：通过扩大纺织业生产加强轻工业化的皮德蒙特高原，进行钢铁厂建设的阿拉巴马的伯明翰地区，还有延伸棉花生产的得克萨斯西部边境。亨利？格雷迪在描述佐治亚北部偏远小县的葬礼时，辛辣地描绘了这种落后对普通南方农场主所造成的后果：
他们在采大理石的石场当中埋藏了他：他们开凿固体大理石以做坟墓；可是他们在他坟头立起的墓石来自佛蒙特。他们在松林中心埋藏他，可是松树棺材是从辛辛那提进口的。他们在富含铁矿之地埋藏他，可是他棺材里的铁钉以及挖坟墓时用及的铲铁是从匹兹堡进口。他们在地球上在最好的牧羊草场州边埋藏他，可是棺材乐队和绑棺材的羊毛是来自北方。在那场葬礼中，除了那具尸体和挖在地上的洞穴，南方没有能够提供任何别的东西。
美国金融体系
在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有四种产权及资源所有制形式：农业领域中的私有农场与庄园、产业企业的所有权、经由发行政府公债支持的铁路公司与公共服务。从投资的意义上讲，每种所有制形式均以不同的方式被充分利用。例如，在农业领域中，许多农场主与庄园主有时候将自己的土地与所上建筑物进行抵押——对于刚刚新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人们来说，债务负担尤其沉重。在南方，许多中小佃农每年都将预期的收成在办理土地抵押的场所进行抵押。绝大多数的此类贷款数额及其抵押利息都非常小，因此给债权人带来较高的风险，所以必须收取高额利率。实际上，当地的商人以库存信用从批发商手上借款，然后再将其提供给中小佃农以换取预期的收成。因此，西部的抵押与南方的抵押利息均是通过当地的债权人以不同的形式提供——而其资金的最终来源均是美国东部地区的资本。
尽管美国产业与商业公司的规模比较大，其最初所利用的也主要是国内资本。尽管十九世纪晚期，外国投资者已经在一些产业企业里进行投资，甚至极个别情况下还持有产权，但是，外国投资在整个美国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之低的。例如，美国贝尔电话系统成长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再投资所获的利润。只有到一八八零后期到一八九零年以后，大规模的兼并与信托资产开始出现时，产业企业才得以方便地利用诸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之类的、有组织的公共资本市场发行证券。
从另一方面来看，铁路事业是现代商业企业的一个缩影。铁路事业从诞生之日起即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进行筹资运作，成为除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以外，收益最为稳定，广受欢迎的投资资产。随着美国铁路证券投资市场的不断扩展与深化，东海岸（尤其是纽约）的投资银行开始将其销往欧洲。由于欧洲投资者对债券的偏爱更甚至于证券，绝大多数的对新兴的铁路系统的外国投资都是被动的，美国企业家则保留了对于铁路线路的经营控制权。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后期，除去在美国政府公债和各州及地方上的战后债券之上的投资可以明显忽略不计之外，外国投资大量地密集于铁路事业领域。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之中，美国资本市场不断地扩张，各州与各城市公债（其支撑着公共学校、水利系统以及公共道路建设）、从铁路兼并以及产业企业的飞速并购中产生的组织机构庞大的公司证券纷纷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只有铁路事业在海外现成的资本市场所接受。
国内资本流动
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由于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中心在产业扩展中所创造的财富远远高于其扩展所需的资本，因此多出来的资本便被用作资本输出。绝大多数的此类富余资本流向西部，以支持该地区的移民建设与农业与矿业的飞速发展。东北部地区的投资占了主要地位，以三种媒介进行投放：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以及主要的证券交易所。银行吸纳个人存款，将大笔的存款与小额的存款充分利用起来，投资于联邦、州、市债券或公司证券之中。在十九世纪晚期各州法律的严格控管之下，此类银行逐渐被获准进行跨州经营，并且得以在铁路公债之外的企业证券进行投资。对于存款人随时取款的限制，使得此类储蓄银行可以进行长期投资。结果，绝大多数的此类银行大量持有各种各样、品种繁多的西部证券品种。例如，一八八六年，新罕布什尔的储蓄银行将全部存款的四分之一投资于本州，另外四分之一投资于新英格兰的其他各州，剩余的存款则平均地投资于西部及全国其他地区。除了持有铁路股票与公债之外（可能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地区间投资形式），储蓄银行持有的绝大多数西部资产是以农场抵押打包和州、市、县所发行的公债为主。其他州许银行与信托投资尽管不像储蓄银行一样依赖于西部的长期投资，却也加入到这种地区间的资本流动潮中来。
一八八零年之后，人寿保险公司成为流向西部的地区间资本的主要控制者。它们飞速扩展的生意由于需要投资于盈利的证券当中，因而极大的扩充了流向西部的资本。与此同时，联邦公债作为此类公司所偏爱的投资工具，频频被签。由于州公债的发行速度远远不能满足人寿保险公司的要求，此类公司不得不像储蓄银行一样冒险投资于不动产抵押打包和市县（镇）的证券当中。
铁路与政府债券中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国家主要证券交易所。例如，这些证交所周围的由私有银行与公债经纪人组成的金融团体经常将发行的西部城市、县、州的全部公债包销下来，然后再将其零售给个人投资者和储蓄银行。这一团体也向铁路事业提供类似的服务，为在美国与欧洲发行上市的股票与公债组成辛迪加。由于绝大多数的此类公司不断向尚未开发的西部拓展线路，投向证券交易所的资金实质上成为了促进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大潮。当然，在所有此类机构与他们的投资目标之间必须存在着相互联系。例如，一旦在主要的证券交易所完成融资，铁路公司就开始线路铺设。铁路线路一经铺设，铁路公司即可获取土地使用许可，并建立起一个将农场土地向定居者进行销售的网络。百灵顿与密苏里河铁路公司更是手段高明，他们在纽约市、格拉斯高、利物浦、以及伦敦派驻销售人员以吸引有意前来定居的买家，许给他们非常慷慨的抵押利率。通过诸如此类的运作，最初本意用于通向西部铁路建设的证券，结果变成了向前往西部定居的个人提供的农场抵押。
其他公司则直接将农场抵押卖给东部的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这类公司要么以一种单对单的形式，在西部的借贷人与东部的资本提供者之间牵线搭桥，收取一笔中介费，要么则以公司自己的名义购买抵押，将通过将债券再销往东部的债权人收回购买抵押所需的资本。对于后一种情况，公司通过资助与管理，将西部抵押包装成新的证券，从而极大地分散债权人的风险与公司的管理成本。从事此类地区间抵押贷款的公司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还不算太多，但大平原地区与西部随之而来的土地热使得此类公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得到极大增加。实际上，这些公司充分利用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巨大利差进行套利运作，将东部成百上千万的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往西部，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西部原本奇高的利率。
一些此类公司成长迅速，很快发展成为巨型公司。例如，一八八九年，郎巴德投资公司建立分支机构，办理对丹佛市、俄马哈市、威奇托市、圣保罗市、塔科马港、林肯市、盐湖城、波特兰市（俄勒冈州）、康科迪娅市（堪萨斯州）、苏城（爱荷华州）和在堪萨斯市的总部附近的其他位置的住房抵押的检查和购买事宜。公司的代理机构遍及爱荷华州，密苏里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东南达科塔领土、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水田、俄勒冈州、华盛顿、爱达荷州西部、蒙大拿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犹他州。住房抵押被购买的主要城市包括堪萨斯市、明尼亚伯利斯市、圣保罗市、俄马哈市、丹佛市、孟菲斯市、林肯市、苏城市、威奇托市、杜鲁斯市、塔科马港、波特兰市、查塔努加市、伯明翰市、斯普林菲尔德市、纳什维尔市、诺克斯维尔市、奥格登市、圣约瑟夫市和福特斯考特市。公司在上述这些城市、州与地区所购置的抵押随后则通过设于纽约、波士顿、费城和伦敦郎巴德·康帕尼的分支机构予以出售。在美国各分支机构签订的交易通过电报传给堪萨斯城市总公司以便公司能够日结存它的分类账差额簿。郎巴德投资公司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家参与地区间抵押资本流动生意的公司，当时具备它这样的组织机构的此类公司可以说非常普遍。例如，一八九三年，在缅因州设立商务办公室的十一家办理跨州金融经营的公司中，就有九家公司将总部分别设在亚利桑那州、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很明显，他们全部都是办理土地抵押贷款的经纪公司。
所有上述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１８７７到１８９５年之间，西部平原的抵押贷款所利用的绝大部分资本来源于东部产业制造业带。从地图上看来，这种资本由资本丰富的东部地区发源，随着地理位置向西的逐渐推移，资本也逐步流入资本贫瘠，依赖引资的西部平原与山区区域。实际上，铁路的扩张、城镇的发展、以及对农场抵押的需求促使大量人员争先前往西部开发，使得西部成为了美国主要的引进资本地区（除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之外）。
从所有这些因素出发，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是继英国之后世界上最为发达与完善的金融市场。然而，如果从地理覆盖以及分布的密集程度来考虑，这一市场无疑是极端不平衡的。国内银行以设于纽约市的美国联邦国库的金字塔式体系为中心，国内银行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金融体系中最为统一的元素。因此，国内银行资本的广为分布成为将各地区与国家金融体系之间连接起来的最好手段。
