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前言)

前言

本书旨在阐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共同演进。斯时，无论是民主制度也好，抑或是民选实践，都还只是蹒跚起步，距之完美境界仍有不小的差距：暴力猖獗，欺诈横行，以及对人民立法权力的野蛮剥夺都成为这个国家光辉民主史上的污点——此种恶行尤以一八九零年之后的南方所发生的情形为烈。但是，倘若我们拒绝承认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所推出的政策背后广受欢迎的情结之影响力，倘若我们拒绝承认这个国家发展体制的建设背后广受欢迎的情结之影响力，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经济学。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观点广为传播，有组织的抵制抗议屡见不鲜，选举结果非常重要的共识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从上述诸种角度来考察的话，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较之当代美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更为民主的时代；较之当时及后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年轻的合众国为自己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鲜明民主特色。
在本书中，笔者对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历程作等量齐观：关注从农耕大国到工业社会的演变，其中包括了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形成发展和出口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能力。这种构思要求当然比一些学者的设想要来得更高。例如，最后的条件就旨在排除类似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过于缓慢致使该国永远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和其他先进国家竞争之种种案例。也正因此，美国远远地超过了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本书旨在探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是怎样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这两大迫切的先决条件的？为什么它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籍由将美国经验作为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典型案例，本书意在指向国与国之间展开比较的可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将静态下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融合成一个动态体。而政府政策则成为将它们二者连接起来的最重要桥梁。从这一模式的民主一方面来看，政府政策来源于社会各群体与阶层的要求，由参选的政党在讲台上将民众的呼声清楚地表达出来，再由善体民意的当选民意代表将之立法。而从经济发展一方面来看，政府政策或者推动，或者阻碍资本投资、阻碍更富有效率的生气力形式的出现。产业发展必须要有投资，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得到有体系的促进，市场的大小与质量必须不能有碍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有体系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因此而影响政府政策的走向。民主政治则从另一个角度设定下了同样重要的条件：群众的投票参政，自由提出不同政治主张的能力，新的政党不受限制地参加竞选，以及当选官员对政权机制的掌控。
面临美国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一系列交叉重叠的政府政策，不但允许通过民选政治积极表达出对财富的普遍渴求，而且允许在产业领域进行资本的高度积累与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没能这么做，所以也就无法如美国现在这样幸运。促使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在美国得以实施的政策可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馅饼，既没有什么“技术手册”可供参考，也没有什么“论文本本”可资借鉴。在各种力量斗争中诞生出来的丰富而多样的民主政治，以及资本家们及其政治代言人对市场与投资的务实理解，共同携手促成了这些政策的出台。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才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居中调停渴求财富的平民呼声与资本投资的运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一个中间人就是共和党。作为一个组织，共和党内不是铁板一块：党内精英并不能主导经济或其他什么的政党路线。当来自共和党全国总部的声明宣言损害到他们在当地的选举利益时，各州的党组织则通常对前者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提出异议。而且，即便党内意见能一致，可是当选举反馈显示公众意见发生转变之时，那些共同信奉并且大力支持共和党核心政策原则的党员们便各为前途，各行其是去了。然而，不管怎么说，针对民主党和“路见不平”的第三党因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共和党搭建起了一个有效的政治框架。
