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三章）

第三章　政治要求，政党竞争和产业化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体系恐怕是世界上最为自由和开放的体系，政党之间自由展开竞争，选民有权选择任一政党。达到法定年龄的成年男子，均有资格参加投票。为了获取他们的政治支持，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断地组织新的政党组织，从旧的政党组织中分裂出来，达成跨党派的联盟与合作。为了在各州与全国的选举当中获得胜利，各大政党、党派、以及跨党联盟纷纷抛出自己的纲领，力图为自己如同朝露一样生命短暂的政党吸引选民的支持。记载在这些小册子上的政治纲领颇为复杂，只有同时精通政治与经济的选民才能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为了吸引选民加入自己的阵营，同时也是为了让选民们真正了解不同的立法的含义，这些政治纲领和将选民的普遍呼声上升为泾渭分明的不同政策。透过这些不同的政策，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与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所在。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美国大重建尾声起至十九世纪末八十世纪初的各州政党纲领进行深入的分析。尽管联邦立法为美国工业化发展搭建了框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却主宰着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国内各政党政治纲领的中心议题。从整个国内来看，这并不能让人产生新奇之感，但是，此类议题却成为所有美国各州竞选纲领的中心议题——尽管各州实际上很难影响到整个国内经济发展，这就不能不让人惊讶了。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各州政党政治纲领的中心问题反映了对国家发展的不同政见已经渗透到地方政治的层面上来。无论是这一个州也好，那一个州也好，这一年也罢，那一年也罢，主要政党也好，小规模的政党也好，都将主要的政治要求与国内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挂钩起来——而地区性的政治问题则位居一个次要的角色。关于经济发展的分歧是如此明显，各州政党的政治纲领倾向于极其细致的、描述不同的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立场。而在各大党派的全国政党大会上，则不存在如此情形。各州政党大会的与会人数往往盛况空前，此类政治纲领很自然地在大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党派斗争是如此激烈，一些在本党政治上失意的人士往往脱离本党，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年组织新的组织，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提名新的候选人。在十九世纪晚期，诸如此类的事情多次发生；绝大多数的脱离党派的事件往往是因为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某项或某几项政策产生了争议，或者，因为对党派合并中所涉及到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持有不同见解所造成。
各州政治纲领
不同时间，不同政党所起草的政治纲领往往差异甚大——而起草此类政治纲领的各州政党大会往往云集了来自四方的参与者。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可谓不多，但这一地区的政党大会的与会人数就在全国来看也颇具规模。例如，１８７９年缅因州的绿背劳动党的与会代表人数高达九百一十人。１８８０年，佛蒙特的共和党大会与会人数超过五百人。在美国南部地区，关于是否应该偿付本州公债的争执导致了一些州的政党大会的与会人数史无前例。例如，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大会吸引了一千三百四十九位代表参加。同年，弗吉尼亚州的“重新调整者”（译者注：应是一个小政党的名称，但限于笔者手头资料，无法查到之前在国内翻译所对应的专有译名）由于在该州公债问题上与民主党产生严重分歧后分裂了出来，拉起了五百位代表参加的州党代会。实际上在一些最大的州党派大会上，这样的脱党事件屡见不鲜。例如１８９２年，在堪萨斯州，由于反对自己所在的党派与人民党的合并，一些民主党人零星组织了一次党大会，将代表该州一半以上的县镇的五百位政党成员给拉走。尽管在这次分裂大会上没有提名候选人，这些代表的却讽刺了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一些主要观点，诸如“国库分库计划”、“铁路国有计划”，并且预言民主党必然失败。各州党代表大会的与会人数在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６年达到了顶峰，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问题引发许多州的政党分裂。比如，１８９５年，在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大会上，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吸引了超过一千二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均是在各县的预选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代表。尽管在其他的案例中，相关的数字未能保存下来，就美国货币政策或者对该州的提名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时，在许多州政党大会上所计的投出选票往往超过五百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一千张。
１８７８年，货币政策问题导致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大会的彻底分裂。那一年，共和党国会议员本杰明·巴特勒极力主张绿背美钞的货币政策，在争取州长提名当中，遥遥领先。共和党州大会前，巴特勒的支持代表们担心有人阻止他们进入会场，便早早地来到会场，占领了大厅。然后，他们提名巴特勒为该党的州长候选人，但是该州的民主党州大会宣布此次大会非法，通知重新召开会议。并在通知中，列举下列理由：“机械大厅……已经被暴徒所占领……要么通过把楼梯架设在窗户上，依靠着秘密行动潜入大厅；要么推倒大门，仰仗着野蛮暴力闯入大厅，要么……渥斯特市长通知（本）委员会……上述大厅的人群无法被驱散，无法不借助武力手段、甚至可能是流血事件将该大厅交由前述委员会的控制当中……”这一次大会八天后在波士顿召开，并且提名了自己的州长候选人。然而，巴特勒所获得的票数以１１比１的比例远远地超过了这位“正规的”候选人。
１８９２年，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同样因为与前面类似的、对州长候选人这一职位针锋相对、势均力敌的权利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分裂。然而此次所涉及的政策争端的范围更加广泛，并且两位州长候选人至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本党派的忠诚党员。目前担任职务的州长候选人是托马斯·贾德·琼斯，该位候选人同时也代表着该州传统经济与政党当中的精英阶层。在阿拉巴马州农协的撑腰之下，反对党的头头就是里本·科尔博，一位前农业协会委员长。此人在该州党代表大会召开几乎一年之前就声称自己是本届的州长候选人。科尔博和琼斯在整个阿拉巴马州各个县镇的领导人小组会议上展开竞争，为期长达六个多月之久。正如绝大部分南方地区一样，阿拉巴马州民主党是一个组织严密、成员众多的政党机器。作为现任州长与保守派别的下一届州长候选人，就选举优势而言，琼斯拥有科尔博所不具备的组织影响力和老谋深算的政治谋划能力。尽管科尔博明显在该州的农场主当中享有前所未有的人气——该州农协无论是从阿拉巴马州来说，还是从民主党来说，都是成员最多的一个群体——仍然无法与琼斯相匹敌：这位反对党的头头还是在许多县镇的领导人的小组会议当中以微弱的票数输给了琼斯。
科尔博意识到他将失去对于本州党代表大会的控制，在对琼斯的支持者在好几个县城当中所做的欺诈行为做出指控的情况下，科尔博脱离了正规的民主党阿拉巴马州党大会，并且号召于同一天召开另外一个民主党阿拉巴马州党大会。两个民主党阿拉巴马州大会都在蒙哥马利召开，两个大会都声称自己代表着民主党，两个大会都分别推出了不同的州长候选人。两个民主党阿拉巴马州大会也同时宣布了具体的政治纲领，在涉及到国家发展的问题上，两份政治纲领常常提出了相同的政策要点。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集中在阶级问题（例如，选举权问题、选举法问题、以及当地的财产课税问题）、货币政策问题（例如，在科尔博这一派的政治纲领文件当中显示出了绿背美钞的倾向）、以及种族问题。提名琼斯作为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正规党大会使得他们的候选人在政治纲领当中（就美国绝大多数地区看来）显得非常进步。而科尔博这一派所组织的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大会则更为激进，特别是在涉及到投票问题与财产课税的问题上。正如他们自己所自称的“科尔博的杰克逊派（译者注：此处的杰克逊指的是倡导革命思想的杰克逊总统）民主党人”，这一派别随后即与该州声势与规模较小的人民党结合，并且也开始了对该州的人民党组织的实际控制。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不愿意提名该州的州长候选人，并且支持该州民主党反对党领袖，然而，科尔博仍然在大选当中以微弱的票数铩羽而归。
最具有暴力色彩的州党大会于１８９８年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译者注：科罗拉多州地域名称）上演，当时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人在因为黄金本位制政策而闹翻并且脱离共和党以后，试图决定是否要与民主党或者是人民党进行合并以便共同推出候选人。事实上，为了达到使合并协议更加完善的目的，该城市的民主党与人民党均在同一天举办州党大会。支持与其他党派进行合并的共和党人占领了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人将于次日举办州党大会的剧院。他们随后即在争夺对剧院大厅的控制权的冲突当中，遭到了反对与其他党派进行合并的共和党阵营的攻击。剧院当中大约响了１５０多枪，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伤的惨剧。当地的一个法庭随即命令双方均不得占领剧院大厅。在参议员泰勒的领导之下，支持与其他党派进行合并的共和党人随后即在第二天召开大会，并且通过了与其他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党共同推举候选人的安排。
许多脱离党派的党员随即另行召开一次州党大会，另行发表一份政治纲领宣言，另行推选一名候选人。当时至少发生了６６起诸如此类的脱离党派事件，所涉及的政党组织不仅包括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主要党派，同时也包括其他的小党派组织（参见表格３·１）。至于说到脱离党派的事件发生时间，分布格局就很混乱了。只有６起政党分裂事件发生在１８９０年以前，并且均发生在１８７７年至１８８２年之间。本州的公债偿付问题是造成上述四起脱离党派事件的中心问题。另外两起脱离党派事件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在该党元老的眼中，包括绿背美钞政策在内的几个问题影响了巴特勒的州长候选人资格。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其他年份当中并未出现任何脱离党派的事件。从整个这一期间来看，１８９６年成为所有脱离党派事件发生的高峰年份：超过一半的政党分裂事件发生在这一年当中。许多小规模的政党分裂事件则直接发生在“货币本位制战斗”前后。从导致脱离党派事件的诱因来看，货币与金融政策问题是导致绝大多数政党分裂事件的罪魁元凶。对于民主党人而言，仅仅全国民主党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支持就引发了７０％以上的各州政党分裂事件。对于共和党人而言，如果算上内华达州共和党正规阵营的党派脱离事件，货币与金融政策问题导致了一半以上的政党分裂事件发生。许多其他的政党分裂事件也可以从全国货币政策问题当中找到其根源所在。特别是关于党派合并所引发的政党分裂事件尤其如此。在六起脱党事件当中，为了争夺对共和党党组织的控制权，白人分裂势力与维护团结势力之间所展开激烈的斗争导致了美国南方地区共和党的分裂。由于共和党在美国南方地区很快就陷入了垂死状态，上述这些纷争并无多少选举意义；这些党派分裂事件通常都聚焦于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代表问题以及联邦官职任免权问题之上。
与货币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税政策——共和党人不可动摇的政党标识，民主党人不可缓和的敌视目标——从未导致过一起政党分裂事件的发生；选民早已经按照所选择的不同政党的路线彻底地划分开来，两大主要政党当中都没有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关税政策而脱离自己的党派。劳工政策所引发的不同政见也从未导致某个州的政党组织产生分裂。在导致政党产生分裂的原因当中，可能禁酒政策的榜上无名是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毕竟该问题引发过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紧张。正如下面所示，两大主要政党都经常在其政治纲领当中添加进关于与禁酒问题有关的政策要点。在其他的案例当中，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在州党大会的会场争斗当中就遭到挫败。此外，各个党派经常在该问题上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尽管这些不同立场之间的差异有时候非常之小。因此，州党大会上的政治失意者（假如他们是反对禁酒政策共和党人或者是支持禁酒政策的民主党人）假如脱离党派的话，常常可以和其他的政党组织结成联盟。不过，禁酒政策问题看上去似乎从未导致某个州政党的当中的政治失意者群体背叛组织。将黄金本位制和全国货币政策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十九世纪晚期，在导致各政党体制分裂和改革的诸多原因当中，禁酒问题的影响作用微乎其微。最终，全国性的问题成为导致各州政党大会分裂与改革的主要原因；包括禁酒问题在内的地方性问题，不但对代表们积极参加州政党代会的影响并不重要，也并非退出原所在政政党的人士组成一个新组织后必须采取的用以吸引全体选民的政治口号。
    总的说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退出原所在政党的人士的脱党时间非常相似，每一个政党发生脱党事件的高峰都在１８９６年。此外，对多数政党来说，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美国货币制度的不同政见。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西部地区共和党因为共和党全国大会为黄金本位制提供了背书支持而导致分裂。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东部政党因为全国民主党为银币政策提供了背书而导致分裂。对于人民党来说，货币政策并未引发争议（因为几乎大家都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问题在于党内对于是否与民主党人在１８９６年以后合并这一点分歧较大。尽管表面看来，出现问题的根本似乎不是因为货币问题，其实，背后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在布莱恩领导之下，民主党毫不含糊地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重要点在于，其他政党的行动主要决定了当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在他们的各州政党代会上失败了或预计将要失败时，持不同政见者所能够考虑的政治选择。基于上述观点，货币标准之争打破了全国各大政党的内部团结，因而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的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机会。从这个意义出发，对于布莱恩被提名和民主党全国大会所主张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多数各州政党组织许多党员的不同回应决定了随后所引发的政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为信奉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人与人民党、以及正统民主党人的融合创造了机遇（坚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通常已被驱逐进了政治冷宫）。
    不管是否他们从事竞选的问题是关于全国性的问题或地方性的问题，政党经常通过将政党原则上升为立法，以坚持对党派政治纲领的奉行。例如，各政党成员，经常将他们政党的各州政治纲领视作为团结的旗帜，甚至在国会也不例外。从州这一级来看，如果政党在该州有贯彻其政治主张的实力，政治纲领所提出的要求经常迅速被写入法规。即便在野，党员至少按照政治纲领所作坚持来追求政策目标。对于人民党来说，由于该党将明确的政治纲领之制定视之为党建方针，情况尤为如此。从联邦这一级来看，各州的立法委员深感选举赋予了他们对于本州在国会的代表与参议员的指示权。例如，１８７９ 年，关于国家的货币制度，阿肯色立法机关几乎一致同意批转了一份详细和广泛的请求：

兹由阿肯色州大会决议，决议如下，我们的参议员及国会代表，特此申明，支持以下措施并请求投票：
首先。无条件地废除《纸币收回条例》。
其次。废除国家豁免美国公债征税法案。
第三。废除所有豁免绿背纸币从征税之法律。
第四。废止和永远禁止所有银行发行权。
第六。由美国政府所法定发行的纸币，无论国家或私有的机构，一律均不得拒收。流通纸币发行量视贸易要求而定。以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总数为基础，上述纸币发行总量不得少于人均三十美元。未经法庭许可不得退出流通领域，其货币价值等同于等值的金币与银币。

政治纲领内容之研判
    基于所有上述原因，各州政治纲领为政党竞争的政策依据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其局限性。首先，出现在历史纪录的许多政治纲领是残缺不全的，或由编辑为了节省出版他们所需的空间而进行了一定阐释。此外，当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未被记录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想弄明白究竟是否该政党没有提出相关政治纲领，或者是否因为它没有引起编辑的注意导致该政治纲领散佚了——统统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不大可能将它们与那些从未存在的政治纲领区别开来，有一些政治纲领是毋庸置疑地从历史纪录中散佚了。这些是影响研究的重大问题。
    在十九世纪晚期这一期间，三个资料来源系统地记录了政治纲领文本或摘录了它们的内容：《论坛报年鉴》、《阿普尔顿年度百科大全》、《麦克福森政治手册》。这些资料倾向于互相补全。例如，《麦克福森政治手册》停止出版各州政党政治纲领的大量复制品的同时，《论坛报年鉴》决定花更多空间来登载各州政党政治纲领的大量复制品。虽然第一、两个来源明显地倾向于尽量少登载第三党政治纲领，或者经常彻底地编辑第三党政治纲领的文本、甚至压根就不印它们，《阿普尔顿年度百科大全》比较公平客观，在十九世纪晚期，经常出版政党政治纲领整个文本。在所有案例当中，根据编辑的观点，在发表社论过程经常对较小或异常的政策要点不予报道，而倾向于报告那些影响各州竞选的关键政策要点。在政治纲领被再版或被总结中，没有半点证明社论偏心的证据；通常，编辑们总是强烈地表现出意图担当公众纪录的使命感，反对表现出政党倾向或意图谋取意识形态利益。总计，从整个全文、主要部分、以及总结中寻找回了１，１００ 个在１８７７ 年至１９００年之间宣布的各州政党政治纲领。
    谈到内容，对这些政治纲领的分析要求格外注意。例如，十九世纪晚期，在某些政策领域，各党政治纲领经常是可以互相映照，无论当时哪一方在朝，哪一方在野，在野一方政党常常为一些在朝政党所犯下的（其实自己当年在朝时也曾经犯过，只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错误而指责在朝政党。例如，在政府管理几个领域，各党政治纲领在指责其他政党时，似乎从来就对其他政党实际所负责任的履行情况视而不见：浪费政府开支、在政策制定中欺骗或腐败，和滥用官职任命权。针对这些领域，除去部分最后一点之外，本书不作严密分析——因为同样言辞经常由两个政党同时使用：充分地证据显示，谈到这些问题时，在他们的行为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全体选民没有因此依靠这些政策要点来做出他们投票的决定。此外，许多州的政党定期宣布他们对全国政治纲领的综合认可。如果仅看他们背书支持的表面情况，各州政党政治纲领的全国倾向将会预先得到分析。举例来说，对于共和党全国政治纲领泛泛认同不得不被解释作为保护关税政策的具体支持。实际上，这样解释自然地使关税不再成为在各州政治纲领里区分主要政党政见的最重要问题。基于上述原因，各州政党对全国政治纲领的泛泛认同未被解释作为对任何具体政策的认同。如果各州政党没有在全国政治纲领中具体地论及相关问题，不视为他们在此问题上有何立场。
    多数政治纲领非常容易分析。例如，在１８７７ 衣阿华州长竞选期间，共和党人、民主党和绿背党所宣布的政治纲领，被编号，在各个案例以分开的段落表述不同的政策姿态。像绝大多数的情况一样，绿背党政治纲领最为具体，措辞清楚，其前面三个政策要点分别是：

１、 我们要求无条件的废除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４日《纸币收回条例》，放弃目前自杀和毁灭性的政策。
２、 我们要求废止国家银行，由政府发行法订货币，无论国家或私有的机构，一律均不得拒收。
３、 我们要求重新恢复银币的法订货币地位，使之自由兑换政府发行的其他硬币，并且可以支付其他公共或私人债务。

    正如上述案例所显示，政治纲领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深奥的货币理论简化为激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例如，将绿背纸币命名为“人民的金钱”）。在十年以后的政治舞台上，人民党与绿背党如出一辙，采用比较具体、直白地方式表达政治要求。比起他们的较小政党竞争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含混不清，往往更倾向于使用有如天书一般的晦涩、深奥的语言。为了掩盖在党的内部及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派系分歧，这些有如天书一般的晦涩、深奥的语言也同样一起抹杀了原本能将该政党更加美好的政策分别出来的地方，在以下的分析当中，主要通过不同的政策类别审视各州政党的政策纲领，借此从最大的程度上说明各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及其主体之间的差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分类标准来自于他们对这些不同政策的主题领域。
    在谈到各项政策时，我们将借助表格来说明两大主要的政党以及三个小党派的政治纲领——绿背党的政治纲领、人民党的政治纲领、禁酒主义者的政治纲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主要的政党以及其他的小的党派往往分裂成两个或者更多的政治派别。在所论及的案例当中，“正统”党组织的政治纲领被视作为该党的政治纲领。由于绝大多数的脱离政党事件往往是在一次大会中，或者一次大会结束以后才发生，把正统的党组织区分出来并不难。除非有非常严格性的相反证据存在，州政党开会的会议厅的掌控常常被视为对党组织完全控制的证据。在某些案例当中，如果某个持有反对意见的派别通过州党代会操控了党组织，我们随之将其视为正统的政党代表。然而，在其他的一些案例当中，分裂往往在大会召开前就已经发生了，各个派别都宣称自己才是该政党的衣钵承受者。那么，无论召开州党代会的政治派别是否正式控制的党组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必须以参加会议的人数在确定该政治派别是否为该党的正式代表。在采用了澳大利亚计票方式（译者注：即无记名投票方式，因为引自澳大利亚，故得其名。）以后，正统的党组织通常是指那些能够以该政党的名义推荐候选人的政党。
本书也从五个比较大的政治区域来对政治纲领进行统计，即：美国东北部、大湖区、大平原、美国西部以及南方地区。本书将明尼苏达州和密苏里州划入大平原地区，将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划入美国南部区域。其他各州均按照传统的地区分界线将对其进行划分。同时，对政治纲领的统计按照以下面三个时间阶段来进行分析：１８７７年至１８８８年底，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０年。这种时间划分往往和当时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相连。例如，从美国货币政策上来考察的话，他们分别代表了绿背党运动、自由铸造银币运动、以及坚持黄金本位制大联盟。而且，他们也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同时期的观点相互呼应。在第一个时期，关税问题在国会上升为一个党派问题，然而，偏好保护关税的北方民主党得到了容忍。在第二时期，克利夫兰总统运用总统的官职任命权以及发表的公共宣言，同情与支持该党内部的低关税派别；而与此同时，在众议院中，持有保护关税政治见解的北方民主党人受到了惩罚——他们破坏了政党的团结。在最后一个时期，与关税政策相比，货币政策与帝国主义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党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后，最重要的是，这种时期划分方法与第三党的运动历史经历的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将绿背党的政策纲领，与人民党的政策纲领被有效地区分开来，并且将人民党后期与民主党的合并时期与前面所说的第三党运动区分开来。在上述所有的期间当中，１８８８年，还有１８９６年是一个转折点；无论将它们划分到上一个时期或者下一个时期都很恰当。
