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四章）

第四章　对于财富的要求与选举联盟

绝大多数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争端是因为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的截然不同的学说观点所引发的。在诸多的学说观点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放任竞争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解放了以公司为引导的产业化发展。与所有的意识形态学说观点一样，放任竞争资本主义模式满足了多重目的：该学说对产业扩张作出了阐释，使得广大群众得以认识这一过程；该学说通过诸多有利方面证明资本主义是社会力量与社会生产的最佳组织形式，从而使得产业化过程合法化；并且，该学说指出了个人在社会中位置以及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所有的思想模型一样，该学说所提供的解释突出了学说传播者的领导角色：美国的工商业精英们。这种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深深地根源于经济基础，而且有选择性地关注到了现实的特殊层面。作为对社会可能性的解释，这种学术观点远比其他观点更加严密地反映现实情况，极具意义的优势在于：即使是最具挑战的其他学说也在纲领上互不相容，而且，所有其他学说观点都仅仅代表了极少数的一部分选民。
正如前面对政治纲领要求所展开的论述显示的，绿背党和人民党，以及每个主要政党都为美国的经济发展设计了不同的政策。每一种发展政策都在美国政治经济当中拥有清晰的、不同的物质经济基础：基于一种逻辑，将政治行动计划合法化；基于一种观点，选民当中的绝大多数群体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自己利益所在。与这一时期地区间经济的发展极端不为平衡的格局相适应，每一项政党所提出的发展政策均来源于美国各大地区之一。对于美国东部工商业精英们所宣称的自由放任经济观点，上述这些政策纲领要么予以支持，要么予以反对。然而，这些意识形态模式起源于诞生他们的各地区直接市场交易——该地区的主要社会群体通过这种直接的市场交易获取工资，或者销售产品。在本章的开头部分，笔者在阐述每一个主要地区阶级矛盾所产生的物质基础时，同时也关注对于收入分配的不同经济主张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国内政局的。接下来，通过对１８８８年、１８９２年、以及１８９６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来分析上述不同的经济主张中，有哪些经济主张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决定和国内政党联盟。
反对党意识形态模型的地区基础
对于美国各个大的地区之内普遍存在的、在收入分配上的三种不同冲突模式是如此广为流传，又是如此的激烈，这些冲突矛盾成为了地方社会与政治竞争的基础。每一种冲突都集中地体现深深地植根于在各个地区内主要商品制造或者主要产品出口经济领域的市场交易中。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对财富的不同主张互相排斥，集中地反映在对实施上述市场交易的条件与条款的政治管理。由于每一个经济领域都涉及到了各个地区不同的主要出口产品，因此，这些对财富的不同主张还往往附有更深的含义，暗示着在各大地区之间以及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不同收入分配主张。所以，这些不同的财富分配主张在他们各自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地组织因素的时候，同时也潜在的影响着国内政局的各种广泛政治联盟。
对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各种针锋相对的主张的交易核心其实也就是指的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了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并且从产品的利润当中最终获取一部分收入的地方。在美国各大主要地区，这些产生收入冲突的交易核心往往只涉及部分人，尽管这部分人在当地的人口以及在选民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但部分还是部分。最经典的交易核心莫过于工厂车间了：产业工人与工厂老板的工资谈判往往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工厂的利润中所分取的比重。因此，在产业制造业带这个地区，劳方与资方正处于一个彼此完全对立的立场。然而，在美国西部大平原地区，当地的自耕农不单单独立投资而且亲自参加劳动。就上述这种交易核心来说，矛盾不再体现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工资谈判之上，恰恰相反，在该地区矛盾体现在将收获的商品粮运送到国内以及世界贸易的滚滚洪流中所必需的中转交易程序。再来看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在这一地区，劳动者主要通过几种商业契约以从丰收的棉花所带来的回报当中分取一部分利润。所涉及的商业契约或协议形式由以下几种：租佃协议、土地出租、以及自耕农的商业运营。然而，事实上，上述这些商业契约或协议之间往往没有清晰的界限，使得南方棉花经济的交易核心无论是与引发劳资冲突的工厂车间这样的交易核心比起来也好，还是与涉及到西部宅地生产者的交易核心比起来也好，都截然不同。
对于公司利润的不同分配主张：北方产业的劳资工资谈判
像所有美国其他各大区域一样，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产业制造业带是由众多飞速发展的工业产业领域，占地面广、品种多样的商品农业，以及在处理整个美国市场的商品流与资本流中占据关键商业位置的大都会以错综复杂的形势而组成的。在这块美国产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组成市场经济的诸多交易形式当中，从斗争形态以及这种斗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来看，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靠出卖劳动换取金钱的劳动者与产业资本家的工资谈判了。
十九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美国工人按照小时计酬或者按照劳动产量来计酬。从某些方面来看，雇佣工人的这种工资谈判主要受到自由劳动力市场（工人通过这一市场向雇主出卖劳动力）的竞争情况的影响。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工资谈判的结果受到许多其他的因素以及劳方自双方达成的协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默许的）的影响。
工人们可以采纳以下几种方式来影响劳动力市场，并且进而影响到他们与资本家的工资谈判结果。首先，通过控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数量，从源头上可以进一步地降低工人们为获取工作之间所产生的竞争。从短期来看，许多带有歧视色彩以及因循守旧的做法的确起到了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获取工作机会的实际效果。然而最后看来（在十九世纪，时间周期并没有太长），开放的移民法使得源源不断的工人横越大西洋，踏上美国的领土，为美国产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成为影响劳动力供应的至关重要因素。只要这种移民潮为美国带来的是与美国定居者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同一类族群，限制移民的主张就很难获得支持。只有这股移民潮的组成人员本身发生了变化（在１８９０年之後，或者左右，移民美国的人员由来自北欧与西欧地区为主转向了以东欧与南欧地区为主），人们要求对移民数量加以配额限制，采用文化考试的政治主张才开始影响国内政局。然而，即便是当时，通过这样的法律来限制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直到十九世纪以后，这些政治主张才逐渐上升为法律。
在工人们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工人们要想影响收入的分配方式，获取更多的报酬的第二条途径就是通过政府采取管理措施。通过法律加以制约，诸如雇用儿童与妇女之类的情况就可以被禁止，诸如工作时间之类的其他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此外，政府对工作场所的干预行为可以对造成较大工伤事故与死亡责任的相关工作流程与工作办法进行控制。尽管这些政策并没有能够直接地对工资进行管理或者作出提高工资的规定，然而所有这些政策以种种形式确保了工人们能从雇佣劳动中获取更多的益处。在某种程度上，上述管理规定的确影响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在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上的谈判方式、然而，绝大多数的此类法律往往起草粗率，影响了在法庭上的实施效果，或者由于政府机构资金不足、办事拖拉而不能有效的监督实施。无论这些法律的实施效果是怎样之差，许多劳动运动的领导者认为这些法规对于各个州吸引投资者会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萨缪尔·冈珀斯在对阿拉巴马州限制儿童工作时间的法律被废除事件作出评述时，将其描述为是邀请“美国北部以及英国的资本……废除该项法律的议案完全可以视作献上阿拉巴马州孩子们的生命的议案，以从北方的资本家手中拿到六分红利。”
最后，工人们可以组织工会，通过与管理层的谈判协议来提高收入水平。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策略，通过这种谈判的方式将工资以及一系列与雇佣工作有关的问题重新谈判，以使工人们能获取更多的好处。当然，工会通过罢工活动迫使管理层回到谈判桌上。产业化的初期的美国与世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罢工成为当时劳资关系当中的一个主要特色。然而，与绝大多数其他工业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工人的罢工行动主要是针对于某一个雇主，从来没有转变为针对政府政策的政治抗议。
直到１９００年以后，美国罢工活动的高潮才姗姗来迟。这主要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产业化国家的过程当中，来自于欧洲移民在数十年间人数持续增长。因此，由于美国持续从欧洲把一群乡下人转变为工人，新来的工人要转变为产业化大生产当中的纪律严明的得劳动阶级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一时间过程明显地滞后于美国的产业化过程。由于绝大多数工人在十九世纪以后经历了产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新无情调整，当美国经济结构转型接近尾声时，美国在十九世纪的新世纪起点才迎来了罢工活动的高潮。
作为一种要求收入的主张，十九世纪晚期与８０世纪初期的美国工业罢工活动通常是一种蕴涵着危险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罢工活动并非是由工会发起领导，即使工会发起了一次罢工活动，绝大多数参与罢工的工人也并非是工会的成员。事实上，从人均罢工活动的角度来看，在一些由工会组织的经济领域所爆发的罢工活动要远远比那些工会组织相对薄弱的经济领域的罢工活动数量来的少（参见表格４·１）。尽管无论是在工会组织高度发达的产业，还是在工会组织相对薄弱的产业，爆发罢工数量的差异往往比较大，然而，从总的趋势来看，呈现出工会组织越薄弱罢工活动就越频繁的趋势。此外，由工会所组织发起的罢工活动的失败比例非常低，无论是在哪个产业，也无论在哪个地区，情况都是如此。不管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也好，还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也好，上述趋势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工会组织自身严密的纪律组织能力——通过严明的纪律将头脑发热、草率冲动的无组织罢工转变为极具高度艺术的谈判工具，以保证工会成员工作与收益长期稳定。基于上述理由，许多雇主实际上情愿与工会代表谈判，也不愿与一群无组织的工人打交道。
然而，极少有雇主愿意承认工会是代表他们职工的合格谈判代表，能够忍受工会将罢工作为一个谈判工具的雇主就更为罕见了。雇主们对罢工的这一态度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十九世纪晚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的罢工活动往往导致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世纪之交的罢工风险非常之高。反过来，罢工活动所蕴含的裁员风险，再加上缺乏系统的组织与领导使得许多罢工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末日预言色彩：注定以暴力和无可奈何地妥协让步收场。考虑到这种背景，世纪之交罢工活动的高发率只能归结为工人天生的战斗性比较高。此外，十九世纪晚期的罢工活动主要涉及工资与工作条件的要求，而后期的罢工活动则主要是在工会认可的情况下组织起来，所涉及到的也主要是劳动雇佣的其他方面问题。总而言之，与１９００年以后爆发的罢工活动相比，大部份十九世纪晚期所爆发的罢工活动直接涉及到工人与雇主对于产业生产所得分配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多数的罢工对抗的意味十足：没有工会的认可和调解，没有工会领导极具谋略辅以战术的指导，没有与工资和工作时间以外的问题有关，也没有各州政府的干预或者仲裁。尽管在各大经济领域当中，建筑业与煤矿也是罢工活动的高发领域，从１８８１年到１９０５年罢工活动四处爆发，席卷一切产业领域。不过，农业领域很少爆发罢工活动，至于在政府当中，则完全没有罢工活动一说。
美国劳工局对于１８８１年一月到１８９４年六月所爆发的罢工活动数据进行了收集，并将罢工地点与罢工规模情况加以出版。与美国劳工局后来发表的罢工活动数据不同的是，上述数据由各县填表制发；从１８８５年一月到１８９４年六月近十年的情况都是如此。通过将各个县的罢工总人数与该县在１８９０年的总人口数相除，全国罢工活动所反映出来的各地对于财富的主张和要求就非常具体的突显出来（参见表格４·２与地图４·１）。
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一致特色一样，在各个地区之间所爆发的罢工活动数量与参加人数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每千次非农业人口计算，排名在前的州或者是地区是俄克拉荷马州（包括印第安纳领土）。在参加罢工的６，７４４人当中，有２７％的人员是煤矿工人——在国内诸多的职业当中，最具有罢工倾向的当数煤矿工人（译者注：这也和当时美国煤矿艰苦的工作条件与遭到的残酷剥削有关）。事实上，在１８８１年到１９００年之间，从事煤炭和焦炭生产的罢工工人人数占到了全美国罢工人数的４２．７％。
在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带之内，平均每四个县当中就有三个县城至少爆发了一些罢工活动；才在产业制造业带以外，比例正好反过来——平均每四个县当中只有一各县曾经爆发过罢工活动。从罢工活动发生的频繁程度来看，罢工频率最高三个大都会都在产业制造业带：匹兹堡（阿里格尼县）、芝加哥（库克县）、纽约（曼哈顿自治区）。新奥尔良是唯一一个每千人次罢工人数超过一百人的主要都市中心。
除了堪萨斯州东部的煤田与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港口以外，再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墨西哥的美国大平原各州当中，几乎从来不存在罢工活动。西部的情况更为不不同：诸如爱达荷州北部肖松尼县的银矿常常是罢工活动的多发区，而周边的农业区域则完全没有罢工活动发生。放眼全国来看，西部的煤矿非常重要（位于怀俄明州西南角以及落基山脉矿区中心的甜水县为太平洋联合铁路服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但是，铜矿、银矿、金矿地区也是罢工活动的多发区。然而，正如内华达州的这个记录显示，绝大多数集中于美国西部的采矿活动中很少爆发罢工活动。
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从宾夕法尼亚州北边的边界到阿拉巴马州中心地区，在许多与采矿业也有密切关系的县城里爆发多起罢工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山脉地区的采矿业与钢铁冶炼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此方面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匹兹堡与伯明翰周边的工业体系。田纳西州的查痰热瓦与诺克斯维尔也可以仅作参考。并且，从某些方面来说，罢工事件高发的密执安北部的铁矿地区、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辛州也可以被视作钢铁企业向南部特别是芝加哥的延伸。爱达荷州南部中心的煤田、伊利诺伊州南部、俄亥俄州东南部耶是全国罢工活动的多发地区。除了阿拉巴马州中心区域与田纳西州以东钢铁业与煤矿产业区之外，美国南方的罢工活动主要集中在海岸沿线，每一个港口都至少爆发过一次罢工活动（诺福克、威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那所、杰克逊维尔、坦帕、奥克拉丘处拉、莫比尔、新奥尔良中、加尔维斯顿）。除此以外，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罢工活动的在美国南方这块广袤的地区发生。从全国总罢工形势来看，有一点宏观特色值得特别注意：尽管罢工活动与美国产业经济的具体经济领域联系紧密，然而相关的罢工活动比起经济发展其他的方面来看要分散的多。然而，在美国南方的交易核心完全采用另一种形式，因此极少有罢工活动在这片棉花种植区内发生。
在棉花种植区的不同财富主张：棉花抵押与种植园体系
与其说南方是一个与产业制造业带截然不同的地区，不如说南方是一个与美国格格不入的地区。在该地区，棉花种植成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所在。围绕着棉花种植所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与政治格局与美国北部以及西部地区截然不同。美国南方的五点政治经济特色决定的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同所在：完全依赖于棉花种植的农业经济，以出口为主外向型经济，人民的极端贫穷，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与世隔绝，社会体制与政治格局的清晰特色。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棉花种植成为了所有这一切的物质基础。
与美国经济的其他主要经济领域相比，棉花生产与全球市场的融合更为紧密。十九世纪生意兴旺的时候，利物浦的纺织工厂决定着棉花的世界价格，当这些市场需求穿越大西洋后，传遍了整个美国棉花种植业带，与棉花丰收有关的营销代理人于是闻风而动，四处拜访棉花生产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棉花种植与西部的粮食种植情况颇为相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掌握在从事棉花种植劳动者手中。这种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形式使得棉花经济的主要交易核心变成了一种协议，依稀的带有东部产业工厂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格局中所反映出来的金钱关系的影子。然而，东部的工厂位于资本充足、与国际金融体系完美融合的政治与经济大背景之下，而南方的棉花经济却相对的隔离于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结果，伴随着棉花种植物的营销所发生的所有权转移所采用的往往是更象以物易物这种模式而非金钱交易模式。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地区间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的条款对南方是如此不利，以至于由于棉花丰收所辛辛苦苦获得的货币来得快，去得也快。
劳动力与资本以三种不同的体制携手推动棉花种植经济的发展：分成制协议、出租合同、以及由所有权人自己动手进行耕种。分成制协议使得田主与耕种者之间对于所获得的收成按比例进行分配。田主提供土地，并且按照协议提供工具、马匹或者骡子、饲料，为耕种者和他的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如果必要的话还要提供所种植庄稼的种子。作为回报，耕种者（佃农）许诺向田主提供收成的一部分。有时候，田主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费用和其他预算外费用则从佃农的那一部分收成当中扣除。除了上述这些扣除之外，农夫与田主之间的分配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传统习俗所决定：如果田主提供了耕作的动物与工具，则可以获取二分之一的收成；如果佃农自备的动物与工具，田主则获取收成的三分之一份额。由于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已经约定俗成，并且由于耕种者（佃农）往往不识字，这些合同极少留下书面载体。上述这些合约关键在于庄稼抵押：对于提供了物资和土地给耕种者的种植园主和商人来说，他们对丰收的棉花享有优先受偿权。租用土地的佃农除了需要为所租用的土地支付租金以外，还需要自备物资与工具。
绝大多数种植棉花的农场都受到分成制协议或者出租合同的制约，所有种植棉花，却没有土地的农夫通常被称之为佃农。在南方地区，相当一部分按照租佃协议从事劳动的农夫家庭与黑人聚集区界限分明的种族群体、棉花种植，土壤类型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上述区域以内，土地往往掌握在以前奴隶主的后裔手中，规模庞大足以提供给一些佃农耕种，棉花的丰产则进一步促使他们从事专业化的生产。
当时在整个南方地区，佃农体系与当地人口当中的黑人群体、农场土地的价值、每英亩土地棉花的出产包数、以及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种植园经济的领土限制等诸多因素有着紧密、积极的联系。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佃农们或者花钱租用土地，或者耕种土地以从收成当中换取一些劳动回报——这种由佃农所主导的、高密度的、单一的棉花种植体系牢牢的扎根于南北内战之前南方传统的黑人聚居区与内战后所延伸到的得克萨斯州与阿肯色州。然而，在南方的山区与松树森林，当地的农场主并非依赖于棉花作为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也并非依赖于当地的商人来提供贷款。尽管他们与居住在黑人聚居区的农场主一样贫穷，这一地区的生产者在当地的政治经济中提出的呼声迥异于黑人聚居区所提出的财富要求，仅仅强调棉花获得丰收以后市场营销与交通运输环节对于收成利润的剥夺条款（黑人聚居区的主要关注对象）。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生活在山区县城的，集中所有者身份与劳动者身份于一身的农场主更倾向于提出和西部粮食种植区的自耕农差不多的政治要求。而在黑人聚居区，广大的佃农更为关注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庄稼抵押制度的废除。