这一框架基于三大政策：对产业的关税保护，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以及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的自由放任政策。共和党绝不是因为从党组织自身出发而推行这些政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共和党的“双重代言人”身份：它既是产业领袖与金融精英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组织的代言人。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处于紧张冲突状态，在美国南方、大平原以及西部地区则更为尖锐突出。因此，共和党构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观念，既对普通选民产生意义，同时重要的是，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上的社会群体予以倾向性地资金扶持，籍此拓展强化共和党作为不断发展的代言人形象。所谓的“关税政策联合体”成为共和党政策内最为重要的倾向性地资金扶持——为参加过内战的联邦退伍战士的庞大养老金体系提供税金支撑，为保护全国生产羊毛的农场主而提供税金支撑。从经济学术语上来说，这种保护性关税政策绝非发展上所必需，但却成为共和党政策赢得群体支持之政治必需。关税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首要功能由此不再是帮助经济发展，而是为共和党组建受欢迎的政治联盟。因为贸易保护并非美国工业化在经济角度上所必需，关税可以交由国会。而国会则由代表广泛不同利益与群体的保护贸易论者组成，这些人在委员会和议室当中广为争取利益。
从效果上来说，关税保护为共和党提供了一项政治上的“资产盈余”，可资用于构建经济发展三脚架上的另外两条“腿”：统一国内市场与黄金本位制。这两项政策在政治上都极易招致攻击，但经济学上的基础性意义却强于关税。例如，统一国内市场要求压制来自各州和地方上管理本地商业的企图——只能由最高法院才能决断的项目。由于美国奉行司法独立，法官终生任命的制度能够确保法官不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共和党的法官们进一步发展了了宪法原则与精神，禁止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州际贸易的哪怕一丁点插手管理行为。黄金本位制要求国库的积极管理，因此，黄金本位制是一种行政职责。比起国会来，行政部门所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虽然要轻得多，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却比最高法院更为容易为民意所左右。事实上，围绕着货币体系，就发展国策的路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国会强烈地反对共和党（并且，正如后来所显示的，也包括民主党）总统所不懈追求的保守性财政制度。
对这一模式的细节及其复杂关系已在本书第一章与最后一章详加阐述，此处不予赘述。然而，关于这一模式的几个颇为重要的方面应在此简要提及。首先要提及的是共和党这一概念，作为一个促进发展的政治代言人，在反映美国工业领袖与金融精英所传播的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却始终牢牢地坚持完全民主的政治。作为一个促进发展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完全可能被来自选民的政治要求与工业现代化的政策需求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彻底分裂。然而，它却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存活了下来，并且最终将这一角色演绎得繁荣昌盛。这一切并非由于其天才的政治远见。恰恰相反，共和党的成功有赖于其一系列务实的政策调整过程：共和党制定出诸如像关税保护这种让富人与平民均能受益的政策，获取丰厚的政治回报，而后再大胆地做出像统一国内市场和黄金本位制这样尽管备受争议，然而却得到精英阶层有力支持的政治投资。因此，共和党不仅仅是一个促进发展的政治代言人，更是一个促进发展的经济代言人。
第两个概念是关于政府机构对群众政治要求与呼声的相对独立性。缺乏民意支持的政策（即那些为赢得选民支持，政治投入与回报明显不成比例的政策）除非是因为经济上必需，否则是没有人愿意去贯彻的。如果这些政策确属势在必行，则会在施行的同时进行明确的效果评估（例如，每个人都会说出美国是否执行黄金本位制）。然而，如果这些政策不受欢迎，则共和党在执行时可就得如履薄冰，一错难回头（因为它会力图在执行基本政策的同时，把不受民意支持的政治风险降到最低）。实际上，在整个国家机构中，政治上最公开的部门会发现，实施不受民意支持的政策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就拿政治上最公开的联邦政府机构——国会来说，只能在保护性关税政策上可以信赖它（正是国会几乎一手破坏了黄金本位制）。国会对统一国内市场的可能作出什么样贡献，这一点从来没有试验过，最高法院能成为支撑国家发展三脚架上的一条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自身的努力。
谈及对来自民众的压力的相对独立性，宪法当然地在国家三权分立的体制与联邦设计中的中央政府与各州的权限划分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但是宪法并未能充分解决发展的责任的实际划分。政策完全可以作不同的设计。例如，关于在国会内部就关税问题展开的法律争论，完全可以通过由行政当局与外国的贸易谈判来解决。宪法教条并非板上订钉，不可改动。对州际贸易的双重主权所作的法律解释条款与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实质性双重程序解读，既非是对法律教条的刻板推定，也不是捡了古老历史留下的什么遗产，而完完全全是充满想像力的创造之举。在几不可为的情况下，共和党不但大胆决断，就不同部门对国家发展政策的主要责任做出划分：而且，能够明智地决意完善国家宪法教条，为美国式的工业化的合法有序发展铺平了道路。简单来说，宪法的确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框架，共和党巧妙地在这个框架领域内构建起了自己政党的发展性政权。然而，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本身完全没有一星半点这样的暗示：一个国家只需制订出一部恰当的宪法，就可保证民主进程与经济发展将会和谐进行。
最后要介绍的是关于政党的概念：作为一个促进发展的代言人，一个政党以某种方法将从如关税政策这样益处多多的政策中所获得的政治收益，再运用于像黄金本位制和统一国内市场那样政治代价高昂的政策中去。没有一个政党组织的话，就没有对发展性国策的多重资助：实际上，保护性关税政策如果缺乏一个政党的有力组织，将完全限制产业化发展并使国家背负沉重的损失包袱，而不会成为一项根本的发展国策。在对关税政策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解释时，我们需要籍由一个政党组织，将精英利益、政策实施、政府机构、群众观点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站在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上述诸点并未列举出全部动因。读者阅读本书时将从字里行间发现好几个其他的概念，其中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区域间的财富再分配、要求提高收入的贸易，其中一些有助于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并非必然提升所有地区或社会团体的状况。例如，十九世纪晚期的几乎所有美国发展性国策都没有带给南方什么实惠，更为甚者，相对于对其他社会群体所造成的损害，北方所领导的工业化牺牲更多的是黑人的利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忠于共和党。
