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七章）

第七章　关税保护政策和共和党

关税保护政策作为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引领性政策，是共和党结成政治联盟的核心要件，正是关税使得直接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制造商从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利益。然而如果仅仅是只有这些制造商能够从关税保护政策当中获得利益，还并不足以从政治上支撑起关税保护政策。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将一些精心选择的农产品也纳入保护范围，关税保护政策极大地扩大了其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向海外大量的出口粮食、棉花、以及其他的农产品，因此，能够被列入到关税联盟保护范围清单的农产品非常有限，生羊毛位居榜首。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对于糖的需求非常强劲，可以承受对于糖所征收的高额关税，因此，糖类关税为联邦提供了大量的岁入来源，并且，在时不时的情况下，还经常吸引路易斯安纳州的国会议员加入到关税保护政策联盟的支持者队伍当中来。
反过来，来自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所得的岁入，起到了支持一个庞大的联邦退伍士兵抚恤金体制的作用，自然，通过这些联邦退伍士兵加入到共和党的庞大支持者队伍当中来，进一步地扩大了关税保护联盟的声势。关税保护政策和联邦抚恤金政策的结合进一步地支撑起了共和党在产业制造业带的主宰者地位，给予了美国的工业化革命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者风格。此外，通过将关税保护的联盟进一步地扩大到西部平原地区，联邦抚恤金制度可能延缓了、并且最终削弱了西部地区对于美国所选择“黄金本位制和关税保护”的发展道路的反抗。“象射击一样投出选票”，曾经为南北内战而战的联邦退伍士兵再次出战，不过，这一次是为了抚恤金优待和美国北方工业化革命而战。最后，通过提高国家岁入，关税保护政策确保了联邦公债的本金与利息支付：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年景当中，海关关税为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总的说来，共和党所管辖下的关税保护联盟将众多相互关联的政策集合体融为一体，最初想要保护新兴产业经济领域的冲动深深地植根于一个外延广阔的、包括美国国家政治与经济当中广泛分布的社会团体在内的联盟和社会分工机制当中。在这一植根过程当中，关税失去了它作为一项国家经济政策本来应当所拥有的和谐性，成为了美国东北部地区和大湖区沿岸地区性的工业化发展的一项政治工具。鉴于关税所扮演上述角色以及其他角色，关税保护政策同时也就成为了共和党发展政治联盟的政治基础。关税当然能够造成经济效果，其中一些效果还非常重要，然而，保护性关税政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政治效果：通过共和党所组建起来的较为庞大的政策集合体进行运作。
关税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
关税在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当中发挥着协调作用，同时也决定着什么样的商品以及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进入到美国消费者市场当中。有鉴于此，关税可以成为一项主导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歧视性工具。假如以外向型为主导，海关关税的放松能通过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彼此国内市场之间的融合程度，用来强化政治联盟。相反，提高关税壁垒可以用来排斥利益与扩张主义者的倾向与美国利益相冲突的竞争者。诸如此类的可能性倾向于使得关税政策和贸易关系通过将国内市场从属于国际权力政治当中，使得经济色彩相对较淡，而更富有政治色彩。然而，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关税体制主要是以内向型为主导，外向型的政治在外部市场关系的进程和决策建设当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作为一项政治家对于国内需求的反应机制，关税机制几乎完全是冷冰冰的经济属性在起着主导作用。通过精心的计算，最为直接影响到各自市场的特别关税进程以及数以百计的单项税务所组成的关税混合曲的优劣长短，从而对不同产业的地位、各个经济领域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位置、以及不同地区的发展命运作出决定。从单项关税进程的观点来看，诸如此类的盘算是比较简单的。赶上了关税保护潮流的生产商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可以为受到保护的产品生产出替代产品的生产商也能从中获益不浅，不过这种获益程度地确定性和完整性就没有前者那么高。那些将受到保护的产品作为各自生产运营原材料的经营商明显地处于不利之中，有时候，假如他们无法用不受保护的替代产品予以替代的话可能会遭受比较严重的损失。此外，每一个人的收入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比较性的损失，这种损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消费多少这种受到保护的产品。当时和现在一样，假如某种商品在国内经济当中大批量的生产，则往往集中于一些数目相对较小的产业或者数量较少经济领域和地区之内，而产品责任则倾向于广为分布但是却相对较小。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反复注意到的，这种利益的高度集中和责任的广为分散促使利益集团形成组织以及他们的立法游说组织化。从上述观点看来，保护性关税政策远比其他十九世纪晚期的政府政策更能促进美国商业朝着具有政治组织形式特点的工商业联盟形式发展。这些组织及其单个会员在关税修改成为一个极为关键的政治可能之时，常常组织上千人去国会请愿并且提供证词。他们的要求进一步地强化关税政策构建的国内观点和各种利益的识别与保护的经济观点。鉴于各种利益在中央政府之前的动员组织方式，人们可以预期政治家们通常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以及不同的地区分别扮演独立的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在选民或者其他方式的作用下，影响到这些政治家的行为举措。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政策构建方式的模式就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过程，在进行过程当中，单个国会议员在除了最后通过阶段以外的其他每个阶段当中分别代表不同的私人利益。在最后通过之时，由于不同国会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数以百计的单项议程几乎无法形成一个总结方案，此时对于政党的忠诚就高于这些各自不同的单项议程，国会议员们通过紧紧跟随各自所属的政党形成简单的联盟，避免了复杂的经济利益盘算。上述诠释解释了关税保护政策所组建起来的混乱过程和极为明显的、几乎带有仪式风格特色：不同政党在最后通过之时所形成的泾渭分明的不同政党分支。
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政策所进行的国际化解释或者发展性解释的说服力明显颇为牵强。这种解释方法接受了当代“萌芽产业”的观点，认为当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掌握在外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商手中之时，关税保护起到了促进了美国经济内部的制造业扩张发展的作用。该种观点认为，假如没有关税保护政策，由于英国的生产制造商渗透进入美国国内市场并且依据自己优势重塑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扩张速度将会比实际发生的速度慢上许多。此种观点认为不同国家却拥有统一的利益表现形式，各个国家与外国竞争者相比所形成的相应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
这种国家利益被视为国内政治的一块巨大磁石，决定着关税政策构建的结果以及其他的发展政策，至起码在国家政策并没有因为外国的一种或者其他种的干涉方式而受到国际竞争的情况下，情况确实如此。例如，通过保护美国国内的市场免于受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当中的主要列强的竞争，同时允许当时世界的列强——大不列颠帝国来提供必需的国际安全所需，从而使得美国可以专心专注于国内的工业化发展，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关税政策充分地利用了美国在上述世界格局当中所处的位置。总的说来，通过允许大不列颠帝国承担其维护国际市场秩序和稳定性的军事费用，美国充分地利用了其与大不列颠帝国之间的贸易协议。
在上述案例当中，关税政策非常复杂的政治构建所呈现出来的分析性问题被简单的仅仅认为是一种细节而已。恰恰相反，这种观点将国家利益解释为一个带有历史性的明显政策目标，各个政党必须为这种政治混乱承担具体责任。因此，即使是面临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包括民主党在同时掌握了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时候，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拆毁或与关税壁垒的情况下，上述观点仍然坚持将保护性关税政策仍然预先认定为必将生存。这一种解释学说振振有词的方面就在于：貌似理由充分然而却比较简单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利益模式。然而，这一模式所取决于的几个假设模糊不清：首先，这种解释所展示出来的一些国家利益概念看上去好像存在着一种全球公认的政府政策的纲领；其次，当所有的单项议程均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运作其实鼓励了美国的工业化发展。
第三种解释学说认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是强劲的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关税保护政策毫不相干。就这种学说看来，政府政策毫无意义，这不过是现代商业企业扩张的一项障碍而已——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公司的正式组织只需要稍作调整，完全不受这种经济障碍的影响。就该种观点看来，保护性关税政策只不过是体制内部所发出的噪音，导致公司在决策当中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来源，但其影响也仅仅停留于如此。在这种解释学说的屏幕上却从来不会出现政治考量。政府政策是如此的不重要，以至于这种分析既没有采取合宜的正确手段组建，同时也没有暗示美国政治在一种强有力的动力作用下，没有采取严重限制国内公司选择道路的政策。