然而，随着内战以后铁路网络延伸到美国南部的高地，改变了高地以及松树森林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条条铁路蜿蜒着延伸到了美国南方的高地以及松树森林，带来了大量的棉花、也带来了商人、以及庄稼抵押制度。原来那种自给自足的、完全有自耕农所组成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格局被由现金所连接的国际棉花市场、附近的百货商店的办理柜台、以及随后出现的按先进的资本家所有等级区分的社会格局所取代。绝大多数自耕农债务缠身、收成不好的时候，为了生活不得不抵押自己的土地以便熬到下一个丰收季节，绝大多数的自耕农都因为这样而丧失了土地，沦落为了靠为别人工作的佃农。从多个角度来看，这场发生在山地和松树森林的变革使得在美国政治经济环境当中，这些地区与黑人聚居区的利益更为趋同，更为息息相关。由于他们与棉花市场的出口运作和国际货币系统的贷款发行不再隔绝，种植园系统的自由贸易和通货膨胀的利率也因而成为了自耕农的主要政治要求。
因此，一方面，棉花耕种向高地延伸倾向于使得整个南部在美国政治经济当中出现一体化格局，也使得这一地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全国政治当中。另一方面，棉花经济又使得在这一地区内部造成阶级分裂。白人大农场主与商人成为了黑人聚居区的统治力量，位于棉花现金交易的一端，白人自耕农则处于棉花现金交易的另一端。本书所谈的交易核心就围绕着对于棉花丰收以后的收成的控制权所展开的斗争，造成了阶级分裂，也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白人群体的整体分裂，从而使得那些生活在高地与松树森林的白人强烈反对黑人聚居区的白人主宰者的利益。
在整个种植园体制的中心区域，这种对于棉花收成控制权的斗争演变成了种族主义政治斗争，绝大程度上是黑人的自耕农与借贷现金的佃农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种植园主和商人。然而，由于黑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方的共和党——正是北方的共和党人在南北内战中解放了黑人，并且在大重建中成为黑人利益唯一可以依赖的保护者——这意味着在黑人聚居区的阶级分裂同时也是对国内政党联盟的一种回应。与本书所描绘的相比，尽管十九世纪晚期南方的政治格局非常不稳定，一旦牵涉到国内政治问题时，该地区的白人大庄园主与商人、自耕农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共同反对黑人自耕农与佃农的政治主张；而一旦涉及到本地区或者本州的政治争端时，白人大庄园主与商人则一致的站到了白人自耕农与黑人自耕农或者佃农利益的对立面。因此，国内政治经济的政策级别差异（主要是看全国政策还是地区政策）深深地扎根于国内政党竞争当中，倾向于在美国南方造成种族分裂；而与此同时，在涉及到地区立法及政治问题时，这种分裂造成往往围绕着对于棉花收成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
大量的南方农场主通过南方农场主联盟这一组织试图解决他们在棉花经济当中的从属地位问题。在十九世纪所有美国阶级反对党运动当中，南方农场主联盟组织结构最为庞大，因此也最有潜力来根本解决经济生产的方式与收入分配模式问题。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南方农场主联盟试图构建一系列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机制，从而把广大的自耕农从商人与土地所有者的控制下解救出来，进而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与愿望。只要这个南方农场主联盟作为一个参与性组织保持兴盛发达，该组织的中心目标就始终停留在通过建立一个颇为庞大的棉花营销体系，以及合作购买农业生产的工具与设施体系，来改变南方的经济体制结构。只要上述这些目标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成功希望，农场主联盟就不愿意过多地牵涉到政治问题上去。反过来，他们这种实验的最终失败推动了人民党在美国南方组织兴旺发达、爆炸性的成长。人民党运动也是一种激进的反对党运动，但是该党的目标在于获取政治体制的控制权，然后通过政治机制来解决社会下层阶级的奋斗目标。
对于粮食营销的不同主张：贷款在地区内的转换与丰收粮食的运输
与被牢牢的镣铐拴在棉花种植上的美国南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决定着美国北方与西部粮食种植业的生产因素非常自由——几乎太自由了——随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西部湿润的气候，这种自由的生产因素席卷了整个平原地区，农场主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农作物；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部气候变得相对干燥，这种自由的生产因素受到了干燥气候的相对制约。在１８８０年到１８９０年的农业生产扩张期间，联邦政府售出了足够的公共土地，其总面积约合两个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在所有上述土地当中，用于耕种的土地总面积约合三个密苏里州那么大——其中一半的耕种土地位于大平原地区。在大平原地区的西部边缘和远西肥沃的山谷与群山之间，这种向西的移民定居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的小麦、玉米、燕麦的年产总量。这些地区在粮食种植上的相对优势反过来，成为促使在沿着东海岸，以及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其他美国地区，停止种植这些农作物或者限制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
从政治观点来看，最重要的粮食是小麦。在十九世纪晚期最后十五年当中，美国的小麦种植收成所带来的经济回报起初有所下降，最后，从平均角度来衡量，则变成了一种损失。收成难以预期。年景不好的时候，粮食产量虽然不高但是收购价却是高涨；而粮食丰收时，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但是收购价却跌了下来。由于在美国各个地区粮食丰收的情况非常不一致，所以某个丰收的地区在获取丰厚回报的时候往往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地区因为粮食欠收受到损失基础上。最后，决定美国小麦价格最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欧洲的需求——而欧洲市场的粮食需求情况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粮食收成情况以及欧洲的经济条件状况。不过，尽管鉴于气候条件非常难以确定，而且小麦市场的复杂多变，生产者还是可以对小麦带来的经济回报作出一个平均的预计估测。
在美国北部棉花与小麦种植地区的东部与西部区域的不同命运与利率取决于几个原因。首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东部农业地区与大都会以及产业经济相对融合的关系，并且由于这一原因直接影响着其他原因而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些农作物产区与相对发达、比较富裕的大都会市场非常接近，生活在东部地区的农场主可以自由地选择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进行种植，甚至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腐烂的农产品，比如鸡蛋、牛奶、蔬菜等进行生产。由于掌握了生产的自由权，使得多样化的农产品避免了生产单独一种农产品所可能带来的收成受气候影响难以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市场价格浮动承担较大的风险。此外，尽管由于在农作物的种植与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之间不断变化可能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东部的农场主至起码还是有选择的自由；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国内市场一体化迫使生产者对所在地区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农作物进一步进行专业化的生产。此外，由于距离东部农场主不远的北方森林当中有一些小工厂和锯木厂，东部的农场主完全可以在农闲时节去工厂或者锯木厂，靠打工来赚取一些外快，以增加他们的田间劳动所得。东部的农场已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努力，开发得比较充分，包括诸如一些农场结构和低洼地区的排水设施之类的资产改进设施比较到位。由于这些设施已经充分地建设起来，对于整个农场的资本化运作来说，所需要投入的抵押贷款数额相对较小。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抵押贷款的利率要远远低于西部的抵押贷款利率。最后，对于农产品贸易的中间市场环节来说，东部农场主的负担非常之小；而且，由于东部乡村人口比较密集，地理位置也非常接近大都市市场，再加上各大铁路公司之间的激烈的竞争，使得东部农场主用于铁路交通的费用降到了最低。
与东部农场主的情况相比，西部农场的经营状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相对比较干旱的气候条件往往限制了农场主可以栽种的农作物范围；干旱的气候往往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变化莫测，而且使得农作物的质量难以保证，由此增加了许多风险因素；农场的经营运作的资本化程度不高，利率较高的抵押贷款又成为西部农场主肩上的沉重包袱；西部地广人稀，农场主们往往生活在穷乡僻壤，几乎没有任何利用农闲时节打工的机会；而且，通向西部的铁路也往往被一家铁路公司所垄断并借此收取高额的运输费用，使得西部农场主为了将收成运往市场，本来就要支付比较高的长途运输费用进一步雪上加霜。
１８８５年左右，大平原地区周边边缘地区的情况进一步严重恶化：农作物产量比以往来得更低，抵押贷款的利率却成倍的飞速增长，气候情况更加难以预料，高额的交通费用又从农场主们手中夺取本就不多的收成。随着岁月的流逝，小麦种植越来越成为全国一个风险较高的职业，但是对于西部地区的达科塔、内布拉斯加、堪萨斯来说，没有哪里的情况比他们更加糟糕了。
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一样，西部地区的粮食生产者也雇佣劳动力来耕作农作物，然而，这种劳动力在本质上是临时性的或者季节性的。基于上述原因，与美国南部的具有高度组织化特色的劳动雇佣情况相比，在西部地区的工资议价情况明显的表现出缺乏组织化的特色。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对这种农场主与田间劳动力的劳动用工行为进行管理，更没有多少法律试图对农场主打工的流动情况或者履行劳动合约的情况进行严格的管制。恰恰相反，导致要求财富重新分配的政治呼声往往一方面来自于为粮食种植者提供资本与市场的营销服务的交易环节，另一方面，这一种政治呼声也往往因为不堪铁路公司与经营金融资本家的盘剥行为所导致。从最为广义的角度来看，此类农作物交易的对象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其他的产品，进行交易的条件一方面决定着粮食种植者的收入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决定着承担着将丰收的粮食销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中间商的盈利水准。
这种交易原型因此建立了一种对立矛盾的利益关系：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西部平原地区粮食生产者置于矛盾的这一边；从事农场抵押营销的金融代理机构、谷仓的经营运营者、铁路公司的管理官员则属于矛盾的另一边。在真实世界里这种交易核心往往位于社区银行、距离粮食种植者最近的谷仓、或者是当地的铁路车站。尽管所有上述这些设施都位于距离生产者最近的周边地区，这些设施的所有者或者实际控制方却往往在国内较远的地区，甚至是海外。所以，美国西部地区的粮食种植者所面对的主要是一些并非在本地定居的投资人或者公司所雇用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这种情况与美国东部产业车间或者南方种植园所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上述这些代理机构或者代理人非常清楚直接的参与到他们在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中来，再加上此类交易行为在西部处处发生，已经为人司空见惯，因此，无论是在市场上或者是在政治当中，这种交易核心显而易见。尽管粮食生产者往往通过各州的立法机构施加压力，提出政治要求，这种交易方式发生在州内的特性使得诸如此类的政治主张轻而易举地频繁出现在国内政治当中。
起初，粮食生产者们试图通过迫使各州对铁路进行管理，以减轻高额的运输费用压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这种在芝加哥北部以及西部各州所爆发的农场主运动在全国格兰其的组织下，被称之为“格兰其运动”。参加这些运动的农场主和农场主则被称之为“格兰其”，而他们所针对的铁路则被称之为“格兰其路”。在十九世纪最后十五年当中，北方铁路网的西部线路往往因为格兰其运动最为活跃，使得竞争能力远远不如东部线路，结果，铁路货运往往被附加上高额的费用。一旦粮食价格急剧下滑，一些诸如位于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中心交易市场往往向铁路公司支付运费已将希望涨价的粮食进行运输，以抬高价格。事实上，大量的粮食一方面可以限制市场价格（数量过多，价格自然下滑），同时也可以提高铁路公司的收入（提高了货运的班次），由此，非常低的粮食价格与比较高的铁路盈利水平就是这样联系起来。基于上述理由，农作物的生产者发现减轻自身负担的出路就在眼皮底下——通过对铁路运费进行限制的手段就可以实现目标。
与铁路运输有着紧密关系，然而却并非同一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另外一个中间交易环节就是谷仓。装备有电梯的谷仓的所有权形式比较复杂，具体来说由以下这几种：由本地的合法拥有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的谷仓；粮食批发商的代理商对谷仓进行控制，使之成为他们进行粮食营销运作的市场中间环节；此外，也可以通过粮食生产者以合作或者是协会的名义控制一部分谷仓的所有权。在所有上述三种谷仓所有权形式当中，最后一种所有权形式所占的比重最低，而上述前两种所有权形式往往通过秘密协议的方式，实际控制的绝大部分谷仓的所有权。例如，１９０１年，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北方线路在报告中声称在该线路控制下的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的一百五十六个县级车站当中，至少有一个车站装备有附带有电梯设施的谷仓。在上述六十六个车站当中——超过百分之四十——一家当地的粮食交易商或者一家位于东部地区中心城市的主要的粮食购销公司实际控制着上述六十六个车站当中的唯一一个谷仓。在另外十个车站有两个谷仓，一个谷仓被当地的和交易商所控制，另一个谷仓则由一家主要的粮食购销公司实际控制。在绝大多数的其他车站当中，往往由当地的粮食交易商与其他的粮食营销公司实际控制着另外两到三个谷仓。在谷仓的控制权上，农场主协会是当地粮食交易商或者铁路公司的唯一竞争对手，然而，其所控制的谷仓仅占当地全部谷仓的百分之五，仅仅出现在八家铁路车站。几乎所有的粮食在运往中心市场之前，就已经被粮食生产者售出，绝大多数的售出交易核心要么就在附带有电梯设施的谷仓，要么就在（并非那么频繁）铁路沿线——所售出的粮食在此被直接装上货运列车。在利物浦、纽约、芝加哥等主要中心市场之间，每天都通过电报传送粮食交易价格情报，当地的粮食购买往往依赖于几大主要中心市场的报价来进行决定。
无论是铁路也好，还是附带有电梯设施的谷仓也好，由于涉及到跨洲贸易（因此受到国会权利范围之内的监督）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对享有人格权的企业的司法保护（因此，政府在对铁路盈利水平进行行政干预时，受到司法限制），往往都深陷于一些颇具争议的联邦诉讼当中。对于美国大平原地区和西部的粮食种植者来说，粮食售出的交易核心往往意味着各州与联邦政府同时对此拥有管理权；事实上，粮食生产者常常闹不明白究竟哪一级政府管理才能被联邦法庭认可为合法、有效的管理。尽管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在涉及到铁路网络方面与平原地区和西部的粮食种植者立场差不多，然而，由于棉花交易往往就在十字路口的乡下商店发生，棉花种植者与商人根据约定俗成的习俗或者传统确定交易的条款，口头达成协议——联邦法律对此类棉花交易行为常常鞭长莫及。
贫穷促使许多南方与西部的农场主与农场主加入到，起先是农场主联盟，后来，人民党当中。上述这两个地区长期以来就对于铁路和银行有着深深的仇视心理。然而从其他角度来看，他们的反抗行为又有所差异，甚至有时候截然不同。对于平原地区和西部来说，反抗活动往往是阵发性的，与干旱爆发与消费品的价格降低而相伴而生。粮食种植者的阶级敌人常常被视为遥远的，甚至是外国的金融家和公司老板——正是这些阶级敌人所雇佣的代理商或者中间人在银行的窗口，铁路的货站，或者装备电梯设施的谷仓与农场主频繁的打交道。然而，毕竟平原与西部地区已经登上了美国北方所主导的充满活力的工业化进程列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该地区提出来一系列火辣辣的抨击言辞和极端激进的立法方案，这种反抗活动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该地区对于自身发展条件与条款的一种临时性的不满与抱怨。一旦回到较高的消费品价格问题上面，平原与西部地区的各州就争先恐后地表现出各自的金融保守主义，并且，纷纷提出在极端保守发展原则下的经济前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南方完全陷于一种悲观、毫无希望的境地。由于当地的群体完全依赖于棉花、稻米、烟草种植，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奢望。由于铁路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方的投资则所拥有，因此当地的群体把他们视作外来的侵略者、剥削分子，基于上述原因，事实上几乎没有几家北方的外来资本跑到南方来投资，所以绝大多数的自耕农和佃农以及小农场主们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几个北方的外来投资者，故此他们心里所勾画出的这些外来侵略者、剥削分子形象可以说是千人千面。而在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即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银行依靠来自东部的资本（至起码有一部分是这样）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于这一地区。而在美国南方，本身就没有几家银行，更没有多少东部的资本参与到当地的资本建设当中来。
西部的粮食种植者热情地拥抱了这一制度，并且同时试图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不平等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常常抵制这一制度本身，把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体制、军队抚恤金视作北方人所玩弄的在国内各大地区间转移财富的花招而坚决予以抵制。南方地区在美国全国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位于从属地位，再加上当地像大山一样压迫、折磨人的贫穷，对于规模较小的棉花种植农场主与佃农来说，他们的阶级敌人就是那些大种植园主与乡间的商人。这些人就住在附近，抬起眼来就能看得见，而且在当地尽人皆知。基于所有上述这些理由，让我们聚焦于支持北方工业化发展的政策体制时，南方的政治反抗运动必然是长期的、持续的运动；南方民主党人常常在其政治纲领当中加入对北方工业化发展政策加以抵制的政策要点。这些政策要点是如此频繁地被加入政策纲领当中，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公认传统：北方的保守主义份子所信奉的完全是愚蠢的教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当地的棉花种植者来说，他们的阶级敌人常常就是他们的邻居。当反对党的政治呼声集中于棉花从收获完再到输往市场的交易环节时，结果往往导致当地政坛更为激烈的分裂，美国大平原与西部地区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与美国西部或者山区的各州政坛相比，种族问题、政治激进主义思想深深地融入了错综复杂的南方政局，潜在的分裂与暴力长期而又持久的改变的南方的政治局势。为了谋求生存，大种植园主与商人在比以往更为热情的攻击北方所倡导的工业化政策体制的同时，加快了剥夺黑人与穷白人的政治权利的进程，以削弱当地反对党的选民基础。
美国几大标准地区的交易核心
在前面所述的每一个交易核心当中，无论这些交易核心是涉及工厂车间的薪水发放办公室，还是涉及到西部电梯谷仓的购买代理商，亦或是涉及到南方乡村商店柜台上的帐本，他们都成为美国几大主要地区之内劳动者提出财富重新分配要求的中心关键因素。当这些政治呼声反映到政治舞台时，上述每一个交易核心都成为理解地区内部阶级政治的关键所在。反过来，地方上的阶级政治同时影响了选民在国内政治与经济当中追求地区优势的努力方式。通过解决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条件调整问题，可以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优势，将本地区的披萨饼做大了以后，地区内部的各个阶级能拿到的份额相应的也会增加。事实上，可以将整个美国划分出层次清晰的各地区阶级结构。反过来，每一个地区当中的某个阶级不但关注本地区内部的主要经济领域当中的财富分配争端，同时也关注到在国内各个地区之间财富流动的方向与规模方面的争端。