    我们的审视从十九世纪晚期的三大发展政策开始：统一国内市场的建设、产业的关税保护、以及国际黄金本位制。除了整体性的纲领原则以外，三大政策当中每一项都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在各大政党的政策纲领当中，绝大多数与经济问题有关联的政治要点均可以划入三大发展政策当中。在讨论完发展政策以后，本书试图对对这类人民大众对财富的要求进行分析。这些要求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以下这些类别：与产业工人工资有关联的要求（例如，在囚犯劳动、移民政策、政府对罢工活动的干涉、以及工作时间的管理等方面）。然而，绝大多数阐述农场主政治观点的政治纲领文件均未能与三大发展政策清楚地联系起来。事实上，当农场主组织提出政治要求是，他们常常把这三大发展政策是视为他们收入之所以如此悲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劳工们常常要求：在同一个产业领域内，调整劳方与资方的到财富分配状况；一方面，农场主门却倾向于在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国内政治经济领域消除产业偏见。
    其次，再来谈谈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联邦对南方选举的干预、联邦政府与各州的关系结构、采取澳大利亚投票方式、直接选举参议员、公共市政服务改革、以及妇女投票权问题。正如可以预期的，绝大多数的此类问题都涉及到极度敏感的阶级问题、地区问题、政党派别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各州的政治纲领当中。否则，表达起来没有什么情感色彩或者华丽的堆砌词藻。例如，市政服务的政治纲领表述起来往往短短的、干巴巴的。
    随后，本书将简要地论及外国政策问题，绝大多数的此类问题与在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之间修建一条跨越海峡的运河有关——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一场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除了一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问题（诸如关税政策问题与国际黄金本位制问题）之外，绝大多数的政治纲领中甚至找不到一个政策要点涉及到任何外国政策。更为重要的往往是十九世纪晚期的民族文化问题：禁酒问题、宗教学校、种族歧视、以期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正如西部的摩门人所实践的）。有时候，这些问题往往蕴含着比较清楚的经济含义或者社会阶层含义，特别是在各个政治党派的合纵连横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国内发展经济政策以外）。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折射出美国政治复杂的多个层面，透过这个层面，白种人、新教徒、禁酒主义者、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公民共同组合成了美国人的象征。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涉及到了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但是，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主要矛盾来说，民族文化方面的争端始终居于次要的地位。
政治纲领中的政策要点与国内市场建设
    尽管州一级的政党大会对于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各州的政党大会并未触及到宪法对联邦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正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这一领域的特权独属于美国最高法院；行政权与立法权极少插手这一领域。然而，在统一国内市场的建设中有两方面与政治关联密切：铁路与垄断。正如在第五章所论述到的，铁路系统的扩展与联盟为美国国内的产业工资与商业企业迅速进军全国市场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框架。如果没有铁路，国内经济将局限于各个地区市场的发展。实际上，如果没有铁路，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的产业联盟都将成为不现实的。
    在涉及到铁路网络的联盟与扩展时，绝大多数州的政治纲领要求规范铁路运费，或者经常要求将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来进行管理。虽然，几乎没有哪一个政治纲领反对政府的直接管理，相当一部分政治纲领的谨慎措辞表明：并不欢迎政府的直接管理。例如１８８５年，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公然宣称该党支持“想方设法地支持与鼓励铁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基础建设，以充分地利用美国西部、西南部、以及其他国内地区的自然资源……坚决反对将我们用来实现自我发展的优势与资源白白地拱手让给本州以外的其他利益集团，使得我们的港口与城市仅仅成为通向其他州与城市路上的小站，使得我们的铁路仅仅成为通向其他地区路基，使得我们的领土仅仅成为其他地区的附庸——这种自杀性的波旁王朝式政策｛译者注：波旁家族：法国王室家族路易一世，波旁公爵（１２７０？——１３４２年），其家族曾统治过法国（１５８９——１７９３和１８１４——１８３０年），西班牙（１７００——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和自１９７５以后），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１７３４——１８６０年）。后来引申为指社会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尤指南方民主党中持极端保守观点的反动分子｝应予以坚持反对。”在美国西部，这一地区的共和党人的激情明显消退了许多，极不情愿对铁路系统展开政治攻击。例如，１８８２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在热情地呼吁对铁路进行管理之前，宣称“铁路公司也享有人格权利，也因受到公正而没有偏见的对待”。在上述案例中，一些对管理铁路的政治主张保持沉默或者低姿态的政党往往担心：过于严厉地对铁路运费进行限制可能会影响在新的铁路线上的投资。对于铁路系统从政治上进行指控的往往是边疆各个州的政党——在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各条铁路线之间所展开的激烈竞争常常使得铁路运费远远低于盈利线水准。
    一些政治纲领高度关注铁路的具体管理办法。例如，在１８８０年，印第安纳州的国内绿背党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要求通过“里根法案”，呼吁“诸如此类的立法将迫使铁路公司按照人们的要求、时间、方式行事，使之成为大众的公仆，而非主人；使之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帮助，而非少数权贵违背商人公平竞争的原则，聚敛财富的手段与特权”。这一法案最终成为州际贸易法案的前身，纳入了国会的议事日程。然而，绝大多数的政治纲领在本质上比较泛泛：呼吁成立铁路委员会啦、呼吁对铁路运费依法进行管理啦、呼吁将铁路收归国有啦。例如，１８９０年，格兰其、农场主联盟、劳动骑士团组成内布拉斯加州独立党派，并在其政治纲领中宣称：“现有管理下的铁路体系完全是在横征与暴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铁路所发行的数额庞大的公债的价格虚无缥缈，榨取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却填肥了那些百万富翁们。中央政府应该将铁路与电报直接收归国有国有，并且由国家出面进行管理，按照政府管理邮政措施所采用的办法规范服务价格。我们应该学习爱荷华州，加快运输法的立法过程，将运输价格纳入法制管理的范围。”许多其他政治纲领也使用了政府管理或者类似的字眼，语义却含糊不清，未能将对私有公司的管理与对公共国有铁路的管理区分开来。在其他的案例中，主张对铁路进行规范管理的立法失败以后，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治主张总会走上政治纲领的议事日程。如果所采纳的管理方法足以调节铁路公司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铁路公司私有体制将不会触及。此外，许多政治纲领也将电报公司纳入他们在政治要点中所提出的管理范畴；凡是呼吁对电报进行管理的政治纲领必然同时触及对铁路进行政府管理的政治要求。有时候，“通讯”这个术语会出现在相关的政治纲领中，意在将新出现的电话也纳入电报管理范围之内。在其他情况下，行文措辞时往往会特别提及电话。对于电话网络最先出现的美国东部地区来说尤其如此。即使不能说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政治纲领未能区分州与联邦对铁路的分级管理。考虑到美国最高法院总是通过判例调整联邦与州之间的管理范围，这样的疏忽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相应的，社会公众在要求政府对铁路的暴力行为进行管理时，也就不会去特别关心究竟是联邦一级来管或者是谁才是值得铁路公司的所有者之类的问题。
    表格３·２按照党派、地区以及时间周期来对政治纲领中所涉及到铁路管理的频繁程度进行统计。如前所述，由于许多州的政治纲领并没有对铁路的政府所有权及政府对铁路的管理进行区分，该表格一并收录此类的政治要求。绝大多数要求政府对铁路网络进行管理的政治要求往往来自于大平原地区的各州。例如，该地区各州共和党提出的政治纲领中，有一半以上的州提出了由政府管理铁路网络的政治要求（尽管共和党极少把它称之为铁路国有化）。呼声之强，超出全国平均百分比水平的三倍。在禁酒主义者、绿背党、以及人民党的领导下，大平原各州在对铁路进行规范管理以及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态度上也遥遥领先。禁酒主义者向来就有“大包大揽”的政治名声，盛名之下无虚士。为了更加吸引选民，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一个社会工程专家形象，该党中的一派将一系列的政治纲领纳入了进来，自然也不会落下禁酒这一政策。在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多个领域中，该党总是主张那些理性、科学、公正的行为，并且支持以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本案例中所显示的，这种倾向性往往带有一种很强硬的地区性偏见。例如，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禁酒主义者就非常不情愿将与铁路有关的政治要求纳入他们的政治纲领当中。
    在绿背党与人民党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中，对铁路进行管理的呼声往往居于其中心立场；事实上，铁路政策与货币政策是该党向选民所宣传的关于国家发展政策整体中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南部与西部的农业生产者，最主要的是使选民恐怕还是来自于大平原地区各州的农场主。他们与东部投资者所拥有的银行系统以及铁路网络的直接联系与基础最为密切，因此这样的政治反映不足为奇。正如在这个案例中所显示出来的，把所有的党派拉上了同一个方向。事实上，美国大平原地区各州独特的地区性政治经济环境是绿背党与人民党所出现的重要背景原因。在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里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该党做出重大的政治调整，民主党采纳了与其之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将绿背党与人民党之前所持有的一些政治观点采纳进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政治领域中。
    反对垄断的立法要求与对铁路进行管理的政治要求一起，均是触起到了国内市场建设几个政治要求之一。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托拉斯”指的是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借助现代化大生产优势来控制市场与销售的产业企业。绝大多数的党派政治纲领均认同这一观点。例如，直到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地区性产业垄断只是充分利用大规模的交通降低费用的优势，因此也从未被指责为托拉斯。绝大多数反托拉斯的政治纲领只是简要泛泛地对托拉斯和垄断进行谴责，明确或者隐晦的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例如１８８８年，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宣称“所有称之为托拉斯或者诸如此类的垄断的组织控制了食物的供应、控制了生产，严重地侵害了公众的利益，应以最严厉的法律加以禁止。”“托拉斯及诸如此类的垄断组织剥夺了其他市场竞争者的经营权，进而控制了牲畜市场，严重地危害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危害西部人民的利益。”然而，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局部上来看，没有哪一个州的政党曾经采取过一个捍卫托拉斯和产业联盟的政治纲领；鉴于公众对托拉斯的激烈反对，自有社会公众利益的捍卫者挺身而出。
    从表格３·３中我们可以看出，反对托拉斯的政治要求远没有对铁路进行管理的要求来得更为激烈。呼声最为强烈的当属大平原各州的共和党与人民党的政治纲领。民主党与禁酒主义者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地区之间的差异。绿背党与人民党的政治宣言中极少触及到反托拉斯的政治要求。对于绿背党来说，这种情况可以从他们这种临时的政治分布情况部分地加以解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产业集中问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日益突出，反托拉斯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反映了该党对于交通以及金融银行体系的高度关注；虽然该党明显不赞成产业垄断，但这个问题并未触及自耕农和整个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由于该党将货币通货膨胀以及铁路运费问题置于首位，关税问题（该党明显没有什么研究热情）与反托拉斯问题自然而然地屈居二位。在１８９６年的全国党代会上取得一致小胜利以后，禁酒主义者再次如前面所述的铁路案例一样显示出了他们的政治肆意。
对铁路以及反托拉斯问题提出的政治要求主要集中在他们对整个国内市场的影响上。除了提及主要罢工对铁路线路运营的影响时，一些政治纲领谈到了铁路及其他产业中极端危险的工作环境之外，在国内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中并没有提及的铁路工人的危险工作环境以及他们的工资要求。鉴于铁路公司与铁路工会之间的暧昧关系，这种政治上的沉默值得引起注意。同时，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晚期劳动者对于财富的要求完完全全地被政党所忽略。只有几个政治见解比较富有小农偏激激进色彩的小政党和一些信奉什么社会主义学说的小政党才不断地关注到在资方与劳方之间所引起的对于财富分配的不同主张。
关于关税政策的政治观点
在美国几大政党的政治纲领中，引起最为共同关注的话题恐怕就是关税政策了。在民主党与共和党针锋相对的立场中，禁酒政策、联邦政府对南部选举的干涉、货币政策、关税政策是双方的主要分歧所在。正如在第七章中所论及，关税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关于国家发展政策中的重要政治因素。基于上述理由，关于关税问题的政治见解不仅在政党纲领中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也常常是主要政党政治纲领的核心元素。事实上，关税政策问题是如此的突出，几乎成为各党竞争的主要焦点所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完全与哪个政党在朝无关。
尽管对关税政策的深入讨论可能会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政治纲领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最初，为了提出市场平等竞争要求，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给共和党披上保护主义的外衣。例如，在１８７８年，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人宣称“基于任何产业都不得从其他产业所遭受的损失中受益，任何单项或所有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均是一种变相剥夺行为。我们渴望完美的商业自由，那样一来，我们可以选择价格最高的地方销售，也可以选择价格最低的地方购买。”第二年，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在措词时似乎更有激情：“在目前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下，东部的垄断主义者每年都要从西部的生产者手中勒索走大笔的钱财。这一极不公正的行为已成为西部的生产者们无法忍受的负担。我们有权要求在没有关税的主外校自由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市场进行购买或销售。我们渴望能将自由主义贸易制度迅速转化为这个国家永久性的贸易政策。”然而，在产业发达的东部各州，民主党人在表达他们对关税政策的反对时往往捉襟见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公然宣称保护主义关税政策。１８８８年，克利夫兰政府强烈地要求政党降低关税以后，民主党不再为与关税保护背书。绝大多数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将关税保护简单地称之为“岁入关税”。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高关税政策和爱国主义几乎就是同义词。在关税的保护上，产业可以扩展，工人们不但可以拿到更多的工资，国家经济也能有长足的发展。自然，美国东部的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往往在这方面最有激情，将关税收益与产业发展与劳工福利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对关税政策的热情之时却令西部的共和党人颇为尴尬。在美国西部大平原各州中，当地的共和党人要么把保护性关税政策与当地能够获益的产品联系起来，或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干脆祭起了反对高关税地大旗。由于在美国南部没有什么产业基础，棉花经济又主要依赖于出口，而且在当地没有几个人能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取抚恤金，南部的共和党人不得不承受高关税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伯明翰地区钢铁产业的发展，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总算找到了关税政策能够让当地受益之处。在路易斯安那州，当地的共和党人总有炼糖业可以说一说，尽管对糖类所收取的高关税既没有多大的促进当地的产业，也没给当地产业带来什么风险。因为此类税收能够给联邦政府带来较高的岁入，通常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支持对糖类所收取的高关税。但是，其他南部地区的共和党人要想找到关税政策对当地的好处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得不搜肠刮肚，或者干脆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不提及这一政策。
一些北部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那些批评１８９４年威尔逊关税法的政治纲领让这个政党位于南部地区的阵营处于更加尴尬的境遇。例如，在１８９４年缅因州的共和党大会上，完全忽视关税保护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指责民主党人的关税政策“牺牲了北部工人的利益去保护南方人的利益。”在纽约州共和党人大会上的措辞就更为严厉：“我们强烈地谴责北方的民主党人国会议员采取高关税政策保护他们当地的主要产品，却大量消减了对北方工业品的关税保护。在非法发动的南北内战中他们没能摧毁我们的繁荣与成就，在今天的和平环境中他们却以合法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威尔逊关税法描述为“持有地区偏见……全部主要针对与北方的产业。它对南部产业所造成的损害不亚于北方的产业。这一法案支持了种植园体系，却伤害了普通的农场主。这一法案完全暴露了南部的自由主义贸易者试图将工业发达的北方拉回到与自己持平的经济水平的不良企图。”当诸如此类的宣言在美国南方的报纸上被刊载出来以后，这一类的政治纲领令南部的共和党人处境维艰。
在共和党人各州的政治纲领当中，有时候将自由贸易的思想与亲英情结联系起来。在降低关税与提高英国工业出口制造品之间果然有关系。然而，鉴于爱尔兰人天主教在民主党的各个阶层之间盛行，将民主党人描绘为亲英派的说法是不严谨的。但是，共和党人是故意借此手法将爱尔兰人从民主党的泥沼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例如，１８８５年，爱荷华州共和党人捏造这种关系的方式和方法会让一个爱尔兰的同情者终生难忘：“民主党人披着岁入关税的外衣，却极力鼓吹英国政策，我们对此强烈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理论……曾经被如此成功地用于镇压爱尔兰人民，摧毁他们的产业。我们决不允许有人为了英国利益转而欺压美国人民……”
然而，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往往倾向于从物质层面支持关税政策。例如，通过将生羊毛纳入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范畴，以吸引农场主加入共和党阵营。由于生羊毛是面临外国竞争的农产品当中的主要农产品之一，征收高额生羊毛进口关税说对保护该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由于绝大多数农场主至少饲养了一些绵羊，因此可以从个人角度出发轻易地认同关税政策。在十九世纪晚期所有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当中，有百分之十的纲领非常清楚地谈起了羊毛税问题。在国内主要生羊毛产地俄亥俄州当中，当地的共和党人在几乎所有的政治纲领中都提出对生羊毛业进行关税保护的政治要求。在美国西部，绵羊饲养量较少但是人也更少，所以选民人均拥有绵羊的数量也比较高，在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中有四分之一的纲领谈到了生羊毛的关税保护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例当中，还是在俄亥俄州和美国西部地区，当地的民主党也适时提出对生羊毛征收高额关税。不过，民主党人也强烈地谴责关税保护对羊毛制成品行业的破坏。在俄亥俄州或者美国西部地区，与所有其他受到关税政策保护的产品相比，在共和党全国政治纲领中提及生羊毛的关税保护问题往往在俄亥俄州和美国西部地区更能引人注目。
对于农业地区的共和党人来说，将生羊毛的案例纳入他们的政治纲领并不能够完全解决产业保护政策给他们造成的麻烦。民主党人经常指责由于高关税政策减少了外国需求，制约了粮食出口。对此，共和党人强调：关税政策完全可以作为一项贸易谈判工具，为美国的出口产品争取更低的关税壁垒。这种政治反映体现在政治纲领中的一个关键词语中”互惠互利“。在双边贸易条约当中，这个词语不但意味着互相谅解，还意谓着互相受益。借助高关税政策进行贸易谈判，不但可以促使外国降低粮食市场贸易壁垒，同时也保护了国内的制造产业，至少从理论上看来堪称两全其美。在１８８８年以前，共和党人只提出过一次互惠互利的政策。然而，由于在１８８８年的总统大选中，当克利夫兰对保护性关税政策作出了恶毒的攻击之后，共和党人将互惠互利的政策要求写入了绝大多数的关税政策纲领要点当中。在最为盛产粮食的大湖区域及平原区各州当中，采纳互惠互利政策的政治纲领比比皆是。当然，对于其他地区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来说，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６年之间，尽管在各州共和党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政治纲领提及到了互惠互利的政策要点，所有其他政党对此政策的支持率还略高于一半左右。采纳互惠互利的政策要求完全是共和党的一次重要内部调整。为了维护全国共和党人的政党联合，这一项政策远比生羊毛业关税保护政策来的更为重要。
由于关税保护政策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就国家发展政策上的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所在，因此，各州政党在提及高关税保护政策时，口径高度一致。在美国国内的五大区域中，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总是以这种或那样的方式支持关税保护政策；而除了美国西部的民主党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则异口同声地反对关税保护政策。至关重要的证据是，近一半以上的南部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支持保护性关税政策。鉴于南部共和党人社会基础实质利益，本来没有哪一个南部共和党人应当支持高关税政策；事实，鉴于社会财富由于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北方与南方之间作不平衡的流动，南部共和党共和党人本因当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强烈的攻击保护性关税政策才对。然而，他们被美国南部的政治经济的泥潭中拉得如此之远——竟然去支持本该全力去反对的高关税政策，这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共和党全国政党体系中的从属地位。