国内银行系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正像读者所预料的，最主要国内银行资本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尤其是波士顿、普洛维顿斯、费城、匹兹堡、巴的摩尔，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规模较小的旧城中。在俄亥俄州，特别是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通向西部的少数成熟内河港，国内银行体系的配置也相对比较发达。让人吃惊的是西部边境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西部定居人群刚踏上这块土地，银行组织就立即紧跟着进来了。尽管对所谓的国内银行体系声称无法满足农业劳动者的信用贷款要求的批评由来已久，在边境线附近的银行相对密集程度还是非常了不起的。读者们更可以预想的是，在整个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普遍缺乏金融机构。在得克萨斯州（在其中银行分布平行于西方平原各州）的外面，仅有纳什维尔拥有相对密集集中的国内银行。
如果再将贸易地区之间的不同划分因素一并考虑进来的话，这种国家银行资本的三重分布情况就非常明显了（参见表格２·１０）。在新英格兰、波士顿、哈特福特的主要贸易区域，人均占有的国家银行资本居全国最高。排名其后的是周边的奥尔班尼、巴的摩尔、纽约和费城的主要贸易区域，有效地将东北海岸连成了一片。该片区域的城市均为国家金融市场上的主要资本输出源头方。到此，国家银行层级跳跃式地发展到了西部，先占领了辛辛那提，然后丹佛、洛杉矶和芝加哥。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辛辛那提和芝加哥是西部的资本流动的主要导管，而丹佛和洛杉矶成为地区与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接受终点。其他西部贸易区域的人均占有国家银行资本值相对要低一下些，但都要比南方的数据要高。在整个国家银行层级底部的贸易区域主要集中在里士满、亚特兰大、查尔斯顿（南卡罗来纳）、埃文斯威（印第安纳）和新奥尔良。正如将这一地区视作一个整体的话，所有这些南方贸易区域都被有效地排除在美国东西部资本流动大潮的中心之外。
在美国东部，在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下，国家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家银行的相对安全性，以及它们与其他主要城市国家银行（特别是纽约）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将储蓄与利润汇集起来，再通过投资于市镇公债、普通铁路股票或类似的证券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架构。对于西部接受方来说，国家银行则成为当地投资机会分析与资本流转的可信平台。由于西部国家银行的成立本金主要是由东部的投资人提供，国家银行的成立本身就是将东部资本跨地区地流入西部的资本流动。
总而言之，国家银行资本的分布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许多将东部与西部紧密连接起来，促进两地区间跨地区资本流动的固定机制。但是，银行所在的住所地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两个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方向。要想了解资本流动的方向以及数额，我们必须通过另外一种来源去探寻。
市县公债的申购情况分布
一八八零年，美国市政当局的全部净债务额为七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到了一九零二年，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一番，增至十四亿美元。绝大多数的债款被用以支持包括水利系统、煤气厂及输气管道、轨道交通、以及中央发电厂及电线铺设（十九世纪晚期）在内的市政公共建设当中。就在快速发展的铁路网络把全国各个地区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同时，新兴的城市基础设施则通过中心规划，分区治理，让人群、工厂与商业设施都按照产业化的要求进行配置。国内铁路网络的拓张为这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第二种资源配置方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的铁路建设热潮的消退，让它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度所占有的那部分比重突然成为真空。而以前是靠铁路扩张所推动的该部经济发展比重，现在则由美国城市建设所取代：市政当局进行下水道与天然气管道开挖，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输电线路，或者建设城市环境所需的基础设施。
为了筹措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市镇当局以预期的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公债。由于一些市镇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居民扩张，用作抵押的税金将会受到影响，因此，所发行的公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十九世纪晚期，在美国西部平原，此类预期常常因此而破灭。例如堪萨斯市的安东尼镇在一八八七年的总人数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由于受到这片土地多年来雨量充沛的影响，人潮纷纷涌向该地区，人数几乎达到了这片土地拥有人数的历史高峰。在这种人们纷至沓来的热潮鼓励之下，该镇发行了总价大约十七万美元的城市公债，占到了该镇一八八九年全部资产估值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当雨突然停下来后，镇子周边的农业区域立刻萧条起来，许多农场主纷纷抛荒，离开了安东尼镇，离开了堪萨斯州。截至一八九六年，安东尼镇的总人口已经下滑到一千多一点人，之内的全部资产估值略比负债总额高出大约三千美元。为了偿还公债的本金与利息，该镇将不动产税在年预估值的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十三个点。这一做法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仍居住于该镇的居民干脆将自己的居家与生意一举迁出该镇的管辖范围。安东尼镇彻底地、绝望地破产了。
山区与大平原的城市与县镇通常对自己的预期资产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并据此从国内资本市场上筹措款项。一旦当城市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当地政府马上就想甩掉沉重的包袱——这一包袱非但不足以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而且成为阻碍任何丁点发展可以真正得以实现的梦魇。在此类情况之下，当地的政府官员通常以自身犯了错误为借口，拒付债券。对当地公债进行管理的州立法通常比较复杂，对于公债形式与发行程序都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所以，事实上，无论当地的政客对于购买他们所发行证券的金融家持何种态度，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都会在发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实际案例中，许多当地的官员（其中尤以南方与西部周边地区的官员为甚）对于购买他们所发行公债的东部金融家不无敌意，故此仔细地推敲发行程序中的每个环节，意图找出哪怕一星半点的技术上违反公债发行管理办法的做法。一旦（通常他们总能如愿以偿）他们发现了一些违规之处，当地的官员就兴高采烈地宣布：就他们的权限而言，偿付公债是违法的，这主要是由于不够谨慎，发行公债中违反了一项或多项法律的正式要求。
尽管基层的州法院对于市镇政府不履行偿付责任持同情态度，联邦法院却通常支持公债执有人的主张。例如，当田纳西州立法委员会废除了孟菲斯的法规以纵容该市逃避偿还公债的法律责任时，联邦法院判令该州的废除做法违法。仅在一八七八年这一年当中，阿肯色州的三十多个县（超过该州所辖县镇三分之一）被联邦法院判令强制执行原定用于偿还公债的税收以偿还债权人。在肯塔基州，当一名法院指定的官员试图收取必要的税收以偿还米伦伯格县大约二十五年前发布的县铁路债券时，该县的公民如此喧嚣，以至于联邦法院命令美国执法官员，在一军队代表的陪伴下，保护好法院指定的官员。密苏里州的县、城市，城镇可能是偿还公债纪录最差的一个县。该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其实质上是纵容县法院的法官们在接到债权人要求偿还公债的请求时以辞职来逃避，使得在由于没有当地官员的判令的情况下，案子根本无法提交上去，联邦法院也只能爱莫能助。州长运用否决权否决了该项法案。
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极具艰辛地处理从密苏里州以及其他地方上诉来的数以百计的市政公债案件，认定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债合法有效，并且判令必须予以偿还。然而，对于债权人来说，提起诉讼不光花费不菲，而且就是获胜的判决书的执行亦是困难重重。想从不履行法定责任的官员们手上拿回本金与利息，债权人恐怕要经历旷日持久的等待，期间最终还得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技术才行。所以，需要对许多南方与西部辖区内的公债案仔细核查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政治风险——绝大多数案件的判决直接导致当地利率发生振荡，水平远远地高出了全国平均利率水准。