从空间意义上来说，在前面所说的三大主要交易核心的利益争端起源于产业化东部、盛产粮食的平原与西部地区、棉花经济为主的南方地区之间不同的地区特点。为了清晰地描述这些争端是怎样在国内分布，又是以怎样有力的方式渗透到政治联盟与政治斗争当中，我们可以给每一项争端设定一系列的统计考核参考指数。每一套参数，通过它与其他参数之间的关系，分别对这三大交易核心相关的特性指标作出定义。例如，对于资本家和劳动力就产业利润分配问题的争端，就采纳了相应较高水准的人均制造增加值和低利率类别的数据，来发现在哪些地方的工厂争端可能被视作为能够产生主要的对财富重新分配政治要求的主要争端形式。根据上述这些地方相对较低水平的贷款费用，以及地区内的劳动力主要从事产业制造的深度数据材料，来判断上述这些地区已经完整地融入了国内以及国际信贷体系当中。这些地区政治与经济学当中所表现出的企业盈利和充分地地区货币资本，为那些鼓吹向工人阶级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呼声提供了显而易见的靶子（参见表格４．１）。
棉花农作物在南方经济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以种植园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得我们在理论上大胆作出推断：在该地区所提出的要求对财富重新进行分配的政治呼声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棉花的高度种植情况与自耕农与佃农体系的高度发达两大关键因素。那些人均棉花生产总值较高并且租佃耕种情况较为发达的县镇往往促使在棉花经济体系当中，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一致的反对大种植园主和商人。至于谈到商品粮的种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跟踪较高的利率数据与人均粮食产量的分析指数，对于那些集所有者与生产者为一身的西部农场主向贷款提供商和交通设施的经营者所提出的要求财富重新进行分配的政治呼声强弱情况作出推断。在那些具有较高利率水平并且人均粮食产量较高的县，当地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得大量的粮食种植者一致的反对牟取暴利的铁路公司、东部资本的代理机构或者代言人。
如果将这三种要求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政治呼声与他们所来自县镇联系起来，反映到全国的地图上，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呼声的地区差异就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参见图４．２）。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东北部地区所呈现出来的格局最为清晰地表明发生在工厂的争端极其容易在政治斗争中反映出来：非常高的本地资本数额再加上产业制造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美国地图的南部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传统的棉花带的集中，尤其是同样的突出了当地没有土地者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地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从地图上看来，美国东北部地区与南方地区的上述格局情况从地域上看来非常集中。对于商品粮的生产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太平洋海岸沿线部分州以及爱达荷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平原地区分离开来，我们原本认为这一核心地区粮食种植者与资本提供者和交通设施提供者之间交易核心是爆发要求财富重新分配的主要地区。佛得
在上述美国国内三大地区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县发生重合；考虑到这种地图模式构建的数据标准不一，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并不意外。此外，这些地区之间的分界线无论以哪种模式来考察，中间都由宽泛的范围区别开，从而清晰地拉开了彼此之间的界限；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密苏里州东南部地区的一个产粮县非常靠近南方的棉花种植区。否则，这三大地区彼此之间远远地隔开。事实上，有十来个州或者是领土管辖下的县没有一个能满足用来区分这三大地区的数据统计标准。从美国北方边境出发，沿着美国大湖区一弧形方式穿越东南部地区直到切萨皮克海湾，沿线都没有诸如此类的能满足条件的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的当地政治经济当中，在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交易核心的各个数据维度当中某个或者某几个数据标准所考核的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呼声产生原因并非其中的重要部分，而是意味着上述政治呼声的组织影响力在促成这类政治要求出现在政治纲领、政治选择、政治联盟的组织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前面所说的国内三大地区。
阶级冲突，地区间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内政党竞争
在美国国内三大地区之内的所有当地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冲突与争端影响着国内主流政党与反对党的竞争策略。然而考虑到这些冲突与争端在国内政治与政党格局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则应从一个更为广阔国内政局经济格局来看待这些位于其中的局部矛盾与冲突：南方的分裂主义以及支持北部工业化发展的三大政策体系表现为更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效果上来看，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中三大发展政策问题有效的将这些地区内部的争端与矛盾吸引到完全不同的、国内各地区之间财富分配问题上来。
在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带，当地的政治与经济主要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劳动者与资本家在产业领域所缔结的契约关系最主要方面：工资谈判、工作条件、以及认可工会代表劳动者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的地位等问题之上。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直接与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产业利润分配问题有关。尽管北方的资本家与工人都同意现有的国内各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大格局（从代表农业地区的南方与西部流向代表工业化地区的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然而，在地区内部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却成为地区内部阶级冲突的导火索。在这种冲突当中，共和党人略为倾向于资本家一方，民主党人略为倾向于工人一方。但是，由于国内各大地区间的财富分配问题才是影响国内政治体系的最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对于地区内部收入分配问题所产生的争端问题并未能够从国内政党竞争的机制中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大量的以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罢工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资双方的争端矛盾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压力由于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以实现解决，这种压力沉淀下来，以更为深远的方式影响着十九世纪晚期挥动两党政治竞争的政治联盟特色。事实上，试图解释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劳工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只能扮演相对消极的角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本书在此试图通过强调美国北部地区劳工与资本家在更为广泛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中拥有共同的地区利益，并且试图通过强调共和党作为北方工业化革命最主要的政治代言人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共识来获取政治权利这二点来解释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劳工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只能扮演相对消极的角色。
在整个南方黑人聚居区域内部，棉花种植业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在整个当地经济中占到了二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比重。对于本地区而言，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当中集中反映出矛盾的地点绝非是如同国内产业制造业带一样从工厂车间反映出来，而只能是棉花种植园。透过棉花种植园可以清晰地窥见，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以黑人佃农和小农场主为代表一方与以大种植园主和商人为代表另一方之间。绝大多数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矛盾集中地体现在黑人佃农和小农场主在种植期间的借贷抵押法律执行情况，以及在将收获的棉花从田野交易到市场的关键环节所反映出来的对于棉花收成控制权的争夺当中。同时从这两方面来看，这与收获的棉花种植物的控制权争端成为了南方地区经济的阶级为基础所展开竞争的组织因素。在诸如烟草、稻米、蔗糖等其他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交易情况当中也反映出了极端类似的现象。
种族问题在棉花带的政治经济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共同的种族背景让黑皮肤的佃农与自耕农联起手来共同反对白人种植园主和商人。然而，这种种植园经济当中的种族联盟掩盖了忠诚于联邦的爱国者和南部邦联的分裂主义者之间常久已来的分裂。尽管南方的黑人由于共和党所扮演的黑人人权与政治权利捍卫者角色（尽管发挥的功能极为有限）而紧紧地站在了共和党人一方，南方黑人与北方共和党人这种不可避免地联盟使得他们被视为那些直接帮助北方对南方进行经济侵略与掠夺的帮凶。此外，那些拥有小片土地的白人农场主本来因为拥有共同的利益可以黑人佃农结成联盟，却因为出于南方对共和党所领导的经济发展一种普遍的愤恨从而站到了与那些种植园贵族精英相同的政治立场上。不过，另外一个阻止黑人与贫穷白人之间结成联盟的阻碍因素是来自于黑人对白人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在经济上的依赖度；黑人常常受到经济报复的恐吓，被迫支持那些波旁保守精英分子所支持的候选人。因此，黑人几乎是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全力支持共和党，而对于那些受到恐吓的黑人来说，担心受到报复者把选票都丢给了上层白人阶级。无论从上述哪一种情况来说，他们也不为下层白人视为可靠的联盟对象。从全国政局来看，所有上述群体都共同的从利益上仇视北方所领导的工业化革命，这种共同的地区利益进一步地限制了南方内部的阶级冲突反映到国内政治局势当中去。
在粮食种植的平原与山区地区，以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的田园经济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情况的主流。在这一地区，位列美国三大经济区域当中的第三位，矛盾产生的交易温床是把那些田园种植者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的中间交易环节。在所有上述交易环节当中，那些涉及到利用东部地区资本或者外国资本的交易环节以及将农业消费品销售到各个地区与国际贸易市场当中的中间环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就前者而言，在贷款人与债权人、农场主与金融家之间的最主要矛盾体现在当地的金融代理机构或者代言人提供信用贷款的条件，例如，抵押合同当中约定的利率与条款之上。就后者而言，争议的中心环节位于交通环节：粮食种植者为了将粮食运送到市场，交付给批发销售商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交通运输问题。由于绝大部分的交通运输都是通过铁路运输这种方式，并且由于西部地区铁路网络就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模一样完全被东部的资本家所拥有和操控，因此当地的铁路也是由外来资本的代理机构在当地进行经营。所以，在上述的所有情况当中，所涉及到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牵涉到数量比较庞大的自有自耕农场主们，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数量相对较少的多家东部资本的代理机构或者代言人，并且这种矛盾要么以流动资本的形式加以表现（通过信用贷款的形式）要么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加以表现（通过铁路设施、运输车队、装备有电梯设施的谷仓、或者牲畜栏）。所以，和产业制造业带与棉花带不同的是，西部地区政治经济令该地区与美国东部地区之间，自耕自有的宅地农场主与外来资本所雇用的代理机构之间形成了界限森严的对垒。
鉴于当地的自耕自由的宅地农场主在当地人数众多，因此他们所形成的当地主流的政治力量倾向于通过降低资本的门槛和费用，对于市场当中的中心环节进行严格管制的途径来保护当地利益。然而，好些因素或者吸引开了或者限制了这种对于外来资本的政治仇视态度。首先，一旦这种当地对外来资本的管治限制了资本回报，使之低于其他地区的竞争机遇，外来的资本将不再流入这一地区，已经在当地投资的外来资本也会设法流出这一地区。这种潜在的市场反应对于西部地区试图通过管理措施来解决东部资本在地区间所占领的优势的解决办法受到了限制。
此外，西部的农场主对于东部产业制造业中心保持繁荣条件的依赖也避免了这种针对不同利益所导致采取的政治措施。与美国南方地区不同的是，南方地区所生产的工业原材料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向东部城市的劳动阶级提供粮食。因此，在共和党的产业发展政策的引导下，这些社会阶层的富足情况就会进一步地确保西部农作物的市场进一步扩大——这显然与南方棉花市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外，共和党政策当中的交叉因素（诸如向联邦退伍士兵提供抚恤金、为铁路建设划拨大量土地、以及其他的发展补贴，尤其是涉及到水利工程与港口建设的公共建设项目）进一步地强化该党的团结号召力——正是这种强大的团结号召力在早些年的南北内战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所有上述这些理由，那么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当中的矛盾中心环节与前面所说过的北方地区产业工厂和南方地区棉花种植园当中的矛盾中心环节相比，更为可能反映到全国的政治格局当中去。并且，美国西部的这种体现在市场交易与安排环节的矛盾反映到国内的政治局势当中，地区之间的利益很容易促使西部与南方联手起来反对东部的产业制造业带。然而，在从大重建结束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的大部份期间，西部地区对于东部资本代理机构的仇视心理却极端矛盾地扎根于与之相伴相生的对全国共和党的广泛支持的西部地区政治局势当中。
对国内政局当中的反对党运动之概览：１８７７年——１９００年
在大重建结束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这一期间，美国政坛当中的几项反对党运动的确危及到支撑美国工业化革命的盛行资本积累方式。首先就是绿背党运动，尽管这一政治运动缺乏选民支持（至起码在总统选举当中），然而它在政党的思想体系建设方面却卓有建树。绿背党政治运动在１８７８年国会选举和１８８０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达到了顶峰，该党对全国政治经济提出了一项全面的结构重整计划，这项计划的首要重心就是通过联邦政府发行纸币取代国际黄金本位制。然而，绿背党的政策纲领比上述政策要点更为全面也更具野心，并且在该党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任仍然成为了许多反对党运动的思想源泉。不过，由于绿背党人在政治选举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多大的选民影响力，笔者将其与１９１２年的社会主义者总统选举运动一并纳入本章以下部分进行分析研究。这两项政治运动，一向以序曲的形式出现，另一项则以尾声的形式出现，足以成为这一时期主要反对党的政治运动（１８９２年人民党选举运动于１８９６年布赖恩所领导的民主党发动党内十字军东征，参加总统选举）的压卷之轴。
作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反对党活动（曾经影响到国内一时盛行的资本积累与投资模式），这两项政治运动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人民党运动是农场主协会（美国历史舞台上规模最大、辐射面最广的草根组织）这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直接产物。人民党的全国与各州政治纲领中的政治要求不但起源于农场主协会运动当年从美国政治经济斗争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第一手经验，也继承了绿背党人所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想体系的衣钵。基于上述理由，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对解决国内盛行的财富分配不平均现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格外具体，同时对于这些解决方案的描述措辞也格外宽泛。尽管人民党在国内那些比较大的地区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根基，然而该党在争取选民选票的问题上却未能表现出该党在阐述其政策是那样清楚有力。人民党运动强有力的为美国的发展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需要有赖于该党能够团结好产业工人，然而实践情况证明，这一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
从所获得的选票而言，布赖恩参加竞选运动所带来的高潮为其赢得了更为广泛的选民支持，然而就竞选活动所反映出来意识形态而言，未免有一些过于浅薄。尽管人民党的残余势力以及绿背党所提出的另一条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观点装点着１８９６年的民主党政治纲领，随后选举当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于自由铸造银币的唯一要求。尽管许多学者都形容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要点过于简单，并且纷纷嘲弄这一主张的鼓吹者布莱恩，然而，１８９６年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绝不仅仅意味着用一种金属货币标准取代另一种金属货币标准，使之成为美国货币标准的基础。对于国内大多数地区而言，对以国际黄金本位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正统的抵制恰恰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行为，意味着广大民众强烈地支持通过改革来缓和飞速发展工业化革命所造成的严酷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布赖恩所领导的民主党人而言，许多这些改革主张或者通过该党的政治纲领当中明确地表达出来，或者从该党的立法记录当中明确地反映出来。
然而，在人民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是真实存在的。从一方面来说，人民党主要通过草根运动来壮大该党的实力——一种在合作组织当中对其绝大多数观点进行考验，并且通过论点与说服力来吸纳新的会员的运动。从许多方面来看，坚持政治理论和保持纲领性是人民党的标志。除了那些已经竞选成功的党派官员以外，人民党党内非常缺乏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民主党人有着悠久的创党历史，作为一个美国政党体制当中的主要政党，民主党专业性强、上下务实，而且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民主党长于在政治理论上作出妥协。自由铸造银币的主张，有时候偶尔也混杂着绿背美钞的提议，在民主党的政治血管当中流淌了几乎近２０年之久。在民主党党内为了争取对全国民主党的控制权（党内精英之战，直到１８９６年才结束，这场斗争几乎完全集中在美国国会当中），而在民主党南方地区阵营与民主党东部阵营所展开的内部斗争当中，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也成为了一项有力的斗争武器。