上述这三种解释学说可以分别地表现。由于第一种学说强调单个产业的分散游说活动，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观点模式。这种观点的长处在于对关税作出政治方面的考量，这种观点也完全忽视了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且鉴于这种疏漏，同时也忽视了外部联系和发展所造成影响。即使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包括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过程当中，一个政党几乎结成一致的支持保护而另外一个政党却站出来反对的问题没有能够加以解释。尽管关税政策是主要政党竞争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争端，有鉴于“利益集团”观点不够明确地对数以百计的单项议程影响作出总结解释，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政党对于某个问题会如此的忠诚，就更不用说解释清楚绝大多数立法动员过程当中的政党所发挥的能量和影响力。
第二种解释学说被广泛的认可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变体。这种学说的强项在于该学说承认国内经济所根植于的世界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学说明确地承认外国政治和经济政策对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的影响力。然而，关税政策对于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被认为是为国际分析提供了必备的数据——首先，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坛人物认可并积极的影响国家利益，其次，因为保护性关税事实上鼓励了美国工业化发展。由于上述两种结果均为假定，并没有加以论证，关税政策对于国内政治或者是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绝大多数影响均未能得到研究调查。
鉴于最后一种观点在经济历史领域的主宰地位，可冠以“经济历史”的标签。该种学术观点的长处在于精确地解释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最终使得美利坚合众国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更为充足的发展优势。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分析，这种方法除了对事情加以解说之外，什么见解也未能提供出来。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商业企业崛起的先决条件的存在：未受到限制的统一国内市场、将产业运作当中所获得的利润予以保留并在国内进行再投资、动员广大人民支持上述二项具有美国经济发展特色的推动型政府政策。
接下来的分析间接地使用了上述所有三种方法，然而这种使用往往仅限于提供用作支持的陪衬物，极少作为支撑性的分析。例如，利益集团的解释方法倾向于将所有对关税保护的政治要求视作为与国内经济的大致经济规模相当的实体之间所组成的联盟相关或者是重要的相互作用因素。基于上述原因，各个政党之间的联盟被解释为“自下而上”利益集团组建办法，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仅仅取决于当整个关税法案被认可或者被拒绝的最后考量阶段。这种解释学说的问题在于：无论关税法案的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多大，并非所有的关税议程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地位。例如，钢铁是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联盟的最为核心所在。每一次共和党在组建一项新的关税之时总是从这些具有高度的关税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议程开始，然后再扩充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当中。然而就工业保护自身而言，根本无法吸引到足够确保最后通过的立法支持。为了将代表着美国国内具有主宰地位的农产品制造商的国会议员组建成一个联盟，共和党人将生羊毛的保护也纳入了关税保护的范畴。如此一来，关税保护的政治联盟被扩展到了西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然而这明显影响了羊毛制造商的竞争地位。反过来，共和党人为羊毛制造商的生产提供了补偿性的保护。
关税保护并非是关税政策如此引人注目的唯一原因。绝大多数的联邦政府岁入来自于海关关税，而绝大多数的海关关税又来自于糖的关税安排议程。反过来，来自于海关关税的岁入当中，最大一部分的收入费用被用于联邦退伍战士的退伍抚恤金，从而将关税保护联盟国际进一步地拓展到了美国北部与西部地区。所有在关税政策与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些关系均被国会的领导及时地预先确定，因此甚至在委员会开始具体考虑一项关税改革之前，绝大多数的最终考虑结果早已预先注定。就上述意义而言，由于共和党试图在一项极为类似同时又保持一致的政策模板当中寻求联盟内部各个势力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民主党则通过吸引上述势力集团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势力集团加入到自由贸易的阵营当中从而实现破坏共和党所组建的政策联盟的作用。毫无疑问，许多关税议程都是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施加影响所获得的结果，然而所有上述关税议程的核心框架绝非完全是政党所领导的极具有意识性地构建结果。从极具有真实意义上而言，即便许多关税议程都是由国会委员会的某一位成员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因此，共和党还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创制出并且管理了一个国家发展政策联盟。
然而，尽管关税政策支持着共和党的发展政策联盟，关税保护并没有直接的促进美国的工业化发展。例如，关税政策之所以广受政治集团欢迎的绝大多数原因在于相当实质性的偏向于绵羊饲养支持者和联邦退伍士兵提供支付款项，从经济上而言，这些措施明显与产业扩张毫无任何关系。事实上，这些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款项应当被视作为为了获取对于工业性关税保护所支付的净支出。并且，许多关税产业关税议程本身影响就是未决的。例如，铁路钢轨的高额关税限制了美国铁路网络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基于所有上述理由，这种想当然的认定关税保护加速了美国工业扩张的观点至起码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最佳的论证案例就是将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棉花带种植园主的收入重新通过关税保护分配到美国北方地区的工厂，因此促进了产业公司保险箱中的资本累积。尽管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毫无疑问地加速了美国东北地区以及大湖区沿岸地带的产业化发展，然而，这种财富通过关税的重新分配对美国南方的经济相应地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由于关税政策作为一项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几乎完全缺乏内在的协调性（不同产业获得关税保护或者干脆地暴露于国际竞争当中的背后原因主要在于这些产业对于某位国会议员或者的影响力，或者他们这些产业在共和党所组建的政治联盟当中是否具有显要地位），保护性关税对于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或者是人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然而，通过关税保护美国的产业避免外国的竞争，美国西部的农业出口地区以及（特别是）美国南方地区被迫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购买工业制成品，而与此同时却要接受由世界市场上开放竞争所决定的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在这种关税政策的管理之下，贸易条件对美国的南方与西部地区严重不利。通过牺牲农业经济领域的利益，源源不断的重新分配来的财富支持了美国的工业化革命的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假如没有关税保护政策将财富重新分配作用，情况很有可能并非如此。然而，关税政策是一项零和游戏，在这项游戏当中一个地区的损失就是另一个地区的盈利。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自于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希拉里·赫伯特一针见血地描绘了关税保护所造成的后果：
假如美国西北部与南方地区的农场主认真思考下列事情，他们将会明白为什么在美国会有如此之多的富有制造商：他们用成堆的金钱塞进了腐败的政治竞选基金当中，他们在美国所享用晚餐当中的美味珍羞足以让全世界为之失色，他们做的装饰豪华的马车招摇过市于欧洲的收费公路，他们在苏格兰和莱茵河畔都租下古代城堡，他们在世界上最为伟大的雄心壮志彻底抛弃了美国人民的朴实作风：看上去似乎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花天酒地的贵族所留下的数不清的后代，而所谓的贵族后代也愿意用自己尊贵的称号换取愚蠢美国妇女的财富。来自于美国西北部和南方地区的农场主也将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众多的挣扎于贫困线上的农场主。
因此，任何关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从保护性关税政策当中所获得的收益的计算结论都必须，将产业制造业带从保护性关税当中所获得的收益总额减去美国南方和绝大多数平原与西部地区所受到的损失，方可计算出结果。尽管诸如此类的计算将颇为困难并且极具有争议性，在最具有合理性的假设条件下所获得的结果有可能是负数或者，至多为零。毫无疑问，关税保护下的美国北方工业化发展受益非浅——事实上，这也是关税保护政策直接目的所在。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观点学说只是简单的以为美国从关税保护政策中获得了直接的益处，这种方法明显只是从美国北方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来考量美国国家的利益，这种认定结果明显的未能从政治角度分析十九世纪晚期关税政策。反过来，只有诸如此类通过联系地区发展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方能避免从保护性关税的运作当中所得出的假设利益。