一些小政党对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关注力度远不及民主党与共和党。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相比，禁酒主义者在十一份政治纲领里支持保护性关税政策，在十二份政治纲领中对保护性关税政策持反对立场（后者并没有在表格３·４当中记录）。绿背党政治纲领支持关税保护的只有六份政治纲领，五份起草于美国东北部。同一政党持反对政策的政治纲领超过四份，其中有三份政治纲领起草于平原各州政治纲领中。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相比，所有较小政党低估了关税政策，人民党更是表现得对研究该项政策漠不关心。人民党大会曾经没有反对关税，并且支持该项政策的政治纲领也仅有一件。鉴于人民党政治纲领的篇幅，该政党在其他政治领域对全体选民提出它的政策的积极态度，以及它对政治要求的相对清晰地组织与表达，该党在关税政策上的超然物外真是令人惊讶。
与对生羊毛的关税保护的政治重要性一样，同时维护好对联邦退伍军人抚恤金政策，并且加以扩展是赢得关税保护政策社会支持的根本所在。几乎在１８７７ 年和１９００ 年之间整个时期，关税是联邦岁入的唯一的主要来源，而联邦抚恤金是在联邦预算中唯一的主要开支类别。鉴于共和党坚持黄金本位制政策，这两项政策必须要维持大致的平衡。基于上述原因，随着美国内战公债本金的偿还，利率得以下调，以及高额利息公债的在发行速度放缓，在联邦抚恤金上增加的开支，对政党作为平衡预算以减少对高额关税政策的阻挠，变得有吸引力（同时，如此可以防止财富节余方式危险地收缩国家银行储备）。实际上，共和党政策要点倾向于按照那些一样可行模式，以联邦抚恤金扩大开支，扩大关税保护政策的社会基础。（比较表格３·４和表格３·５）尽管抚恤金政策不像关税政策一样引人注目，涉及到抚恤金政策的政策要点却在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６年之间普遍盛行。
克利夫兰政府通过同时削减关税岁入以及抚恤金支出的办法，在联邦财政盈余、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抚恤金政策几个领域中寻求一种平衡。因此，提出要求更加公平的抚恤金政策的政策要求。一些政治纲领中明确地批评抚恤金发放标准模糊不清，或多或少地导致的共和党人政权的腐败。共和党人则反过来挖苦民主党人士非常非常的吝啬。纽约州的共和党人更是在１８９４年的政治纲领中激烈的批评克利夫兰政府“将神圣的联邦军队勋章等同于叫花子身上的勋章。”总的说来，无论在哪个地区，各州民主党人政治纲领对抚恤金政策的热情程度远没有共和党人高。在美国南方地区，几乎没有一项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支持抚恤金政策，因为南方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在于前南部邦联的老战士，而且，放眼整个南方又有几个人能领到国家的抚恤金呢？所以，绝大多数的美国南方民主党人在其政治纲领中对抚恤金政策表示出了敌意。例如，在１８９２年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大会宣言上，他们宣称：“目前的抚恤金制度完全是强加在我们美国南方之上的一笔沉重的战争税，应予以修正。”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在同一年也痛斥抚恤金制度，将抚恤金制度视为“在共和党人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美国南部的财富吸干并且输送到其他共和党人喜欢的地区的众多政策之一。”尽管向美国南部邦联的退伍战士也发放抚恤金要求并不多见，但在十九世纪与八十世纪相交之际，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南部各州民主党表示了对该种政策要求的一定支持。
绿背党与人民党对于联邦预算盈余表现得毫无兴趣，因此可以在不触及关税政策的前提下，支持联邦抚恤金政策。然而，他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仇视是如此之深，声称，这一时期的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贬值影响，理所应当提高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发放。此外，可以通过扩大抚恤金发放范围的手段，在社会上各阶层间扩大绿背纸币的影响——因为退伍士兵在社会上各阶层中广泛分布。因此，１８８０年爱荷华州绿背党全国大会政治纲领宣称“原本可以用法订货币支付的公债，采用硬币支付的办法来支付对公债持有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大礼。而对于依照合同，本应采用硬币支付给退伍战士的抚恤金采用纸币支付，是对退伍战士的不公平之举。故此，我们要求按照合约向退伍战士公平的支付抚恤金。”不过，出于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相同的政治原因，绿背党与人民党也不愿意在退伍战士不多的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表示出对联邦抚恤金政策的任何支持。禁酒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尤其是在１８９６年以后更是极少谈及。
货币政策与美国金融体制
在各个政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占篇幅较多的，除了关税政策以外当属货币体系。对金融与货币体制的支持率与反对率都远远高出于对关税的支持率与反对率。各政党关于该项政策的政治要点比较分散。关于货币问题争执的焦点当然是黄金本位制。在美利坚合众国恢复黄金付款之前，争执的情形尤为激烈。但绝大多数反对黄金本位制的呼声并非持完全敌对立场。恰恰相反，对手们经常鼓吹将绿背纸币与银币政策与黄金本位制一起包容进来。他们声称，这些制度与黄金本位制完全可以兼容。这种倾向性意味着，绝大多数支持银币或者绿背纸币的政策纲领并不意味著公开的攻击黄金本位制。例如，在美国重新回到黄金本位制之前，一些绿背党人只是宣称扩大货币的发行。这种立场对于美国重新回到黄金付款当然是极端重要的。诸如此类的政治纲领由于其本身过于疏忽，在追求其他政策时也使得黄金本位制遭到威胁。
在这一批人中，有一些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深信：美利坚合众国可以通过其政府收买白银，控制这种金属的世界价格，进而决定其与黄金的比率。早些年在美国的白银与黄金比值为十六比一时，这种想法还比较现实，然而，十九世纪晚期，当黄金与银的比值跌破了百分之五十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美国可以操控价格。在此期间，白银的价格一直下滑，复本位币制也许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要将此类政治观点与那些仇视黄金本位制政治观点区分开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最后，尽管绿背党与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都对黄金本位制是有不同的看法，但两者之间的政策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他们对黄金本位制的共同反对并不足以让他们共同支持一项政策。基于所有上述理由，提及绿背纸币、银币、黄金的不同政治纲领不可以等而视之；否则，必然对不同的政治观点作出曲解。然而，倘若真的将这些政策等而视之的话，他们在政治纲领中所出现的频率将远远高出于关税政策。
支持绿背纸币流通的政治观点既包括在直接反对进一步压缩货币的政治纲领中，也包括在主张联邦政府积极控制货币供应的政治纲领中。然而，几乎所有的与绿背纸币有关的政治纲领也只写入了第三党的政治宣言当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对此漠不关心。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绿背党政治纲领都支持将绿背纸币作为货币标准——绿背纸币已成为该党的名称与标识。然而，除了在绿背党全国政治纲领中对绿背纸币表示简单的支持以外，也只有东北部几个州的绿背党的政治纲领表现出了对绿背纸币的鲜明支持。事实上，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在各州绿背党的政治纲领中，各个州绿背党在好几项其他政策领域更多地表示出了政治立场。由于吸纳了许多前身是绿背党党员进入自己的党员队伍，大多数人民党的政治纲领都赞成纸币的使用。例如，在大湖区与平原区各州，人民党所起草的与绿背纸币的有关的政治纲领数量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前辈们绿背党。
    各州政党政治纲领很少提到了银币作为一个供选择的货币标准；反而，几乎所有政策要点主张了增加或降低铸币数量。实际上，多数政策要点简单地主张了按照白银与黄金１６比１的比例自由和无限的铸币。从该政策的另一极端反对派来说，在政党政治纲领中公开反对铸造银币是相当罕见的；这样政策要点通常粗率地支持金本位制，以清楚地排除任倾向采纳银币政策的决心。有限的白银购买妥协政策，由国会立法实施的１８７８年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和１８９０ 年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在政治纲领的声明中几乎整个地被忽略了。当这些政策被提及了，政治纲领通常由于问题责备它们，无论怎样，在财政系统。对于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来说，困难不是根据这些政策就能足够的铸币；对于财政保守主义者来说，问题太多。
    支持银币政策色铸币的共和党政治纲领中有一半被起草于出产白银的西部各州（参见表格３·７）。在西部以外的美国其他地区，银币政策要点频率比较降低。相反，民主党人广泛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将其作为在每个区域的政治纲领，除了东北部之外，该地区从未对银币政策产生过任何胃口，即使在布莱恩被提名后在各州民主党中清洗了黄金本位制的提倡者以后。在那个区域，布莱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再加上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声明迫使那些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过去只保留在政党信徒之外的那些民主党人政治态度彻底转变。在布莱恩被提名前后，各州民主党人政治纲领的比较显示，有十一个州的民主党立场从金本位制转向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密执安州、明尼苏达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和南达克他州。这些转变几乎是超现实的。例如，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新泽西州政治纲领宣称：“我们立场倾向于支持企业，目前黄金本位制不能动摇，必须坚持。我们反对按照任一比率自由铸造银币，以及任何迫使政府购买银块的政策。”之后，当民主党人再次举行会议选举总统候选人时，该党坚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代表着民主党和纯净的美国人，并且，随着它的执行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一减负政策将解救劳碌的大众，将推进我们的国家。”特拉华州民主党，明显伪善地企图逃避冲突问题，一方面明确地保留他们的黄金本位制的政策要点，一方面同时也支持全国一票。佛蒙特州和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在全国大会之前两者都采取强硬的黄金本位制的政策要点，在布莱恩被提名以后，看上去拒绝支持全国一票或是全国民主党政治纲领。
    在两个主要政党之间，政策要点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显示出一些显著区别。对于共和党人来说，白银问题在中间期间成为他们的各州政治纲领里的一个重要元素，只有在麦金利担任总统以后才逐渐减少，变得毫无价值。在西部以外的美国其他地区，许多这些政治纲领被起草于１８９３年或１８９４年，当时共和党人机会主义串通了克利夫兰政府，使它反对银币政策。该党实际上将经济萧条那些岁月的罪过归咎于一些政策，譬如谢尔曼购银法的废除。要是他们当权的话，他们会推行这些政策的实施。民主党人，另一方面，总是比共和党人赞成银币政策，并且，与他们的对手相比，１８９６年之后，对该项政策的支持率急剧下降的频率基本好转。由于克利夫兰对硬币的牢固坚持，许多各州民主党人实际上，是非常不舒服让他作为他们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正如第六章所显示，在整个１９ 世纪晚期，大多数在国会的民主党人偏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
银币政策要点在禁酒主义者之内的分布情况与共和党人差不多。和其他问题一样，一旦狭窄测量派别夺取了全国政党的权力后，各州组织逐渐放弃把银币政策作为政治纲领问题。这一期间的真实巨大矛盾之一就是绿背党热情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例如，１８７９年明尼苏达州全国绿背党政治纲领宣称：“我们和支持金本位制一样，同时倾向于自由和无限制的铸造银币，当然在同样的期限和条件下，以及将它保留为一个充分地法订货币，足以支付所有债务，无论是公共债务，还是私人债务。”但是，尽管绿背纸币运动支持令人鼓舞的金融稳定性和经济成长，让政府控制货币作为工具，然后，其背后的金融运行规律却是相当正式和确切，不容易受到人为控制。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完全地摒弃了这一原则，将货币供应依赖于在相当数量金属交给造币厂并铸造为美元和辅币。然而，几乎在大湖区和平原区各州的一半绿背党政治纲领将铸造银币作为他们的政治要求之一。绿背党采取银币政策要点的较高频率表明，这一运动彻底地容纳了不同的反党分子的大合并，这是对有时候相信教条的凝聚和一贯性的损害。对于人民党来说，它从多个方面来看都是绿背纸币运动的直接继承人，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经常是他们的政治纲领里的主要政治要求。鉴于各州政党采取这样政策要点，甚至在１８９６ 年与民主党融合以前。所以，根据该党银币政治要求的极高频率，与布莱恩所领导的民主党人进行合并对于人民党所从事的政治运动来说，是极其自然的。
绿背纸币理论的中心论点将经济萧条和不稳定归因于对货币供应不足。因而常常提出增加货币流通的政治要求是让人毫不吃惊的（参见表格３·８）。实际上，各州政治纲领要求按照比他们所谓的绿背纸币（比较表格３·６）略微更高的频率增加货币流通量。否则，这两个问题在绿背党政治纲领的地区分布是非常接近的。人民党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情况互相持平。对于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禁酒主义者来说，货币供应量的大小，以及反对货币由什么做成，从未是一个明显政策问题。
象货币供应量和绿背纸币一样，政府公债也是在绿背纸币理论正统学说之内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十九世纪晚期，所有金融理论突出了纸币作为无利息债务的角色。实际上，通过提供货币服务于公众，政府收回了相当于一笔无利息贷款的物品与服务。国家政府是人民的共和国，这个方面是一个绿背党观点的中心论点所在：人民集体提供资源给政府，政府当同时提供主要政策杠杆以保证经济的繁荣。就这种观点来看，为已经售出的东西来发布债券或继续付利息是毫无根据的。绿背党只是要求，他们买回以最近印刷的纸币，这一提案消灭债务的同时扩展了绿背纸币流通。该政党坚持反对债务的偿还给极端贪婪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这，同样，非常符合他们对金融家和富豪的敌意。
绿背党强调了债务货币化的积极因素，人民党和民主党人强调了由联邦政府在以金为本下支付本金和利息所伴随的阶级不公平。在１８９０年前半年，共和党人非常简要地集中发布公债政策要点，当时克利夫兰政府被迫发行成千上万美元的联邦新债以捍卫黄金本位制。对于民主党的东部分支，这些政策要点，与银币政策要求一起发布于同年期间，排列在曾经被起草于美国政治中最玩事不恭的政策要点。总之，与绿背纸币和增加的货币流通的政策要点相比，在不同政党，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上发布的公债政策要点与前者是非常相似的。
虽然黄金本位制位于货币争论大漩涡的中心，它很少在各州政党政治纲领里公开被谴责；相反，绝大多数政策要点由主张改行某一其他货币系统暗示出其反对金本位制。共和党人是唯一坚定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政党（参见表格３·９）。绝大多数在东北部的资本输出的地区和大湖区各州的共和党政治纲领公开地倾向了金本位制。在美国西部，各州共和党政治纲领中倾向银币政策的远远超过了支持金本位制的，清楚地预示在配合麦金利总统１８９６年政治纲领以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对硬币政策进取的追求上，那些组织会有问题。南部的共和党人是该政党的最为沉默的地方一翼。他们在全国政党中的附庸地位迫使他们给黄金本位制大唱赞歌，但南部的共和党人清楚地更喜欢根本不提及货币政策。几乎所有支持金本位制的民主党政治纲领被起草于东北部或大湖地区。美国东北部的民主党人，实际上，起草了比银币政策略微更多的黄金本位制的政策要求；正如西部地区共和党人和麦金利之间的情况一样，东北部这个情况预示着该地方党翼会与布莱恩之间发生问题。认可银币情绪在他们自己的全国组织流行，然而，东北部民主党人却一般不喜欢在他们的州政治纲领中提及货币政策，即使他们的代表在国会投票支持金本位制。尽管与南部的共和党人在全国共和党中的地位相比，他们在自己的政党中的独立性更高，美国东北部的民主党人仍然在货币政策上保持沉默。禁酒主义者很少对全体选民提出了黄金本位制的政策要点。绿背党和人民党，毫不奇怪，压根儿就在这一政策问题上闭口不谈。
国家银行系统是倾向黄金本位制唯一最重要的政治顾客。基于这一角色，银行系统本身也受到密集的政治攻击。对于绿背党来说，向国家银行表示敌意具有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好处。从政治上来看，对系统的废止要求是对财富特权的普遍攻击。从理论上来看，货币发行的特权被分配到这些私有的银行违背了他们的理论所要求的政府对货币供应的应有的自主决定权。此外，由于国家银行钞票系由联邦公债的存储所保证，银行家所汲取的利率本应是由政府所提供无利息贷款。
    与绿背党相比，在与政治因素与理论因素之间，人民党往往倾向于强调政治因素，尽管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却对国家银行系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人民党相比，民主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对银行体系的攻击力度远远不如前者来得激烈。除了在产业发达的美国东北部，当地的民主党人的攻击力度更为轻微之外，国家银行体系问题在其他地区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中出现的频率非常平均。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略微的变化。如果我们深入的思考黄金本位制、国家银行系统、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会从多个方面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共和党、共和党领导下的庞大的军队、联邦抚恤金政策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共和党人几乎从来没有写下带有敌意的政策要点。然而，他们也从来也没有提出捍卫银行系统的政策要点：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所提出的所有共和党政治纲领中，仅有七件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起草的这方面政策要点甚至更少，仅有两件。
    正向表格３·１～３·１０所说明的，关于全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政策要点数量非常之多，内容各不相同，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黄金本位制作为一项极为盛行的货币政策，成为将这许多各不相同、并且互相关连的政策要点联系起来的关键。对该项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对态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该政党是否在政策纲领当中提到一些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术语来说，与黄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没有多大关联的问题。很明显，此类问题往往就是国家银行体系问题。因为，从严格的经济术语意义上来说，即使没有联邦特许的银行，黄金本位制也能良好的运行。然而，由于黄金本位制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背景，导致绝大多数的政治纲领将它与金融政策挂起钩来，针对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和绿背党（从次要的层面来看，还有民主党）的攻击，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几乎如出一辙地保卫了国家银行系统。相反，绿背纸币理论的形式化的和复杂原则倾向于决定着绿背党与人民党所采取的许多立场 （和，从一个更小的程度来说，民主党人）。实际上，绿背党政治纲领经常比较复杂，在不同的财政问题上，往往会有三到四个比较分明的政策声明。然而，从最后的分析来看，为了提出银币政策的主张，许多政策纲领的和谐性被破坏了。人民党的此方面政策要点往往比较简明扼要，而且绝大多数与银币政策紧密关联；然而，他们有时仍然采纳了绿背党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民主党人这方面政策纲领的理论连贯性不强，极少采取绿背党的政治立场。即使要采纳的话，也往往通过牺牲理论连贯性来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劳工政策要点
    在公众生活的所有领域当中，群众对财富提出要求最强烈以及政党所相应作出的反应最为频繁的领域当数产业领域当中的劳资关系。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爆发了成千上万的罢工，绝大多数声势浩荡，让美国的工厂车间成为世界历史上那一时期劳动人民最为痛苦挣扎的舞台。然而，尽管美国所采取的激烈竞争的政党体制，每一个政党都到处寻找政治支持，可是对于劳工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美国政党体制作出的反应却是坚决镇压。对于劳工们所提出的提高工资要求，绝大多数的政党纲领都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触及到了这一问题。然而，仅有两项政策被多次提及：限制外来移民政策与规范囚犯劳动政策。本书将接下来对这两项政策分别作出研究，而其他涉及到劳资关系的政治纲领将统一归纳为一类（参见表格３·１１）。在该类政治纲领当中，政党们在起草时，从劳工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中挑出一些比较顺眼的，然后再花上一个政治要点对工人们表示泛泛的同情，最后，提出那么一两点简要的请求，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绝大多数的此类政治要求都非常的温和，例如，要求新州统计数字啦、要求成立联邦劳工局啦、或者要求非强制性的政府劳动仲裁啦。无论这些政治要求多么温和，至起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实力，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因此，本书将这些政治要求纳入研究范围。绝大多数的其他政治要点是对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示关切，却没有呼吁政府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诸如此类的政治要点被排除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在所有与劳工政策有关的政策纲领当中，要求采取具体的解决劳资矛盾的方法或者要求重新建设全部工业车间的主张极为罕见。绝大多数诸如此类的政治纲领往往是由绿背党提出，并且采用不同的政策要点对每一项不同的政策详加阐述。人民党也强有力的提出了许多对劳动者有利的政治要求，虽然在行文措辞上他们更加激烈，但内容却不够具体。主要的美国政党在此方面的政治纲领往往比较简短，提出的政治要求也比较温和。