尽管在国内上述几个主要区域的外围地区有着相当高的政治风险，十九世纪晚期地方上与州政府的证券市场在组织上日益规范，发行范围上日益面向全国：发行公债的启示刊登于国内的广告当中，以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投资人踊跃申购。证券发行人在收到申购人的申购请求后，按照竞价原则将证券发行给出价最高的投资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所有的投资人名单都将刊出公报，极个别的情况下，也可能只公开刊出竞价最高的投资人。十九世纪晚期，刊登此类发行公告与授予公告的美国广告成千上万，多如牛毛。在绝大多数授予公告中都会刊出申购人的姓名及住址。此外，虽然有许多并未刊出申购人住址的公告，但是通过美国金融名录或其他信息来源，也不难通过申购人登记的姓名或名称查出他们的住所地所在的城市。类似于美国金融名录这样的公共金融数据来源为我们研究十九世纪晚期的地区间资本流动提供了最为详实、全面的依据。
一旦我们将之与美国贸易区域分布放在一起比照观察，不难得出美国整个资本市场两极分划下的全貌。一个极端就是：向该贸易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进行申购的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向本地区进行申购的金额（见表格２·９）。例如，在辛西那提贸易区域当中，该地区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申购其他贸易区域所发行市镇公债证券的金额高达九千二百万美金，而其他地区申购辛西那提贸易区域发行公债的资本则低于六百万美元，导致申购资金的输出与输入比居于全国首列，为十六点一四。芝加哥贸易区域与纽约贸易区域则紧随其后，申购资金的输出与输入比为九。从整体上来说，芝加哥地区向于向其他贸易区域申购公债的资金高达七千八百万美金，与此同时从其他地区向芝加哥投入的申购资金只不过略高于九百万美元。纽约地区的相应数据则比芝加哥翻了一番：纽约地区用于申购其他贸易区域的资金高达一亿六千五百万美金，与此同时从其他地区向纽约地区投入的公债申购资金低于一千九百万美金。我们再来看克利夫兰市，就该城市的规模来说，其申购资金的输出与输入额都非常之高，输出金额高达八千九百万美金，而输入金额则为四千四百万美金。波士顿的数据略低于克利夫兰：耗资五千三百万美元用于申购其他贸易区域发行的证券，得到其他区域输入的申购资金为三千三百万美金。最后，还有一个输出的申购资本要高于向其输入资本的贸易区域就是圣路易斯贸易区域：大约向其他区域输出七千五百万美金的申购资金，同时获取其他地区输入的申购资金为五百万美金。除了圣路易斯外，与其他地区相比，其他五个申购资金的输出资本高于输入资本的贸易区域（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辛西那提）的输出总额高于输入总额金融平衡数据为三亿六千万美元。除上述地区之外，所有其他国内贸易区域的输出资本与输入资本相比，都显示不同程度的赤字。
绝大多数向其他贸易地区输出申购资金高于其所获输入资金的贸易地区同时也是控制着本地发行公债市场的主宰者。例如在纽约地区所发行筹集的公债资本当中，其中高达总额近百分之九十三点九的公债资本系由纽约地区的银行与金融机构所申购。站在全国的角度来看，在前文所述的五大申购资金的输出资本高于输入资本的贸易区域当中，这些地区的银行与金融机构用于申购的资金占到了全国各地区市镇公债发行资本总额的一半。当然，需要排除在外的两个贸易区域为费城与巴尔地摩。在这两个地区中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金融中心，虽然这两个地区的金融机构极少参与到其他贸易地区的公债发行申购竞价当中去。纵观此类以输出公债申购资本为主的贸易区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除了牢牢地掌握着自己本地区的公债发行市场的申购之外，还积极参与、影响、控制着自己周边地区公债发行市场的申购。此种情形尤其以波士顿地区最为突出：该地区不仅明显地主宰着相对比较富裕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公债发行市场的申购（包括波士顿、哈特福德），而且还控制着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的公债发行市场，投入的申购资金占到了该地公债发行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一旦远离这些周边区域之后，波士顿申购公债发行资金在其他区域公债发行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则明显下滑。纽约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整个美国东北部都非常发达，特别是在波士顿投资区域的南方与东方。不过，纽约地区的金融机构同时也积极参与许多南方贸易区域公债发行申购竞争当中去，比如克利夫兰、孟菲斯、新奥尔良、里士满以及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这种格局反映了纽约与主要南方的棉花出口中心、加利福尼亚以及内华达地区的矿业中心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关系。
与此相仿的是，芝加哥也主宰着中西部及大平原地区的公债发行市场，特别是在西部的城市与地区的影响力不可等闲、第蒙、密尔沃基、明尼亚伯利斯、俄马哈和圣路易均在芝加哥金融力量的掌控范围之内。随着向美国东部区域的推移，位于芝加哥贸易区的公司的参与公债　申购的力度虽然相对较弱，但仍然极具重要作用。在芝加哥参与申购的力度下滑的地区，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很快填补了上来：辛辛那提在哥伦布、埃文斯威、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路易斯维尔的公债发行市场上积极发挥作用，克利夫兰则在底特律和格兰德的公债发行领域大显身手。
从整体上来说，城市与县镇的公债申购情况反映出了十九世纪晚期资本的二维流动模式。一方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资本由主要的制造业地带的都市中心区域，平行地流向于南方与西部一些周边地区。当时，此种资本的强势流动有效地把美国东西部联系了起来。实际上，南方地区的公债发行几乎无法引起国内整个资本市场的任何兴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依照国内城市的规模级别作一种垂直的流动，从国内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流向一些比较小的，诸如奥尔班尼、布法罗、底特律和密尔沃基这样的区域城市。在绝大多数情况当中，这种二维流动模式仅仅从整体意义上反映了资本流动：金融机构通过将整个发行公债给包销下来，再零售给投资者、储蓄银行和其他机构。因此，申购的数据并没有稳定地反映出申购后的公债的最终分布情况，因此当然也无法具体地反映出实际的资本是如何从最终购买者手中，流入当地政府的金库。
然而，几乎在所有的公债发行案例当中，这种公债零售分布情况是极其本地化特色的。例如，波士顿的金融公司之所以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公债发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坐享地利，在信息的获取的速度与质量上能够先人一步，更主要是因为波士顿以及邻近地区的零售最终购买者在挑选公债时，较之远方其他区域发行的公债来说，更为偏爱购买本乡本土发行的公债。基于这些原因，公债发行的整体格局可能会过度地把五大贸易区域强调为公债的最终购买区域，从而低估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小型贸易区域（诸如奥尔班尼，哈特福特，和费城）所发挥的作用。从零售的层面来看，与国内其他贸易区域相比（包括五大贸易区域），这些较小的贸易区域公债申购输出资本要大于输入资本。由于这些公债对于东部的投资者来说，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收益还是颇为丰厚，因此广受欢迎，因此金融机构不大可能将已经申购下来的公债再零售回南方与西部。由于南方与西部缺乏这种广泛分布的金融网络，无法将这些公债零售给公司企业、个人投资者，况且，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南方与西部地区的自有资本都是较为稀缺的。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小结：公债的申购数据反映了国内各地区间的一种极为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就整体销售的角度来看，在产业制造业中心地带的一些主要的金融中心其实发挥的是一种媒介作用，在急需资本输入的美国西部与南方与资本充沛的美国东部之间架设起资本传输的桥梁。
国家金融体系暨地区与地区间的资本流动的概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金融系统当中清晰地存在着两维的资本流动。如前所述，在地区与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当中，国内各城市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客观上所处的不同地位促使其中一些比较的大的都市地区发挥着媒介的角色。这些都市地区的经纪人与银行家将产业制造业带、以及南部与西部所发行的公债全部购买下来，然后再向资本充裕的东部地区的一些较小的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进行零售。这样一来，我们便可将资本充裕的东部地区整齐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地区扮演着资本传输的金融中心区域，另一类则是不具备上述功能的资本充沛区域。从表格２·１０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将这些贸易区域包括进来的话，往往能够凸显出那些申购国内偏远地区（栏二）发行公债较多的区域。如果考虑到国内各地区的资本密集程度（栏一），所有资本充沛区域可以划分为：扮演重要媒介作用的地区与并非直接参与跨地区资本流动的贸易区域。同样，国内资本贫瘠的区域也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具有相对较高输入资本的地区与几乎没有外来资本输入的地区。具有相对较高输入资本的地区自然也就与国内主要的金融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为比起几乎没有外来资本输入的地区来说，银行资本的高度密集和发行公债的数量更多，金额更大。然而，此类公债往往吸引的是距该地区较远的一些贸易区域的金融机构。而在资本比较充沛的区域所发行的公债所吸引的则往往是附近周边地区的申购人。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国内地区划分为四类：以输出资本为主，同时扮演媒介作用的地区；单纯以输出资本为主的地区；与国内资本市场关系密切，得到较多输入资本的地区；孤立于国内资本市场之外，基本上依赖自有资本的地区。