就国家发展政策的概念而言，关税政策绝非这一政策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保护性关税政策是支撑共和党在民选政治当中大显身手的主要支柱。反过来，共和党成为黄金本位制和不断扩张的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坚定政策支持者。后面这两项政策远远没有关税保护政策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然而对于美国的产业化扩张来说却更具有中心的核心地位。通过共和党的精心运作，尽管关税政策自身所带来的经济贡献尚不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关税保护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防波堤坝。事实上，关税政策缺乏经济方面的“表现测试”意味着该项政策可以交由国会决定，而与此同时，一些与黄金本位制日常管理有关的、更为重要的、突出的经济政策与放任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司法判决则分别成为与大众呼声更为绝缘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所承担的责任。
然而经济学家所假设出来的这些机构所分别创建与实施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正是通过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赋予了上述这些不同的机构这些职责。只有在历史学家们没有将关税政策盲目地从政党政治当中孤立出来，而是从美国的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政策当中出发，强调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模糊影响之时，他们才是正确的。虽然关税政策本身对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并非必须，然而，作为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政策联盟组建的基石，关税保护政策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就上述意义而言，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了美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张以及国际黄金本位制维持两大政策的基础性政策。
因此，经典的经济问题——究竟这一时期的高关税政策从严格地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是最终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美国产业当中的特定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扩张——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出发，保护主义思想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元素。之所以作出这种结论是出于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保护性关税政策将农业经济领域当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到美国的工业当中，从而在没有严重的依赖于外国资本而是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是一个美国的企业早期及随后就开始采用现代商业模式的一个促成因素。此外，保护性关税政策为联邦政府提供的岁入可以用于联邦退伍士兵的军队抚恤金当中。在共和党众多的政策当中，上述这些抚恤金进一步地扩大到对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支持，并且通过吸引众多的选民团体（他们本来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些政策）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基于上述理由，从发展性的眼光来看，对美国产业所提供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不应当从共和党所提出并加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孤立出来加以考虑。此外，无论关税对于美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多大的直接影响，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说，这些影响也许在这一期间的早期来说更为受到欢迎，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这种欢迎的热情程度明显消退。作为一项支持共和党政治联盟——美国经济扩张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言人的因素，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并驾齐驱（需要牢牢记住，保护主义思想对于政治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其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十九世纪晚期的国会联盟和关税立法
尽管十九世纪晚期的关税保护政策是一项经济政策（因为它保护美国的产业免于受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关税保护政策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为重要的管理政策。关税保护目标并非是简单地在美国市场上排斥所有来自于外国的竞争，事实上也并不可能排除这种竞争。因为关税是如此明显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因为美国两大政党的社会经济基础几乎完全被关税保护政策将选民区分为赢家和输家，关税改革总是在国会的政治议程当中的某个地方。然而，因为关税政策是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两大政党的竞争当中，因此只有在两大政党当中的一个政党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和总统职务之时，对于法律的重要修改才成为可能：１８９０年的麦金利关税法、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以及１８９７年的丁格利关税法都是在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同时控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时候通过的。
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１８８３年的关税法，该法通过之时正值美国两大政党分别控制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与总统一职，而民主党人则控制了参议院。然而，由于参议院总是在两大政党主要政党之间密切的平衡，以至于对于参议院的实际控制实际上在国会最后那一天交给共和党人，而就在这一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关税法。只有一届国会，第５６届国会（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１年），使得共和党同时成为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还控制了白宫，然而那一届国会却未能通过对于关税的修正案。不过，该届国会之前第５４届国会当中丁格利关税法刚刚制定，共和党人没有理由来改变议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八届国会当中只有一届国会在政党分别控制情况下成功的修订关税法，并且正如前面所已经讨论的，这一例外极好地证明了这一规则。
从关税政治的角度出发，十九世纪晚期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就是克里夫兰总统于１８８８年对于关税保护政策所作出的正面攻击。在１８８８年以前，国会当中的绝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反对关税保护政策，然而他们对于民主党的忠诚却并没有得以实施利用。当克里夫兰总统对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作出正面攻击以后，民主党人将限制关税作为一项政党原则，特别是在国会众议员当中。尽管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轻易透支，克里夫兰总统对于关税政策的功绩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指导民主党反对保护性关税，以共和党人一直以来支持关税保护政策的力度去加以反对同一项政策（比较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的政党比例）。除了民主党一栏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性日益增加，这两个时期所反映的投票格局非常类似。
在大重建尾声到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相交之际的这一期间，对于关税政策的八次正式修改进入了国会众议院的投票程序当中（参见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第一次对关税的试图修改发生在１８７８年，当时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对于工业制造品所征收的关税予以限制的提案。这项提案当中的限制关税法案给羊毛产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该项提案通过放开地毯与布匹制造行业，让上述两个产业制造商直接面临来自于英国的竞争，可能会完全摧毁这两个行业。然而，由于国会参议院和行政机构掌握在共和党人的手中，这项关税修改等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实际情况就是，众议院废除了将这项法案予以实施的条款，甚至在对该项法案进行投票表决通过之前就已经将这项动议彻底推翻。当时，在来自于费城的塞谬尔·兰德尔的带领之下，将少数美国北部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带入到了共和党的阵营当中，为挫败该项法案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费城是美国羊毛产业的中心所在，假使该项动议被通过很有可能摧毁费城的羊毛产业。作为被多数民主党选举为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兰德尔是一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的反对使得本届国会的关税改革方案（尤其是他同一个党派所提出的关税改革方案）彻底流产。