    正如表格３·１１所示，如果不看内容的话，这些政党向选民所提出的劳工政策频率非常不一致。正如可以预期的，鉴于这些政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在产业制造业带，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纲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美国大湖区以及美国东北部的民主党政治纲领倾向于劳工的政治要点出现得更为的频繁。在美国西部，当地的矿工高度集中，组织完善，在政治上比较活跃，因此，在两大政党的政治纲领中，劳工政策的出现频率一样之高。在大平原地区各州，劳工政策在当地共和党人所起草的政治纲领当中出现的频率，无论是与民主党相比，还是单独来说，都非常之高。在美国南部地区，由于当地工业严重欠发达，在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中几乎找不到多少劳工政策要点：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更为倾向于劳工政策，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但差距非常之小。布莱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对于民主党的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劳工政策要点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年当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当中。在整个这一时期，禁酒主义者始终对劳工权益漠不关心。即使该政党的政治纲领当中提及到了劳工，绝大多数政策要点也仅仅是泛泛的要求建立相应的机构的以对劳资冲突进行仲裁。与前者相比，绿背党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该政党常常起草详细具体的政策要点，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劳工政策要点。这些政策要点往往是绿背党在全国各个地区政治纲领的主要部份，尤其是在产业制造业带。人民党也极具勇气承担起政党对劳工所应附有的责任，尤其是在美国西部地区，该章与当地的矿工组织所组成的联盟促使其政策纲领鲜明的表达出劳工主张。
    与其他的政治对手相比，在十九世纪绝大多数选民的眼中，绿背党的政治主张最具有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特色。由于他们因而实现了真正的可能性，值得对绿背党的政治要求展开全面的调查研究。例如，１８７９年马里兰绿背党的大会上，该党向选民提供了以下劳工政策主张：
劳动者的被雇佣说明了他的价值所在，无论从事劳动的是男性还是女性，付出劳动后理应获得相应的回报。
国会应确保在每一个州中建立劳工统计局。
每一天的法定工作时间应为八个小时。
各州立法机关应通过相关法律，以确保在所有从事劳动的工作场所空气流通，以及具备其他必备的卫生条件。
要求对任何雇佣不满十二岁的儿童从事手工劳动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
正如联邦各州为确保其他债务得以履行而提供的法定救济措施一样，各州也应当为劳动债务提供法定救济手段，甚至强制实施。
诸如此类的政治要求往往与公共教育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一并提出。例如，在１８７８年，康涅狄格州的绿背党将公众认可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与教育问题挂钩起来：“我们要求对公众学校教育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革，以便在综合类学校之外，设立农业学校、机械学校、以及商业学校；所有学校教材应有州政府提供，每周至少提供一节劳动课，进行劳动尊严教育，已认识到它在人类日常生活当中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其他的政治纲领提出了具体的劳动改革要求，但是，为了避免潜在的选民无法在一大堆细节当中认清该党的政治倾向性，往往直接抄袭马克思的经典语句来对绿背党的政策进行总结。例如，在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要求之後，１８８０年伊利诺伊州绿背党劳动大会总结道：“我们要在每一个民选政府当中体现出劳动者劳动所创造的神圣价值，进而，让这些社会财富的辛勤创造者能够获取必要的物质回报以及促进精神、社会、以及灵魂文化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设施，强烈谴责在我们文明当中的一种野蛮主义思想，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看作毫无价值，像畜生一样贴上标签出卖自己的辛勤劳动”。其他的政治纲领则将精彩的言辞与具体的改革要求融汇成了一个总的观点。例如，以下的政治要点节选自１８８０年马萨诸塞州绿背党政治纲领：
劳动时间应该缩短，应设法禁止儿童在工厂从事剧烈的体力劳动，那些省力的机械是上帝对劳碌的儿女们的恩赐，而不应当被用作让劳动者用疲倦的肌肉从事令人心碎的竞争的酷刑机械引擎，从而为资本家榨取更大的赢利。发明所利用的浩大自然力量不是用来获取百分之六的股息，而是用来解除人类的奴役；并非用作长时间的劳役，而是人类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之作，理应获取补偿，故此要求在资方与劳方之间建立起一个新的利润分配体系。我们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小时劳动工作法，现在将以上联邦法规与妇女与儿童的就业也关联起来，并且我们坚持，从一千人以上的机械工人手中窃取一个小时的劳动时间的公司应当和其他轻微触犯法律的人一样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尽管在其政治纲领中不断地流露出伤感的意味，绿背党却从未在其政治纲领中明确地指出工人的阶级敌人，或者实实在在的引述任何一件与劳动者的主张相违背的劳资冲突。作为绿背党的继承人，人民党也起草了许多性质比较宽泛的政治要求。例如，１８９２年科罗拉多州的人民党大会上宣布“劳动阶级向一切人剥削人的立法宣战。”再如，１８９４年，堪萨斯州的人民党谴责了“所有主宰这个国家的政党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资本家，欺压劳苦大众。我们向所有通过自己劳动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劳动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要求在不降低他们每日工资的前提下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以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
然而，与他们之前的绿背党不同的是，在当时最激烈也最具有争议的劳资纠纷当中，人民党经常在在劳方立场上。例如，１８９２年明尼苏达州人民党政治纲领在提及到了发生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罢工时，呼吁所有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向荷姆斯泰德（译者注：佛罗里达州东南部一城市，位于迈阿密西南。是柑桔种植区的商贸中心）以及全美国与剥削压迫我们的垄断阶级进行斗争的受欺压工人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垄断百万富翁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他们通过操控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产业，迅速地，也是必然的让人们在政治上和产业上成为他们的奴隶。为了推翻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呼吁他们在投票点与我们联起手来。”在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城，在美国铁路联盟的领导下组织的一场大罢工很快席卷整个美国，并且深深地感动了明尼苏达州的人民党。在他们的１８９４年党的大会上，提出如下政治要点：“在美利坚合众国，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依法通过和平的途径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并不能被视作为犯罪行为。我们认为，将德布斯先生及其同僚予以逮捕是一个极不明智的举措。此举严重地违背了联邦司法制度，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大约在一年多以后，俄亥俄州的人民党大会谴责了对德布斯的起诉谋反罪名是对宪法的违背。因为，作为一名工会的领导者，德布斯有权在陪审团面前接受法庭审判，这一权力却被赤裸裸地予以剥夺。事实上，即使在德布斯先生转向社会主义以后，他仍然是人民党运动中的一位草根英雄。例如，在１９００年，人民党中的“中间路线派别”在爱荷华州党代会上选举德布斯先生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其他政党在将劳动者政治要求写入他们的政治纲领时，往往倾向于把其中的激进主义色彩予以清除。例如，共和党祭起了“关税保护与经济繁荣”的政治大旗，承诺向劳工提供关税保护，以使他们避免面对外国工人的竞争。对于失业问题，民主党的政治反映是将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作为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禁酒主义者则强烈认为，由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清醒是改善劳动者目前状况的关键。唯一一个能将所有劳动者政治要求原封不动搬进政治纲领的当属绿背党，或者从次一层的含义来说，也包含人民党。在布莱恩的领导下，美国北部的民主党也举起了劳工政策的火炬。
移民政策要点
在劳动者所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当中，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政策无疑是在所有政治运动当中被广泛采纳的政策要点。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海外移民在劳工市场中抢走了不少份额，导致工资水平直线下滑，加大劳工团结组织的难度。在此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对外来移民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政策：任何人只要有钱支付踏上美国海岸的费用就可以移民美国。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移民的来源由从欧洲大陆北部与西部地区转向了欧洲大陆南部以及东欧地区。移民潮的这种变化引发了如下政治要求：为了限制来自地中海、巴尔干地区、斯拉夫语系的欧洲国家的技术不熟练工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考虑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问题，劳动者是唯一提出该项限制政策的群体。政党政治纲领从两方面对这种要求作出了回应。首先，几乎所有的政党异口同声地宣称：移民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他们疾病缠身，一贫如洗，大字不识，还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入美国——应当拒绝他们踏上美国的领土。
其次，各党派的政治纲领以一种狭隘的观念作出了反应。在整个美国西部地区，来自中国的移民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铁路建设领域与采矿的领域。美国西部的劳动组织提出了彻底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政治要求，此类抗议在整个地区不绝于耳。各大政党对这一要求作出了反应：在这一时期的各州各党政治纲领当中，最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段落往往以似曾相识的面目在各大政党的政治纲领中频繁出现——比美国南部民主党人的种族歧视观念更为共同、刺耳、极端。相当一部分这些政治要求在美国东部得到了劳动骑士团、美国劳动联盟、以及一些州的政党政治纲领的积极回应，来自美国西部地区的反应尤其激烈。在一些的情况下，诸如此类的政治要点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出现频率可以与关税保护和货币政策的政治要点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在西部地区以外，这种敌视移民的情绪远没有西部地区来得激烈。
基于好几个原因，共和党人比其他政党更倾向于采纳了上述限制移民的政治观点。首先，限制移民的政治手段可以为关税保护政策吸引劳工支持，将共和党该政策的中心主题进一步拓宽、深化。其次，共和党人的主要选民支持来自于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士、来自于北欧与西欧的新教教徒、而并非那些来自于地中海或者东部的天主教移民。因此，对于支持共和党人的工人来说，限制移民政策不大可能影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今后移民美国。对于民主党人来说，由于该党的主要政治支持来自于新移民，采纳限制移民的政策是不够审慎的，从两方面构成限制：一方面，支持民主党人的工人往往技术不够熟练，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极易受到新移民的竞争威胁；另一方面，许多支持民主党的移民尚有妻儿老小与朋友在海外，急于共同相聚于美利坚合众国。基于所有上述原因的考虑，无论是从地区的角度，或者是从时期的角度来看，民主党政治纲领反对移民政策的力度都远不及共和党人。禁酒主义者则倾向于透过一个威士忌酒杯来看待移民政策问题：他们提出的限制移民的政治要求是建立在道德品质的假定前提之上，往往呼吁对移民采取更为严厉与完善的归化要求，并且要求只有在新移充分归化后方可享有投票权。与禁酒主义者相比，尽管绿背党和人民党更为支持工人的政治要求，对于移民问题他们却只是给予例行其事的关注，在所起草的政治纲领中，提及到移民政策的政策要点频率略高于民主党，却远远地低于共和党人（该党的政治要求也更为严厉）。在西部各大政党所起草的限制移民的政策要点当中，亚裔移民的问题最为突出。从总体上来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大萧条也导致了在该时期的反对移民的政治呼声在各大政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时期。在整个这一时期，实施对外国移民采取开放门户政策的政治纲领虽然极为罕见，但残存的美国移民政策或多或少地存在，却格外地排除亚裔移民（在一系列的联邦法案当中彻底地排除了这一种群的移民美国权利）。
囚犯劳工政策要点
与涉及到移民问题的政策要点相比，要求对囚犯劳工政策进行废除或修改的政治呼声相对要弱了许多。劳工者对囚犯劳工的雇佣问题的关注兴趣主要来自于两者之间在就业市场上的潜在的竞争：前者往往被称为“自由劳动者”，这一名称起源于早期的反奴隶运动；后者，也就是囚犯，往往由州政府雇佣或者由州政府出租给私人或企业。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绿背党与人民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其他主要的政党更为负责，尽管这一时期晚期人民党起草他们的政治纲领时，公众对囚犯劳工问题的关注度已经明显逐渐消退。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大政党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热情也明显消退。当劳工们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时，禁酒主义者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们的超然物外。各大政党所提出的囚犯劳工政策的政治纲领在各地区间分部比较平均，只有美国南地区方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在这一地区，包含有对囚犯劳工政策进行废除或改革政治要求的政治纲领数量更多）。对于共和党南方阵营来说，他们所起草的这方面政策纲领数量更多。然而，对于有关囚犯劳工的政策要点来说，最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这些政策要点所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些政策要点怎样把这些所表达的内容与真实的囚犯劳工的情况（当州政府自己雇用这些囚犯劳工或者将他们出租给私有企业时）联系起来。
从整个十九世纪晚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囚犯劳工现象在美国各地极为普遍。例如，１８７９年，马萨诸塞州劳动局向该州立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声称，在全国关押的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七名囚犯当中，有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名囚犯通过合约出租给私人雇主，或者在监狱管理局的直接监控下从事劳动（即，当时人所共知的“服务于公共事业”：由监狱官员购买必需的原材料与设备，监督制作过程，然后再将产品销售出去。这种运作模式或多或少地类似于联邦各州的公有产业企业）。无论囚犯们从事劳动的途径是哪一种，他们与监狱高墙外的自由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展开了直接的竞争。囚犯们从事劳动所得中的绝大多数或者全部的薪水被用于支付监狱日常运作所需，他们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准约合每天四十美分；而与此同时，自由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准约合每天两美元。即使认真地扣除囚犯劳工较低的生产力这一因素，两者截然不同的劳动力成本水平明显的威胁到了自由劳动者的就业情况。考虑到雇佣自由劳动者需要付出的较高的工资支出，这种恶性竞争可能严重的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而从整个美国劳动力市场来看，囚犯劳工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无论是从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总价值来看，还是从工资水平来看，囚犯劳工占去百分之一的全国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产值都不到。
比起来囚犯劳工的被雇佣这一事实来，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所面临的极端残酷、甚至有时野蛮的生活境遇，尤其是在美国南方。事实上，囚犯劳工制度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提供监狱的日常运营所需。实现同一目标的另一个办法是根据他们目前的产出，要么依赖于私有经济，要么在州政府的直接监管下，降低监狱关押犯人所必需的费用。这一做法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囚犯们推入现代人所无法想像的野蛮的生活境遇。例如，在１８７９年一年不到的时间中，仅南卡罗来纳州出租给格林伍德与奥古斯他铁路公司的二百八十五名囚犯劳工中，就有一百二十八人悲惨的死去。在其余的幸存者当中有三十七人，平均每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一名脱逃出了这种根本无视于囚犯所犯罪行严重程度，一股脑儿地给人宣判死刑的罪恶制度。
从某些方面来看，上述案例虽然较为极端，但是在美国南部监狱每年通常较高的死亡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１８８０年以后，阿拉巴马州监狱囚犯的死亡率一直徘徊在每一年百分之五左右。而这，实质上还是一种进步：该州以前的情况更加糟糕。在１８６７年至１８７年之间的大重建期间，阿拉巴马州的囚犯每年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仅１８７０年一年之间，就在该州的直接监管下，百分之四十一的该州囚犯悲惨的死亡）。佐治亚州的囚犯生活境遇相对较好——该州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郎囚犯死亡率由每年百分之四点七二（从１８７４年到１８７６年）下降到百分之２．４二（从１８７７年到１８７９年）。在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８６年之间的报告期内，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千一百九十八名囚犯当中就有一百四十二人死亡，促使该州州长敦促该州政府对于出租给铁路公司的囚犯劳工的情况进行监督。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８８７年二年之间，密西西比州囚犯劳工的年死亡率在百分之一十二以上的。据密西西比州调查委员会的同期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中西部各州监狱的囚犯死亡率约从百分之零点五～百分之一以上。
十九世纪晚期，在美国监狱的管理运作方面的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特色是囚犯的种族与性别特征非常明显。例如，到在美国南部，几乎全部在押囚犯都是男性黑人——黑人在其中所占比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囚犯劳工队伍简直就像美国内战前的黑人奴隶劳工。在这一时期晚期，美国南方剥夺黑人公民权立法夺走了绝大多数黑人的政治投票权之后，绝大多数黑人囚犯的政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除了恶劣的饮食与落后的医疗手段之外，受到监狱虐待就是最为直接的政治后果。从监狱在押犯人的人口调查统计情况来看，种族特色与性别特征尤为突出；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押囚犯的人口状况显示出了这些鲜明的阶级歧视。１８７７年，在阿拉巴马州州的监狱关押的全部囚犯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之间的职业是普通劳动者，近百分之六十的囚犯所犯的罪行是侵犯财产罪。
十九世纪晚期，无论是在美国哪一个地方，被雇用的囚犯劳工所面临的真实境遇都是极其辛酸与残酷的、尤其是在美国南方，雇佣囚犯劳工的行为简直就等同于谋杀犯罪。然而，绝大多数敦促对囚犯劳工制度进行改革和废除的政治要点却并没有引述囚犯们所面临的野蛮的劳动状况，恰恰相反，它们所引述的却是囚犯劳工对于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美国北部与西部各州，情况同样如此。不过与美国南方相比，囚犯劳工问在监狱高墙内外的境遇相对没有那么野蛮，至起码从年死亡率这一数据来说。然而，即使美国南方的囚犯的遭遇是如此悲惨，绝大多数当地要求废除囚犯劳工制度的政治要求却完全无视这种制度的惨无人道。例如，１８８８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人向选民提出的以下这段政治要求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各地极为常见：“我们反对雇佣监狱囚犯作为劳工的措施，该措施直接导致了囚犯劳工与自由劳动者展开竞争。”在同一年选举中，同一批选民面前，共和党人提出的政策要点与民主党人的如出一辙：“我们谴责让囚犯从事公共服务以外的劳动工作的行为，并且要求坚决禁止囚犯劳工与自由劳动者进行竞争。”后者这种政治观点令人极为震惊的是，身为囚犯劳工制度最为普遍的受害者的黑人，在绝大多数美国南部共和党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然而，绝大多数其他南部共和党人对施加于囚犯们所面临的野蛮境遇极为敏感。比如，阿肯色州共和党人在１８８６年宣称：“我们因为下述原因谴责本州的民主党人……制定并且维护这样一种刑罚制度，允许囚犯劳工与诚实的工人展开竞争，残酷的镇压中年人……”诸如此类的政治宣言，以及其后的南方真实情况足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主要政党与小党派会在其政策要点中以相对较多的篇幅提及囚犯劳工政策要点。但是，即使是在该地区，绝大多数的政策要点，也仅仅是触及囚犯劳工与自由劳动者所展开的不公平竞争，却从未关注囚犯们所遭遇的悲惨的境地。在美国南方以外的地区，与北方共和党向南方黑人被剥夺投票权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同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南方的囚犯劳工制度只字不提。除了一些绿背党和人民党在其政策要点中给予的支持以外，南方的共和党人几乎是孤军作战。
关于土地分配与处置的政策要点
谈到劳工的利益时，正如那个时代人们所理解的，土地的处置是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边陲有着辽阔的、尚未定居的领土，足以为不愿意在东部城市与县镇靠出卖劳动换取薪水的欧洲与美国定居者提供另一个选择。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这些尚无人定居的土地迅速地消失。各大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对此作出反应，为了抵制私有土地中间商、木材公司、或者铁路公司的土地侵占行为，绝大多数政策要点要求将尚未开发的公共土地保留下来，以提供给“实际的定居者”。这些政治要求直击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核心所在。例如，在密西西比河以外的绝大多数领土被划拨给铁路公司，以换取他们在美国边陲地区修建铁路。绝大多数的此类铁路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最终未能满足政府的土地划拨要求。因此，特别是在大重建结束以后，要求将欺骗所得的划拨土地归还给国有，从而提供给定居者的呼声不绝于耳。
其他的政策要点提出禁止外国人、公司、或者非永久定居者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这一政策将再一次为定居者保留土地。在一些类似的政策要点中，由一些政策要点非常泛泛的提出摧毁“土地垄断权”的政治要求，然而却从未对这一术语进行过任何解释。在所有将土地处置作为他们的中心论点的政策要点当中，要求将土地保留用作教育用地，以为西部定居者的下一代提供教育无疑是最为温和的土地政策要求。正如１８８２年宾夕法尼亚州绿背党大会所起草的这一政策要点一样，关于土地要求的几个不同主题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从而使得各个主题背后的思想清晰地浮现：“我们反对对垄断土地，并且要求保留所有的，特别包括那些被大公司们所欺骗走的大量土地公共用地，以提供给实际的定居者。”