前两个分类将国内资本充沛的东部地区划作了第一等的都市区域与第二等的都市区域，在第一等都市地区中往往包含着金融中心，这些金融中心能够在跨地区资本流动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将美国东部地区作第一等与第二等都市区域的划分，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意义就不怎么明显了。尽管在主要的产业制造带，贷款的金额可能大小不一，但是所有的资本输出地区的财富拥有者的利益是共同的，均希望偿付的公债借款尽量不要贬值。恰恰就是跨地区间资本输出的总量，而并非有无扮演中介角色的金融机构这一点决定了整个东部贸易区域对于黄金本位制与国家银行体系所面临风险时作出一致的反应。所以，无论是第一等的都市区域还是第二等的都市区域，对于保守性金融政策的支持都是表里一致，完全一样的。
将国内的资本输入地区划作第三类地区与第四类地区的区分还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在关于国内几大贸易区域的金融贸易条款决定中，所有的资本输入地区均与之利益攸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资本输入地区或多或少地对黄金本位制都抱有一定的敌意。黄金本位制的金融体系对于外来资本占据重要比重的资本输入地区来说，更易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而对于孤立于国内资本市场之外，完全依赖自有资本的地区来说，反对的政治呼声就比较强烈了。对于基本上没有外来资本输入的地区来说，关税保护及其他与调整国内政治经济贸易相关的贸易条款的形成对其相对更为重要一些。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与美国资本流动的问题对资本输入地区进行划分，资本输入地区对外来资本的相对依赖性确实决定了该地区的政治倾向性。该地区的政治代言人极易提出诸如进行财富再次分配的政治要求。
工业化与国际资本投资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所发行的县镇城市公债确实漂洋过海，发行到了欧洲货币市场。然而，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的资本流动还主要发生于美国国内。不过，外国的资本市场对于某些类别的资本投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对铁路公债与联邦公债的发行来说更是如此。将这些公债销售给外国投资者，强化了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英国之间的关系，把两地的资本市场逐渐融合统一起来。十九世纪晚期，美国之所以能够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主要依赖于美国与欧洲金融界的资本家、产业大亨、原材料的销售商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此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方方面面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这种与海外的联系在美国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在国内的某些地区，美国公司与欧洲公司的商业与金融关系非常密切，异常活跃；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可能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海外联系。
在美国与英国两国之间架设起的海底电报电缆使得一些商业与金融信息能够在转瞬之间横越大西洋。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这些电缆不仅将美国与欧洲联系起来而且逐渐遍布全球。紧随着几条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主要航线，特别是由英国起航或途经英国的航线，多重的、密如蛛丝的海洋电缆系统开始不断地延伸：在爱尔兰和新斯克夏之间伸展横跨北大西洋，取道里斯本，经好望角佛得岛联系英国和巴西，并且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澳大利亚，从那里起，最终连接到菲律宾、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岛，以及俄罗斯太平洋边境。其他的海底线路环绕着南半非洲，再将加勒比海的群岛连接起来，从南美西方低海岸穿过去。这些国际电缆补充了陆地电报通信网，在整个美国、欧洲，阿根廷和大英帝国大部分殖民地，这些电报通信网相对密集。
国际电报通信网的造价不菲，因此，传递的大多是紧急贸易情报，或者政府命令之类的重要信息。由于大英帝国作为这一时期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商业国家，本身是君主所有制，号称“日不落”的全球殖民地又造就了最为庞大的政府管理部门，因此，英国很自然地承担起了绝大部分的网络建设工作，英国也就成为了国际电报通信网中心。美国也不甘落后，承担起了在本国网络以及与拉丁美洲贸易伙伴联系网络的建设工作。
由于电报公司所传输的信息反映了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最为频繁的商业联系，所以调查了解这些联系的相对范围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在电报公司进行过名录登记的美国公司地址。由于美国与世界上的主要电报连接被少数公司所控制，绝大多数的电报名录反映了国内各贸易区域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例如，一八九八年版《大西洋电报名录》就记录了五千五百三十一家美国公司的目录。以人均资本密度来划分，纽约贸易区域每１０万人当中就有超过三十五公司进行过名录登记，这个数字在全国遥遥领先（参看表格２·１２）。从绝对数字来看，纽约贸易区域的公司数目也在目录中位居全国首列（１４８６）。与国内各大贸易区域相比，最为领先的都市中心城市当属纽约市，与其他都市中心城市相比，该市的公司在名目中所占比重最高。在一八九八年版《大西洋电报名录》中，相比各大贸易区域，每十家公司中就有九家公司在纽约，在全国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很明显，引人瞩目的纽约市已经成为连接起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贸易中心。由于纽约市控制着承担起进出口贸易的港口，这使得该城市的金融市场在国内与国外投资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例如，在名录中所收录的国内一些领先的贸易中心的金融机构中，仅纽约一市就占到全部金融机构资本的一半。这一领先位置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首先，较之大部分美国城市来说，纽约与伦敦（或者从次一级的含义来说，如巴黎这样的其他世界金融中心）有着一种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实际上，从贸易、电报信息、独立公司之间的商业联盟几个角度来看，在两国之间金融精英家族之间的通婚，歌剧与戏剧公司的文化交换，以及诸如此类的联系，使得纽约与伦敦的关系就如它与其他美国城市的关系一样深厚。由于这个城市与外国经济、文化、以及人员（往往定居于纽约）之间亲密联系，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将纽约视为美国国内社会颇具泊来特色的“洋场”。颇具反讽意义的是，历史中，类似纽约这样的情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也发生过。
尽管纽约市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制造中心，然而，很早以前，大部分产业都强烈要求政府保护本地产业，以抵制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结果，大部分该城的制造业根基从效率上来看，与外国生产商不相上下，或者，致力于制造附加值高、具有文化意味的产品，迎合国内其他地区消费者的不断变换的口味，并且逐渐创造、引导新的消费口味。出版社以及时尚区强烈地要求国内经济中源泉，并非需要针对来自外国竞争的保护。简而言之，这个城市在进出口贸易的大量的、积极的、密集地投入使得该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从而使得贸易保护论者几乎是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由于纽约市与外国金融中心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该城市数据庞大的金融团体积极从事国际贸易，促使纽约成为国际黄金本位制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主要捍卫者。在波士顿或费城的投资人经常在捍卫黄金本位制时，声称，如果放弃黄金本位制的话，所发行证券可能贬值。这是一种静态的解释，仅仅将借款人与债权人在金融体系中公认的关系作一种静态的解释。尽管在这个金融团体相当多的成员相当富有，因此大量持有大量高额的长期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然而，纽约的商业与金融体系的建立，资本来源还是主要来源于贸易。对于货物贸易、金融证券来说，国际黄金本位制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对纽约重要意义远胜于国内其他地区。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纽约市的政治代言人，自觉地承担起了设立运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角色。其他的金融地区的代表则处于一种紧随纽约，摇旗呐喊的角色。