当１８９６年机会到来之时，民主党党内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分子之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提名布赖恩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一）布赖恩被提名以后将会放弃民主党内的东北地区保守派，这一党派派别一向保守成风，在党务上所发挥的角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追随者所授予他们的权利；（二）增补人民党军团加入到民主党的军队当中以后（译者注：此处是作者的比喻，喻指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甚至即便让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大量离开的情况下，仍然对于民主党人在与共和党人的竞选当中取得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三）由于传统的民主党强调通过关税减让纠正农业与工业之间贸易条件，强调由各州和地方上对商务进行管理，以及强调从各方面限制中央政府在美国政治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政治主张，因此，将人民党政治纲领当中威胁到南方地区种植园主精英人物的政策要点去除以后，绝大多数的人民党政治纲领当中所提出的政治要点就形成了对民主党的传统政治观点的自然补充。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民主党内部势力集团通过根据民主党党内对于布莱恩的支持情况，考验出了党内成员对于政党的忠诚程度，进一步地巩固了他们在于党内最高委员会的革命成果，用大量的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这些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根本不在乎美国究竟到底是应当采用黄金本位制，还是白银本位制）取代了支持黄金本位制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新教教徒在党内所留下的空缺。尽管布赖恩在１８９６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落败，但是民主党再也不会回到对黄金本位制这种金融正统理论的支持上去了。事实上，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当中日益扩大的角色最终为民主党在１９００年转向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在以后的岁月当中采纳一个更具有劳工色彩的全国政治纲领铺平了道路。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而言，这两项声势浩大的反对党运动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纲领，两者均针对以保护性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以及统一国内市场政策为标志的共和党现行政治体制指出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人民党选择了在关税政策上保持沉默立场，公然地反对黄金本位制，并且主张各级政府对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干预。人民党之所以在关税政策上保持沉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假如真的面临作出选择的压力，掌握联邦政府权力的人民党对关税予以减让几成必然。放弃黄金本位制将会严重的损害伦敦金融市场与纽约金融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极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从而最终危害到产业化的扩张发展。然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干预将提高在整个南方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信贷资本量。从美国边疆地区以及棉花带的农民角度看来，上述一些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将会改善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贸易条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人民党所提出的互助型的联邦政治观点强调经济的稳定性甚于经济的发展，强调小生产商的独立型甚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强调政府的干预甚于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并且支持将社会财富普遍的重新向社会下层进行分配。
传统的民主党政治纲领强调关税减让、地方自治、并且严格限制联邦权力。作为一种与共和党的发展观念截然不同的发展观点，传统的民主党政策所追寻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始终朝着改变农业与工业当时盛行的贸易条件的方向而努力——这种发展道路在很大的程度上颇为类似于人民党所提出的发展道路。然而，民主党常常反对在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财富重新分配，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就民主党全国这一级别来看，民主党的全国政治纲领策略性地将对黄金本位制的支持作为对该党东部阵营的一种让步手段，而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的国会议员则始终以压倒一切的多数支持放弃黄金本位制。
与共和党所提出的国家发展观点相比，民主党所提出的国家发展路线将会严格限制或者消除绝大多数的关税保护与军队抚恤金之类的联邦政策所造成的地区性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影响，与此同时，允许联邦各州对于全国性的公司的管理运作进行规范管理。通过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企业兼并行为，并且通过对支撑工业化发展的社会财富分配发展情况作出限制，民主党的国家发展观点将会降低产业扩张的整体速度，并且进一步强化棉花经济在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当中所占的比重。从这种观点出发，在１８９６年的总统选举当中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纳入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当中将进一步地限制产业扩张的程度；究竟这种限制能否伴随着提高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的市场可用资本？这取决于一个在布赖恩领导之下的政府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人民党国家发展政策当中的其他特色主张。人民党通过诸如国库分库计划这样的政治提案，力求同时实现增加市场上的可用资本与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向，支持独立的小生产商，同时开拓来自于地方上的信贷资本。国库分库计划在美国南方地区最为可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原则，国库分库计划同时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经济经验与选民联盟的政治呼声当中；然而，美国南方地区的民主党人明显地不愿意支持这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扩展项目。然而，在美国西部地区，民主党成员则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诸如此类的理论阐述。总的说来，毫无疑问：人民党人所提出的合作互助性的联邦模式要想依靠一个布赖恩政权的领导之下来得以实现似乎有点艰难。布赖恩政权的重点将在于解决当时盛行的地区之间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格局；至于谈到关于各个地区内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格局与促进周边地区增加可用信贷资本的解决方案，对一个布赖恩领导的政府而言，将远没有纠正财富再分配格局来的重要。
布赖恩通过为产业劳工的阶级要求而代言，将要争取的目标选民定位在产业制造业地带的工人群体身上，从而试图在团结周边地区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同时，充分利用美国东部地区的阶级矛盾。然而，就整体而言，产业工人却大量的转而支持麦金利与共和党所提出的国家发展体制。事实上，美国国家政治的两个方面特点在整个这一时期都非常突出：一方面，几乎完全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产业工人的政党；但另一方面，产业工人又对于农民反对党运动参加者所提出的政治联盟提案表现出漠然的态度。这就注定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反对党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从而，产业工人也就成为了主张金融正统政策（译者注：黄金本位制）、关税保护政策、以及统一国内市场政策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者队伍当中的中流砥柱。尽管其他的政策也同样影响到了劳工在美国北方地区政党体制之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然而主要是共和党所倡导的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将大量的工人吸引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者队伍当中。最后，尽管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与各国工业化革命相比较，达到了世界历史的最高峰，共和党人仍然成功的将劳工围绕着产业收入分配所引发的争端从美国国家政治当中予以移除。在整个产业化的北方地区，群众投票参选、工厂车间所爆发的充斥的暴力色彩的争取收入的罢工活动主张、同时伴随着对共和党——资本积累与产业兼并的主要发展政策代言人的全面广泛支持。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政治民主的体制之内：绝大多数的对于社会财富的强有力争取主张均具有一种跨越地区的特性，此类主张来源于充满着矛盾的要求呼声；而恰恰正是通过这些彼此之间充斥着矛盾的财富要求，位于产业核心地带以外的商品粮种植地区试图改变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由此看来，将产业工人对于社会财富的呼声要求转移到相对来说缺乏政治特色的罢工活动之上，远远地离开国家政治舞台也就成为了为什么美国的产业化飞速发展与一个开放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够兼收并蓄的经验所在。
本章旨在对把这些存在着纷争的经济发展观点与每一个美国主要政党的支持选民所组成的联盟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反对党挑战联系起来的投票记录格局进行概要描述。首先，通过对两次最为重要的总统大选——人民党于１８９２年参加的总统选举与布赖恩所领导的民主党于１８９６年参加的总统选举进行分析，主要分析这两次大选当中的选民政治联盟情况。分析方法是通过包括罢工活动频率（作为劳资之间矛盾斗争激烈情况的一个参考数据）在内的十九世纪晚期经济发展的透光镜来对上述两次大选活动展开分析。随后，通过将１８９２年大选所产生的选民格局特征与１８９６年大选所产生的选民格局特征，来与１８８０年绿背党参加总统大选所产生的选民格局特点和１９１２年社会主义党参加总统大选所产生的选民格局特点进行比较。绿背党总统大选与社会主义党总统大选分别发生在这一时期最为高潮迭起的两次反对党运动（人民党于１８９２年参加的总统选举与布赖恩所领导的民主党于１８９６年参加的总统选举）的前后，在解释美国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兼收并蓄的原因所在时，尤其是在解释社会主义政党所参加的总统大选的原因之时，证实了美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矛盾长期有力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发展。
人民党于１８９２年所带来的挑战
１８９２年，共和党人提名本杰明·哈里森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则第三次提名格罗弗·克里夫兰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由于两大主要政党所起草的政治纲领也类似于４年之前的大选当中所提出的政治纲领，１８９２年的总统大选或多或少地也就成为了１８８８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延续。尽管之前的总统选举活动同样也将焦点集中于关税政策之上，如今，两大主要党派更为强调围绕着关税保护展开激烈的竞争。在１８９０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将经济的恶化状况归罪于１８９０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并且在国会的中期选举当中一举夺得国会众议院当中的８６个议会议席，同时也在国会参议院当中也拿下了两个参议员议席。然而，共和党失去的要远远超过民主党人所得到的。共有八位人民党国会议员通过选举进入了新一届的第５２届国会当中，每一位人民党国会众议员均是通过取代共和党之前所占有的议会议席进入众议院当中、在国会参议院，人民党人从共和党人手中夺得了两个参议员议席。直到１９０３年召开的第５８届国会截止，人民党人在国会参众两院当中均占有议会议席的时间长达１２年之久。
在国会当中，人民党人从来不是国会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尽管人民党国会议员也就立法案进行投票表决，然而，由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所设定的议会议程极少触及人民党的中心议题。人民党国会议员在国会山的行事方式特立独行，他们完全漠视由共和党与民主党就关税政策问题所发起的激烈战争。人民党国会议员将小生产者互助合作模式的共和国政治观点带入到了国会当中，自然，他们被完全视作为局外人，国会当中的主要政党同事们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的极尽嘲讽之能事，在内心深处则对他们深感畏惧。人民党国会议员的选举实力最初来自于美国平原与山区西部的各州当中，而后也从美国南方地区获得了选民支持。尽管人民党从未同时控制美国任何一州的州长一职与该州的立法会两院，然而，人民党人却１２年以来一直是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的州立法机构当中决定着议会议程的政党组织，同时，在较短的时期之内也曾经控制了其他州的立法委员会。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人民党人只有一次曾经在大选当中提出过总统候选人，即１８９２年的总统选举。该党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来自于爱荷华州的詹姆斯·韦佛，此人大约在１２年前曾经被绿背党提名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且作为绿背党人担任过几届国会众议员。韦佛在除了特拉华州的其他各州当中发动竞选活动，共赢得了１，０００，０００张选票，约合该选举年度全部总统大选计票的百分之九选票，并且一举拿下了五个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内华达州、以及北达科他州）的选举人票。在此次选举当中，人民党候选人韦佛一共赢得２２张选举人票，克里夫兰一共赢得２７７张选举人票，哈里森一共赢得１４５张选举人票。
支持人民党的选票与国家经济发展
就最为广泛的视角来看，韦佛在１８９２年选举当中所获的不同地区选民支持情况往往随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地区发展程度的逐渐提升而呈现出相应的下降趋势（参见表格４．３）。例如，将１８９２年美国国内八个最为发达的贸易区域当中的选票累计起来的时候，平均每１００张选票当中只有一张选票是支持人民党所提出的总统候选人。从人民党在美国国内发展情况最为落后的地区所获选民支持情况来看：美国国内最为欠发达的贸易区域的选民当中，平均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名选民投票支持人民党所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在上述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其他地区，对人民党的选民支持格局较为规范：或多或少地随着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应提升，该地区对人民党候选人的支持情况则呈逐渐下降趋势。而美国主要政党的选民支持格局则显得大不一样。克里夫兰的选举实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和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当中。而在这两个经济发展的极端地区之间的其他地区当中，民主党人在四个中间发展水平的地区当中任何一个发展水平地区中所获得的选民支持力度均要低于共和党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共和党候选人所获得的选民支持情况在发展水准程度排名在前的五个发展水平的地区当中均表现出非常稳定的格局，只不过是在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当中才呈现出选民支持率急剧下滑的局面。除了上述三个党派之外，无论是从哪一个发展水平当中的地区来看，对于其他政党的选民支持力度都显得非常微弱。
从几方面来说，这种格局是非常引人瞩目的。首先，尽管基于上述这些分类的抽象程度非常之高的这一事实，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与人民党在该地区所获选民支持力度下降之间的这种逆向反比关系非常紧密。当然，许多其他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具有极强的地方性特征）也影响到了１８９２年人民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情况。尽管绝大多数的因素与美国工业化革命的政治进程与工业化革命的经济进程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就总体格局而言，这些因素对于这次美国选举的影响方式主要是通过一种间接的关系：在一些地区增强了人民党的选举实力的同时，也在其他一些地区影响了该党的竞选实力。例如，在平原与山区西部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所有各州当中，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协议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党各个方面的竞选实力——假如人民党被迫独立参加选举的话，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与人民党进行合并的吸引力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该党在该州选民当中的号召力，因此最终可以追踪到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人民党的政治纲领怎样在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当中代表地方上的利益。民主党就与人民党的合并问题所作出的决定绝非像表面看来如此简单（民主党既可以决定和人民党进行合并，也可以决定不和人民党进行合并——无论合并与否，均会对人民党所获得的选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也取决于诸如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该州的传统实力对比情况等其他因素的考虑。
表格４．３的整体格局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另外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特色就是，美国两大政党的得票情况与投票选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之间并不具有敏感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民主党人因为在纽约贸易区域的选民支持率要远远高于共和党人的选民支持率，因此遥遥领先于共和党人。纽约市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之中占据了一个颇为反常的位置（译者注：关于纽约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当中的特殊地位，请参看前文）：预先决定了纽约市以及绝大多数纽约贸易区域支持自由贸易制度，从而也就自然支持主张自由贸易制度的民主党。１８９２年，由于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之前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的州长这一职务，再加上克里夫兰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期之内坚持硬币政策（译者注：即国际黄金本位制），因此更得到了纽约的大力支持。在美国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欠发达的贸易区域当中，民主党拥有压倒一切的主导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该党在整个棉花带的选举实力。
然而，上述这些整体格局掩盖了在每一个发展类别（参见表格４．４）内部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例如，民主党人在纽约贸易区域当中的选民支持率要优于共和党人１５个百分点，但是却在布法罗贸易区域当中落后于共和党人１０个百分点。在“中高程度”的贸易区域当中，人民党的选民支持率可以从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地区一直排列到低于百分之一的地区，同一个发展类别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非常清楚，如果将上述这些差异甚大的选举结果集中一处来看之时，就无法解释１８９２年总统大选当中的绝大多数投票情况。然而，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非常精确的来对人民党候选人或者是布莱恩的得票情况进行解释。诸如此类的探寻将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各个不同的地区与州之间的不同因素，而一些诸如像堪萨斯州降雨量变化之类的因素，很难在通过概括之后广而推之到国内的其他地区当中。恰恰相反，本书的分析通过就选民对上述两次反对党运动的支持情况与美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旨在就美国政治当中为什么未能出现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在激进的反抗农民与产业工人之间试图建立起联盟的努力会遭遇失败、为什么主要的政党对于就这一期间产业经济领域当中所积累的社会财富提出的再分配要求会如此冷漠等问题提供一个大致的解释。从上述观点出发，本书就从选民对人民党的支持与经济的相对发展之间的最为广义上的联系开始进行分析。通过多种方式对这种关系进行分解。