国会对于该项法案的考量从几方面来说比较典型，特别是羊毛产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民主党所承受的、来自于美国国内较为发达地区的贸易自由主义压力。共和党通过管理看上去有一些偷工减料的、围绕并且支持着保护关税政策的政策集合体——至起码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政策集合体内部互相支持的各种元素非常容易分别受到攻击。事实上，七位共和党人，几乎全部来自于乡下偏僻的国会选区，脱党以后加入到了民主党反对这项法案的阵营。然而，民主党试图利用潜藏在共和党阵营当中的不同政见者集团的努力最后所得出的效果往往是恰恰相反：导致了深藏于民主党内部、特别是在棉花出口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工业地区国会选区之间的势力集团脱离政党，扑向共和党的怀抱当中。
１８７９年恢复黄金支付以后的数年当中，来自于关税所得的大量的国库岁入推动着联邦国库远远地摆脱了财政赤字的困扰。尽管背负着庞大的联邦债务（这些债务为多余的国库岁入提供了一个“排水槽”），所导致的预算盈余让共和党人颇为难堪。切斯特·阿瑟总统提议创建一个委员会“全面的研究美国农业利益、商业利益、贸易利益、制造业利益、采矿业利益、以及工业利益，以及其他一切与建立一项明智的关税政策或者与修改一项现行的关税政策所必需的相关问题，以便在能实现让各种利益能够获得公平机会的标准之上建立与修改关税政策。”阿瑟总统任命了九位成员加入这一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会成员都分别代表着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联盟当中的某种力量。羊毛制造商全国协会的秘书，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约翰·Ｌ·海斯被任命为这一委员会的主席。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制造商小亨利·Ｗ·奥利佛，全国羊毛生产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伊利诺伊州绵羊养殖者奥斯汀·Ｍ·格兰德，路易斯安那州糖工厂厂主邓村·Ｆ·坎特也分别加入了这一委员会。至于说到党派代表，阿瑟总统挑选了三位前国会众议员加入委员会。共和党代表是来自于俄亥俄州的贾克伯·Ａ·安富勒，他同时在一家铜导线和钉子公司和一家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阿瑟总统挑选了两位前南部邦联退伍军人作为民主党的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佐治亚州的律师约翰·安德伍德，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Ｒ·波特乐（他曾经是绰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幕僚之一，后来在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担任了邦联国会议员）。两位政府官员（其中一位是国家调查统计局的统计员，另一位是纽约海关的官员）也加入到委员会当中，为委员会提供技术建议和支持。尽管据称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均支持“关税保护的原则”，最可能反对保护性关税政策成员极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南方邦联那一段历史的委员会成员。从这一委员会的成员背景资料来看，明显缺乏政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联邦中央政策的经济基础。
委员会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份提交了报告，正好赶在第４７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开始以后的时间。本届会议在１８８２年的选举结束之后、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于来年三月份正式担任职务之前举行，本届国会的议程是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国会议程。关税改革的问题非常复杂，有时候涉及到令人困惑的立法考量，牵涉的问题方方面面，诸如参议院是否可以根据联邦宪法提出一项关税法案等问题，关税改革与国内税收制度的修改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通过废除一系列的国内货物税，几乎所有的限制税收措施均被采纳，尽管烟酒税仍然予以维持。关税税率尽管经过多方修改，仍然颇高。正如航行在夜晚的船只一样，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极端保护主义者脱离了他们的党组织。在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威廉·麦金利带领之下，１３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反对通过会议报告，在他们看来修改以后的关税标准实在设定的过低。七位国会议员代表着俄亥俄州的国会选区，而其余四位国会议员则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国会选区。然而，上述国会议员的投票被民主党内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兰德尔所带领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投的１６票支持通过该会议报告的投票给抵消了。其中有１２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分别来自于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上述这种变动情况可以从新的关税议程的构建过程中极大地得到解释。尽管该项法案对于羊毛制品降低了关税，所设定关税税率仍然是非常之高，足以对来自于外国的竞争构成关税壁垒。更为甚者，羊毛关税议程的其他修改增添了关税的保护主义影响：正是上述这些修改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兰德尔和他所领导的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会对这项新的法律表示满足。从另一方面来看，新的关税议程对于生羊毛和钢铁铁轨的过高税率的限制预示着为国外的生产者向美国市场提供产品打开了新的大门。尽管诸如此类的修改最终显得并不重要，该项议程仍然为外国竞争提供了一项颇为有效的关税壁垒，新制定的法律所设定的较低的税率部分足以解释为什么俄亥俄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投票反对该项法案。
１８８３年刚过不久，关税法案即被签署成为法律，第４７届国会与共和党在国会众议员当中的多数议席也随之成为了历史。在新一届第４８届国会当中，民主党国会议员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多拥有大约８０个议会议席，他们立刻开始加紧工作，准备作出自己的修改。支持他们如此干劲十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联邦持续的预算盈余。然而，此时的共和党人同样在国会参议院当中占据了多数议席，阿瑟总统也仍然在担任总统职务。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无论民主党国会议员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取得什么重要的成果，一旦这些成果离开了众议院就注定会遭到失败的命运。
正如各种方法委员会向国会议席所提交的报告，民主党的关税修改方案非常简单。三种商品的所有关税（盐、煤、木材）未完全删除。象酒精、丝绸制造产品的征收关税未作任何新修改。对于棉花产品（４０％的进口关税）、羊毛制成品（６０％的进口关税）、金属制成品（５０％的进口关税）分别设定了最高限额。除了上述这些例外之外，所有的关税都被限制为现行关税８０％的标准，附带条款就是，任何一项征收关税均不得低于１８６１年莫利夫关税法所设定的相应的关税议程。因此，此次建议的修改关税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关税作出全方位的、“一律平等的”关税限制。兰德尔此时已不再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在民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当中，来自于肯塔基州的约翰·卡斯列，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对关税保护抱有敌视态度因此符合本党派主流观点，被支持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一职，而兰德尔则遭到了排斥。即便如此，尽管民主党国会议员在议员中占有多数议席，兰德尔以及他所率领的人马还是设法删除了该项法案的实施条款，从而将该项动议扼杀在摇篮当中。鉴于该项法案提出降低生羊毛、羊毛工业制成品、钢铁等关税议程，为支持兰德尔的４０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理由。绝大多数追随兰德尔的国会议员来自于新泽西州、俄亥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选区。
１８８６年，民主党国会议员试图再一次通过普遍限制关税对关税法案作出再一次修改。因为尽管所要废除的绝大多数关税是国内货物税，联邦政府的盈余仍然非常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当中，以至于共和党人在１８８４年的选举当中也承诺对关税作出限制。然而，克里夫兰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使得民主党人掌握了白宫政权，尽管国会参议院仍然掌握在共和党的手中，然而提出倡议权却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据各种方法委员会所提交的法案报告，该项法案将木材、生羊毛、盐以及其他的原材料收录于设定的免税范围的清单当中，并且对羊毛与棉花工业制成品以及糖的关税进行了限制。然而，兰德尔再一次的率领着他所领导的关税保护主义者起来反对该项法案。此次的关税修改几乎在一开始就被扼杀，由于议席拒绝将该项法案提交到整体委员会进行辩论，这项议案在议席即被扼杀。团结一致的共和党阵营当中又再次加入了三十四位民主党国会议员，三分之二的上述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自于新泽西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由于该项法案遭到挫败，兰德尔被本党派严厉批评，尽管他仍在国会众议院担任了４年的议员职务，这些批评和攻击却从未停止。