所有的这些原因错综交织在一起，使得纽约贸易区域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自由贸易、黄金本位制的地区。至于其关税，纽约在政治倾向性上偏向于南方民主党政治观念。至于黄金本位制，纽约市可以容忍民主党，甚至在该党在国会的一半成员支持取消黄金本位制，只要能在国家的领导上达成共识。格鲁夫·克利夫兰的三次被提名以及两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强调了纽约市在国内政坛中所扮演的平衡角色，同时表明了该地区对自由贸易与黄金本位制的坚定坚持。克利夫兰本人即从纽约政坛鹊起，非常清楚纽约的利益所在。他本人是自由贸易与黄金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在威廉杰尼斯拜伦被任命之后，纽约市就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荒芜时期，尽管该地区与其他资本充沛的东部地区倾向于在一八九六年支持麦金利。共和党对关税保护的政策使得该城市没有能够跻身进入世界一流金融中心（如巴黎、罗马）之列。考虑到纽约在国内的孤立地位，致使它在政治上最为落后，文化上亦最为疏远。
尽管其他城市也有纽约这样的中心特色，如波士顿、费城、芝加哥，与制造业带上的其他城市相比，他们在规模上都比较类似，不像纽约　然而，旧金山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是一个例外，该城市拥有商业中心、港口优势，考虑到几乎独占跨太平洋贸易的地位，使得旧金山形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金融家集团，实际上，金融家、工业大亨几乎完全主宰着旧金山的政治，比纽约以外的其他都市中心来说，影响要大得多。在美国东部海岸与旧金山以外的地区，国内产业中心只包括小量的非制造业公司在电报名录中登记过。
在农业城市周边区域，在电报名录中排名在先的城市当中只有少数几家制造业与金融机构登记其中。大量的名录主要从事消费品批发的国内公司。比如，新奥尔良与孟菲斯都是主要的棉花贸易的参与者，即使这些地区的一些小港口也可能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角色。例如。查尔斯顿，在名目上登记有八家公司专业从事生棉花及棉花衍生类产品的生产。堪萨斯城市、都是参与到粮食类市场批发与营销当中来。在里士满地区的公司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的主要从事烟草贸易业有关。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肉类与畜牧业产品加工在工业制造业带比较集中。如芝加哥一地就占所有国内国内领先中心专业公司的百分之四十。
大体上而言，美国公司参与到国际贸易与金融模式有两大类型。一方面，此类公司的密集度取决于它所在地区的相对发展情况。与其他贸易地区相比，低利率，以及银行分布的密集程度，参与到跨地区资本流动程度较深的区域可能具有较多的此类公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名录所记载有地址的国内领先城市中，从最发达地区到最落后的地区考察过来，变化非常之大。在最发达的地区，此类公司的组成主要是朝向于金融、商业类公司，共同对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做出贡献。在最落后的地区，主要从事出口产品营销的公司规模也比较大，尽管　它们在名录中所占的整体比重并太大。大部分的制造业公司在这些地区。最落后的地区当中，相对于前面的述的产业类公司、金融类公司来说，公司分布主要是农业消费品的营销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将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接起来的过程中，纽约市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特别体现在该　市将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与融合起来。以及，在国内外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中，纽约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说，美国肉类产业贸易并未在集中于国内最发达的产业城市。因为动物类产品在进入出口贸易之前，首先必须加工。通常这种前期加工处理主要是在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如芝加哥。如粮食类的产业贸易则主要在南部主要粮产地的周边地区进行组织。生棉则主要由南方的周边范围地区加以控制。在上述案例当中，专业此类产品的批发与零售的公司经常参与到与其商业贸易有关的金融活动中来。基于这一原因，领先的城市与最不发达地区能够排名在前相对来说，有那么多一些的金融机构在跨大西洋名录中。然而，这种差异非常小，并影响到整个贸易大格局。
从总体而言，产业带的中心从各个方面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主要有赖于东海岸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产品与金融在平原地区与西部山区和世界之间流动同样主要是由东部的城市所主宰。但是，决定粮食类贸易的则是西部周边地区的城市。美国南方也显示出这种分歧：从一方面来看，东部对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制造业产品的主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地的控制在农业产品，因此，在南方主要的农作物商品周边区域出口关系经常是一种东部金融中心的自动。而东部工业制成品的中心。因此，在主要商品中心的出口。主要还是由东部的金融中心所控制。而资本市场的运作，尤其是工业产品则主要是在其中心。
黄金本位制及纽约与伦敦的金融市场的融合
十九世纪晚期，纽约与伦敦的金融市场是当时世界上联系最为紧密的市场，最为统一的国际金融中心。除了黄金本位制之外，蒸汽机的发明并运用于跨大西洋航海运输、以及海底电报电缆的出现进一步将这两个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市场上的资本需求通常能够通过欧洲的投资者得以满足。而两个市场的紧密联系同时意味着海外的金融危机也可轻易地快速传染到美国。例如，《商业与金融年鉴》在描述法国投机危机对美国市场的影响时，惊呼道：“每一天我们都能发现证明商业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证据。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与工具，以前巴黎可能看上去远距美国一个月的旅程之外。然而，我们突然在一个早期醒来时发现：它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因此，除了每年度的农业收成情况对国内的经济周期及货币的影响之外，美国的金融也受到了来自于国外发生的，对欧洲市场影响至关重大的事件的间接影响。绝大多数此类事件可以划分为三类：一、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息息相关的经济部门，即使并未受到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欧洲与英国经济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国内利率的上下浮动。二、在欧洲的几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常常会使得欧洲的投资者对所持有的美国资产证券进行兑付。三、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由于通常影响到欧洲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往往促使外国投资者清算所持有的美国资产。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所有上述这三类事件都是难以预测的，对货币市场造成严重的压力，促使短期利率上涨，而且独立于国内经济周期运行规律之外。
欧洲大陆以及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在十九世纪晚期吸纳了大量的美国铁路公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种证券主要是在海外偿付，因此向海外发行公债的总额基本上就可以等而视之为外国资本的资本输入量。此类交易如此频繁，以至对汇率产生可预期的影响。对于英国投资者来说，购买美国证券就　。在一八八零年以后，英人持美证券联盟在伦敦成立了，该组织宣称其使命在于：一、债券登记，发放年利与红息，以及其他跨大西洋的投资服务。凡是大量的股票与公债　由于英国投资者组成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以对美国的经理人员施加影响，或者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美国的铁路公债市场变化多端，因为公司的收益往往难以预期：一、美国公司常常不能按时公布经营状况，二、美国的铁路的快速扩张，新的铁路线路的出现，常常会影响某些旧铁路线的交通流量，造成运营流量变化莫测，三、新的线路开通之后，在公司之间常常爆发价格战。只要这些铁路线路掌握在不同的股东手中，此类的价格大战就永无止期。《跨州贸易法案》对铁路合伙经营的禁止，或者从更准确的意义上来说，跨州贸易委员会的一些管理决定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对于一些铁路公司来说，每一年度的盈利额也是非常不一致的。十九世纪晚期，在国内各大铁路公司所爆发的劳动罢工事件，以及各地多变的天气状况也会成为影响到铁路公司的独立因素。