正如第二章当中所进行的阐述，经济的相应发展指数是由五个因素所组成：人均产业增值、专利活动、利率、人均财富、与文化教育情况。如果对于美国国内的贸易区域在上述各个单一因素之下的相应表现情况进行排列（正如表格４．５一样），所产生的格局将对１８９２年的投票情况得出一个更为完整与具体的图景。例如，无论是依据哪种经济的相应发展指数进行排列，同样是在所得出的排列情况最底部的一栏当中，民主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最高，而共和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最低。除此以外，美国主要政党的所获选民投票支持率与上述五个发展领域的指数之间只存在着较为松散的关系。最紧密的关系当属随着对民主党的选民支持率和成年男子文盲率出现上升之间的关系；此外，所列出的主要政党的比较格局情况并非相当明显。与主要政党所获选票的分布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人民党所获选票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领域之间通常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在利率方面，这种格局最为明显；在制造业增值情况方面，这种格局也比较明显。从专利活动指数情况来看，这种鲜明的格局仍然相当明显；然而，就人均财富情况而言，所展示出来的格局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在贸易区域的文化教育程度与人民党的选民支持率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上述格局之所以重要，在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鉴于关税问题是将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人与坚持自由主义贸易思想的民主党人清楚地划分开来的一个问题，关税政策应当是非常引人关注的，所以，在制造业增值指数与对美国主要政党的选民支持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事实是有些令人吃惊的。正如其他章节所进行的阐述，关税政策是共和党精心阐述的政策体制当中的中心环节，正是关税政策通过达成的政治联盟协议，在产业制造业地带以外的许多乡村地区拓展了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例如，生羊毛的关税议程将许多原本对关税保护政策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的农民转变成为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同样，联邦军队抚恤金政策也将许多原本对关税保护政策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的退伍士兵转变成为了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在那些没有多少工厂、也没有多少绵羊、同时也没有多少联邦退伍士兵的地区——换一句话说来，也即是南方地区的棉花带，共和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大幅下跌，而民主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则直线上升。此外，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当中，关税政策将国家收入在产业核心地带与农业周边地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关税保护政策为中心的延伸政策体系事实上旨在改善对美国平原与山区西部的影响，当然，并未对美国南方地区给予任何形式的改善）从地方层面来看，被重新分配到产业经济领域当中的社会财富成为了劳资双方收入分配的矛盾争议焦点所在。当资本家可以放心地坚持和共和党人在国家与地方层面上进行联盟合作之时，产业工人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就关税保护这样的国家政策而言，工人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而从工厂车间所爆发的（各州拥有主导权的）对于社会财富的要求却导致工人在地方层面上支持民主党人。从而，在１８９６年之前，产业工人的投票支持是民主党在产业制造业地带能够拥有相对选举实力的关键所在。
上述格局如此引人瞩目的第二个原因较为直接。人民党是一场政治运动，该项运动长期坚持提出纠正美国的工业经济领域与农业经济领域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件与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件。由于影响地区之间贸易条件的主要联邦政策是黄金本位制与关税保护政策，因此，人民党的选民支持率高度集中于利率较高、制造业活动频率较低的贸易区域当中就不足以让人奇怪了。正如保罗·卡彭那所主张的，人民党西部地区分支机构运动是一场“美国国内的半殖民地区域……对美国东北部地区与中西部以东地区的工业化都市统治”的一次反抗运动。就美国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而言，对于美国南方地区来说，这一地区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人民党运动只不过简单地重申了这种旷日持久的地区要求。
１８９２年的总统选举与罢工活动
几乎所有十九世纪晚期的罢工活动均涉及产业工人对他们的雇主所提出的工资要求。事实上，诸如此类的罢工活动是社会下层阶级对于产业经济领域当中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提出分配要求的主要形式。在接下来的分析当中，通过以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４年之间的罢工参与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产业工人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主张，与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和人民党在１８９２年所获得的选民支持情况联系起来。这种分析充分地证实了工厂车间爆发的这种争端的范围与工人团体在国家政治当中的结盟情况不存在联系。
人民党在１８９２年的选举当中，迎合产业工人的这种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主张，提出了最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例如，就花言巧语、循循善诱而言，没有任何一份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或者是共和党的政治纲领能够可以和人民党在明尼苏达州的政治纲领当中所提出的政治要点相提并论。在爱达荷州所爆发的一场暴力冲突使得北部山区山谷地带的银矿被彻底地荒废，该州的人民党谴责了“联邦和州政府在处理肖松尼县城银矿矿主和矿工之间的现存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向在实力悬殊情况下坚持斗争的矿工工会致以深切的慰问。”与此相反，共和党各州的政治纲领通常强调保护性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实惠，而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则就经济稳定的空洞论点大作泛泛之谈。
假如工人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与罢工活动以及与罢工相关的一些工资要求有关的联邦政策（诸如对于工会法律地位的认可、将间接抵制合法化、以及对纠察权的认可）之上，至起码在美国各个县镇所爆发的罢工活动会与对共和党的支持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现实情况却并不存在任何诸如此类的联系。事实上，就整体水平而言，这一期间国内罢工活动频率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也就是人民党选民支持率最低的地区（参见表４．６）。例如，在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４年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罢工活动记录的县镇当中，人民党所获得的选票只占该县镇全部所投选票的１６％。而在那些罢工活动偶发地区当中，人民党的所获选民支持率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仅仅达到了此类县镇全部所投选票的百分之五点五。在罢工活动最为高发的三个类别之内，人民党人在此类地区所获得的选票比率仅比全部投票的百分之三略高一点——大约占人民党全国所获选票比例的三分之一。
当按照全国各个县镇的相对发展程度进行重新归类之后，所反映出来的格局情况再一次证实：人民党所获选民支持情况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每一个罢工活动类别之内（从没有罢工活动爆发的地区直到罢工活动的频率高达每１，０００人中就有１００人参加过罢工活动的地区），人民党的选民支持率几乎毫无例外地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支持率也直线下滑。然而，在每一个发展范围类别之内，罢工活动的频率几乎对人民党的选民支持情况没有任何影响。尽管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产业制造业带的比较发达的地区当中，然而在美国周边地区的绝大多数县镇当中至少也拥有一些产业工人（例如，受聘于铁路、矿山或者木材营地的产业工人），因此存在着成为罢工场所的潜在可能，然而据记载几乎没有任何罢工活动在这些场所爆发。结果，在发展程度得分为零并且没有任何罢工活动的县镇当中，支持人民党的选票高达１００万张（参见表４．６底部部分）。相比之下，同样发展情况得分为零但是罢工活动颇为高发的地区当中，人民党所获得的选票仅有２８，０００张。而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格局。在一些经济最为发达，并且在这一期间没有任何罢工活动记录的县镇当中，仅有２，０００位选民投票支持人民党。然而，在一些罢工活动非常高发的县镇当中，在所有投出的选票当中，超过６００，０００张的选票是支持人民党候选人的。因此，总体格局（表格的最右边一栏）随着人民党支持力度的增加，罢工活动却随之减少之间的联系完全应当归因于每一个发展级别之内投票所占比重。
人民党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的支持比例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大胆推论：在这些县镇的绝大多数产业当中，产业工人是反对人民党的。然而，尽管人民党人在经济最为欠发达的县镇当中获得了主要的支持，却也不能就此作出推论：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工人支持该党的情况频率要高于产业核心地带的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工人对于该党的支持情况可能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降低呈现略微的上升趋势，大幅的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在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当中各方面的情况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增加明确的意味着在这些县镇当中有更多的农场主。如此一来，总体而言，产业工人对人民党的反对情况和看上去似乎在美国各地的好情况都是如此。只不过除了美国西部地区的矿产业以及周边的农业地区以外，特别是在对于人民党的抵制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就是罢工活动的高发地区。
工人之所以对人民党保持一种冷漠甚至常常持有一种敌视态度的解释就在于：农民和工人利益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当中处于一种基本对立的状态当中。从这种观点来看，工人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而这只有通过将农民从市场上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地往上推高，升高工业品的价格。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最希望他们所生产的食物、纤维，诸如棉花和生羊毛这样的农产品的价格能够进一步地增加。而这种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则会使的工人增加在食物与衣服上面的消费支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所取得的只有通过另一方的损失才能得以平衡。尽管这样的解释与共和党作为将农业周边地区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到产业制造业地带中的主要推动者角色一致，这种解释倾向于低估联邦政府关于产业经济领域的工资政策影响，从而低估了工人对于共和党所领导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支持。简而言之，工人不仅因为担心自身的收入比例可能受到限制而抵制人民党的号召，同时他们也强烈地受到发展政策将增加国家社会财富在工业经济领域当中积累份额所带来的吸引。而当工人们需要和产业公司一同竞争这种社会的财富分配份额之时，工人们一方面通过参加罢工活动，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支持民主党；当面临着要在人民党所公开宣称的对劳工支持和共和党所提出的将社会财富向工业经济领域进行重新分配这双重选择之时，美国东部地区的工人以及大湖区域沿海一线的工人几乎是以压倒一切的多数选择了支持共和党人。剩下的那一部分产业工人则被民主党照单全收。
无论是从整个美国国家的层面来说，或者是从每一个发展类别之内来说，对于国内主要政党的支持力度与罢工活动爆发频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明显。然而，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比较复杂。尽管在没有罢工活动爆发的县镇与罢工活动易发地区的县镇对民主党的选民支持差距仅为百分之六，就国家整体而言，对于民主党的支持情况表现为：随着罢工活动数量的增加，对民主党支持力度也会随之上升。对于共和党而言，随着罢工活动数量的增加，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这种支持的趋势力度要比对民主党的支持的趋势力度要微弱许多。如果对国内主要政党在全国所获的支持情况按照发展类别进行重新归类的话，一个更为突出，也更有意思的格局就显露出来。在美国国内发展程度最低的一些县镇当中，（就是得分为零的地区），民主党的得票比例倾向于随着罢工活动数量的提升而呈下降趋势。同样是在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发展程度得分为零的地区），共和党人所获得的选票比率相应地随着地区罢工活动数量的提高而提升。而对于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些县镇而言，所呈现出来的格局就和上述格局完全逆转过来。民主党随着罢工活动数量的不断提高，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共和党则随着罢工活动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则呈下降趋势。而在中间的四个发展类别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格局就总体而言就没有那么清晰。总的说来，表格当中所反现出来的两党支持比率和阶级联盟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正好逆反的走势构成了十九世纪晚期两党体制的特色。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美国北方地区，民主党倾向于代表社会下层阶级的选民力量（因此，民主党在一些罢工活动多发的县镇当中拥有较高的选民支持比率），并且在美国南方地区，民主党则倾向于代表社会上层阶级的选民利益（因此该党在经济最为欠发达的地区随着罢工活动紧密地下降，该党的支持力度也随之上升）。共和党所呈现出来的格局同样也是较为一致的。这种解释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工人阶级的选民往往在国内许多地区之中只占当地选民群体当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当中，比如罢工活动易发地区，工人阶级对两大党派的支持选票差异也很容易因为受到选民群体当中的其他群体投票情况的反向变化，而被完全的抵消。因此，本书此处所提出的格局仅仅具有提示作用，而绝非一种定论。
人民党在１８９２年的大选当中所获得的选票主要归结于该党在理论上的两个重要特色：一方面，在该党的政治纲领当中，全面完整的阐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于国家发展的政治观点；一方面，作为一次全国性的投票选举，全国的选民所面临的选择或多或少相同的这一事实。然而，尽管作为一个第三党来说，该党的选举表现比较出色，然而，明显的一些不足之处就在于：一些原本准备投票支持人民党的选民由于发现人民党在该州过于缺乏选举优势，而打消了投票支持人民党的念头。在人民党人肯定要落后于两大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注定要跑到第三的各州当中，将诸如此类的选票的投给人民党将有可能是浪费选票（译者注：详情请参阅有关美国选举制度当中有关“胜者通吃制度”的介绍）。布赖恩在１８９６年的参选情况解决了美国政治史当中的这个历史悠久的竞争力问题：手法主要是通过将人民党政治要求清单当中的具体而又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以予以弱化。
布赖恩与１８９６年的选举
与之前的竞选宣言相比较而言，１８９６年的民主党竞选政治纲领是一份不折不扣地具有反对党运动色彩的政治纲领。然而，１８９６年的政治纲领当中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只不过是韦佛在１８９２年的大选当中人民党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的一个苍白阴影而已。这些不同的比较差异，其中一是和民主党之前的政治宣言进行比较，另外则是与１８９２年的人民党政治纲领进行比较，所得出的差异就导致了对于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及总统选举活动背后的反对党运动的范围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从一方面来说，许多当代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都将民主党的政治纲领视作为把民主党的传统政治主题与人民党的政策要点混合起来的一种大杂烩，特别是把自由铸造白银的政治立场添加进入政治纲领当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诱使第三党进行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合并。从另一方面来看，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明显和之前的政治纲领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分裂，由于共和党人很少改变他们以前的政治立场，因此，民主党人的这种与其自身政治传统的分裂行为扩大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差异。从这种观点出发，１８９６年的政治纲领明显地旨在倡导一种大规模的群众反对党运动，仅有极少部分是出于两党竞争的党派私利考虑。第一种解释强调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考虑，本质上是极其虚伪的；第二种解释则强调这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完全是出于一种受政治现实可能性的引诱。
对１８９６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单独分析并不足以构成在上述的两种解释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一切都取决于将上述这些政治立场与民主党以前的政治立场或者是１８９２年人民党的政治纲领进行比较。然而，人民党运动所带来的务实诱惑完全可以与一个极具有竞争力政党所组织的反对党运动实现完美的兼容。对于那些同时参加了人民党极具诱惑的运动和布莱恩提名的所有人员来说，他们在理论上的忠诚度并不足以把随后的选举活动解释成为一种反对党的十字军东征活动。真正的关键之处在于，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之后，他是否会忠实地奉行竞选政治纲领当中所勾勒出来的政策？这样的考虑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布莱恩的政治人格。例如，作为一名反对党运动的领袖，无论是作为一名１８９２年候选人来说，还是作为一位潜在掌握职位的官员来说，詹姆斯·韦佛对于人民党的重要性远不及布莱恩对于民主党的重要性。韦佛所参选的政治纲领比较清楚，假如韦佛真的能够赢得选举的话，韦佛所在的政党对于韦佛贯彻政策的坚定性完全可以非常放心。至起码从反对党运动的叛逆因素来说，布赖恩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远远不及韦佛的政治纲领来得那么清晰，而且布赖恩所在的民主党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上也远没有那么团结。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布赖恩完全可能在一旦获得总统职务之后，非常轻易地，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将竞选当中的政治纲领在施政的过程当中予以增加或者删减。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布莱恩是否会将实用主义的精神带入政治的中心，从已经掌握的证据来看，很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尽管在提名布莱恩的民主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明显地对这种极具反对党色彩的政治纲领、以及被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布莱恩本人抱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可能是一种反对的态度，然而他们并不占据着决定最终结果的位置。例如，在美国南方地区，保守的民主党政治领袖虽然对于那些人民党的政治纲领非常讨厌，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迫为布莱恩的选举工作效犬马之劳——这完全是出于维持他们在地方上所享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考虑。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坚持黄金本位制以及其他主流政策的保守派民主党则对此表示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已经注定要取得胜利，一方面无论他们怎样做，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都于事无补；另一方面，地方上的民主党反对党运动派别分子虽然对绝大多数的布莱恩政策毫不关心，却非常热诚地把党内人士对于这些政策纲领的忠诚程度作为一种对党内的领导阶层进行清洗净化的手段。布赖恩一旦当选，将会极大地改变对随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然而，对于即使布赖恩担任总统，又将能够造成多大的差异仍然有着相当大的争论。