１８８８年，就在克里夫兰总统第一届任期行将届满的最后一年当中，民主党人再一次试图修改关税政策。联邦国库仍然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国库发现为了避免危及到金融体制的货币短缺，要将这些国库岁入快速的处理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克里夫兰总统现在决心和他的政党对关税议程进行一次根本的限制和修改，以应对上述挑战。在向第５０届国会所作的年度咨文当中，克里夫兰强烈地反对关税保护，同时引述了限制国库岁入的需要以及公平和效率的传统自由贸易原则。众议院议长卡兹列将各种方法委员会八个职位当中的五个职位指定由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一位前南方邦联的上校，曾经在南北内战当中连续三次负重伤的得克萨斯州的罗杰·Ｑ·米勒担任这一职务。该委员会进行决定之时排除了共和党成员的加入，民主党人所提交的关税修改方案将原材料（最重要的就是生羊毛）纳入到免税的清单当中，根据具体的关税的价值提出了替代方案，并且对关税议程做出了普遍的限制。正当该项法案在议会议席展开辩论之时，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当中，克里夫兰再一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支持“早日将国会众议院正在讨论当中的限制国家岁入的法案予以通过”。十九世纪晚期的任何一项关税改革都必将经历冗长的辩论，１８８８年的关税改革法也不例外。在此次辩论当中，３００位国会议员当中平均每两人就有一人发表了演讲，总共１５０次演讲中足以让国会议员“向其选民证明他们的经济学识“。当该项动议最后进行投票之时，只有四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该项动议的通过，其中三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来自于纽约，另一位则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德尔虽然反对该项法案，然而却并未出席投票。尽管克里夫兰和他的战友们永久性地摧毁了国会众议员当中的民主党高关税派势力集团，但是当共和党所控制的参议员对该项法案作出具有保护主义者色彩的修改之后，由于国会众议院拒绝考虑，该项法案还是半路夭折。
在１８８８年随后举行的总统与国会选举当中，关税问题成为选举当中的主要问题。在此次选举之前，州级别的政党政治纲领清楚地反映出了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所在——事实上，自从大重建结束以来，关税问题就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政治纲领当中的最为常见的政策要点，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双方对同一问题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立政治立场。然而，在两大党派的全国大会上，两党之间的主要差异显得并没有那么尖锐，并且在国会当中，甚至不同政见者也能为自身所在的党派包容。不过，克里夫兰对于保护关税的攻击使得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联盟当中的各个利益群体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积极行动。例如，在国会围绕着米勒所提出的法案展开斗争之时以及在随后的总统大选当中，美国钢铁协会总共散发了超过１，０００，０００份的“教育性“小手册。
尽管克里夫兰在１８８８年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票，在本杰明·哈里森所领导下的共和党人却通过赢得更多的选举人票最终走入白宫。尽管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场大胜，共和党人在控制参议院的同时，也控制了国会众议院。因此，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份召开的第５１届国会当中，国会两院与白宫均掌握在共和党人的手中。
哈里森总统立即通过向国会所作的年度咨文，呼吁对关税政策进行全面的修改，战斗由此打响。会议议程进行了一周之后，新当选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于缅因州的托马斯·利德任命了由两大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各种方法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八名共和党委员会成员当中就有六位代表着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的国会选区。另外两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分别来自于爱荷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威廉·麦金利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委员会当中的所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均不是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委员会中的五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就有三位所代表的国会选区位于前南部邦联地区，而另外一名国会议员则来自于肯塔基州。１８９０年四月，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在五个星期以后所举行的一项动议投票当中，除了一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外，两大主要政党的政治分歧在投票过程当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在参议员对该项法案做出了数以百计的修改之后，许多的修改都得到了众议员的认可，于是，该项法案于当年的１０月１日成为法律。
为了对联邦国库的仓库当中迅速累加起来的国库岁入作出限制，新的关税法案取消了对未加精练的糖所征收的关税。糖类关税议程一直以来比其他的产品关税为国库提供了更多的国库岁入，然而，本届国会现在通过采用联邦政府的补贴来取代美国国内的糖制造商以前所享受的、使得他们免于外国竞争的关税保护。这一项改动使得糖在联邦分户帐上由债权人一方一下就跌落为债务人一方，因此证明了，至起码就国库岁入的原因来看，对于其他支持的产品保护关税为进一步地加强了。此外，对于镀锡的盘子所征收的关税被有意抬高了。由于以前美国经济当中并不存在对镀锡的盘子进行制造的产业，直到最近这种产业才在美国经济当中开始出现，受到这种新兴产业的影响和刺激，通过将计划发展的全新经济领域纳入到关税保护的视野当中，这种改变非常清楚地扩展了对于新兴产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范畴。尽管这一次关税改革仅仅局限于来自于海外进口的糖、糖蜜、咖啡、茶叶、兽皮，共和党人也发起提出了一项互惠贸易政策，通过贸易双方互相削减关税，这项政策可以用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市场进入资格。许多的农产品也首次的进入了关税保护的清单范畴，由于这些农产品关税影响仅仅局限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区的贸易，因此这种关税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麦金利关税法立刻成为当年秋天的国会选举当中的主要问题。零售商们通过广告大肆宣传，鼓励消费者抢在新的关税迫使零售商不得不抬高价格之前抓紧“购物良机”。零售商们的这种做法等于顺便强调突出了新的关税对于消费者所造成的负担。作为一种市场策略，这种宣传无疑是极为有效的，然而，这种宣传同时也等于为鼓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人做了一次免费的政治宣传广告，因此，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无论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昔日高高在上的共和党人如今成群结队地摔了下来，结果导致在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当中仅仅占有四分之一多的议会议席。然而，由于共和党人仍然牢牢地控制者参议院和总统职务，对于占据新一届国会大多数议会议席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而言，关税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１８９２年的大选当中，民主党人再一次地控制了国会众议院，这一次，参议院也掌握到了民主党的手中，同时，大选使得克里夫兰再一次的登上白宫的总统宝座。由于同时控制了国会两院与总统宝座，正如共和党人在１８９０年所利用的机会一样，民主党人这一次也拥有同样的机会来修改关税政策。来自于佐治亚州的查尔斯·克里斯普斯此时仍然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一职务，他任命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威尔逊担任各种方法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由于威尔逊在成为国会众议员之前是一名大学教授，无论是基于经济理论还是基于政治实务而言，威尔逊都持有非常强烈的自由主义贸易观点。