由于绝大多数的此类因素均是铁路公司的经理人所无法控制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美国铁路公司的可依赖度是非常之低的。这一点已经籍由他们宁可选择公债这种消极的参与模式，而不是股票这种实践行为表露无疑。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外国的投资者还是想方设法地对美国的一线铁路线路施加影响，其中包括：（０）。正如这些铁路线路的名称所预示，此一时期，许多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兴趣的线路主要是在美国大平原与西部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铁路线，如新英格兰地区的铁路，外国投资者的就不怎么感兴趣了。太平洋联盟这条铁路线相对来说透明度较高（美国联邦政府是该线路的债权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也往往为外国投资者所接受。而且，该条铁路是唯一的一家能够按时向投资者公布信息的公司。这些数据反映了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一年之间，外国（尤其是英国）对于美国铁路产权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东北部地区股票持有的集中情况。
据初步估算，欧洲投资者在一八九九止，在美投资总额超过了三十亿美金。尽管该数据看上去极为庞大，但外国投资在资助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仍然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即使是在外国投资最为集中的铁路领域，该产业的近四分之三的投资来自于美国国内。而且，从实际上来说，横越大西洋的投资线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间逐渐转向为一种双向的投资，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净债权人。
黄金本位制及产业扩张
十九世纪晚期，对于美国市场的飞速扩张、发展、成熟施加过最重要的几个影响因素当中，一个是私有制，还有就是美国控制着生产的所有因素（如，自然资源、公司机构、流动资金），国内资本市场与欧洲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以及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第一个因素，财产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前提，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晚期，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未在政治上被质疑过。然而，国际黄金本位制作为联系美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桥梁，其运作却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话题。与此类似的是，在试图解决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政治建议，包括地区间贸易条款，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之内的贸易条款成为了政治争端与政党竞争的火药桶。
为了充分理解一些极端的改革主张会对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对工业化产业化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较高的私人银行储蓄、公司盈利的较高再投资比例、外国资本对美国工业化的支持。这三大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它依赖于美元的稳定性以及美国政局的稳定性，诸如美国军事冒险的税收征负以及其他的影响投资安全性的政策。鉴于美国比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现代企业的高度盈利能力、投资于美国将带回高额回报。然而，即使回报丰厚，也极有可能被惩罚性的政府政策通过征税以及没收等手段予以掠夺。此外，其他的对投资者不无敌意的政府举措，尤其是美元汇率的变化，始终是十九世纪晚期的一个变数颇大的潜在投资危险。考虑到政治风险以及资本逃逸可能会随时接踵而至，因此，我们不能将十九世纪晚期美国资本的充沛视之为理所当然。事实上，自由开放的美国资本市场正是给此类担心下了一个“定心丸”。因此，也是一个促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资本的流动性使得每一位投资者都能独立地、不断地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投资来估测政治风险，以便尽可能地降低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的风险。如果政治前景恶化的话，他们就立刻减持美国资产，将之转移到更为安全的海外天堂去。从极其实在的角度来说，美国政府拒绝操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做法极大地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美国经济逐渐融入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经济中，使得美国经济似乎成为了欧洲的一个自然延伸。
正如当时人所公认的，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是其能够得以吸引大量外国投资的一个前提条件。此外，而且是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拒绝操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做法同样也是将个人银行储蓄、公司盈利留在美国国内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资本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庞大的私人银行储蓄、公司盈利极有可能流向海外投资，从而让飞速发展，方兴未艾的美国产业化革命半路夭折。实际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外国资本对于美国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程度远没有美国国内资本来得重要。
美国对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了在美国投资的政治风险：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从而降低了汇率变化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一旦消除后，那么无论美国证券或是合同中的采用的货币标准是美元还是英镑，其本质都是黄金，投资者都可以放心持有，无须担心联邦政府利率政策的突然变化会影响到证券价值，从而为美国市场与欧洲市场的融合作出贡献。
然而，对黄金本位制的坚持本身就是一项政治决定。黄金本位制只是取代了美元汇率，成为美国投资的一个主要政治风险因素。因此，黄金本位制成为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受到投资者欢迎的首要因素。这一政策极大地减少了国内外投资者用于计算政治风险的信息费用，现在，投资者只需要关注美联储所储备的黄金数额就可以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美联储所储备的黄金数量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坚持黄金本位制的意愿与能力。当然，采用国际黄金本位制并非没有弊端。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相信美国政府即将取消黄金本位制的谣言，他们可能立刻清算所持有的美国资产，从而彻底颠覆当时整个美国资本市场，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脱离黄金本位制。这使得先前的谣言成为不证自明的预言。
由于国际黄金本位制对于美国是如此重要，因此，围绕着金本位制所展开的政治争论成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问题。关于美国货币的此类争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地域特色。因为在美国国内各地区流动的资本总量要远远高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流动资本总量，农业地区，尤其是大平原地区与西部地区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最主要的资本输入地区。大部分的输入资本往往投资于农场抵押、铁路建设，以及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当中。由于这些地区稀缺资本，而且债权人可能要承担的实质性风险，因此利率相对较高。从另一方面来看，更为发达的美国东北部地区成为了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在国内东北部，利率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资本市场高度发达。
投资资本由此流入美国后，形成了两条泾渭分明的线路，奔腾不息。其中的一条投资线路是，在美国坚持国际黄金本位制的鼓励下，以及出于纽约与伦敦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欧洲资本跨越大西洋，大量流入美国市场。另一条投资线路则是由相对比较发达，资本充沛的东部地区，投资于发展中的西部大平原与山区各州。
孤立的美国南部地区资本市场