布莱恩的得票支持情况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１８９６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两大主要政党你追我赶，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选举活动。春季的时候，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召开了州一级代表大会，并且选举出参加各自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绝大多数的州一级政党代表大会或者采取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立场，正如前面已经展开的讨论所显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以农民为主的反对党运动的一种支持简称；还有一些州党代表大会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正如前面进行过的讨论所显示，这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对农民反对党运动所作出的彻底否定。因为各州代表团对不同货币政策的支持情况已经作出的公开宣言，故此，截止到晚春时节，在州一级的党代会召开的数周之前，形势表明：共和党人极有可能支持黄金本位制，而民主党人则极有可能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与往常所不同的是，掌握白宫的主要政党，在该党失去了权利以后方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当共和党选举麦金利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之时，却并不清楚谁才是民主党所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共和党内部也有分裂的团体，他们可能对于共和党所提出的全国政策纲领当中的其中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持有不同的政见，不过，从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员还是非常坚定地坚持共和党政治纲领当中每一个具体政策要点。这些政治要点从许多方面来看，无论是就其政治涵义来说，或是就其政治支持情况来说，都是如此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形成一套政治上的正统学说。正统的共和党人就是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者、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向联邦退伍士兵发放军队抚恤金政策的狂热信仰者、一个放任、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的信仰者。作为一套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体系，这是共和党自南北内战结束以来一直所接受和认可的政治体制。
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主党人全力支持以下政策：一个自由贸易主义政策（关税只需要能够维持联邦国家的岁入即可）；一个相对来说规模较小，政治色彩并非那么浓厚的联邦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一个将国内市场的管理权进一步地下放到地方上，使各州都拥有管理权的市场巴尔干化政策（译者注：取自作者在全书中多次强调的民主党企图将国内市场巴尔干半岛化的做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述每一项政策都明确地拥有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该党的重心所在，无论是在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均是毫无争议地支持这个政治方向，从而在每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都和共和党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唯一的例外可能就在于货币政策问题之上，就货币政策而言，民主党内部明显的形成三派分裂：前者主要支持黄金本位制，后者两派主张要么支持绿背美钞的货币体制，要么采纳白银本位制的货币标准。无疑，后者这两种政治立场都涉及到了对国际黄金本位制抵制。然而，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大会之上，该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采取比较模糊的政策要点。由于这一政策要点比较含糊，民主党内不肯认错的黄金本位制的鼓吹者可以籍此参加大选，民主党所提名的这些总统候选人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捍卫坚定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共和党所提出的总统候选人。
例如，克里夫兰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之内，当面临考验之时，为了捍卫黄金本位制，动用了总统权力范围之内所能动用的一切权力与资源，有效地抵制了来自于国会绝大多数同党同志对金本位制咄咄逼人的敌视。尽管许多北方与西部地区的民主党州党组织往往倾向于比同一地区的共和党地方组织更容易对产业工人表现出一种同情的态度，然而，就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及其提出的政治纲领整体而言，对于工人阶级这种对于财富的主张要求所抱有的政治态度和共和党人冷漠的政治态度实则如出一辙。而克里夫兰一旦从当选记录来看，担任总统职务以后，强有力地反映出两大主要政党在这一问题上是狼狈为奸，半斤对八两。
１８９６年大选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布赖恩和民主党传统的背离，尤其是在总统提名和政治纲领推出过程当中的两个问题产生的背离：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黄金本位制问题，另一个则是产业劳工问题。通过对白银本位制的支持，民主党在该党经济发展的观点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个因素与共和党的政见截然不同。从地区性的政治角度来看，尽管删除了一个最为迎合产业扩张利益集团的政策要点，这种改变同时也使得民主党人和美国周边地区（既包括美国南方地区、也包括美国西部地区）结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盟关系。否则的话，这种民主党政治立场转换的阶级意义已经不再重要。然而，就劳工政策而言，布赖恩的政治纲领通过强调对产业工人的同情，开发出了一块政治上的处女地。尽管此处的阶级意味非常清楚，特别是在阐述自由铸造白银问题当中，充斥着带有反对运动色彩的言论，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的这种工业化政治经济的相对不重要性严格地限制了这种政治立场对于产业制造业地带的潜在影响。
尽管就这种重新引导经济发展道路方向的意味而言，未免失之偏激，民主党的策略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明显务实：试图在巩固该党在美国南方与西部周边地区的选举实力的同时，按照阶级界线对美国产业制造业核心地带的社会各阶层采取不同策略。在本书以下部分将对布赖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对该党这种政治联盟进行重组，从而在提高美国农业周边地区选民支持率的同时，又能够赢得产业核心地带的劳工的选票。这种分析主要是从最为广义的概况进行分析。简而言之，布莱恩胜利地实现了，特别是在１８９６年，成功地把周边地区的选民基础予以巩固；同时，他也在吸引产业工人支持方面遭到彻底的失败，事实上，就产业工人政治立场的转变而言，他们强烈地转向了支持共和党人。
自由铸造银币问题严重地造成了两大主要政党的州党大会上所产生的分裂。就共和党大会而言，对少数派别提交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报告的抵制直接导致了来自于科罗拉多州和来自于爱达荷州的整个共和党地方代表团脱离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此外，来自于蒙大拿州、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的部分代表也脱离了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分裂总是伴随着充满激情的演讲、以及戏剧性地挥舞手脚，本次脱党运动主要是受到银矿利益集团的作祟所导致。事实上，由于庞大的银矿利益的驱动，任何反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无法在山区各州官场上立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一位来自于南方地区的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投票支持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策要点。尽管绝大多数南方地区各州的共和党与人民党在地方选举或者是全国选举当中进行合作，尽管南方地区共和党阵营当中拥有许多绵羊饲养者和佃农，这些人原本完全可能受到农民反对党运动的影响，而加入农民运动的大潮当中，然而，却没有任何南方地区的共和党代表加入到脱党代表的队伍当中。事实上，８５％的共和党南方代表投票支持将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策要点予以搁置，考虑到投票代表们所代表着的党内成员偏好，这种做法只能被视作为对占有主宰地位的东部地区共和党的一种大拍马屁、俯首顺从之举。
围绕着金融政策要点所展开的火药味十足的斗争同时也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演了。然而，结果却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结果截然相反。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势力集团取得胜利。在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策要点被采纳以后，那些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并没有脱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只不过在对布赖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投票过程当中，以弃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这次投票当中，超过６０％的来自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以及整个纽约地区的代表和来自于特拉华州、马里兰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代表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两个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出现的断层线反映出了地区之间的这种分歧主宰着国会在金融问题上投票情况长达数十年之久（比较表格４．７与地图６．１）。
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因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几乎完全和人民党进行合并之外，所有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州代表团均来自于山区以及太平洋以西的各州当中。而所有美国东北部地区各州再加上美国中西部地区北部的三个州则支持黄金本位制。其余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和边区各州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南部的代表团在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则全力支持黄金本位制，而在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和边界各州以及美国中西部以南地区的代表团则一致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无论是在国会以内，还是在国会以外，均对两党之间的分歧作出了反映：在共和党的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团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而在民主党的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团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
两大主要政党都没有在总统大选当中公开地反对过黄金本位制。结果，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宣言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石开始动摇、移动。在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数周之后，超过１００份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当中的民主党日报抛弃了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总统候选人，许多报纸都在重申仍然保留对共和党所宣布的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表示反对立场的同时，支持麦金利。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平原与山区西部地区，当地的选民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支持民主党人。最后，当十一月份对所有选票进行统计之时，相较于地区历史上对黄金本位制的忠诚，那些所派出代表团曾经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支持黄金本位制而投票的州严重地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而那些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代表团所来自的州甚至更加倾向于在总统选举当中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在沿着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金融中心以外的遥远地区，上述各州的趋势使得那些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代表和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代表分别与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发生政治立场的分裂，从而使得在沿着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派出的代表出现一致支持黄金本位制的倾向，而在离这些地区较远的地方则出现一致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倾向。而在那些位于资本输出地区的中心比较近的各州当中，共和党人常常是那些原本对于本党派赤胆忠心的脱党分子在脱离原党派以后选择加入的上选政党。
因为参加１８９２年总统大选的政党当中也包括人民党人，因此，对民主党将其发展重心从产业核心地带转移到美国周边地区进行描述的最佳途径就是对该党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６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分别获得的选票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全部选票的比例进行比较。由于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２年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相同，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也大同小异，上述两次选举所展示出来的对两个主要政党的选择情况非常近似。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１８９６年的选举改变了对上述政党所做出的选择，而且与１８９２年的总统大选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大选发生在两党之间。
从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６年之间，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国家人口持续高速增长。从地区层面来说，这种人口增长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在许多工业化城市和山区西部城市当中，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而在西部平原地区与美国东部的一些乡村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则直线下滑。此外，几乎所有美国各个地区均从以前由参加政治选举的政党派发政治选票方式转变为由各州政府采纳澳大利亚投票方式，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１８８８年以后，许多西部地区的州均加入了联邦，极大地壮大了支持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的选民利益集团的力量。基于所有上述这些原因，鉴于这种对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６年的投票情况所进行的比较反映出了美国政治经济群体成员从两大主要政党当中选择其中一个政党进行支持的比较倾向，因此，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６年的投票情况所进行的比较并不在于反映出选民个人对于政党忠诚的变化。
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共和党人在１８９６年的选举当中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要比１８８８年当中所获的选民支持率高出１０个百分点，在前面那次选举当中，共和党人仅以微弱的多数赢得选举，而在后面这一次选举当中，共和党人则以压倒一切优势夺得选举胜利（参见表格４．８）。由于第三党所获选民支持率略有上升，民主党在上述这些同样的贸易区域当中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的下滑程度甚至要超出与共和党人增加的那部分选民支持率。总的说来，共和党倾向于从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中收获更多的选民支持选票，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应降低，选民支持率也相应降低。民主党所获选民支持率的格局则恰好相反。上述格局改变的直接影响就是：在１８８８年，如果说，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主要政党的选举实力之间关系还比较模糊；而到了１８９６年，格局所显示出来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主要政党所获选票中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清晰。结果就是，共和党人在所有排名在前的四个发展类别以内，拥有多数选民支持率，而民主党人只有在发展类别底部区域占据主导优势；而在发展程度略为提升的类别当中，略微占有多数选民选票。
在各个贸易区域当中，主要政党所获选票情况的绝大多数变化和全国政党所获选民支持变化的整体格局一模一样（参见表格４．９）。例如，共和党所获选民支持情况最为理想的四个贸易区域都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中：哈特福特、波士顿、费城、纽约。然而，民主党所获选民支持情况最为理想的贸易区域分布情况较为分散。支持民主党人的最佳贸易区域是丹佛，在丹佛贸易区域当中，共和党１８９６年在科罗拉多州的选举彻底失败使得民主党所获选票于１８８８年所获选票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不过，就丹佛贸易区域在专利申请、人均社会财富、成年男子文化教育程度这几个指标当中排名在前的情况而言，丹佛其实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贸易区域。其次，民主党人在奥马哈和堪萨斯城贸易区域所获选民支持率也比较理想。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贸易区域与其他表现平平的贸易区域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就资本费用（即利率）而言，这些地区均位于美国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相对比较欠发达的位置之上。