在接受派遣并且积极行动以后，威尔逊以及他所领导的委员会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向国会众议员提交了一份法案。这项新的关税提案将许多原材料纳入到了免税范畴清单当中，其中包括羊毛、铁矿石、煤、木材，并且对于许多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做出了限制。糖仍然保留在免税清单之列，并且在议会议席采纳了一项修正案以后，对于美国国内的糖类生产商的补贴将于１８９４年７月１日终止。此项修改将使得美国国内目前以及将来将要种植的糖类农作物因为暴露于外国的竞争之下而枯萎。另外一项修正案创设了联邦收入所得税，以为联邦政府提供新的财政来源。因为所承受的关税负担，即使是在进行关税改革之后仍然将不符合比例的降临于他们所在的地区当中，来自于南方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国会议员欢迎将收入所得税作为一项平衡联邦金融的调节责任。然而，美国东部资本充沛的制造业所在的国会选区极端激烈的抨击这项修正案，指责其违反联邦宪法云云。当国会最终于２月１日进行投票之时，在团结一致的全体共和党反对派当中又加入了１７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然而该项法案仍然轻松的通过并且呈交至了参议院。在１７位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脱离党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均来自于富裕的美国东部国会选区或者是生产糖的路易斯安纳州国会选区。尽管他们未能在众议院挫败该项法案，但是他们在参议院当中的同僚们毫无疑问，在将一份注重实效的自由主义贸易法案修改成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关税议程（关税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比起共和党人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时所制定的那个版本略微要淡一些，然而骨子里仍然是一模一样的保护主义）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当中占有３７个议会议席，人民党人占有４个议会议席，民主党则占有４４个多数议席。在民主党参议员当中，两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将不会为任何对未加精炼的糖豁免关税的法案投票支持。一位来自于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包含收入所得税在内的法案；然而，人民党参议员将不会投票支持任何不包括收入所得税在内的法案。所以，来自纽约的这一票已经丢失了。另外一位纽约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平静地坚持对该州的领先产业，特别是使用亚麻布制造的衣领和袖口产业进行保护——这是获取他支持该项法案的代价。而其他来自于阿拉巴马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则要求对于铁矿石和煤重新征收进口税。大约有１２位民主党参议员借众议院的该项法案之机，强迫要求恢复征收许多关税，其中包括未加精炼的糖、铁矿石、煤，并且要求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提高关税。生羊毛与木材仍然保留在免税清单之列。等到该项法案被重新发回国会众议院的时候，参议院增加了６００多项修改，几乎所有的修改在本质上都比原来众议院所提交的关税议程法案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７月２日这一天，在参议院最终完成对于该项法案的修改的前一天，克里夫兰总统在送交威尔逊的一封信件当中表达出了对于国会上院所完成的工作的极端失望。在得到克里夫兰总统允许以后，威尔逊随即将这封信件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之间委员会会议的冗长争辩当中予以发表。受到微妙而又复杂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制约，参议院通过了该项法案，参议院的与会参加人员未能将他们的修改予以删除，无论有多少严重的缺点，这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贸易法案。最后，国会众议院投降了，在未经修改情况下采纳了参议院的法案，所有６００多项修改被无条件地采纳和接受。克里夫兰总统在未经签字的情况下让该项法案成为了法律。
尽管因为参议院机会主义思想使得许多修改加入了威尔逊关税法，威尔逊关税法还是设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首先，废除了对于生羊毛以及一系列羊毛制成品的关税保护。然而，对于羊毛制成品的关税限制极为有限，以至于陶茨格描述民主党人对于羊毛生产商的态度像是“异常的温柔”。对于煤矿和生铁矿所征收的关税的确受到限制，但是却并不明显。钢铁铁轨和生铁关税议程也相应地降低了，然而正如陶茨格所指出的，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些关税限制几乎并未触动他们的保护主义色彩和影响。在１８８３年早期以及１８９０年的关税限制当中，情况亦是如此。真实的情况就是钢铁产业是如此迅速的崛起和成长，以至于不需要关税保护，随着这种趋势发展，共和党关税联盟当中的核心装饰体开始分裂。威尔逊关税法同时也限制了对于镀锡盘子所征收的关税，但是这一产业仍然受到保护。未加精炼的糖的关税再一次继续征收，因此对于生产商的补贴被取消了。这一修改使得制糖农业从联邦分户帐上的债务人再一次转变为债权人一方。最后，威尔逊关税法实施了一项新的联邦收入所得税以补充一些因为关税限制而损失的岁入。然而，最高法院随后即以违反宪法的借口将收入所得税予以废除。总的说来，新的关税法律适度而又前后矛盾地对关税作出了限制，然而，并未从实质上触动产业的关税保护。
在１８９４年所举行的选举当中，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和威尔逊关税法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正如民主党人因为１８９０年的麦金利关税法所赢得的巨大盛宴一样，这一次共和党人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然而，由于国会和白宫分别掌握在两党手中，在克里夫兰总统最后两年的任期当中修改关税的议程是没有任何机会可言的。然而美国两大主要党派在１８９６年的大选当中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共和党人在一开始就提名麦金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个重点主要华体加以强调；而民主党人则通过强调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吸纳了原来的人民党人，对于关税问题则一笔带过。尽管布赖恩以及他所领导的民主党人成功地将此次大选转变为一场不同的货币标准之争论，他们还是在选举当中失败。有鉴于共和党人在国会众议院当中占有大多数议席，并且实际控制者参议院，麦金利在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当中强调将关税政策作为共和党内创建联盟的基础，而黄金本位制则明确是公共必须政策。随着黄金本位制在美国政治当中稳定了它的地位后，共和党人随即将其注意力转向关税政策。数年以来，联邦预算持续于赤字状态当中，尽管赤字的幅度并不深。关税改革能够确保联邦国库不再受到预算赤字的困扰，因此，同时也能够使得对维持黄金支付的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和轻松。
麦金利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两天以后，召集国会进入一项特别议程以修改关税政策。在这项特别会议议程进行了四天以后，在来自于缅因州的耐尔森·英格丽所领导下的新任命的各种方法委员会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税法案。麦金利宣誓就任总统走进白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新一届国会刚刚召开两周的时候，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关税法案并将其呈交至参议院。绝大多数的人民党国会议员投了弃权票，此外有五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这一法案。在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由三位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另外二位则来自于得克萨斯州，他们分别是被新法案对于糖和生羊毛保护关税所吸引而加入到投票支持的队伍当中的。每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都投票支持该项法律。当这一法案呈交国会参议院之后，金融委员会对该项法案考虑了一个多月之后，在随后的两个月当中在参议院的议会议席当中展开了辩论。在七月月初的时候，该项法案在历经９００多处修改之后被发回到国会众议院。正如在众议院中投票时一样，人民党参议员在参议院投票作过程当中也投了弃权票。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该法案的通过。参众两院都同意举行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的结果就是给现行关税带来了一次普遍的提升，此次提高远远地超出了参众两院所分别提出的法案。麦金利总统于１８９７年七月２４日签署了这项新的丁格利关税法，并于同一天，会议报告得到了参议院的最后认可。
丁格利关税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重新对于生羊毛加征关税。尽管对于保护羊毛制成品做出了相应的修正，生产商们激烈的强烈反对新的关税。由于之前的威尔逊关税法将生羊毛免税以后已经让这些生产商尝到了甜头，并且向他们证实了对于他们工业生产的最主要原材料所加征的关税是多么严重地影响到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整体竞争地位。和以前的生产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谈判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共和党人无法通过调整不同的关税议程来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然而，布莱恩在１８９６年的选举当中从山区各州所赢得的惊人的，有时候是压倒一切的支持又迫使共和党人必须对生羊毛提高关税。在上述山区各州当中，生羊毛关税是共和党人对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最响亮回应。整体上而言，新的关税议程重新恢复了麦金利关税对于羊毛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只不过比原来的关税略为要高一些。就钢铁产业而言，新的关税法案同样也作出了重大修改。至于说到对于铁矿石、生铁、钢体铁轨所征收的关税，基本上未做任何变动，甚或对于钢铁铁轨而言，就其所征收的关税还下降了，有鉴于此，美国国内的生产商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外国的竞争者，新法案的这种降低关税办法使得这一经济领域仍然受到了非常良好保护。事实上，按照麦金利关税法所设定的标准，许多对于铁矿与钢铁的关税议程扩大保护范围有效的禁止了所有来自外国的竞争。对于未加精炼的糖所征收关税翻了一番，主要是为了提高国库岁入。最后，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所废除的贸易互惠制度被重新恢复，联邦行政机构被再一次允许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实现双边共同降低关税壁垒。