对于绿背党来说，将美国边陲的土地保留给定居者是该党制约阶级特权政策中的主要部分。在所有各州绿背党的政治纲领中，超过一半的政治纲领中包含有与土地有关的政策要求。特别是在美国东北部的该党政治纲领中，为了吸引产业工人，尤其是钢铁产业中的选民，土地政策在政治纲领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该地区，绿背党的政治要求包含有将土地政策视为“社会安全阀”的意味，将在公共土地上定居视为受压迫的产业工人的另一条出路。尽管人民党不大可能起草与土地政策有关的政策要点，但此类政治要求仍然占到了该党全部政治纲领的四分之一篇幅。共和党与民主党更不可能对边疆拓荒时代结束做出什么政治反映，因此仅有八分之一的政治纲领提及到了土地的分配与处置。并且，与其他的政党相比，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强调联邦土地政策。所以，与土地政策有关的政治纲领的分布情况非常相似——主要起草于美国东北部与南部以外的地区。对于美国东北部于南方地区来说，联邦政府的公有土地非常稀少。因此，对于当地社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来说，土地政策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与共和党和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背党与人民党对于土地所有权提出了许多带有阶级特色的政治要求，因此无需涉及到联邦政策。例如，禁止外国公民在美国享有土地所有权问题主要由各州立法机构或者其他的地方政府决定。当诸如此类的禁止要求与单一税提案及其他形式的阶级立法交织在一起时，往往就能显示出绿背党与人民党的政党特色。与其他主要政党相比，绿背党与人民党在美国东部与南方所提出的土地政策要点的分量呈上升趋势。尽管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与土地问题有关的政策要点被各个政党频繁的起草，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联邦与各州的政治领域，公共土地的处置问题的热度正在消退。从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之间，除禁酒主义者之外，各个政党对土地政策要点的起草频率明显下降。
关于所得税政策要点
与土地分配政策一样，所得税的调节主张明显地带有要求经济平等的意味在内。１８６１年八月，美国内战早期，联邦政府规定年收入在八百美元以上者应缴纳百分之三的所得税。１８６２年七月，这种节税被更重的累进征收所取代。经过期间多次修订，该项法律于１８７２年自动失效。１８９４年，威尔逊·塔利夫重新提起所得税，美国最高法院却立刻跳出来指责新的征收是违反宪法之举。结果，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联邦所得税从未得以实际的征收。
对于产业化的政治经济大背景来说，所得税的潜在角色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问题。例如，联邦政府一旦拥有所得税的岁入，就有可能减轻对关税的依赖，因此，可能采取减轻关税的措施。自由主义贸易者，特别是那些中低收入的自由主义贸易者将由此发现此类主张极具政治吸引力。其次，所得税本身就带有极强的阶级与地区意味。富豪阶层将承担绝大部分的税负，并且绝大多数的富豪阶层都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城市的大都会里。因为所得税带有回归特色，税收所得将用于回馈美国南部与西部的中低收入的农业阶级，采纳了累进税率政策取代保护关税政策将至少在以下三方面造成财富的再一次分配：从工业领域向农业领域的再次分配；从上层阶级向下层阶级再次分配；从美国东北部和大湖区各州向全国其他地区再次分配。按照这条线索，所得税问题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
主要政党与各个小党派在其政治纲领中采纳所得税政策的频率反映出其背后的地区与阶级意味（参见表格３·１５）。例如，作为美国制造业带上层阶级的政党，共和党人从未在他们各州的政治纲领中支持过所得税政策。鉴于最初的美国南北内战征收是由共和党人发起这一事实，鉴于美国南方共和党人在整个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社会最底层地位的这一事实，这种彻底地沉默雄辩地回答了在美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共和党属于哪一个阶级、主要为哪些地区服务、主要支持哪个经济领域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整个民主党来说，各州民主党人在政治纲领中对所得税支持的频率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期的。与其他地区相比，美国东北部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不大可能起草所得税的政策要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方地区民主党人的大会上，当地民主党人频繁地将所得税问题纳入他们的政策纲领。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上层种植园主的利益，但却全力支持所得税政策；美国南部的共和党人主要代表黑人佃农与低层山区白人的利益，却从未提出一项支持所得税的政策要点。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在美国各地区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国内政党体制中不同阶层联盟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南方的民主党人之所以支持联邦所得税政策是因为，该项政策一旦与更低的关税挂起钩来，即使该党组成中的一些富有党员将被迫承担一项新的税负，这一地区所背负的沉重经济负担却可以大为减轻。而对美国南方地区的共和党人来说，尽管面临的所得税政策将毫无疑问的令该地区的共和党员所处的社会阶层受益，但是，由于南方共和党完全依赖北部共和党的支持，倘若支持所得税政策必将破坏各地区共和党之间的团结，因此，保持沉默是最直接的可行办法。由于绿背党和人民党具有鲜明的阶级特色与明确的政治目标，不大可能出于组织上的原因进行妥协，两党在美国各地区间几乎一致的支持所得税政策。然而，禁酒主义者担心联邦政府一旦有了所得税的岁入来源，可能会降低对酒精所征收的高额国内税。出于对这种可能的担心，以及该党所从事的政治运动主要面向社会上层阶级，尤其是美国东北部的上层阶级，使得该党在所得税政策上的政策要点并不多。
关于农业的政策要点
在十九世纪晚期各州政党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中，一眼看去，一个最为引人嘱目、也最为不平凡的特色就是这些政策要点几乎无一例外地极少涉及具体的农业问题。即使有那么一两次出现，绝大多数也仅仅是因为人造黄油影响到了天然黄油的销售，故此干巴巴的要求禁止人造黄油的销售行为。例如，１８８５年的纽约民主党人大会上指出“对于仿造天然黄油与奶酪的人工化合物进行生产与销售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这些政策要点的视野都比较狭隘。要求联邦政府对肉类以及其他出口产品进行检测，正如以下节选自１８８１年爱荷华州共和党人政治纲领中的内容所表明：“肉类以及鲜活动物对于美国商业的极端重要地位，促使我们要求在联邦以及各州积极实施有效的立法措施，对于影响我们这一重要国际贸易的动物类疾病采取积极的预防与治疗措施。”诸如要求对农业类院校和农业站点进行联邦补助的其他政策并没有出现在各政党在各州的政治纲领当中。在所有的记录当中，只有１８８０年的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人大会上所起草的一个政策要点涉及到了农业领域当中的阶级关系。该项政策要点指责到：“诸如地主与佃农法案之类臭名昭著的法律完全是出于让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同时镇压谦卑的、无力反抗公民利益的目的而设计的。”
当然，农业类政策要点的却是并非意味着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农场主不关心政治。事实上，他们或许是美利坚合众国中最具有积极自觉意识的政治群体。然而，农场主们的政治目标是对整个美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彻底的重建，而并非想把农业领域转变为联邦与各州政策体制内数之不尽的利益群体之一。与同一时期的产业工人相比，显示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了在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一类获取更多的筹码，产业工人通常对自己的政治要求进行修正；而农场主们则针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提出比较全面的提案。在工人与农场主两者之间，产业工人及容易被转化，甚至驯服为联邦与各州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农场主们则几乎天然的从美国政府的政策体制中找到了一个较为早期的、也更为舒适的政治地位。
政治政策要点
在十九世纪美国政党运动中，一系列的纯正政治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主要或者次要的角色。与以下五个问题有关的政策要点出现的频率非常之低：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国家公务员改革、澳大利亚投票方法、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以及妇女投票权问题。十九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涉及到联邦政府对南部选举的干涉问题。考虑到该问题在于影响政党竞争中的基础地位，本书对该主题另行专做分析。另外五个问题则形成的一项改革议程，从许多方面对于全体普通的选民造成影响。
或许，五大问题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最高法院以及联邦司法机构滥用司法独立权镇压罢工运动所招致的广泛公众批评。直到十九世纪晚期，特别是１８９４年普尔曼大罢工以后，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才在各州政党政治纲领中逐渐退居一个次要的角色。尽管１８９６年布莱恩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民主党人也开始积极地关注这一问题，然而，此类政策要点却更为主要的出现在人民党的政策纲领当中。尽管频率不高，共和党人却采纳捍卫法院以及司法权的政策要点。由于这一问题分别影响到产业雇主与工人的利益，该问题纯粹是一个阶级问题。
涉及到公务员体制的政策要点在美国各大政党的政治纲领中更为常见（参见表格３·１６）。几乎所有的政策要点都一致赞成改革，尽管绝大多数的此类政策要点往往比较简短，在表示支持时也显得有些马马虎虎。正如《商业与财经年鉴》所提及到的（这一评论在大选中直接帮助詹姆斯加菲尔德当选为美国总统）：“现在，每当提及到公务员制度改革时，总能引发会心的微笑；不过，它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他问题。推动政府公务员脱离政治的总统或者国会必将名垂青史。”１８８１年，加菲尔德总统被一位潦倒的公务员所暗杀的事件使得与公务员体制有关的政治提案成为主要政党政治纲领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特色。从此，关于公务员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的一直延续了８年左右。此后，这种政治热情才逐渐消退，公务员改革问题又像以前一样在主要政党的政策纲领当中不时断断续续的出现。正如十九世纪晚期的其他问题一样，绝大多数的公务员体制改革的政策要点出现在美国产业制造业带各州政党的政策纲领当中，来自这一地区的政策要点数量要远远高出了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的同类政策要点。由于身处整个美国社会阶级的顶端，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常常是带着一定的激情拥抱公务员体制改革的提案。而对于绿背党和人民党来说，作为这一时期的阶级反叛者，则对这项改革漠不关心。而对于美国南方地区的共和党来说，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的最底层人员，因此，对于这种改革非但漠不关心，甚至带有某种的敌视。
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诸多项改革运动当中，最主要的插曲则是澳大利亚投票方案。这一投票方案在三到四年之间就改变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选举投票方式，选民开始采用联邦各州印刷以及管理的统一选票，而不再采用党票。在１８８６年以前，在两大主要政党的政策纲领中从未提及到澳大利亚投票方法，或者更准确一些，“秘密投票”方式。然而，在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０年两年之间，几乎近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的政策纲领中。提及到了澳大利亚投票方式。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近一半的同一时期的政治纲领对该项改革表示支持。绿背党在早些时期是秘密投票理念的先锋，而当这一问题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时，该党则对这一思想予以忽略。在这一方面，禁酒主义者与绿背党的情况差不多。一旦几乎所有的州都采纳了新的投票制度以后，涉及到秘密投票的政治纲领数量急剧下滑。１８９２年以后，在主要美国政党的政策纲领中仅有两项政策要点专门谈到秘密投票方式；而对其他的小政党来说，与秘密投票投票有关的政策要点则干脆消声匿迹。作为一项政策纲领的主题，尽管澳大利亚投票方案是一项先进之举，但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运动中它却一瞬即逝，很快地成为过眼烟云。
所有诸如此类改革都带有清晰的阶级歧视特色。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来说，当工人们向他们的雇主提出财产要求是，法院则以禁止令和蔑视法庭这样极不民主的手段镇压工人运动。而对于公务员改革措施来说，公务员考试与管理办法一旦实施，那些文化程度较低或者未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公务员则明确地被清除出了公务员队伍。尽管这不是一项公开问题，这种阶级歧视影响却能从政党政治纲领中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采纳情况可以非常清楚地一眼看出。澳大利亚投票方案政策也带有同样的意味：那些没有文化的选民如果一个人来到投票站，根本就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候选人。尽管对候选人采用了符号以及字母的方式帮助识别，然而这项改革却毫无疑问的筑起了一道墙，将那些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的移民以及文盲挡在了政治选举参加的墙外。尽管美国的反对党通常信奉民主原则，然而，有时阶级意识的分量甚至超越民主原则。例如，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在１８９２年宣称应当剥夺他们的阶级敌人担任政府职位的权利：“我们支持对宪法作出这样的修改，禁止国内的银行家、以及铁路公司、电报公司、电话公司的上层人员及其政治代言人，或者在选举前两年期间担任过诸如此类职务的人员在本州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中担任任何职务。”
让人并不惊讶的是，在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的政治提案中也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美利坚参议院与最高法院一起，向来如同国内其他政治机构一样，为上层阶级的权贵所把持。从各州立法委员当中间接选出美国参议员的选举方法在某些时候，被豪富阶层通过贿赂的方式所利用来操控选举，成为豪富阶层插入美国政治的一条血管，因而，间接选举制度甚至强化了这种上层权贵特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举所带来的回报通过这一时期较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决定了谁将最后被选择为参议员。一位极不受到欢迎的参议员可能在各州和地方的选票上拖政党的后腿。然而，一旦某一个州立法委员严重分裂，即，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占有多数议席或者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被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时，在解开僵局的诸多因素当中，金钱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美国参议员这种鲜明的上层阶级风格，以及在各州立法委员当中时不时发生的腐败世界，导致了呼吁进行直接普选的政治要求持续不断。可以预期的是，共和党人对这项改革完全漠不关心（参见表格３·１７）。民主党人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了较多的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平原地区以及西部各州。在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民主党以内发起革命之後，情况更是如此。禁酒主义者由于在长期与“酒精游说”的斗争中早已认识到了间接选举参议员的弊端所在，因而也积极地支持直接普选，至起码在１８９６年狭隘测量派篡夺了大权之前。然而，最为认同这项改革的可能就是人民党。无论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时期的角度来看，直接普选参议员成为该党诸多政治要求中的主要提案。
在所有这五项改革当中，唯一一项不带有明显政治歧视特色的就是妇女投票权问题。给予妇女投票权背后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妇女对禁酒立法的强烈支持。尽管共和党人通常偏向采纳禁酒的政治观点，然而，除了西部地区以外，共和党人却处处阻止妇女享有投票权（参见表格３·１８）。事实上，在美国西部，共和党人对于禁酒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对于妇女投票权问题的支持态度也是不冷不热，与普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关于禁酒政策纲领，参见以下的表格３·２１）。例如，民主党人对于妇女擦投票权地一致保持缄默是由于该党强烈反对禁酒政策。对于禁酒主义者来说，情况截然不同：事实上，妇女投票权政策是该党在美国各地政治纲领中的一个仅次于禁酒地位的重要主题。一旦妇女享有投票权以后，禁酒主义者完全欢迎妇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到对禁酒这一事业的支持当中来。在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当中，妇女投票参政问题也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政策要点，尽管出现的频率或许没有那么高。尽管与禁酒主义者进行了融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民主党人看来，妇女投票权问题与禁酒问题两者之间关系远没有那么重要。从人民党人的立场出发，在美国西部社区，反对党人家庭的这种性别平等关系是促成该党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主要原因所在。
全国性的选举
联邦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对一个州的选举进行监督与管理？这一问题恐怕是所有纯粹政治问题当中斗争最为激烈，出现最为频繁地政治问题（参见表格３·１９）。这一争端起始于大重建，该项政策或多或少是在美国内战之后随着联邦军队占领南部各个城镇之后，白人恐怖主义分子帮派如同幽灵一样在美国乡村间游荡的大背景下所推出的。１８７７年，大重建走向尾声之後，在南方共和党人与南方民主党人之间这一争端逐渐成型为一项政党竞争。在两党激烈竞争背后所涉及到的种族、阶级、以及爱国者等诸多因素，与美国南北内战前后所涉及到的因素如出一辙。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彻底分裂，完全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从而使得美国南方地区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斗争最为激烈残酷的地方。这一地区的人们，通常是黑人，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死去的频率远远地高于国内任何其他地区，写下了美国历史上的血泪一页。
基于上述以及其他原因，联邦政府对南方选举的干预成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也和关税政策问题、货币政策问题、以及禁酒问题一样，成为共和党持有坚定地反对立场的少数问题之一——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政治问题当中，当某一个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宣称支持某项具体的政策时，另外一个政党在意识到持反对立场可能会对选举不利时，通常保持沉默。
将各项独立的政策贯穿起来的主题色彩比较鲜明，其背后往往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正是这种幕后浓厚的主题色彩与鲜明的意识形态精心地构建起了一个联盟，并且深深地植根于其后面错综复杂的因素与逻辑，从而最终形成了美国政党竞争机制。在遇到某项政策不受选民欢迎，但该项政策却对该党政治纲领的主题设计至关重要时，遇到这种情况的政党通常选择默默地面对由于默认该政治立场所导致的严重批评，而绝对不会采用机会主义者的观点破坏政党联盟，甚至在有时候作放弃该立场的不实之辞。然而，在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禁酒政策、联邦政府干预南方选举政策这四项大政方针领域，美国两大主要政党长期坚持不同立场，甚至在某些州的选举当中这样的立场可能不受选民欢迎时，仍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从上述意义出发，上述四项政策是两大政党政治斗争的关键所在，其他所有的政策要点与问题均是为这种斗争而服务的。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坚持联邦政府对南方选举进行干预能收到以一当十的政治效果：此举是国家主义者保护黑人（美国南方唯一效忠于共和党的群体）权利之举；此举是将联邦政府的中央权威延伸到选举领域当中，正如它此前在统一国内市场当中所发挥的中央权威作用一样，确保选举有序进行，选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之举；此举也是同一党派的一次拯救南方共和党组织的十字军东征行为，以确保该组织能够得以延续；此举也是对民主党进行政治恐吓，以在与南方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谈判当中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之举（正如在１８７７年的大妥协当中所发生的，以将联邦军队撤出路易斯安那与南卡罗来纳州作为政治筹码，换取民主党人支持拉瑟福德·海斯当选为美国的十九届总统）。本书对这四重目的合法程度依照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因此，他们出现在各州共和党人政治纲领上的可能性自然可窥一斑。例如，通过联邦干涉南方选举，保护南方忠诚者的投票权是所有四个目的当中最让人欣赏的借口，因此，这一借口伴随着对前南方邦联的强烈谴责，最有可能在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中被引用。
在所有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共和党人政策要点当中，那些最具伤感色彩的往往是由南方的共和党人所起草的。对于他们来说，联邦政府的干预行为是他们在面对极端残酷的命运面前得以存活下来的保证。他们的绝大多数政治宣言看上去好像是为乞求帮助而起草的，当然北方的听众是他们在起草此类政治宣言是唯一放在心上的读者。例如，１８７８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宣称：“我们以为提名州长及其他本州官员的候选人的做法是不智之举，因为，鉴于本州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来福枪俱乐部发布的命令以及两年来民主党人的骄横跋扈、作威作福之举，使得共和党人的选民在许多县都无法在不招致极度的个人危险的情况下，在选举时组织任何活动或进行投票。”１８８９年，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撤回他们全州的选票，并接解释道：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选票将被偷走，我们的选民将在投票地点被驱散，然而，我们希望至起码能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和县镇为我们表面上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哪怕一丁点儿的言论自由权利。然而，我们的候选人倘若想要人身安全，便绝对不能对选举进行讨论或者抗议。我们绝对不仅仅是指像唐佩尔、和皮亚、林顿、卡罗尔顿、瓦拉克、韦瑟斯伯格、耀祖斯的、拉法罗这些比较知名的杀人屠夫，而是指那些数之不尽的隐藏在河边或者溪畔、通衢或者小道屠杀我们的凶手。这些就是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威吓，我们除了撤回全州选票，还能做什么呢？