研究美国金融系统发展的学术著作，曾经列举诸多大相径庭的原因来解释美国南部地区较高的利率水准。其中，有一种观点将南部较高的利率水平归结于南部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没有充分融入到国内资本市场当中。因为南方的资本非常紧缺，因此该地区的投资机会常常需要为了为数不多的资金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样一来，就促使利率水平进一步上升，远远高出国内的平均水准。另一派学说则将南方奇高的利率归罪于南方地区普遍位于偏远的乡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特性。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各个乡村地区的利率水准均高于都市及都市周边地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利率差距是因为在偏远的乡下提供贷款服务的成本不菲（诸如较高的管理费用、乡下的贷款数额不高）即使美国南方融入了国内资本市场当中，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与北部与西部持平，但由于它落后的乡村特性，利率水准还是高出北方与西部的其他地区。南方经济的这种农业属性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利率差异。主要是运作成本，一是农场规模较小，一是价值不高，这几点往往都会影响运作的费用。农场抵押的平均数值普遍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结果导致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居高不下。
而且，美国南部的潜在借款人的文盲率较高，容易形成银行或商人的垄断经营，进一步限制了借款人之间所能展开的自由竞争。最后，南方农场普遍较小的规模，绝大部分农村生产者贫困的经济境遇，以及他们只种棉花都加剧了风险。如果遇到棉花欠收的年景，借款人除了欠钱不还之外简直无路可走。为了补偿贷款人所承担的风险，相应地必须提高利率水平。
鉴于办理农场与住宅抵押，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于银行的运作极为重要。这种系统地延迟银行系统的出现吸引了银行机构的成立，甚至引起南方形成金融市场。反过来，南部金融网络的不发达，没有足够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在北部的资本拥有者与南方的借款人之间架设起桥梁，从而延迟了产业与商业的扩张。单就这种中介功能的潜在盈利能力来说，如果不能产生足够高的回报，就无法吸引建立起一个地区银行系统。南部抵押市场的发育不良是导致该地区孤立于整个美国金融系统之外的原因所在。因此，南部地区的贫困以及其专业从事棉花生气最终要为资本市场的缺乏承担责任。否则，可能形成，南部的工业化及商业发展无法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
我们对美国南方的贫穷的关注，就足以解释以下三种模式：一、南部各州的法律对银行业的入门门槛都不高，但是却限制了整个美国南方银行的发展，二、尽管整个平均利润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抵押贷款的数额偏低，三、整个银行体系无法为一些颇具投资吸引的产业机遇（如纺织业制造）。前两个原因大体上与南方银行系统是一致的。很明显，市场对高风险、低回报，又无多少机遇可言的地区住宅与农场抵押信贷投资之自然反应。事实上，从多重意义上来看，战后的南方经济只需要国内资本市场的一个小资本零售商就足矣，而在国内资本市场中，批发才是行业规矩。地区制造商在借款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来说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南方的银行系统不能形成一个庞大的，能够足以扮演中介角色的金融机构，以便将美国东部的资本及时吸引到南方来。这样最终导致了在南方的工商业领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极具盈利前景的机遇未能得到充分地开发与利用——这完全是因为当地极端落后的资本市场所导致。
考虑到所有上述原因，实际上，南方在内战之前比内战之后更有机会能融入到国内的资本市场当中来。在内战之前，南方的棉花种植业主要是由比较大的、资本充裕的生产单位，比如奴隶庄园。这就有利于在市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一个类似的中介人。如南方各港口的棉花代理人，事实上足以扮演起吸引资本的中介人角色。然而，到了内战之后，整个南方金融机制中完完全地地丧失了能够挑起“中介人”这一角色的机构。此外，南部邦联的战败迫使所有的南部银行关门大吉。而当时联邦法律要求设立国家银行，而当时南部银行又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银行系统在当地的重建。特别是形成能够在美国北部与外国资本市场与南方架设起桥梁的中介机构。内战本来就使南方满目疮痍，财产大多在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损失怠尽，再加上战后财富的重新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南方的贫穷。进一步来说，限制了南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南部原本就没有多少工业资源，再加上上述原因，对于外部投资者与金融家来说，吸引他们将孤立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南方重新拉回到统一的国内资本市场的动机，比如说，建立起由东部资本所资助的整个银行体系的动机（类似于美国西部情形）却完完全全地消失殆尽。
而且，投资于美国南方还可能遇到极高的政治风险。在前南部邦联的十一个州当中，有十个州（除德克萨斯州外）至少在大重建之后拒绝偿付相当一部分债务。债权人要求偿付的斗争旷日持久，直到他们最终促使双方之间达成了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为止。以佐治亚州为例，该州通过立法案与全民投票的措施，将拒绝偿付的意图写入该州的宪法与法律当中，不断地拒绝偿付债务。在所有拒绝偿付公债的案例当中，争议最大，也最为旷日持久（从一八七零年直至一八九二年）的当属弗吉尼亚州。该州最后只同意以三十五美分对一美元的比例偿付所欠下的公债本金。在二十多年坚持要求该州偿付的斗争当中，这样一种争议促使该州诞生了新的政党人民党，促使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建立起了一个公债持有者联盟。而且在弗吉尼亚州法庭与联邦法院之间颁布了无数份判决——由于该州以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托辞来拒绝偿付公债。
由于相当一部分的此类争议牵涉到了美国北部的债权投资人，在整个拒绝偿付公债的过程中，南部的地域性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该州的州长万斯就公然将债权人的政治背景作为拒绝偿付的理由“我们不可能按照本州公债的面值偿付公债！千真万确！我不敢想像我们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去如数偿付公债，我们的债权人也丝毫没有半点道义上的权利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依靠这些公债所建立起来的相当一半财产在绝大多数的公债持有者的默许纵容下，被任意地毁坏。世界上没有一个道德法庭会容忍一个债权人在亲手毁坏一半的自己所持有的财产后，然后要求别人为剩下的这一半财产作全额偿付。”通过证明这种拒绝偿付完全是一种对北方在内战以及大重建中所犯下错误的理所当然的补偿，无论所拒付的公债是否真的以欺骗的方式发行，均支持拒付。但是，从政治角度寻找拒绝偿付公债的借口完全是多此一举。例如，在密西西比州直接了当地拒绝偿付在内战前的发行的七百万公债，即使这笔公债完全没有沾染到大重建时的任何政治污点。
根据联邦宪法，联邦中央政府无权强迫任何一个州去偿付欠下的债务。对于债权人来说，唯一可能能够惩罚到那些拒绝偿付各州的做法，恐怕只有抵制该州以后发行的公债进行资本市场。当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市场是无法形成一致的抵制的。事实上，是南方的政治风险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新发行的公债几乎没有任何利率可言。然而，这样的结果亦是多此一举。在南部各州是如此贫困，无论是从公债利息来说，还是从政治情感来说，公债发行都将停留在较小的规模范围以内，而且，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投资人都要承担非常明显的拒绝偿付的政治风险。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南方在大重建所背下的沉重债务日益加深，尽管共和党通过资助铁路项目的经济手段，将解放的黑奴与穷白人联合起来。这些幻梦却因为该党必须要确保本党执政这一角色，而彻底粉碎。通过将州的未来抵押出去，以支持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项目，实际上换取国内与地方上的精英人物的政治支持。这些精英们随后为国内所为持久的低层反对党实验提供支持。这一策略不但在当时的美国南方没有实现，而且在今日的第三世界彻底流产。主要出于政权所需的发展投资项目或迟或早终将失败，同时导致政权随之毁灭。当代美国在第三世界所为与昔日美国南方的案例并无本质区别。看管者让新政府承担下前任政府所欠下债务，而无视这笔债务是否合法。