事实上，如果根据美国各个贸易区域所盛行的利率对全国贸易区域进行重新归类的话，结果显示出在利率高低与选民对布莱恩的支持情况之间有着近乎完美的相互联系（参见表格４．１０）。在美国国内利率最低的那些贸易区域当中，麦金利所获选民支持率要高出哈里森几乎１３个百分点。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国内利率最高的那些贸易区域当中，共和党所获得的选票下降了几乎六个百分点。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无论在哪里，这种格局都是截然相反：哪些地方的利率较高，哪些地方民主党所获的选民支持就比较高；哪些地方的利率较低，哪些地方民主党所获的选民支持就比较低。１８８８年，在利率与主要政党在总统选举当中所获选票数量之间的联系还比较模糊，只有三个利率最高的贸易区域显示出对克里夫兰不合比例的支持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１８９６年的总统选举强有力的不断展示出与利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利率最低的贸易区域当中，共和党候选人与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比例是二比一；在利率最高的贸易区域当中，民主党候选人与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比例是二比一。没有其他任何单一的经济相对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能够更为准确的勾勒出美国主要两大政党在上述两次选举当中的选民支持率变化情况。就许多方面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让人吃惊：自从“货币标准之战”使得两大主要政党围绕着究竟是采用黄金本位制还是采用白银本位制展开激烈的对抗，金融体制也就自然成为了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主要差异所在。在美国的货币标准问题上，１８８８年两大主要政党的政治纲领当中的政策要点非常接近，而到了１８９６年，两大主要政党在这同一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已经非常之大。
在各个贸易区域之内，利率与投票结果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参见表格４．１１）对于美国国内利率最低的那些地区而言，在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６年之间民主党人在美国主要都市中心所丢失的选票确实是非常之多。例如，民主党在哈特福特和路易斯维尔全部选票当中所占的份额下滑了２０多个百分点。在波士顿和费城，民主党所获选民支持率的下滑幅度同样巨大，至于说到纽约和巴尔地摩，民主党所遭遇的选民支持下滑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总的说来，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领先的３４个贸易区域中心当中，只有九个贸易区域显示民主党所获得的选票有所上升，而在这九个贸易区域当中，有五个贸易区域的选民支持率超过了百分之八。而对于那些在主要贸易中心以外的县镇来说，所出现的格局也非常近似。当我们把那些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６．６４％）的县镇所投选票相加起来之时，对于那些利率非常之低的贸易区域当中的县镇来说，民主党的候选人所获选票下降情况非常之快，而对于那些利率非常之高的贸易区域当中的县镇来说，民主党的候选人所获选票上升情况非常明显。当我们将利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镇所投选票累加起来，则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在美国国内的３４个贸易区域当中，有２６个贸易区域当中至少包括一些利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的县镇；在其中的１６个县镇当中，民主党在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６年之间所获选票在总体选票当中的比例有所上升。
因此，无论是在国内各个贸易区域之内，亦或是在国内各个贸易区域之间，相对利率都影响到了绝大多数１８９６年的选民投票情况。正如所有对总统大选当中的选票按照任何一元性的标准进行累加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其中有一些异常情况。例如，民主党人在１８７６年的选举当中，在诸如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和里士满之类的南方城市所获得的选票要比预期情况要好上许多。同样，布赖恩在丹佛、明尼波利斯、洛杉矶所获选民支持率略为高于它们分别所位处的贸易区域当中——这种趋势和整体格局恰好相反。除了上述这些异常情况，在利率与民主党在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６年之间所获选票情况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上述这种稳定的格局，再加上在经济上发展程度与主要政党所获选票变化之间的联系，充分地证实了跨地区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其他主要因素共同推动着布莱恩在１８９６年的总统大选的发展。
布赖恩所获得的选票和罢工活动
１８８８年的总统大选投票情况显示出，在罢工活动的频繁程度与对克里夫兰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两者之间（参见表格４．１２右手一栏）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１８９６年，罢工活动频繁程度与选民对于民主党的支持之间的联系较强，但也明显呈现出反比情况。而在那些从未有罢工活动爆发的县镇当中，投票超过５，０００，０００张，布莱恩非常清楚地拥有比麦金利更为实质的优势，所获选票超过克里夫兰之前所获选票三个百分点。然而，在那些从未有过罢工活动爆发的县镇当中，与克里夫兰相比，布赖恩不再占有优势地位。在美国国内绝大多数罢工活动易发县镇当中，布赖恩的选举表现显得神秘难测，在不同的县镇当中，下可能丢失七个百分点或者更多比例的总体选票。
然而，即便是在罢工活动的高发地区，实际参加过罢工活动的工人可能也仅占１８９６年总统大选全体选民当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布赖恩在１８９６年参选当中所获工人们的支持选票数量甚至要高于克里夫兰在１８８８年选举当中所获工人的支持投票数量。在上述案例当中，所能给出的大致解释就是：产业车间所爆发的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政治要求使得对于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是却被美国国内罢工易发群体当中的其余群体所作出的保守反应远远抵消。然而，鉴于上述这种选民支持率的变化规模，公众同情绝大多数的罢工活动的事实，以及美国罢工活动的长期历史的事实（这种事实足以反驳在１８９６年采取一次突然的保守主义反应），工人们恐怕也如绝大多数其他选民群体一样同样转而支持麦金利。
就人民党所获选票情况差不多，在对民主党的支持变化与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要比对民主党的支持变化与罢工活动的相应爆发频率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罢工活动在这些县镇爆发。而绝大多数在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地区的县镇同时也是罢工活动爆发最为激烈，范围最为广泛的地区。基于上述原因，表格左下角的数栏当中与表格右上角的数栏当中所包含的用以计算民主党所获选民支持率的投票数据非常之少（参见表格４．１２最下面一栏）。考虑到上述这种情况，经济的相对发展程度与民主党所获选民投票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比较清楚的：在每一个罢工活动层级之内，无论是在１８８８年的选举还是在１８９６年的选举当中，民主党所获得的选票通常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而呈下降趋势。由于１８９６年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县镇当中出现超过１０％的选民反对民主党人，无论罢工活动是多么的频繁，这种格局特别清晰。
如果按照不同的发展程度进行区分，１８８８年的大选投票结果的确显示出了罢工活动的爆发频率与民主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之间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只不过这是一种反比关系。例如，在发展层次的底部地区（发展程度得分为零的地区），克里夫兰在那些没有罢工活动爆发的县镇当中所获得的选票占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略低，而在罢工活动的高发县镇（非常少）当中，克里夫兰所获得的选票连当地全部选票的一半都不到。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县镇当中，民主党在那些没有罢工活动爆发的县镇当中所获得的选票略为低于４０％，而在那些罢工活动频率较高的县镇当中，民主党所获得的选票则提升到了５０％以上。１８９６年，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欠发达的县镇当中，罢工活动频率与民主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之间的这种反比关系几乎和１８８８年时候的情况一样突出。主要的变化就是民主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增加了一～二个百分点。成正比格局的情况仍然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县镇得以延续，相对来说，并没有因为民主党在整个这一地区选民支持率的下降而受到影响。在上述这两年的选举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反比格局始终和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国家政党体制当中的地区之间阶级联盟的反比关系保持一致。从产业工人的立场上来看，民主党人是最有可能在产业制造业带内部最为发达的地区当中，为财富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而呼喊的政党；可以预期的是，假如其他条件平等，民主党在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县镇当中的罢工易发群体当中会表现得相当出色。而在美国南方那些经济最为欠发达的县镇当中，由于民主党倾向于代表当地精英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人就通常成为了最具有同情心，能够代工人仗义执言的代言人。
鉴于上述这些格局，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无论罢工活动的频率怎样）的产业工人在１８９６年针对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共和党通过盛行的地区之间财富再分配方式迎合他们的利益，这一手法被证明就如同针对其他享受社会财富再分配方式的群体一样有效。
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国家选民格局主要围绕着政治经济领域当中的两大联盟进行组织。大的地区联盟为各个地区之间通过关税保护政策和货币标准进行广泛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搭建起了舞台。阶级联盟产生于各大地区内部的每一个交易核心：在美国东部地区的劳资双方之间、在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佃农鱼市场中间商之间、在美国南方地区的绵羊养殖者和种植园主或者商人之间。这两种大联盟为美国主要政党以及它们的反对党运动权力角逐提供了基础框架。然而，当一意孤行的时候，大地区联盟彻底地压制了阶级冲突，为美国政党竞争过程施加一种组织影响，从而将原本会针对整个美国东部地区产业工厂当中所累积起来的庞大资本提出的阶级要求从美国国家政治当中牵引开来。
序幕和尾声：绿背党和社会主义政党运动
在从大重建尾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一期间的所有总统大选当中，至少有一个反对党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针对共和党的国家发展观点，提出或多或少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在一些选举当中，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只是象征性地呈现出来，例如１８８４年，在本杰明·巴特勒的领导之下，绿背党在全国大选当中所获得的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１．７％。影响范围还不如上述这次运动的当属１８８８年联邦劳动党所参加的总统大选（所获得的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１．３％）。更为重要的三次选举活动则是布赖恩分别于１８９６年、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０８年所参加的总统选举活动，尽管布赖恩只有１８９６年的参选活动可以说得上一次带有激进主义色彩的反对党运动。除了布赖恩所参加的总统大选以外，其他三次参选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其理论和谐性，所提出的国家发展观点的激进主义特性、以及它们所能够吸引的全国选票：１８８０年的绿背党参选运动、１８９２年的人民党参选运动、１９１２年的社会主义政党参选运动。这三次运动所获得的选票在全国各个地域之间的分布情况以及布赖恩在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在本章当中予以简要比较。
正如学者们时常注意到的，从许多方面来看，１８８０年绿背党政治纲领与绿背党所提出的总统候选人都是１２年以后人民党参选运动的先导。绿背党于１８７５年开始组织，于１８７６年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赢得的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一都不到。然而，在１８７８年的国会选举当中，无论是当独立选举的时候或者是与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任一个政党进行合并选举的时候，绿背党都成为一股主要的力量。那次选举就在１８７９年美国恢复采用黄金支付之前的时候举行，这一次选举充分证明是该党的一次历史高峰。１８８０年的总统大选尽管对绿背党人来说不是他们竞选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低谷，选举结果却着实让人灰心丧气：詹姆斯·韦佛（后来在１８９２年的大选当中作为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所获得的全部选票仅占全国选票的百分之三点三。然而，该党对恢复采用硬币支付的反对立场，对于国家银行体制的反对立场、以及对于用黄金偿付联邦公债的反对立场，以及该党所提出的规范铁路运费的提案在整个美国中西部地区与得克萨斯州的平原之上、奥扎克的群山当中、密歇根州、阿拉巴马州的田纳西河谷、肯塔基的西部山脉（参见地图４．３）的绝大多数地区当中找到了大批的知音。在许多上述地区，全国格兰其的分支机构成为了该党最为踊跃的支持者。在该党所提出的下列政治要点当中：对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度的支持、对合同工人进口的严厉禁止、以及对于美国东部地区煤田和铁路劳工斗争的支持均为该党赢得了西弗吉尼亚州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在绿背党所获得的主要以农民为主的选票当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例外）的大量选票支持。
当我们将绿背党人在１８８０年的总统选举情况与人民党人在１８９２年的选举情况通过地图进行比较之时（关于人民党的所获选票情况参见地图４．４），可以立即发现，由人民党人所发起的选举运动更为有力。１８９２年时，沿着美国与加拿大边界线，从明尼苏达州到太平洋的沿线六个相连的新州加入了联邦的怀抱当中。在上述六个州当中，除了蒙大拿州的部分地区以外，人民党人在其他地区均得到广泛的选民支持。尽管人民党和绿背党在各个不同地区的选举实力出现了大量的重合情况，在美国东部地区、以及包括西弗吉尼亚州和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爱荷华州和密歇根州）当中，绿背党人明显要比人民党人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在美国国内的所有其他地区当中，人民党人则在选举当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尤其是在整个南方地区、科罗拉多州、远西地区、爱荷华州当中的选民支持率明显上升。从总体格局看来，人民党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实力最为薄弱。
由于布赖恩是美国两大主要党派之一所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对于他所获得的选票情况进行描述需要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参见地图４．５）。在绿背党和人民党的所获选票分布地图当中，阴影程度最深的就是那些参加反对运动的第三党获得全部选票１０％以上选票的地区。在１８９６年的选票分布地图上，布赖恩从阴影程度最深的县镇当中共赢得全部选票的６０％以上选票。鉴于本章已经在前面对布莱恩的选民支持情况进行了分析，这种全国选票分布格局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从最为广泛的层面来说，除了南卡罗来纳州比较特别以外（该州的民主党领袖本·蒂尔曼在１８９２年傲慢的拒绝了人民党全国总统候选人以后过于高兴，以至于未能够在１８９６年的选举当中支持布赖恩），民主党在１８９６年的选民支持分布情况与人民党在１８９２年的选民支持分布情况出现了较多的重合现象。然而，同时将布赖恩所获得的选民支持情况与绿背党和人民党所获得的选民支持情况进行比较，布赖恩所获得了的选民支持情况与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００年之间美国国会反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分布格局情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布赖恩所获得的选民支持与美国国会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投票格局之间的这种的跨地区情况可能就是美国历史上群众投票行为与制定政策的立法过程之间最为紧密的关系。
尽管１９１２年的总统大选原本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社会主义政党在此次大选当中的选举表现例证了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反对党政治运动的几个颇为重要的方面。首先，在１９０４年以前，没有任何比较重要的政党公开的在美国的总统选举当中公开的庄严支持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事实上，第一个这样公开庄严支持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政党就是社会主义劳工政党，该党于１８８８年在纽约州发起的总统大选中一共赢得２，０００张选票。该党并未在国内其他地区提出候选人名单。１８９２年，社会主义劳工党政党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五个州当中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并且总共赢得２１，０００张选票（约合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五分之一）。该党于１８９６年再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从美国国内２０个州当中一共赢得大约３６，０００张选票（约合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社会主义劳工政党在十九世纪当中继续不断地提出总统候选人并且参加选举，然而所赢得的选票从未超过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党在从１９００年开始，一直到１９１２年的每一次总统大选当中，始终提名尤金·德布斯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１９００年，该党所获得的选票仅占１９００年的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的十分之六；而在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８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该党所获得的选票上升到了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下。社会主义党在总统大选当中的最佳表现年份，准确说来也是所有公开的信奉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政党在总统大选当中的最佳表现年份就是１９１２年，当时尤金·德布斯在全国大选当中所获得的选票非常接近于全国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六。
社会主义政党所获得的选票能够实现翻番的原因只有一个：和以前的政策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转弯，该党转而支持“耕者有其田“政策（译者注：亦即，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有权享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在１９１２年以前，社会主义政党刻板地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所作出的“在乡间混日子的白痴”的批评——毫无疑问，这样的论断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结构搅浑了阶级斗争的水；基于上述原因，正统的社会主义政党认为耕田的农民在政治觉悟方面和革命斗争动员当中总是会落后于来自于都市地区的工人阶级。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哪怕是向农民激进主义运动作出临时的妥协也是万万不可的。维克多·伯格是一个例外。１８９８年，他在新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先驱的成立宣言当中，将五项“农民要求“纳入进来，几乎将整个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人民党政治纲领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政策要点拷贝过来：