八项关税法案当中的七项关税法案充分地证实了美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间可以预期的差异所在：共和党人支持对于美国国内市场更为强大的关税保护，而民主党人则支持相对的贸易自由主义。唯一的一个例外法案就是１８８３年所制定的一项比较不够彻底的关税调整，该项法律主要是想限制联邦预算的盈余，并且主要通过废除国内货物税来实现上述目标。在对１８８３年的关税法律的投票格局当中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该项法案的通过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关税保护的支持，因为其他限制国家岁入办法将导致整个海关关税的普遍限制（参见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民主党曾经五次发起关税修改（分别于１８７８年、１８８４年、１８８６年、１８８８年、１８９４年），共和党人曾经三次发起关税修改（分别于１８８３年、１８９０年、１８９７年）。共和党所制定的所有三项关税法案均得到了支持，而民主党人仅有１８９４年的威尔逊关税法最后成为了国家的法律。事实上，民主党所提出的数项修改法案从未进入到国会的向上呈交或向下回转的投票程序过程当中。例如，民主党人于１８７８年和１８８４年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因为国会众议院删除了该项法案的实施条款，而被扼杀在摇篮当中，该项法案尚未完成进入议会辩论阶段即已死亡。本书此处所分析的投票情况主要是，“同意”的投票表示着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而１８８６年民主党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则因为国会拒绝提交到整体委员会进行全体辩论而被彻底挫败。“不同意”在该项投票记录当中则意味着支持关税保护。无论是民主党人于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４年投票记录，还是共和党人与１８９０年和１８９７年的投票记录，均计入了国会法案的最初通过投票情况。１８８３年的投票记录则主要取自于对于会议报告的认可和通过。
上述这些投票记录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两大群落，以克里夫兰总统正式提出民主党要求对于关税进行限制为分水岭。正如通过对表格７．１和表格７．２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的，克里夫兰总统的提议所导致的最主要结果就是两大党派围绕着是否进行关税保护显示出了日益明确的分歧。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对于国会众议员当中的少数关税保护主义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打压（正如克里夫兰总统在１８９４年当中所了解到的，在参议院中并没有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克里夫兰的行动可能导致了１８８８年法案的通过，否则该项法案极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即遭到失败。共和党内部的和谐性提升情况则比较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的共和党成员的微弱下降以及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代表对于该问题的漠不相干态度的终结。就贸易政策而言，导致国会议员脱离党派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所提出的关税修改议程威胁到了这些脱离党的国会议员背后的某一派支持力量。基于上述观点，对于党派领袖而言，在构建对于关税普遍修改的过程当中，对于生羊毛、羊毛制成品、钢铁制品所征收的关税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最为困难严峻的问题。因为上述这些问题时常引发政党内部的矛盾，无法协调一致。在１８８８年以前，当时的政党领导往往通过希望从其他的党派吸引脱离党派的分子加入，以抵消本党派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所投的反对票，当时各个政党之间的界限往往显得模糊不清，而投票所结成的联盟则往往是基于地区利益而形成。这充分地解释了在早期的投票记录当中所表现出来较高的地区投票强度色彩。这足以解释了在早期的四次投票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较为浓烈的地区性色彩，而与后期的投票情况相比，政党内部的纪律得到了更好地有力遵守。
然而，总的说来，在上述八次关税法案的投票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政治联盟证实了美国国内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格局。然而，从整体而言，在上述这八项关税法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投票政策联盟强烈地证实了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与国会议员对于关税保护政策支持之间的紧密关系。例如，来自于美国国内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的国会成员在每一次投票过程当中都大量的反对关税保护。南方的共和党由于在政治上依赖于美国北部地区共和党阵营，因此他们只是一个比较小的例外而已，南方共和党人通常将大把的选票提供给贸易保护主义者。与此恰恰相反，南方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虽然代表的是类似的国会选区，然而在党派内部却有自主决策的自由，因此几乎一致投票反对贸易保护。只有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制糖地区，以及后来的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钢铁地区在所有来自于南方的民主党国会代表当中，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投票进行支持。就国会整体而言，随着国会议员所来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该地区国会议员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也相应地增强，然而这种增长的幅度在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对于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言，这种增长表现平平，或者甚至有所降低。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与关税保护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都是因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主宰着经济发达的地区国会选区，而民主党则主宰着经济最欠发达地区的国会选区这种不平衡的格局所导致。因此，这种相互关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国会选区选择了政党，而并非是政党控制了国会选区。
这种广泛的格局反映出了十九世纪晚期关税政策的一些基本特点。首先，贸易保护是共和党所管理和领导的政策联盟的产品，在共和党所管理的政策联盟当中涉及到了对于一些群体的金钱补助和产业制造业带地区以外的利益，最为重要的就是绵羊饲养者和退伍军人抚恤金的领取者。上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扩大了对于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面，从而使得整个共和党内部以及整个北方地区一致支持关税保护，因此限制了在美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关税保护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否则经济发展不协调将使得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无法在共和党内部达到协调一致的地步。其次，民主党仍未能够将共和党所形成的地域政策联盟予以分裂，甚至即使是该党掌握了国会并且能够创建出一个属于本党派制定的不同方案的时候。更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在１８８８年以前，民主党内部的叛党事件常常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所竞选上来的国会议员当中屡屡发生。即便在共和党只占有国会少数议席的时候，共和党人所创造出来的政策集合体也久经考验，足以对民主党人试图大幅降低关税保护的努力造成致命的威胁。当民主党人最终开始管教他们的本党北方阵营在关税政策上的投票之时，之前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诸如兰德尔所在的费城国会选区纷纷倒向共和党一边，所以长期来看，通过对政党内部进行严格管理的手段，民主党人并未从限制关税的政策当中获得相应地收获。
作为美国国内最为发达的国会选区，纽约市总是表现出它对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敌视态度（参见表格７．３）。在１８９９年以前，民主党通常控制着纽约市的国会代表选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有多数议席。与其他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所竞选上来的同一党派同事们相比，这一国会选区代表的投票结果往往更可能是投票反对关税保护政策。然而，无论是在哪一届国会当中，共和党人在纽约市所占的代表比例要比其他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相对较少。上述事实再加上所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都紧紧的和组织保持一致的这一情况，意味着纽约市虽受到两党之间的操控，却不完全站在任何一个党派的立场之上，往往与众不同地投票支持自由贸易。例如，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关税法律投票当中的忠诚程度要远比他们同一党派的、来自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的同僚要相差上许多。然而，由于与其他国内大都市地区相比，纽约市选举出来的国会代表主要是民主党人，从整个国会代表的投票情况来看，这一地区国会议员支持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投票要低于远远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国会议员（３６．５％对比国内其他地区的７２．２％）。从这种格局，包括从纽约市更倾向于将民主党人选入国会的这一事实当中所能够得出的解释就是：纽约市在美国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当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贸易中心地位决定了一切。