因此，当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拒绝偿付共和党前任所欠下的累累债务时，用他们的话来说：“腐败、肆意挥霍的共和党在联邦政府的刺刀保护下，断送了州的未来”。有鉴于此，北部的金融家们对南方的民主党人欠奉哪怕一丝的同情感。无论前任政权犯下何种阻碍南方发展的错误，欠债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在北部的金融家们形成了如下共识：从品质上来说，南方的民主党人与南方的共和党人都是一路货色。正如今天发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案例一样，从经济意义来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全额偿付以前欠下的债务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一方面来看，拒绝偿付债务使得美国南方能够量入为出，能挤出更多的钱用于发展项目当中。然而，这一地区过于贫穷，即使当前略有投入回报，恐怕也只能为发展创造非常菲薄的资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足额偿付公债可以使得美国南方地区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获取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然而，全额偿付这些公债可能会将所有现有回报消耗一空，因此南方各州同样无法按照这一策略筹措到多少资本。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南方实在太穷了。鉴于上述事实，以及美国南方地区的白人对共和党和北方的投资者所怀有的深深敌意，南方地区对于大重建期间所产生的债务的拒绝偿付既有其政治意义，又有其经济意义。
另外一个导致美国南方资本市场孤立的原因就在于联邦政府的银行政策。因为南北内战之前的南方银行倾其所有资源支持南方邦联，因此，当美国北方的联邦军队击败南方邦联军队以后，南方地区的整个金融体制也同时被彻底摧毁。只有几家机构从战火当中幸存下来，绝大多数这些幸存下来的银行于战争期间被联邦政府授予国家银行经营许可。此外，美国南方地区曾经拥有过的许多资本都在战争当中被彻底毁灭，或者，其所拥有的奴隶资本也被联邦公告的法令所解放。在整个美国国内的其他地区，随着联邦各州所授权的银行纷纷召回他们的货币，取得国家银行经营许可证，并且依法发行国家银行钞票，新的国家银行体制对美国的金融经济做出了重组。然而，美国南方地区所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是如此稀少，没有几家机构能够转换进入新的金融体制当中。
建立国家银行所需要的相对较高资本要求以及对于国家银行钞票总额规定的国家最高限额均使得上述问题更加雪上加霜。然而，由于上述国家最高限额在南方地区重新回到联邦怀抱之前被加以实现，无论南方地区过去曾经多么富有，这一部分是其具有歧视态度的。相对较高的资本门槛也许更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应该对战后南方地区国家银行的缺乏承担责任的就是提供棉花贷款的商人借款体制，正是这一体制取代了原本可以成为主要以银行为中心的农业金融组织机构。然而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由商人向佃农所提供的绝大多数棉花贷款数额小到了根本无法吸引银行（即使真的有这些银行机构存在的话）注意的地步。
国家银行缺乏的最坏影响可能在于限制了南方地区融入到美国国内资本市场当中。许可国家银行经营执照所需的相对较高资本扼杀了这一地区金融网络的发展——本来，或许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网络在本地的借款人与美国国内的资本市场之间架设起一种桥梁。尽管有着上述种种原因，南方地区的贫穷恐怕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所面临的是同样高的资本要求，平原与西部地区却可以比美国南方地区授权许可更多的国家银行展开经营。
如此，总的说来，美国南方地区的贫困足以从各个方面解释为什么这一地区未能充分地融入到美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当中。对于南方地区金融体系的欠发达与它所导致的在当地的借款人与国内资本市场之间缺乏中介机构，贫困是直接造成上述情况的罪魁祸首。此外，贫困还进一步地加剧了国家银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对于南方地区银行网络的扩张的限制性影响。最后，贫困也使得是否应该将大重建期间的债务予以偿还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无法解开的两难困境。当然，自然对这一地区的发展来说，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拒绝偿付公债的行为绝非是一个积极因素。然而，使得所有努力均成为一种徒劳的地区贫穷在直接造成南方资本市场孤立的所有因素当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南方地区拒绝偿付公债的行为进行评价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的背景。
基于所有上述这些原因，通过简单的扩张南方地区的金融设施并不能够消除美国南方与美国东北部地区之间长期以来的利率差异。恰恰相反，银行的缺乏仅仅是造成南方地区利率较高的表面原因：（一）地区间资本流动相应而生的较高风险（强调由中介机构对资信作出评价的资本流动），（二）相应较高的借款人拒绝偿付的风险（因为与东部地区的类似借款人相比，南方地区的借款人通常较差的金融状况），（三）南方地区的平均贷款数额普遍较小，分布较为偏远、分散（因此导致了更高的服务成本），（四）相对较高的债务整体可能受到州政府或者是当地政府政策阻挠的风险（例如，抵押贷款的延期偿付、法院拒绝强制执行合同，或者由州政府或者是当地政府直接拒绝偿付他们的债务）。尽管美国平原地区以及山区西部基于类似的原因而同样拥有比较高的利率，当地借款人的信贷要求可以通过国家银行体制在上述地区的延伸机构得以满足；可以通过铁路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代言人角色得以满足；可以通过经由大型的土地公司将农场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后，发行到美国东部与欧洲的资本市场上得以满足。由于美国平原地区以及山区西部相对较高的产业贷款总量（例如，采矿行业所需的贷款）与规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因此，上述地区同样由于相对较高的金融服务成本所导致的利率差异也可能得以降低。上述两个原因均提高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平均贷款数额，使之超出了美国南方地区的平均贷款数额，并且由此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然而，鉴于美国西部地区经济高度平均的资本化程度，西部地区的债务由于无法预见的经济状况变化所可能导致的风险要相当于或者高于美国南方地区的风险。并且，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左右或者中期以后，政治风险成本可能要相当于或者高于美国南方地区的政治风险成本。
民众对于资本积累的要求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２０多年当中，美国走上了“黄金砖块所铺成的道路”，在国际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指引和规范之下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正如其他时期一样，贸易与投资在美国金融体制所提供的框架以内流动于美国国内市场当中和美国与外国之间。然而，由互相连接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所组成的美国金融体系在美国国内的分布是极不平均的：这一体系深深地植根于资本充沛、工业发达的美国东部地区，而在美国南方与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的分布则极为分散。
美国金融体系不平衡的机构基础反映了美国国内的主要地区的几大划分：当时较为发达的产业核心地区与正在发展中的产业核心地区、定居情况进展迅速的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停滞的南方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之下，民众对于资本积累的要求来自于那些财富与劳动和产业的扩张较为适应的社会群体和经济领域当中。这些民众要求不断地攻击关税保护政策、公司垄断集团、黄金本位制，聚焦于资本投资的二条高度清晰可见的资金流。第一股资金流直接来源于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与产业兼并（“托拉斯”）的运作而不断放大的公司盈利。限制关税或者拆散产业垄断的成功企图将通过动摇大公司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地位，抑制企业的盈利。产业工人所提出的工资要求一旦满足，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第二股资金流将来自于海外的新鲜资本源源不断地引入美国。上述资本的进口以及要将国内资本的保留于美国国内就必须做到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维持，以确保美元的国际汇率。从这种观点来看，采纳银币或者是纸币作为黄金的取代物，将会导致美元通货膨胀，扰乱美元汇率的稳定，从而摧毁英国与美国资本市场之间的某些最为重要的联系，最终限制新鲜资本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供应。
本章当中所描述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为这些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以及它们对于产业扩张当中的资本投资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背景。接下来的两个章节通过分析政党竞争的政策基础，然后阐述美国各个不同的地区当中，工人与农场主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寻求扩大他们的收入的比例，展示出各个政党是怎样对上述这些民众要求作出反响。正如前面所展示出来的，产业工人与周边地区的农场主之间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当中的不同政策差异最终挫败了对于官方盛行的国家发展政策（放任的美国国内市场政策、关税保护政策、保守的货币政策）所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