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是无法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用来获取政治权利的；只有当北方人读到这些政策要点时，他们的起草意义和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民主党人反对联邦干预各州的选举，并且将这种提议描述为联邦政府的违宪集权之举，描述为共和党政权欺压南方各州，否认白人种族的合法治权之举，描述为一项鼓励政府内部欺压与专横事件横行的政策。正如本书对共和党人政治目的的列举方式一样，同时将民主党人的目的按照他们的合法程度依次排列。然而，许多民主党人的政策纲领只是尖声叫喊着谴责共和党人的政策，却从未对这些理由进行清楚地划分。例如，１８７８年的内华达民主党大会上这样谴责共和党人，“将整个南方掠夺一空，使她贫穷不堪，激起种族仇恨的怒火，煽动地区间的仇恨，保留着战争抚恤金制度，欺压各州的自治权，如同一只露齿而笑的土狼，共和党人（却信誓旦旦地保证）推动和平进程。”在美国南方，许多民主党人的政策纲领承诺向所有的种族依法提供同样的保护，强烈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南方各州的选举。
在十九世纪晚期，随着时光的推移，与选举有关的政策要点在两大政党政治纲领中逐渐消失。首先，在大重建尾声，美国南方以外的各州共和党人纷纷起草大量的政治纲领，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干涉南方各州的选举。从那时开始到１８９０年，在许多州的政党领导下，以或多或少有些马马虎虎的态度再一次表示当对联邦干涉权表示支持，并在国会通过强制法案后，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逐渐从共和党人所起草的政治纲领中消失。从此以后，关于联邦政府的干涉权问题在美国北部的政治宣言中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产业地区的共和党人与南方地区的共和党人之间的一次复杂对话。在这场对话中，美国产业制造业带的共和党组织意图鲜明地将联邦政府的干涉权用于削弱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南方民主党人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而对于南方的共和党人来说，承诺忠诚的执行该党国内经济发展政策同时意味着让南方共和党人的成员有系统地陷于贫穷的境地。起初的时候，对于北方共和党人来说这一招挺管用。于是他们大量的起草有关联邦干涉权的政策纲领以至于北方的民主党人发现要将阻止这项政策简直是不明智的行为。后来，当强制法案提交到国会的这一段简短的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北方的民主党人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竞选优势，谴责旧事重提，更为欢快地拥抱这一提案。在美国南方，要求联邦进行干涉的政策要点完全是写给北方的读者看的；由于当地的白人对此问题是如此反感，除非共和党人宣布退出选举，否则民主党人绝不至于起草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在南方的民主党人连篇累牍地作出空洞的平权承诺以后，他们已意识到了美国北方的人士可能读到他们的政策纲领，但白人至上的思想哪儿都是一样，因此，与共和党人支持国家主义的政策纲领相比，民主党人起草了大量的谴责联邦干涉权的政治纲领。
对于联邦政府的干涉权问题，各个小党派完全不关心。例如，绿背党与禁酒主义者从未就联邦政府干涉权问题写下过哪怕一个政策要点。各州人民党也仅仅有一个州起草了相关的政策要点。在１９００年明尼苏达州政治纲领中，当地的人民党马马虎虎地呼吁“彻底、自由、公正地进行投票与计票。”联邦干涉权问题涉及到当时分歧最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南方黑人与白人两者之间的这场斗争更像一场爆发在两个种族之间的艰苦战争，完全不像是一场民主的政治斗争。然而，反对党认为这个问题就像“血衬衫”之类的老掉牙的问题一样，只不过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的，诸如自由铸造银币、产业与金融领域的财阀统治、禁酒问题这样地政治问题吸引过去的小争端，完全不值得去关注。
作为一个分裂问题，无论是在哪一个地区或者是由哪一个党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中，都很少提及到种族隔离问题。绝大多数触及到种族隔离问题的政治纲领主要起草于美国南方地区，并且绝大部分此类的纲领都言辞空洞。鉴于充斥着种族歧视观念的政治要点已经铺天盖地，再来明确的提什么种族隔离的问题反倒显得多此一举呢。这一观点可以从１８９６年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中得到证明：“我们的目的在于，在阿拉巴马州白人的统治下，确保本州政府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此外，从操作的层面来看，明确地提出种族隔离可能会导致联邦政府干预选举。如果没有上述的这种干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心知肚明：美国南方地区的白人会重新掌握地区大权，凌驾于黑人种族之上，剥夺黑人公民权，种族隔离的问题不可避免。基于上述理由，美国南方共和党人极少针对上述后果反对种族隔离。然而，在这一时期晚期，在美国南方许多州残留下来的共和党人开始分裂为白人派别与团结派别后，共和党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黑人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了。例如，１８９６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共和党人呼吁在该州举行分别的党代会，以抗议“丹尼尔·罗素尔以欺骗的手段获取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提名（正统的共和党人提名）。此人公然宣称黑鬼都是野蛮人，黑鬼都是流氓恶棍，每周六天偷鸡摸狗，然后周日跑到教堂祈祷洗清罪孽。此人还公然主张，在任何情况下，无产者均不得享有完整的公民权。由于此人煽动种族冲突，把所有的一切都拱手让给腐败的政治与官僚的政客，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的教育进展……”在宣布他们仍然忠于共和党、忠于共和党全国大会，投票支持该党总统候选人的同时，这次大会的与会代表提出以下政治要求“凡是内心深处还有一丝自尊，还把自己视为一个人类的黑鬼都应该捍卫黑人种族的诚实与尊严，坚决地全力反对的Ｄ·Ｌ·罗素尔的当选。对于这片土地上所有谦卑、诚实、聪明的黑人来说，某人早已臭名远扬。某人倘若能当选为州长，简直是对北卡罗来纳州公平名声不折不扣地玷污。”而后，大会“热忱的”推荐威廉姆·贾斯利，人民党所提名的州长候选人为“一位合适的、值得推荐的”州长候选人。
对于共和党中的白人阵营来说，在处理他们的黑人兄弟方面确实非常棘手。１８９４年得克萨斯州“清一色的白人”共和党人大会提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政治计划，其中所包含的种族隔离与帝国主义扩张思想恐怕也只有在十九世纪晚期才能起草出这样的纲领来：
如同其他人种一样，黑鬼种族获取了在北美大陆的定居权，并且享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权。无论其他生活在前奴隶各州的人种的生存条件如何，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就是：黑鬼种族在前述各州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待遇是最为不幸与悲惨的。前面所述受到欺压的黑鬼种族只能满怀正义的希望寻求共和党的解救。最后，前述黑鬼种族享有充分地机会，通过自身高尚的努力向世界上的其他种族证明自己的国民地位、证明自己在当地的自我管理能力。本届大会特此分别积极敦促全国共和党和各州共和党热忱拥护，为正义考虑，由美国早期所得的购买：加利福尼亚低地、索诺拉、市黄华、扣内让、牛蛙里昂、以及谈毛立普茨（译者注：均系地名，相关专有译名尚未查到统一的国内译法）。一旦获取上述领土以后，美国最好同样以如此的方式进行细分，以保证他的早期发展与文明政权。前述疆土被选定作为一个领土共和国。
要想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涉及到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土处置，并作为国内政策的潜在通道——居然看上去那么自然，就不能不分析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政治逻辑与政治取向。
关于国际外交和战争的政策要点
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绝大部分时候来说，外交事务是各州政党政治纲领中的一个次要角色。除了在一些分散的政治纲领中，建议或者谴责与加拿大签订渔业条约、或者争取内部自治的爱尔兰人长期以来的奋斗历程表示同情、或者对美国吞并夏威夷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之外，各州政党大会就像他们的全国大会一样，几乎完全地致力于国内的政治与争论当中。然而，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在美国缅因州号战舰沉没之前，一系列对反叛者表示同情的政策要点预示着，其必将导致各种各样主题的对外政策声明大爆炸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分开来考虑的话，所有涉及到上述的主题的政治纲领当中，极少能够有那么一两项政策纲领出现的频率能够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与哪怕最为世俗的国内争论相媲美。所有的对外政策要点均纳入统一的分析当中（参见表格３·２０）。通过将一些与美国周边地区有关的主题纳入进来，比如为正在经受饥饿的俄国人而感到放心啦，分析结果显示，有可能过于夸大国际外交与战争所扮演角色的风险。然而，在这一时期早期，与外国政策有关的政策要点（无论有多么小）的相对缺失是如此引人注目，所以将他们划归一类进行研究是比较合理的，就更别提分别用表格来加以说明了。
对外政策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壮观喷发现象很明显地体现在１８９６年以后，各州政党在政治纲领中以更高的频率提及到国际事务。然而，即使是这份表格也过于强调了外国问题在这一时期早期的重要性，同时又没能充分地说明该问题在这一时期晚期的重要性。例如，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共和党人经常在所起草的政策要点中明确地表达一种偏向国内消费市场的倾向，即使是在涉及到一项国际问题时亦是如此。在共和党人１８８９年之前所起草的十二项国际政策要点中，有五项政策要点或者向爱尔兰人表达同情，或者敦促进行海岸防御工程建设。前者意在削弱民主党阵营中爱尔兰人所占的分量，后者则强调在美国的海岸城市修建公共防御工程。此外，在西班牙与美国战争结束以后，许多共和党人都喜欢干脆直接地支持麦金利政权的外交政策。在分析各州政治纲领的过程中，即使这些表示支持麦金利外交政策的政治纲领暗含着保留所占领的外国领土以及帝国主义扩张的政治意图在内，本书也将其排除在外，不作具体分析。与此相反，在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政策纲领中，他们对帝国主义以及领土扩张的攻击往往包含的该党在外国政策问题上的具体政治要点，因此，在所有上述提出的政治纲领当中，民主党人所占的那部分比重更为精确，也更值得研究。只有一部分起草于１８９６年以后的民主党的政策要点被排除了分析研究范围——他们的言辞过于空洞。
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相比，小党派对于国际外交与战争政策不感兴趣。禁酒主义者虽然在十九世纪晚期起草了一些外国政策的要点，但是所提出的绝大多数的政治要求要么是对国际争端进行仲裁，要么就是在美国占领的领土上禁止含有酒精的饮料。正如该党在国内劳资双方的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一样，要求与外国政府通过仲裁的方法解决争端是一种干脆地避免让政党的政策纲领局限于任何具体政策问题的承诺当中的好办法。并且，在新占领的领土上禁止含有酒精的饮料能收到实质性的政策效果，这种提案能将该党最核心的政治主张与国内争议最大的禁酒问题结合起来。绿背党起草其政治纲领时，时值美国外交历史上恐怕是最为平静地时期，因此，在该党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与国际外交事务有关的政治纲领，自然，措辞言简意赅，一如该党一贯的风格。以下内容节选自《阿布尔顿年度百科全书》，采用决议的形式“１８８１年爱荷华州绿背党大会谨向爱尔兰土地团，以及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为了扭转这一岛屿上过于集中的土地所有权，爱尔兰人劳动团提出了极为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出于自身差不多的背景，绿背党对该项政治运动表示认同显得极为自然。在十九世纪晚期最后的岁月当中，尤其是在美西战争之后，人民党频繁地在其政治纲领中起草了该党的外国政策问题主张。绝大多数的此类政治主张向与英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波尔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因此该党的排英特征与绿背党如出一辙。自由铸造银币的政治要求，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态度，向波尔人以及爱尔兰人表达的政治同情非常自然和谐的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人民党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主要政治主张。在民主党与人民党看来，英国在国际黄金本位制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与美国联盟起来一起进行国际扩张的政治冒险，血腥镇压波尔人以及爱尔兰人斗争这种种罪恶行径，都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民主党人与人民党人所不能容忍的。当同样面临着排英挑战时，共和党人通常认为表现英勇的最佳方式是冷静地自主判断，因此其很少以任何方式提及到英国。
禁酒政策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进行阐释的理论学说主宰着历史与政治科学领域长达三十年之久。诸如此类的阐释在分析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选民忠诚原因的起源时，强调道德宗教的认同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一些诸如此类的观点倾向于将这一时期所有在国内政坛上引发激烈争议的最重要因素视作在影响全民投票行为的诸多因素当中最无足轻重的因素。恰恰相反，此种学说倾向于关注地方问题，认为，诸如是否应该禁止酒精类饮品的消费啦、如果可以的话，在什么条件下允许酒精类饮品的消费啦之类问题是影响选民立场和政党竞争的中心问题。此类阐释还认为，诸如政府对当地学校的支持、安息日立法、以及移民归化问题与禁酒问题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新教徒、本土出生的共和党人、天主教徒、外国出生的民主党人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从这种观点出发，美国政治的当中从来不存在阶级问题或什么政党分歧，因为所有的选民都按照他所在的社会结构中的固定位置分别错综复杂的排列出清晰的阵营。更为甚者，此种学说认为：从大的层面来看，在涉及美国发展的大政方针问题上，国内的各个政党组织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政治立场，只要该政党灵活地运用好极端复杂、如同地下墓穴一样隐藏较深的道德标识与文化标签的手腕，他们就能在以地方问题为主导的激烈选战中胜利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种学说推导出两个结论：首先，各个政党是因为其代表者不同的文化符号，所以才出现在选民面前；其四，各大政党竞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在于地方事务上。从十九世纪晚期各州政党的政治宣言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要求来看，这两个结论都是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如１８８７年到１９００年之间全国各地的政党政治纲领所证实的，美国政治始终冷酷无情的关注国家问题，尤其是那些支撑经济发展政策的问题。
在所有十九世纪晚期的民族文化问题当中，那些涉及到禁酒政策的问题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这一时期共和党人所起草的近四分之一多的政治纲领都包含有一个与酒精消费有关的政策要点，要么鼓吹限制酒精消费，要么鼓吹对酒精消费予以无条件的禁止（参见表格３·２１）。超过近五分之一的民主党人的政策纲领的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反对限制酒精消费。更为甚者，本时期寿命最长的一个小政党尽管规模不大，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专门将禁酒主义作为自己的党派名称。在该党所起草的每一份政治纲领当中都呼吁彻底禁止酒精饮料的消费。如果从一个孤立的问题角度来看，禁酒问题在绝大多数的美国产业制造业带以及大平原各州形成了相当的声势。然而，在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与，除了禁酒主义者以外，几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忽视这个问题。此外，禁酒主义问题在大重建后期尚还是一个比较引人瞩目的重要政治问题；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其重要性一直下滑。这种下滑情况在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透过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趋势。绿背党人从来都不喜欢禁酒主义政策，而对人民党来说，尽管该党有时候与禁酒主义者发表共同的政治纲领，却也仅仅是保持谨慎地接受立场。
然而，许多迹象表明，各大政党常常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拖进有关禁酒主义问题的争论当中。例如，１８７７年缅因州共和党大会完全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宣布禁酒政策为“该项政策已经被如此多的公众所认同，以至于它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该党从未在与关税有关的政策问题上采纳了如此立场。１８８０年，佛蒙特州民主党人大会拒绝支持一项反对禁酒主义的政策要点，倾向于就这一问题在选民面前不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态度。１８９０年，当一项禁酒政策的提案被提交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选民面前时，共和党人以及农场主联盟所支持的第三党在投票时都抵制任何与酒精有关的政策要点。同样，在各州共和党组织当中最为极力支持禁酒政策的爱荷华州共和党人在鼓吹了数年之后，终于在１８９３年的该州党大会上最后宣称：“禁酒主义政策并非对共和党主义的考验。大会已向本州提交一份禁酒法案，其严密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地区所实行的此类法律。如同其他刑事法律，该法律的修改、存废悉由人民选举并代表民意的大会作出最终决定。为了保持本州法律的良善，授予他们采取一切相关行动的权利，以促使该项法律能够现在（并且将来）有效得以实施，从而为本地民众提供酒精运输的管理办法，而且使该法符合禁酒与道德事业。”
尽管要作出精确列举颇为困难，涉及到含有酒精的饮料的政策要点在美国各州党代会上被抵制的频率之高恐怕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领域当中没有哪项其他的问题能够比得上。然而，与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州党代会上因对禁酒政策所持有的不同看法而导致政治失败的人士却从未脱党（而因为对于货币政策所持有的不同看法而在州党代会或者全国党代会上导致失败的人绝大多数都脱离了原来的党派）。在一次大选当中，酒精问题从未能够在同一党派中造成分裂，导致两张竞争的选票。
民族文化问题为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抹上了一丝色彩，但却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已。对于禁酒主义者来说，诸如此类问题证明了他们的存在价值，并且，该党的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把禁酒问题与宗教和道德问题挂起钩来，注定要得罪那些天主教的选民（哪怕他们原本准备投票支持禁酒政策）。例如，１８８８年新罕布什尔州禁酒主义者大会上宣称：“我们深信人民有权享受一个安静的安息日，并且我们要求本州的铁路公司停止发行星期日的火车票。我们反对在周日出版和发行报纸，并且我们呼吁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的法律，以免本州的民众在安息日受到一切不妥当的亵渎。”诸如此类的政策主张频繁地在禁酒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中出现。十年以后，堪萨斯州的禁酒主义大会采纳了一个更具有福音会色彩的政治立场：“我们认为民选政府是上帝的命令，并且认可主耶稣就是堪萨斯城州之王。因此，我们信奉一切公共事务行政管理都应当遵守法律，并且遵守主的意图。”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与酒精问题以及诸如一些其他问题相比，采用宗教作为他们的基本政治信条的政党极为罕见。
尽管极少做出明确的宗教承诺，与宗教问题间接有关的道德问题却是本时期美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色。例如，１８９６年，美国保护协会组织声称拥有二百五十万名成员，此外还有另外四百万同情者。美国保护协会组织提出了以下政治主张：反对选举天主教徒担任政府职务，要求进行无宗派色彩的教育，将英语能力作为归化的标准，限制移民，政府对天主教感化所、医院以及其他公共设施进行管理。在游行时，美国保护协会成员高举一块白色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一所学校，美国国旗正在校园上空飘扬。广告标语这样写道“在公立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秘密组织成立于１８８７年，该组织要求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宣誓：凡是能够雇佣新教徒的职位，决不雇用天主教徒。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保护协会举行的公共示威活动有时候常常与天主教社区爆发激烈的冲突。尽管美国保护协会夸大了其成员人数，并且可能夸大许多，但是，反对天主教的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然而，这种比较明确的宗教歧视观念并没有得到各大政党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曾经支持过美国保护协会或者该组织极为偏激的政治主张，恰恰相反，已有近十六份政党政治纲领或者坦率或者含蓄的对该组织进行了批评。
有许多摩门教徒在犹他州和爱达荷州所从事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在国内地区引发了许多争议和强烈的谴责。正当民主党人备受反天主教情绪的困扰时，共和党人对于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倍感忧虑。１８８１年，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大会起草了一份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极具改革色彩的政治纲领，其中呼吁道：“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犯罪行为，此种行为打着宗教的幌子，企图避开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正在国家的东南部领土内广泛流传，这种恶行是对国人的侮辱，是对国家道德与法律的威胁。”在同一年威斯康辛州举行的共和党人大会上，更为直率地提出：“……必须消灭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然而，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美国南北内战之前，对这一问题的批评与另一个原因充分论证了美国联邦对于西部领土享有不受限制的主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奴隶制的废止）。这一段历史足以解释为什么１８８２年密歇根州共和党人大会上这样谈到那个问题：“从共和党诞生以来直到现在，共和党始终强烈的谴责奴隶制与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并将它们描述为‘野蛮人主义的孪生遗产’。其中，第一个野蛮制度死在共和党人的手中：被共和党人在战场上击毙，在宪法修正案中埋葬。第二个野蛮制度是对文明的亵渎、是对今日美国的亵渎，这种制度必须死亡。我们要求摧毁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是十九世纪晚期最为典型的“呼啦”问题——人人都迫不及待地去谴责他。鉴于该种制度对美国东部选民在道德上的骚扰与侵犯，起草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对各大政党来说不是一桩难事。有意思的并不是我们从政党的政治宣言中发现一些对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谴责，而是，它们的数量太少了。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个令人颇为吃惊的事实是：尽管联邦政府在犹他州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以及废除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已成为广大公民的共识，然而，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当中却光说不做，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这种野蛮的制度才在犹他州被彻底废除。也许，摩门教的家庭结构只是对这个国家的一些小骚扰而已，美国尚有如此多更为重要的发展性问题需要去解决呢。