（一）政府农业仓储设施；（二）为农村社区提供电话业务和其他通信服务；（三）为当地政府譬如引水灌溉这样的地方建设提供公共信贷；（四）统一农业货物的铁路运费；（五）停止公有土地的销售；政府用地或者被用作公共目的或者“划分成不超过６４０英亩的小块土地以后出租给农民，前述土地的改良与耕种悉由各州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上述要求，原本看上去似乎对农民表示同情，却从未确保或者支持农业生产者享有私有土地所有权。即便如此，这些要求在这一时期风靡一时的正统教条内部引发了一场“内战”。例如，１８９９年在该党成员的一份表决当中，以４７８票对８１票挫败了“农民要求”。由于该党未能提出私有土地所有权的条款，从而使得该党限制了自身获取国内反对党运动最为庞大的潜在选民群体的支持。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将其活动范围仅仅限制于都市地区，活动对象仅仅限制于工人阶级，政党基础仅仅局限于职业人士，自然也就导致该党在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之间政治运动发展表现平平，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伯格所领导的密尔沃基社会主义政党运动。伯格希望能够在密尔沃基通过对包括本党派关于土地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农业问题的原则作出一系列的调整，形成该党更为务实的选举策略。当全国社会主义政党最终于１９１２年支持土地私有产权之时，美国南方与西部周边地区响应该党号召的农民数量与比例均要大大超过富庶的产业制造业带农业地区的农民数量与比例（参见地图４．６）。
从限制该党充分利用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反对党运动传统的教条主义镣铐当中获得解放以后，该党在１９１２年所参加的总统大选气势如虹，所获得的选票在国内的分布格局不禁令人回忆起了人民党与布赖恩当年的１０字军东征（译者注：分别指人民党于１８９２年所参加的总统大选与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所参加的总统大选）。然而，社会主义政党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东部地区的煤田与钢铁城镇实力更为强劲；而在靠近东方的那一半美国南方地区，由于剥夺公民权的立法使得许多贫穷的白人与黑人失去了投票的资格，导致该党在这一地区的选举实力元气大伤。除了美国东部地区的煤炭产区、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实力中心就在于大陆分界线的以外的远西从事采矿与农业的县镇当中、就在于美国西南部的路易斯安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的农业地区当中、就在于美国东北部出产铁矿石的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西北部地区、就在于佛罗里达州。正如之前的反对党运动，美国西部与南方地区的各州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列，而美国东北部地区则置身事外（参见表格４．１３）。一如既往，新近定居的各州往往倾向于过度表现——亚利桑那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１９１２年的全国大选当中，走在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各州前列。１８９２年，爱达荷州、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州均是刚刚加入联邦不久，却成为支持人民党运动的先锋。１８９６年，犹他州在加入联邦以后的第一次投票当中就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支持布莱恩。十九世纪晚期的反对党政治运动——以及十九世纪初期的第三党总统大选运动倾向于在美国边疆地区兴盛发达，特别是那些依靠从美国东部引进资本来发展经济的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参加异端邪说的反对党运动，并且成为正统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员的希望更加耀眼，然而产业工人却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正统的共和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队伍当中。
对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１２年各县投票情况所作的分析显示出一股持续反对党运动的力量（参见表格４．１４）。在参加上述四次选举投票的美国２，０００个左右县镇当中，只有２６个县镇始终以较高的投票支持反对党运动的总统候选人。在上述着２６个县镇当中，位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区的格拉汉姆县城是最为离经叛道者。从许多方面来看，格拉汉姆县城与他周围的１０来个县城没有多少不同：降雨量变化无常、稀稀落落的人口分布、位于特别偏僻的乡下地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盛衰周期严峻的考验着人们。然而，格拉汉姆县城的确有着不同寻常的黑人定居者迁移在此，这些来此定居的黑人主要来自于肯塔基州，
这些黑人定居者主要来自于肯塔基州，他们在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０年之间所爆发的大逃亡（译者注：此处原文使用了圣经当中的古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当中的典故，指的是人们大批地离去。相关史实鉴于时间有限，未加核实）之前就来到了格拉汉姆县城。这些黑人在原本规划作为非白人定居区域的尼可德姆斯小镇（以第一个在美国赎回自己自由的黑人奴隶姓名加以命名）的土地上（译者注：虽然隶属于肯塔基州地域范围之发反讽反讽内，但是却并不在肯塔基州政府的治权之下）定居下来。尽管黑人已经占据了这个非白人定居区域的主要人口，然而当那些在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０年之间逃亡来到此地的人们迁徙来到此处之时，这些之前就已经定居下来的黑人却对新来者极为敌视，因此没有多少人最终能够在此定居。尽管这块肯塔基州政府治权之外的世外桃源并没有能够兴盛发达，却也不曾湮灭废弃——１８８５年，这个小镇人口占它所在县城人口的１６％。值得注意的是，这片土地创建之初原本是用作商业规划，小镇成立的背后并没有任何的乌托邦或者其他激进主义的色彩。
得克萨斯州２５个反对党运动发展声势浩大的县镇大致分布在达拉斯的北部和沃斯山脚下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弧形地区，更为偏向于稠密地集中在西南地区。与格拉汉姆小镇相比，他们有着一系列共同的发展特点。例如，从成年男子文盲率数据来看，有１５个县城和堪萨斯县城一样，均远远低于１９００年全国平均水平。得克萨斯州的各个县镇和格拉汉姆小镇一样比较贫穷。１８９０年，十几个县镇的人均财富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州的平均水平。这些县镇和格拉汉姆小镇一样，１８９０年的利率也比较高；除了一个小镇以外，其他的上述得克萨斯州县镇的农场和住宅抵押利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绝大多数都在１０％或者１０％以上。和格拉汉姆小镇一样，其中有１０个得克萨斯州小镇的镇上居民在１８９２年未提起一项专利申请。１８９０年，格拉汉姆小镇人均产业增值才不过二美元，相当于全国人均产业增值数字的九牛一毛。许多得克萨斯州的县镇的人均产业增值数字甚至低于格拉汉姆小镇，没有一个县镇能够达到或者超过全国人均产业增值的平均数值。总的说来，自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１２年期间，绝大多数长期支持反对党运动的美利坚合众国县镇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相对比较贫穷，甚至有时候极度的贫困，再加上利率出奇之高。与产业制造业带的工业化飞速发展相比，这些地区仍然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状态。
无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意识形态来说，绿背党所参加的总统大选、人民党所参加的总统大选、布莱恩所参加的总统大选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充分地解释了上述这些县镇为什么连续支持上述三个反对党运动。然而，在布赖恩的大选结束之后，光阴如逝，到德布斯于１９１２年参加总统大选之时，已经是整整１６年的时间弹指一挥而过。并且，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全国领袖均居住在国内产业制造业地带，远离民粹主义思想的发源兴盛之地。有充分地证据足以证明许多人民党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和十九世纪初转向了社会主义政党。不过，在人民党运动失败之前，很少有人民党人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党员。而社会主义劳动政党（１８９８年之前美国唯一信仰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的党内领袖阶层对人民党人表示出了公开的敌视态度。不过，在尤金·德布斯正式发表他转向社会主义的宣言之前，对人民党人和布莱恩表示出了热烈的支持。例如，在布赖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德布斯起草并且寄发了一份庆祝函件：
我亲爱的布莱恩先生：
我谨代表数以百万的同胞向您表示最为诚挚的祝贺，祝贺您成为了人民起义的伟大旗手。此刻您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希望所在——文明世界的中心人物。尽管要面对艰巨的竞选重任，数以百万的人们将会在您的旗帜召唤之下与您并肩战斗，他们必将在您的带领之下取得光辉的胜利。人民热爱您，相信您——他们对您的信赖一如您能对他们的信赖，在您的执政领导之下，金钱势力的统治必将崩溃，欧洲的黄金男爵（译者注：由于布赖恩最著名的竞选演讲为“金十字架”，此处黄金男爵应当指的是以国际黄金本位制为基础的欧洲金融贵族）将再也无法控制美国政府。
德布斯本人在１８９６年的时候常常被提及为一位潜在的人民党旗手。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人民党政治纲领的极端主义特性，再加上人民党的领袖几乎一股脑地于１９００年加入到了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中，从而使得这两个组织之间有着非常强的连续性。前人民党成员加入到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中的现象同样也明显地发生在其他各州当中。尽管态度并不友好，堪萨斯州的报纸在１８９３年这样评论道：“所有的人民党人未必见得是社会主义政党……然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是人民党人。”然而，就人民党人转化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的范围而言，他们并非从理论上忠诚于土地的社会所有权制度——这种正统的教条信仰和其他从欧洲引进的社会主义经典教条将美国的自耕农挡在了门外，成为导致工人与普通农民和绵羊饲养者的农业大军携手共同形成工农阶级联盟失败的主要原因所在。然而，正如本章所反复强调的，就产业工人而言，无论对于社会财富的要求在政党政治纲领当中如何构建，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说明产业工人参与到了反对党政治运动当中来。
总结
产业工人通过在工厂车间的罢工活动来提出对于社会财富分配的要求，从而选择了在美国国家政治当中将这种并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活动与产业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财富跨地区分配结合起来。美国国家政治当中的这种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色彩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美国主要政党政治在理论阐述上的缺位。事实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就美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共和党人的政治发展道路偏向于通过强有力的对关税保护政策和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保护美国产业制造业带的利益。该党的选举实力中心也就相应的位于美国美国国内金融事业与企业发展遥遥领先的产业核心地带。产业工人也就分裂为：在地方与各州偏向于支持保护工作场所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例如，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立法以及鼓励对工会法律地位的认可），在国内政治经济当中则支持在美国南方与西部的农业周边地区与产业制造业地带进行社会财富的再一次分配。地方与各州对于劳资关系的积极干预往往倾向于吸引美国北部各州的工人加入到民主党的阵营当中，而全国性的大选则往往促使工人集合到共和党的麾下。然而，除了经济危机以外，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特别是那些有技术、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始终保持着对共和党的忠诚。
民主党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政策，这一政策偏向于保护的棉花出口为主的美国南方地区的利益。在国会当中，绝大多数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领导阶层非常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理念，反对黄金本位制。但是，每四年一届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倾向于偏重美国北方各州，民主党在美国北方各州的选举实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国会当中来自于美国北方各州民主党的代表相对较少），并且认为：为了取得选举胜利，民主党在南方地区的选民基础需要进一步扩大。基于上述原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向美国北方地区，特别是纽约州民主党政治纲领当中的黄金本位制政策要点提供了较为含糊不清的正式支持，并且，实际上通过对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形式表现出坚定的支持态度。直到１８９６年这一策略被彻底放弃之前，这种让步行为使得民主党人不但在全国选举当中极具有竞争实力，并且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旦赢得总统职位以后，就将面对国会政党领导小组会议对黄金本位制所表现出来的压倒一切的敌视态度。提名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且全党均转向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后，假如布赖恩赢得选举，将使得过去那种不协调的情况不再出现；然而该党对农民反对党政治运动的让步将在美国南方种植园的代表之间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民主党从来未在将一位反对党政治运动人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赢得大选胜利，因此这些问题也始终未能浮出水面。恰恰相反，民主党的地方阵营成功地将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地方上关于收入分配的矛盾转移成为要求解决各个地区社会财富再分配不均衡状况的提案。
１８９６年的总统大选让反对党运动在总统选举政治当中搭上了民主党这辆快车。同样，民主党组织是不完美的，控制民主党组织的南方地区波旁贵族对于地区间财富的分配观念比较偏激，完全只关心自己本地区的阶级和种族组织的私利。不过，毫无疑问，在南方民主党人阵营的领导之下的民主党人，是美国两党政治体制当中最为进步的一个政党。在美国国会当中，这种情况自大重建尾声以来就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赖恩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只不过是将民主党对总统的提名、该党的政治纲领和民主党在国会的阵营以及绝大多数民主党成员的观念合拍。然而，从另外一种涵义上来说，民主党全国政治纲领转而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及其他农业问题进行支持，一方面，一举击碎了该党在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与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美国东部地区之间对民主党支持的“断层线”；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击碎了以农业为主的依赖于资本输入的美国南方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对民主党支持的“断层线”。基于上述观点，“１８９６年民主党体制”与“美国的产业都市中心欺压半殖民地的农业周边地区”之间的紧张对立方式使得民主党长期以来和其东部阵营的妥协不复存在。
“货币标准之战”常常被误以为仅仅是两种金属作为货币体制基础之间的矛盾而已。事实上，就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分裂与个人之间的分裂而言，没有任何其他美国政策能够与其相比。采取对黄金本位制支持的政治立场无异于选择站在代表着开明的经济思想和美国东部产业核心地带利益的队伍当中（同时也是欧洲利益）。无论是对于住在笔架山的公民而言，还是对于住在威奇托的公民而言，情况都是确实如此。在美国东部地区，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情结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结吸引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当麦金利面对着与布莱恩展开的对抗之时，即便是最没有技术的工人也情不自禁地为其所吸引。对于许多美国东部地区的人士而言，民主党的持久吸引力在于该党内部较多的精英分子因为不愿意支持新的货币政策要点而遭到党内清洗，从而使得这个组织被一些新近移民过来，充斥着奇怪名字和奇怪宗教的人员所组成的群体控制。随即，在民主党党内的东部阵营之内，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就成为了一块试金石，把不同的阶层与政治忠心程度一一加以测试——原本是一些和货币政策的逻辑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事情。
在美国西部地区与南方地区，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的往往是美国东部地区资本代言人。许多人都是美国东部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公司所直接雇用的官员或者是首席代表。其他一些人表面上虽看起来独立于东部地区的资本家，然而实际上透过一张庞大的市场关系网络，使得他们的利益与美国东部地区的资本利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这些被当地的反对呼声所包围和淹没的黄金本位制的支持者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小城镇的银行家、铁路公司的代言人、销售商品的客商。即便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信服黄金本位制政策优点，但是由于金融界的异端邪说（译者注：指的是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是商业模式不确定或者不佳的明朗迹象，他们也不得不在美国东部地区的商业往来关系的密切关注下表示顺从。如果说黄金本位制在一些繁华大道上（译者注：比喻一个整体的小镇上的居民，通常用来代表地方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一典故出自于辛克莱·路易斯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Ｌｅｗｉｓ的小说）还能够找到知音的话，那么，在一些比较偏远和贫穷的农业区域当中，支持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成为锐不可当的主流趋势，鲜有持不同政见者出现。从上述意义来说，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不亚于一份从美国东部地区独立出来的宣言，一个主张在产业化发展大潮滚滚向前之际，地区之间在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竞争的要求。黄金本位制是具有政治温情主义色彩（译者注：此处也有时可被翻译成“家长式的风格”）的国家发展旗帜——尽管经济发展可能能够提高各个地方的状况，所必需的牺牲则必须由一个国家内部的蒙昧经济领域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群体来承担。
对于美国国内绝大多数地区而言，特别是对于美国东部地区的产业核心地带和美国南方地区的农业周边地区来说，黄金和白银这两种不同的货币标准之争代表了背后更为复杂、深远的以地区为基础的社会财富要求主张；结果，“１８９６年民主党体制”将美国国内发展不平衡的多极地区转化成为共和党人主宰的产业制造业地带与民主党人控制的美国南方地区在政治选举实力上双雄割据的局面。就在共和党人牢牢的控制者美国东部欣欣向荣的城市之时，毫无疑问，究竟哪一个地区能够最终在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赢得这场最主要的、唯一的斗争，答案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