我希望，这一解释模式能够充分地说明美国产业化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为了完成上述使命，本书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时间纲要。我试图为政治史学家们从历史的尘堆中把关税与货币政策挖掘出来。长时间以来，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研究总是计较于呈现一些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争端（关税与货币政策据称高居榜首），或者埋头专注于各州当地禁酒与宗教方面的文化争斗。这些都不应该是实际情形。此外，我试图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做的是，将政治作为美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工业化的传统解释始自于这样的假定：一个放任的国内市场存在于美国之日几乎可以从国家诞生之日算起，是国家存在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放任的国内市场是政治促成的社会现实，而并非如铁矿石床或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天生存在。他们是如何促成？又是怎样维持下来的？这些问题就如同这一时期其他的纯经济问题一样，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既极其困难，又颇具意义的挑战。
对于学习美国政治发展的学生们，我力图在意识形态观念，对政党要求的民间反应，还有国家政治经济学背后的现实之间建立起有力的联系。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经常忽视一小撮平庸无奇的政治人物。在一个民主政治的体制内，复杂而又和谐的内部逻辑是不存在的：我们所寻求的先进意识形态观念是无法从理想的政治实践中找寻到的。作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对共和党优点的学习并非是启发杰出人物蓦然发现政党与州之间卓有成效关系的秘密，而是意在使学者们注意到，作为冉冉升起的一群雄心勃勃的政客，他们（共和党）不仅仅是个人，而且是整个政党，都在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展开搏斗。对于远远超出普通民众对社会或经济的理解能力的学术理论，政客们极少敢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作冒险。共和党也是如此。共和党所面对的将群众政治与极少数对美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政策进行融合的问题已经多不胜数。
最后，我想为那些比较国家发展的学习者提供美国这个案例。在构建这个案例时，我已尽可能地做到全面，但包罗万象是永无止境的。笔者希望，本书能为将美国经验与其他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进行比较而提供一个基础。但是，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进行这样的比较。笔者所设定的目标颇为适中：构造一个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模型，使这个模型不仅内涵全面，而且在与其他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时，能够反映出异同点。换一句话说，作者在本书中仅仅意在提供一种比较的可能性，而无意深入下去。
作者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热情的帮助。惠及笔者最深的当推我最亲密的同僚伊丽莎白·桑德斯。在我忙于自己的主要研究工作期间，她正在准备自己著作《基层改革：农场主、工人和美洲国家，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１７年》。只有读过我们这两本书的读者方可回答我们的论述是否已经一致：在此，我只能说，我们的公开辩论仍未结束。多年来，我们一边吃着晚餐，一边“咀嚼着”黄金本位制对美国工业化的重要性，还有，如果布莱恩作为总统能否把１８９６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成果上升为法律。我记不清我们究竟吃过些什么，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俩辩论时引用过的那一条条脚注回荡在空气中。
当我还与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教员们在一起时，即已开始本书的创作。他们或许已然认不出现在的这本书就是当时他们为之展开过激烈争论的那本，我还是要借此感谢在“州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的研讨会”上提出建议与热情支持的同事们：盖·鲍德温，斯文·贝克特，韦恩德·布雷克，裴利·常，布列安·达沃斯，伊里安尼·富勒，卡门查·加洛、杰夫·古德温、安德鲁·格罗斯曼，迈克尔·哈那根，马德琳·赫德，撤多儿·汗，伊拉卡真·那儿森，丹·克雷德，弗雷德·墨菲，安德鲁斯·克维兹，查尔斯·蒂利，尼克·怯迫儿。我也要感谢约翰·杰林，理查德·约翰、以及乔纳森·克森那一直以来的批评和意见。当我最后对本书手稿进行润饰时，劳琳娜·杰克逊帮助我将首章所作的透视方式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到的。斯蒂芬·斯克隆克和罗杰·兰桑姆通读了整个原稿。他们慷慨的忠告和批评再一次向我展示了：学者职业生涯的美德和习惯。本书所以能够附有不少地图，必须要感谢杰奎琳·包，她为此书准备了计算机图片，还有明迪·皮登，他为此输入了许多数据。至少地图的格式要感谢卡维尔·俄尔与常遥·曹，《美国历史上的县镇界限文件，１８５０——１９７０ 》（巴顿·罗杰： 地理和人类学系，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我希望籍由两个特别不同的感谢来结束这篇序言。首先要感谢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弗兰克·史密斯。我曾经警告过他，手稿篇幅会比较长，但没想到结果比我预料的还要厚实得多。在我为手稿长叹之际，他仍然将此卷增加进了政治和经济史最佳作品的序列中（我认为这一序列的其他作品代表着最高学术成就）——他可是对这一序列中的每部作品资质负有挑选责任的哟。我只希望他能饶有趣味地回想起我当时的那声长叹。还要感谢的我的兄弟姐妹。学术圈里政治气氛可是严酷的，许多学者宁可退缩，也不愿意为使学术研究成为高尚职业的原则与信条而战。谨以本书感谢笔者姐妹的对学术价值的勇敢鼓励：让学者的生命充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