由政党提出以及政策所涉及到的政策要点之比较
十九世纪晚期，除了禁酒主义者以外，各州政党组织的政治议事日程上的重心是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问题（参见表格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４）。对于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双方来说，所有问题当中的重中之重是保护性关税政策问题。在美国各地区共和党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当中，保护性关税政策问题在政策要点当中遥遥领先于其他政策问题。只是在１８９６年大选结束以后，对麦金利政府所提出的帝国主义与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支持宣言才取代了关税政策，成为了共和党人政治纲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诸如关税互惠以及抚恤金政策等与关税保护政策密切相关的政策要点的出现频率往往倾向于随着主要政治主张的出现频率上下浮动。通过将保护性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互惠思想确保了出口市场的稳步扩张。作为联邦预算当中最大的支出项目，退伍战士抚恤金的发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关税岁入来支撑的，因此，无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还是从操作层面来看，退伍战士抚恤金政策与保护性关税政策可以说是唇齿相依。所以，十九世纪晚期共和党政治纲领中所出现频率最高的１０项政策要点当中有三项政策要点与关税及其相关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大湖区与西部，对生羊毛的关税保护成为当地主要的政治要求，因此，在排名在前的１０项政策要点当中，至起码有四项与关税有关的政策（对于后者来说有１１项政策出现频率较高）。从共和党人所起草的政治纲领中高声支持关税政策的政策要点出现的频率来看，在共和党人的政策当中，关税保护政策居于中心地位，并且成为该党建立起政党联盟的基石所在。
唯一一项可以与关税保护政策相媲美的当属黄金本位制。事实上，如果将支持自由银币铸造政策与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政治要点加到一起（尽管他们代表了互相排斥的政策，但是给他们加上一个共同的标题），“货币标准”的政策要点的出现频率从全国来看赶上了关税保护政策，在大平原与西部各州甚至超过了关税保护政策出现的频率。然而，即使将所有这些“货币标准”的政策要点统计到了一起，但是他们还是缺乏像关税类别政策那样鲜明的主题联系与清楚措辞。更为甚者，正如银币政策与黄金标准之间所充分显示的巨大分歧，即使是在同一个政党以内，货币政策常常是一个导致政党产生严重分歧的问题，在西部各州引发了有组织地脱离党组织活动，对各级党组织都造成了损害。共和党之所以坚定地支持黄金本位制并非因为该项政策能像关税政策那样为自己组织庞大的支持选民，而是因为该项政策是支持工业发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政策。
在十九世纪晚期，共和党人对于外交事务以及联邦对南部选举的干预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重建刚刚结束时，各州共和党不断地呼吁对南方各州进行重新干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５年当中，诸如此类的政策要点所出现的频率急剧下滑，在１８９６年以后，甚至几乎完全消失。从另一方面来看，在１８８９年以前的共和党人政治纲领中几乎找不到外交政策要点，但在随后的两个时期当中，外交事务在政策要点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这两种不同的变化潮流巧合在了一起，充分反映出共和党人作为产业扩张的推动主力，信心日益增加。早些年，共和党被迫将剩下的联邦军队从美国南方撤出以换取民主党支持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职位时，共和党人企图重新进行联邦干预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在该地区前南部邦联分子重掌大权。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但涉及到国家主义和政党利益，还牵涉到了共和党人解放黑人的政治信念与人权观念。后来，共和党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关税及相关政策，成功地组织起了一次全国的大联盟，足以与民主党人一较短长，哪怕后者重新夺回南方也在所不惧。这个时候，共和党人开始试验诸如与夏威夷合并这样的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扩张与关税保护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项政策都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者色彩以及抢占消费者市场的明确意图。然而，如果南方的对头们不断地威胁这个国家的产业化发展轨道的话，共和党可能就不会野心勃勃地向海外扩张了。事实上，帝国主义者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在１８９６年的大选中以布莱恩为首的民主党人被击败以后，不断改变着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大潮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共和党对从产业工厂的车间传出的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要求的态度不冷不热。在产业制造业带的美国东北部以及大湖区各州，有关劳工的政策要点甚至未能成为排名在前的政治要求。在上述地区，共和党用关税政策来安抚工人。尽管南方共和党人成员出身卑微并且清楚保护关税只能对脆弱的棉花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提及到的劳工问题次数不比要求对国际航线上的船运进行补贴的政治要求要来得高。然而，在美国平原地区与西部各州，由于当地的阶级问题更容易浮现出来，伴随着要求解决地区间财富不平均分配的政治呼声，该州共和党不得不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关税政策要点，向该地区的工人们空头许诺一些花花绿绿、不切实际的好处，以更为直接地吸引劳工支持。美国西部的共和党与全国共和党在一系列政治纲领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他们在劳工问题上较为负责。
类似于关税政策，劳工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策要点。在共和党人所起草的诸多政治纲领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限制移民政策。该政策的出现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一般的方方面面问题的总和。在这方面，美国西部地区要领先于其他地区，掀起了反对亚裔移民的思潮，尤其是，矛头直指禁止中国移民。有时，甚至主张放逐他们。在产业制造业带，移民政策要点相对比较温和，也比较泛泛。在该地区，通常通过政策要点含蓄地强调：把限制移民美国政策作为保护性关税政策对劳工保护的一部分，由此从另一个角度将工人变为保护性关税政策的信徒。其他的相关政策则是对囚犯劳工制度进行改革和废除政策。在１８８９年以前，这项政治要求偶尔出现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制定的政策要点中，然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消失，于十九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之际再次出现。尽管绝大多数的囚犯劳工政策要点都是要求消除囚犯劳工与自由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但这并不是南方共和党人以仅次于关税保护政策的热情频繁起草这一政策要点的真正原因所在。美国南方的这项极度血腥的制度，以及黑人主要受到残害的事实，使得对绝大多数南方共和党人的核心成员来说，废除囚犯劳工制度只不过是求生之举。
当我们将全国共和党的主要政策要求与各地区共和党的主要政治要求进行比较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各地区共和党的政治基础所在。比如，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对于禁酒政策、公务员改革、国际航线船运补贴几项政策的关注力度是不一样的。由于成员主要来自于上层阶级，美国东北部共和党倾向于保护商业，所以将公务员改革、国际航线船运补贴政策取代劳工政治要求与对托拉斯的批评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的高频率出现率也是想当然地事情。事实上，除了对于社会低层的天主教移民进行的批评以外，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所强调的几乎全部都是在地区间进行财富分配以推动国家产业化发展之类的经典问题：关税保护政策、坚持黄金本位制、军队抚恤金政策。谈到统一国内市场建设，与民选政治相比，它完全是由司法权来独立处理的，因此东北部的共和党人明显的在该问题上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在统一国内市场建设当中，仅有两项突出的问题：其一是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或对铁路进行管理，其二是取消托拉斯。由于如果支持诸如此类的政策将限制国内市场扩张，如果反对上述政策可能引起选民的反感，美国东北部共和党人能做的只能是保持沉默。
与美国东北部的共和党人相比，在大湖区的共和党人经历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用生羊毛的关税保护作为本地的政治要求取代了国际航线船运补贴政策，此外，关税政策、禁酒主义政策、以及外交事务的出现频率均有所下降。在政策纲领中相对的提高互惠思想与生羊毛关税保护的出现频率表明了大湖区各州的共和党试图修正关税政策在该地区的政治弱点，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关税保护政策仍然是整个政党团结的核心因素。然而，当我们将大湖区各州共和党人政治纲领与平原区各州共和党人政治纲领进行比较时，地区间的差异却显得微乎其微。大平原地区各州的共和党组织对于共和党发展政策中的两项核心因素（即，关税保护与黄金本位制）极为忠诚，然而，却强烈地反对第三个因素（及，统一国内市场建设）。所以，铁路管理与反托拉斯的政治要求成为该地区共和党政治纲领中的主要因素。上述政策要点与劳工问题、土地公平分配问题的政治要求强调了大平原地区内部阶级关系起源于美国东部以及外国投资人以大量资金支持发展的事实。不过，这一地区的共和党人并没有攻击银行体系，银行体系以及铁路、土地是该地区最为急需的投资。尽管共和党人通过化解在国内市场建设中所产生的不满，试图改变该党的国家发展政策倾向于上层阶级的形象，但他们却从来不是该地区的反对党。
与他们在平原区各州的伙计们颇为相似，西部各州共和党组织也对正统的国家发展政策之一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却并不是针对统一国内市场建设问题，而是直接指向黄金本位制。事实上，这种分歧大到要将自由铸造银币取代黄金本位制的地步，使其与关税保护政策一齐成为西部地区共和党人的主要政治要求。而那些在绝大程度上针对亚裔移民及其定居者的移民政策要点则位居于该地区政党第三重要的政策要点。与大平原地区的共和党人相似的是，西部地区的共和党人也是试图通过劳工与土地政策要点来改变该党代表社会上层阶级利益的形象。当然，他们也把公共工程作为本地的政治要求加入了政策纲领当中。鉴于西部荒漠，绝大多数的公共工程要求涉及到了联邦灌溉项目的建设。帝国主义的思想也很受欢迎，这种思想确保国通过太平洋沿岸的港口把西部的产品不断输往于海外的亚洲市场。然而，由于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年龄较为年轻，并没有多少可以能领取到联邦抚恤金的退伍退伍战士，因此抚恤金政策在当地的出现频率大幅下滑。对于西部地区共和党人的政策纲领来说，应当想方设法地突出关税对当地生羊毛业以及采矿业的保护，以扩大政治支持基础，而不是不合时宜地谈什么把收入用于发放抚恤金问题。不过，除了上述这些产品以外，美国西部对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来说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显得关税政策问题是一个与西部地区毫不相干的问题：即便在自由主义贸易制度下，高额的运输成本也将使得外国产品在西部地区完全地丧失竞争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再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十九世纪晚期的西部与国内其他地区相隔是如此遥远，以至于该地区的共和党人不得不从本地区的角度重新定义共和党的国家发展政策。
然而，最为异乎寻常的地区并不是美国西部，而在于南方地区。这一地区的共和党人一方面不得不支持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本地区共和党成员的根本利益提出那么一两项政治要求——南方共和党人正在艰难的处境中挣扎求生。与其他地区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相比，南方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要来得更为简短。尽管从利益深深地扎根于南方棉花经济的佃农与小农场主的立场出发，将关税保护政策作为最主要的政策要求无异于割破自己血管来献血一样的奉献行为，但南方共和党人还是这样做了。非但如此，支持黄金本位制、军队抚恤金政策（没有几个黑人内战退伍战士能够从中获益，哪怕即使从最严格的种族观念出发，这种益处是从南方黑人社区所抽取的财富）、船运补贴等政策何尝不是如此呢？上述所有政策均可以被视为对于产业制造业带共和党组织的一种奉献行为，以换取后者相对比较强硬的支持联邦干涉南方地区的选举。西部的共和党由于不存在南方共和党与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之间的这种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联邦干涉权问题漠不关心，而且也不像前者那样支持东部的共和党。由于严重依赖于产业化的东部地区共和党人的支持，南方共和党人对于所有权问题非常热情以至于从未提及到农作物抵押以及其他形式的南方经济剥削问题。恰恰相反，该地区的共和党高度关注黑人群体所面临的囚犯劳工制度压迫以及投票权的行使问题，偶尔也强烈的谴责私刑问题。尽管上述问题是南方的黑人群体所面对的突出问题，因而也值得共和党人在其政治纲领中对其大加挞伐，然而上述问题也掩盖了在该党的政治纲领当中，与阶级财产要求有关的政治要求彻底没有的事实。尽管在十九世纪晚期，能够解决南方共和党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政治方案是他们无法实现的，南方的共和党人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极为客气地推迟产业制造业带所提出要求；对于棉花体系经济体系内的阶级压迫保持沉默，只对那些符合北方共和党人政治观念的（在美国北方的共和党意识形态当中，对于南方白人的仇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它对南方黑人的友善程度）、与政治权利与种族暴力有关的问题加以强调。难怪许多南方共和党的领导对于人民党提出的这种不同种族间高举反对党大旗的邀请倍感忧虑——这样的联盟只会破坏北方共和党与南方共和党之间这种类似于母子脐带相连的血肉关系，而却几乎没有任何保证能以一种差不多关系来加以取代。那么，这一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南方共和党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南方民主党却还是把它们看作本地区以外的外来因素，正是这种外来的因素、还有他们所主张的国家发展政策把财富原本就不多的南方白人与黑人的最后一丝血都吸干。
某种意义上，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折射出了共和党人的政治要求，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们有大相径庭。在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之间，从出现的频率来看，排名前１０名的民主党政治立场当中就有五项与共和党的政治要求针锋相对：关税保护政策、黄金本位制、外交事务、联邦政府干预选举政策、以及禁酒政策（参见表格３·２３）。民主党提出的要求废除国家银行体制的提案也可以视作与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不过，尽管共和党人与这些银行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阶级关系和政策关系，他们在该立场上却保持沉默。除了禁酒政策以外，每一项民主党人的政治立场的对立面都站着共和党的政策纲领（反过来，情况亦是如此）。两大主要政党在这些政策要点上所起草的频率大致相仿，形成了一种选举式的对话。
然而，尽管共和党人在国内同一市场建设上的相对保持沉默，反托拉斯的立法案以及铁路管理的政治要求却成为民主党人政治纲领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共和党人所提出的支持国家发展的三大政策民主党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以自由贸易主义制度取代关税保护政策，以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取代黄金本位制，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取代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与共和党发展政策不同的思路，上述政治主张却对南方的民主党人最为有利（南方的民主党人不仅主宰着本地区的政党，而且主宰者全国民主党）。事实上，在南方民主党人所提出政治纲领当中的七大领先问题要么不同意引导北方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政策，提出征收所得税的相关政治要求（此种税负将主要落在美国东北部及大湖区各州，并且将取代关税成为联邦政府最主要的岁入来源），要么提出废除国家银行的政治主张（同时提出建立以州为基础的银行体系，此类银行享有货币发行的特权）。三项例外地政策观点当中由二项要么与联邦干涉选举政策有关，要么与外交事务有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民主党都强烈要求在南方形成政治自治，不受北方干涉。当然，这涉及到民主党人反对进行选举国有化，但同时也使说明了为什么南部的民主党人强烈的谴责帝国主义思想（否则看起来就比较令人感到不协调了）。在谈到囚犯劳工政策时，民主党人利用工人担心囚犯劳工对他们造成竞争的恐惧，试图与工人阶层联盟，与此同时却完全忽视囚犯劳工制度本身的这种野蛮残酷。尽管美国南方各州通常都采纳了禁酒政策，禁酒政策却没有成为南方民主党的主要政治要求。
如果把货币标准算入进来，南方民主党人与北方共和党人的主要政治要求当中有三项要求重合了，在这种重合的三项问题当中他们有着严重的分歧。从这种观点出发，两种地区间的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观点促进了在两大政党之间不仅仅展开争论点，也导致了政党之间的对话。美国东北部共和党人要求联邦政府竭力全力地保护一个放任国内市场，以促使产业扩张能够充分地起行，同时，通过把禁酒主义政策与限制移民指认政策的纳入进来，为自己政策抹上一些道德色彩。
从道德标准和文化标准来看，南方的民主党保持沉默。对于美国东北部共和党议事日程当中每一件事情，民主党都强烈的反对，还增加了政治主张：通过采纳所得税、将铁路纳入法制轨道以限制国内市场、通过反托拉斯法案，使得联邦政府成为在各地区间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工具。按照共和党人的观点所制定的政策框架只能是按照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利益推动产业扩张，改变美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对此，南方的民主党人政策更具有保护色彩，从某些角度来看，不怎么连贯的提案大杂烩，其唯一的目标——北方的产业与金融——是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提案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因此，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与南方共和党人之所以能找到许多共通之处是因为它们之间这种紧密的监护人——被监护人关系，而从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与南方共和党人的政治议事日程来看，他们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没有一丝共同语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东北地区的民主党人在与该地区的共和党人展开竞争时，双方的背景更为相似。在两党的议事日程当中有七大问题发生了重合。在其中四项问题上，同一地区的两大政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关税保护政策、禁酒政策、外交事务、联邦对南方选举的干预。然而，在另外三项问题上，同一地区的两大政党所起草的政治纲领几乎如出一辙，极容易把其中一个政党的观点错当成另外一个政党的政治要求：黄金本位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改革问题、以及军队抚恤金政策问题。在美国东北地区这两大政党极细微的阶级偏见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民主党人一方强烈的反托拉斯倾向以及代表劳工政治要求，与共和党人一方的限制移民主张、关税互惠、船运补贴政策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民主党人的选民基础主要来自于移民的特征比国内任何其他地区都要显而易见，因此该地区的民主党人更加不情愿去限制移民，以避免该政策将该党选民的家人朋友分开。事实上，一些共和党人的政治提案用侮辱性的词语来描述主要的种族团体，由于民主党人不愿意公开地反对限制原则，沉默是表达同样意图的相对较佳途径。
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出现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民主党人政治主张的最后一项，我们可以窥见布莱恩所领导的革命所带来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就像要西部的共和党组织来称赞黄金本位制一样非常困难，想让美国东北部地区各民主党来宣布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只能等到１８９６年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因为就全国政策纲领问题，民主党人因为货币标准争议而彻底分裂后才行。
布莱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给民主党所带来革命性影响可以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出现在美国东北部民主党政治纲领中的底部窥见一斑。让美国东北部地区民主党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就象让西部地区共和党支持黄金本位制一项艰难。只有在１８９６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同一党派因货币标准的不同观点彻底分裂以后，才得以出现在该年的民主党政治纲领中。在上述两个地区，尤其是对美国东北部的民主党来说，支持银币的政策纲领与其说是对本地选民的利益回馈，还不如说是表明各州民主党在全国控制之下，为了支持党组织所发表的政治要求。例如，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起初采纳黄金本位制是因为该州乃至整个美国东北部地区都有赖于黄金本位制作为支持发展的支柱，以确保该城市以及该地区在整个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１８９６年，布莱恩获得了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总统提名以后，将全党推向了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纽约民主党中的移民反对派阵营趁机抛弃了黄金本位制派别，在纽约市著名的银行家的领导下，进行一场夺取该党控制权的阶级斗争——一场正好就为货币标准展开的斗争。上述斗争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黄金本位制以及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同时出现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民主党的政策要点当中，并且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西部地区的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中同时出现黄金本位制以及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怪事。
大湖区各州的民主党在起草政策纲领时，同样遇到了与东北地区民主党所遇到的情况差不多的问题。然而，这一地区的民主党人在１８９６年以后支持银币政策时并没有遇到问题，早在布莱恩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前的２０年间，他们就一直支持自由银币铸造政策。在与该地区共和党人展开竞争时，大湖区民主党人略微倾向于提起阶级问题：例如，把东北部地区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政策要点中的黄金本位制与国家公务员改革换成直接选举参议员和更为公平的分配土地政策。尽管上述两项政策都比较温和，但都出于共同的反对阶级特权的目的（之前，特权阶级可以秘密的用钱收买竞选；或者蓄意地利用手中的财富权利扩大土地占有）。因此，在大湖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具有更深的主题分歧，此种分歧涉及到更深的阶级问题。然而，两者都苍白无力的反对南方民主党与南方共和党之间那种彻底血淋淋的分歧。
大平原地区各州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度高度关注南下席卷一切的国内市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肆意扩张。和其他地区两党竞争的主题一样，该地区的两大政党在关税保护、黄金本位制、禁酒政策、联邦政府干预选举问题的政治立场上针锋相对，不过，在统一国内市场的管理方面两党倒走到了同一个立场上。例如，在两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当中，铁路规范管理与反托拉斯立法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除了这些以外，民主党人还提出了废除国家银行体制政治要求，共和党则没有。劳工政治要求张为两党政治纲领共同的特色。除了上述政治要求，共和党人还提出了土地分配问题，民主党则没有。然而，民主党人除了提出废除银行体系以外，还增加了所得税政治要求，反映了在大平原这个地区交汇点上阶级斗争尤为激烈的特性。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强调该地区与美国东部在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问题，颇为艰难的设法把各个阶级组成联盟。民主党人过于高兴，一直未能指出在共和党支持国家发展政策，让东部地区的产业享有故障的特权，同时，却希望在该地区内部倡导积极之间的公平竞争这两种明显矛盾的政治逻辑。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农业萧条期间，人民党人通过强调，共和党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观点自相矛盾之处（尽管非常细微），吸收该地区大多数民主党加入其队伍。
美国西部地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共同之处比国内其他任何地方以外的两党的共同点还要多。该地区的两党在他们各自的政治纲领当中，在以下六个主要方面达成了大致的共识：自由银币铸造、限制移民、劳工政策、土地公平分配、公共工程（主要支持联邦的引水灌溉工程），以及反托拉斯立法。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说，货币政策仅仅是一项财政政策，在西部地区情况却截然不同。在西部地区，白银也是一项消费品，通过国家强制铸造，当地可以获取生产补贴。基于上述理由原因，两党在自由银币政治上达成共识并非出于货币标准原则，而是因为在白银这项地区产品上体现出来的地区利益。例如，上述观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以反映：西部地区共和党人试图强调自由铸造银币，既是与美国东部地区进行互惠交易以换取对他们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支持。在西部地区共和党人看来，与黄金相比，白银是一个更为可行的建立财政体系的基础。无论从哪方面原因出发，西部地区民主党人都乐于支持银币政策，这反映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以非常高的频率为白银这种金属高唱赞歌。事实上，西部地区民主党人在其政治纲领中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频率高出了在美国任何地区两大主要政党提及到任何首要问题的频率。（只有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中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频率与此比较接近。）绝大多数这些银币政策要点就象它们在任何地方出现时候一模一样，都非常之简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句简短的“支持自由银币”就总结了该党的政治立场。西部地区的两大政党在关税政策上常常产生不同见解。然而，当共和党人绞尽脑汁地把生羊毛关税保护与军队抚恤金加入政策要点以扩大对关税保护的支持队伍时，民主党人却极不愿意提及这个问题。例如，在国内的其他四个主要地区，反对关税政策是民主党人政治纲领中的头号问题：在美国西部地区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当中该问题却居于次要地位，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其出现的频率远远地低于国内其他地区。为了反击共和党人围绕着关税问题，强调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复杂政策，民主党人则强调对统一国内市场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反映在上述政治见解以比反托拉斯和对铁路运费进行管理更高的频率出现在民主党人的政策要点当中。然而，即使如此，两党之间的这些差异也是极其细微的，而并非政治方向问题。
随着时光的流逝，民主党人政策纲领的变化的潮流越来越类似于共和党人的情况。例如，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五年间，关税政策问题是民主党人政治纲领当中的首要突出问题，与共和党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联邦干涉南方选举问题以及外交事务上，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民主党人政治纲领当中出现频率的发展轨迹和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中的相关情况一样，也是朝着不同的轨迹发展：联邦干涉问题在政治纲领中的出现程度呈直线下滑趋势，而外交事务所占比重却直线上升。对于本地区的两党来说，货币政策问题最初是一个中间问题，但是在１８８９年以后该问题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禁酒政策问题在政治纲领当中的出现频率直线下滑，甚至在１８９６年以后完全地从首要的政治问题当中消失。在所有上述案例当中，尽管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分别在每项政策中采取对立的立场，然而这种政党政策的发展轨迹潮流却是大同小异。
然而，上述政策要点的出现频率却总结出了所有地区政党政治纲领的特色，而且所反映出两大政党的地区分支机构之间的差异同样都是引人注目的。例如，从许多角度来看，在民主党的东北部地区阵营与该党西部地区阵营之间的分歧甚至要比西部地区民主党人与西部地区共和党人之间的分歧还要大。并且，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共和党人与南部地区共和党人之间的这种地区政治见解共同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违背了他们各自的阶级基础。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国家，各个地区的选民往往是毫不留情地只关注关系到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为了吸引选民，各个州的政党都极力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突出上述经济发展政策，同时试图找到某种窍门：不仅可以强化他们在本党全国大会上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同时在本地选举当中尽最大的可能提高自己的选举竞争实力。一旦当这两种动机之间的冲突变得难以忍受时，正如东北部的民主党人与西部地区共和党人在货币政策上所经历的情况一样，该州的党组织就会彻底分裂。第三党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党竞争的形势。由于两大政党心力交瘁的在地区政治经济与国家政治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免不了常常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矛盾，第三党在其政治议程中无疑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矛盾。
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禁酒主义者是所有小党派当中唯一一个始终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尽管该党在所有的第三党当中力量最为薄弱，然而，该党通过与共和党争夺在禁酒政策上的选票，起到了积极推动共和党支持禁酒政策的政治效果——事实上，这恐怕就是该党在多次竞选当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从上述意义出发，一旦他们向一个支持了禁酒政策的群体提出政治要求并且在候选人名单当中再增加一名本党候选人以后，政治目标可能就已经实现了。对于该党来说，以自己的力量独立赢得选举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通过上述方式，禁酒主义者试图影响共和党人的政治纲领，这种影响结果可能鼓励民主党人精心设计有限度地反对禁酒的政策要点，以利用共和党人所作出的政治反映。因此，禁酒政策能够成为主要政党政治纲领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禁酒主义者象忙碌的苍蝇一样在全国各地频繁举行的政治活动。在该党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当中，一些其他方面问题也或多或少地与他们中心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该党主张的妇女投票权，这样一来将会扩大支持禁酒政策的选民队伍。虽然禁酒主义者不惜笔墨大肆的讴歌妇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孩子，天性就有着善良的自然情怀——正是他们哺育了西方文明，然而，禁酒主义者支持妇女在社会与经济方面享有平等权逻辑背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妇女对酒精的反感。该党之所以支持限制移民政策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在外国出生的，信仰天主教的美国公民往往倾向于反对禁酒政策。基于上述原因，该党不但鼓吹限制新的移民踏上美国领土，而且经常还要求外国公民必须除了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资格还必须满足其他的要求，并且，只有在美国定居一段时间以后方可加入美国国籍。该党的东部阵营倾向于起草非常简短的政治纲领，往往只提上述这些问题。然而，在美国西部地区，该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吸引力，在其政治纲领中敦促实施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土地分配政策、废除国家银行政策。支持该党起草更长篇幅的政治纲领是基于以下双重原因：除了利用选民对酒精的反感以外，还需要把其他更受公众欢迎的政治要求与禁酒政策结合起来，使该党的政治号召更有力量；同时，该党深深地信仰对社会与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管理的思想。正是从后面这种观点出发，该党的政治立场从严格管理酒精消费与外来移民转向了主张政府对铁路网络进行管理、通过反托拉斯立法、通过专家委员会制定关税政策。然而，由于该党自身较小的规模，以及在公众当中广泛形成的禁酒政党形象，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领域里的合纵连横当中，上述所有政策观点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
尽管绿背党运动生命比较短暂，他们带给美国政治领域的影响却颇为深远。在该党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当中，绿背党人的政治纲领显示出了完整的体系深度，复杂的逻辑推理——直到十九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之前，才有极少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能够与其媲美。正如他们的绰号所暗示的，在该党的政治宣言当中，所提出的绝大多数的主要政策要点都是改变金融体制，说得更准确一点，改变货币在国家金融体系内的角色的政治要求。与人民党相同的是，绿背党人绝少提到关税政策，并且，在铁路以及其他与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相关的问题上，两党都提出了相当多的政策要点，与美国两大政党只会反复重复、尖声大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共和党人所提出的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三脚架中的一条腿——建立在黄金本位制基础上的金融体系，成为了绿背党与人民党的政策纲领起草人员的主要攻击目标。在绿背党人政策纲领中，所提出的四项最主要的政治要求紧密、和谐表达了该党的政治思想与货币改革计划。例如，绿背党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要求废除国家银行：第一，只有人民才有权通过民选的联邦政府控制货币发行；第二，在绿背党看来，因为国家银行体系完全是赐予权贵豪富阶层的一项庞大特权，该项权利是毫无根据的！和国家银行一样，联邦公债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也是对富人的一种恩赐。绿背党人主张，可以采用纸币将公债赎回。绿背党人认为，这种办法不但避免了向富裕的公债持有者支付利息，而且进一步地扩大货币的发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事实上，绿背党人通常在他们的政治纲领当中法扩张货币发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要点提出了，甚至有时候要求联邦政府监督货币发行，以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调控。上述政策要点其实回到了绿背党人的最主要的政治要求：放弃黄金本位制，同时放松对货币发行的严格限制，将纸币采纳为国家法订货币。所有上述政治要求既可以看作一份金融体系计划，也可以将其视作一门货币经济理论。事实上，绿背党人所起草的货币政策要点内容具体、观点明确，不但远远超出了民主党人一句简单的“自由银币”呼吁，而且也远胜于共和党人对现存货币政策的马马虎虎支持。银币政策对于农业背景的选民的吸引力不亚于吸引苍蝇的油膏，所以，在所有绿背党人各州政治纲领当中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政纲支持用白银取代黄金，或将白银作为纸币的补充。然而，白银作为一种金属，在对美元进行一步到位的通货膨胀以后，同样会对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构成限制。由于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是绿背党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实践原则，在美国历史上最为精心构建、理论清晰的绿背党思想花园里强行插上银币政策这棵野草，不免让人有不协调之感。
在绝大多数绿背党金融政策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该党对于权贵阶级清晰干脆地仇视态度。这种深深的敌意从其他方面也反映出来，使得绿背党成为美国政党选举历史上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政党。他们所起草的每一句话都浸透着对权贵阶级、虚伪的经济特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神圣的财产权的蔑视，因此，绿背党能呼吁进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分配、为保护劳工进行立法、废除囚犯劳工制度、推行所得税制度。绝大多数绿背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信仰自由竞争的市场，但竞争的前提是参与竞争的双方必须要差不多平等。在绿背党人看来，任何人都不能仰仗其过人的实力来破坏公平竞争的机制。象工人的劳动工具或者农场主的宅基地这样的财产所有权是完全必要的，甚至在绿背党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这是一个积极因素；然而，庞大的地产与巨额的股票是自由竞争的大敌，必须通过政府干预，使得竞争重新回到公平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适用到投资额比较庞大的铁路问题当中来。如果铁路被私有经济所控制，其包含的风险不亚于国家银行体系，只不过铁路交通发挥着一项必要的社会功能，而国家银行只是对于有钱人的一项恩赐而已，完全是一项多余的东西。基于上述理由，绿背党人常常不满足于只对铁路进行国家管理，因此呼唤将铁路收归国有，就像通过废除国家银行从而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将铁路国有化。与美国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不同的是，绿背党人的铁路政策要点更集中在阶级特权问题上，而并非仅仅着眼于自由国内市场的扩张问题。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人民党人也热情地采纳了这项政策，从而使得他们的许多政治纲领没法与他们的绿背党前辈所起草的政治纲领区分开来。然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被极不协调的强加于绿背党的政治纲领当中，如今却成为平均主义反对党的最为中心的政治要求。银币政策在人民党政治纲领当中的日益突出的同时，也伴随着对绿背党政策的一些经典因素的关注力度不断下降，例如，废除国家银行的政治要求、政府控制货币发行的政治要求、建立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政治要求、削减或者停止联邦公债发行的政治要求。当上述这些主题出现在人民党的政治宣言中时，相关的政策要点往往更加简短并且主要是从阶级立场而非金融理论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然而，其他带有阶级色彩的绿背党政治要求却以同样的分量出现在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中，尽管要求进行更公平的土地分配和废除囚犯劳工制度的政策要点出现的频率有所下滑。人民党人把节约下来的笔墨用于强调国内市场的过度扩张，进而提出由政府对铁路进行监管或将铁路收归国有，并将反托拉斯立法作为该党的主要竞选原则。然而，无论是从地区或者是从时期的角度来看，在美国两大政党政治纲领中的政策优先度都是大同小异的。绿背党与人民党的政治要求当中有九项政策几乎是共同的。只不过用反托拉斯法取代了囚犯劳工政策。这种政策的高度重合远远地超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纲领之间的这种政策重合，无论是从地区来看还是从时期来看都是如此。换句话来说，尽管不是同一个党组织，出现时代也不一样，绿背党与人民党在他们各自的首要政策问题上的共同点要比，例如，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与大湖区民主党的共同点还要来的多。事实上，从上述观点出发，绿背党人与人民党人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所起草的政治纲领篇幅更长，也更为具体。不过，绿背党人所起草的政治纲领恐怕是美国历史上最长、最具体的政治纲领。（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该党政策要点在表格３·２４中出现的频率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来得要高。
政党政策与美国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美国的主要政党一再反复地向国内的选民提供三种经济发展观点。共和党人鼓吹同时坚持国际黄金本位制与关税保护政策，从而显示出该党这种极为严密的政策在造成地区间财富重新分配时，偏向产业与金融中心的明显倾向。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也支持黄金本位制（直到１８９６年），但始终反对关税保护政策。民主党人政策当中的上述及其他特色突出了该党支持以出口为主导的南方棉花经济，使其成为欧洲纺织业生产者（特别是英国）的一个附庸，这反映出该党仅仅是站在改善地区经济的角度（无论是从美国经济内部，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地区经济来看）来构思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带有农民色彩，持反对态度的第三党抵制黄金本位制主张货币通货膨胀，比其他政党更为积极地鼓吹着对公司并购进行更为全面的管理，极少提及关税政策。
这三种截然不同发展道路或发展观点起源于美国政治经济的三大领域，每一种发展道路或发展观点都在认识到各地区收入不均所引发的矛盾确实存在的同时，极力从国内政局中寻找一切可能的联盟机会，把各个地区联合起来。从上述观点出发，各州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通常都反映了他们力图在以下两方面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是政党的全国政策毫不留情地强调在地区间进行财富的再次分配，另一方面是地方上强烈要求在社会上层与低层之间调整收入分配。然而，毫无疑问，在这种平衡调节中是带有倾向色彩的——在对上述两者的支持力度上，各州政党及其政治纲领强烈地倾向于支持全国的发展政策。
事实上，不同经济发展思路的碰撞强烈的影响了在美国政治的各个层次之间的选举联盟。最终的结果之一就是将阶级呼吁与文化仇视淹没在光怪陆离的美国政治万花筒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群体、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阶级结构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日益分明。不过，文化冲突直接导致了禁酒政策这种在各州政治当中不温不热地次要政治主张。只有把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不同政策要点放在一起（绝大多数此类政策要点目的与范围都比较狭隘），劳工问题才以一个极端不起眼的角色出现在各州的政治当中。在美国各州，正如全国一样，美国应该采纳哪一种发展思路这个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争端。这场争端的最主要特色在于三种观点所强调的三种不同的地区间财富分配方式。
认可国家发展问题在地方与国家政治当中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美国产业化发展是自然发展，不可避免地陈旧学说，事实上，美国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完全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结果，本书必须对此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十九世纪晚期，美国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有着无数的政治挑战，这些挑战都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产业化模式。尽管共和党是美国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各州以及各地区的党组织却常常反对发展政策当中的主要内容——甚至闹到了分裂的地步。此外，在本时期 ，当涉及到通过发行公债对黄金本位制进行捍卫与废除谢尔曼购银法这种至关紧要问题的时候，克利夫兰总统，虽然是一位民主党人，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黄金本位制最坚定的捍卫者。并且，正是在１８９６年，正是美国东北部地区民主党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加入到共和党的阵营，才使得麦金利以席卷一切的优势入主白宫。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结构特色影响深远，其中包括：地区间发展极端不平衡对政党联盟的根本影响；共和党所扮演的产业化政策代言人角色，以及联邦政府中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分别承担了一些发展政策的实施。然而上述问题不仅极其具有分析价值，同时在理论上也极为重要：如此多的发展道路组成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迷宫，在每一个关键路口不同的政治呼声完全可能向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从而把美国推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政治结构是怎样最后保留下来的呢？在接下来的章节，本书将对一些极为重要的民选政治挑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