从广义上来说，决定着关税政策的投票格局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南方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相对孤立地位。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治联盟通过有倾向性的收买美国社会当中的某些群体，最为重要的就是羊毛种植者和领取抚恤金的联邦退伍军人，进一步地充实了对于工业产业的支持。除了在得克萨斯州以西地区的一些绵羊种植者以外，极少有美国南方的人民能够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因此，几乎所有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货币补助均被美国南方地区以外的人所获得。当然，由于美国南方地区是美国国内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产业保护对于南方地区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只是简单的提升，地区生产商并没有得到其他的弥补措施。更为甚者，以出口为导向的南方棉花经济受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严重伤害，因为当许多外国商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以后，外国发现要花钱购买美国的产品变得极为困难。由于美国南方地区是美国国内最为主要的依赖于出口经济的地区，这种影响也相应的更强，也更有负面效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关税政策集合体没有能够带给南方任何东西，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在慷慨地保护主义者的餐桌上掉落下来的一些饭粒儿而已。因此，南方地区国会议员对于关税限制政策在投票过程中高达９０％甚至更多的支持投票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有时候，直接地提出了“自由主义贸易”，干脆将保护主义者和为国库带来岁入的关税一起予以废除。
对于支持麦金利关税法的政策联盟所作出的分析
共和党人将关税保护政策作为该党全国政治联盟的政策基础。绝大多数的此类管理是发生在人们视线以外的地方：通过见不得光的私人邮件和谈话，或者是通过将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切不相干的人都关在门外的委员会办公室里的秘密交易。并且，尽管关税政策由政党的领袖所进行管理，在管理关税政策的过程中总是免不了与国会的共和党同僚以及诸如此类的文件大打交道。在关税保护政策的构建过程当中，从不同的工业制成品和商品的具体关税细节而言，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程序来进行考虑，在这一过程当中，本党派国会成员的偏爱是经常需要咨询的。只有在考虑关税政策的核心因素之时——那些为了维持政党政治联盟所必需的因素——则完全由政党的领导者施加影响，作出决定。基于上述观点，最为重要的关税议程就是那些保护钢铁业产业免于受到外国竞争的关税议程。这些关税就是那些使得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利斯州的庞大钢铁制造基地的厂主和工人们加入到共和党所领导的政策联盟当中唯一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规模上来说，至起码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来自于钢铁关税保护当中所获得的实质利益使得美国钢铁产业成为外国竞争对手最难打入的经济领域。
一系列分布极为广泛且极为不同的其他制造经济领域同样也获得了关税保护——事实上，这些经济领域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假如不能得到关税保护的话，可能根本无法存在——然而，两项农业关税议程对于共和党维持其政治联盟来说极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第一项关税就是对于进口羊毛所征纳的关税，最终使得美国绝大多数的绵羊养殖者成为共和党命令的服从者。其次，就是对外国所生产的糖所征纳的关税，同样使得路易斯安纳州的蔗糖生产者成为了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忠实信徒。然而，和生羊毛关税所不同的是，糖类关税议程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国库岁入来源，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轻易企图将其废除。在共和党领导下所导致的联邦政府庞大花费：最初是向联邦退伍军人所发放的抚恤金政策，而后则是海外的军事干涉活动，使得糖类关税相应的居高不下。在这样的关税保护政策之下，路易斯安那州的糖生产商可以非常幸福的生活在繁荣当中。民主党要求在联邦花费上“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努力则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可能将糖类关税进一步地降低。
其他两个经济领域也支撑起了关税保护的政策集合体：羊毛生产厂商和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即使对他们最主要的原材料（羊毛）免除关税，绝大多数的羊毛制成品生产者仍然希望产品能获得关税保护，以获得生产盈利。然而，对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使得关税保护和成为完全必需的手段。由于上述这些羊毛制成品生产商——绝大多数都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当中——主要都是与金融资本有着密切关系的共和党，因此在制定一项全面的关税政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利益绝对不可以被忽视。然而对羊毛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议程决不可以简单地宣称，恰恰相反，此类关税政策需要和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政策一并纳入精心的调整范围当中，从而使得羊毛制成品的生产商能从最主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当中获得补偿。反过来，这种微调使得在生羊毛关税政策与羊毛制成品关税政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值得共和党的领导阶层时时关注。
通过将关税所获得的国家岁入大手大脚地花在联邦退伍战士抚恤金上，进一步将关税保护政策联盟的范围向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当中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这些原本没有多少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支持关税保护政策的地区和社会群体如今纷纷起而支持关税保护政策。当然，军队抚恤金政策并没有直接的在关税保护的法案当中予以解决，恰恰相反，军队抚恤金主要是通过普通的立法手段建立起发放的标准与发放的数额，然后则通过数以百计的私人法案简单地宣称某人有资格获取联邦抚恤金的名单。由于退伍战士抚恤金所涉及的主要是联邦支出而不是国库岁入，所发放的对象主要是个人而不是某一个经济领域，军队抚恤金政策与关税政策之间的差异就和其他所有联邦政策与关税政策之间的差异一模一样。
因此，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至起码有五个主要的支柱：钢铁业制造商、羊毛制成品生产商、甜甘蔗种植商、绵羊养殖者、联邦退伍老战士。甜甘蔗种植商基于两个原因并非是共和党政策联盟当中的一股主要的力量。首先，对于糖所征收的关税作为国库主要的岁入来源，要远远比向这一经济领域当中所给予的不成比例的利益要来得重要得多。当联邦国库的岁入非常短缺之时，甜甘蔗种植商要么就是免费搭上关税保护主义这趟快车的受益者，或者，当联邦国库的岁入非常充沛之时，甜甘蔗种植商就极有可能成为取消关税保护后的意外伤亡者。无论是这两种命运中的任何一种命运，他们都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次，甜甘蔗种植商主要居住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几乎没有能够得到关税保护所带来的任何实质利益的南方州。在大重建结束以后，即使每一个甜甘蔗种植商都成为共和党的忠实成员，共和党候选人仍然会在路易斯安纳州失去绝大多数选举。当然，在对这项普通的关税法案进行立法考虑之时，对于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保护政策联盟而言，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国会议员和国会参议员的投票有时候对于在投票中取得胜利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共和党人对于甜甘蔗种植商的承诺以及甜甘蔗种植商对于共和党所作出的相应承诺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
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当中的其他四个领域可以非常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涉及到对于美国产业的保护领域，而另一类则是将关税保护的政策联盟扩大到其他的社会领域当中。钢铁业领域以及羊毛制成品生产商领域明显具有产业保护的特性。就上述这两方面而言，保护性关税政策明显的通过将来自于其他经济领域的财富重新分配到上述这两个经济领域当中，从而明显地帮助了产业的扩张。共和党人同时也声称保护性关税政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司所有者与工人共同分享了通过关税所获得的收入。在一些受到关税高度保护的产业当中，保护性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让劳工群众尝到了一点甜头，因为在工人与雇主之间等所达成的协议中包含双方分享利益的条款。事实上，在所有因为受到有效的关税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并且在美国国内市场占据了主导者地位的产业兼并当中，对于员工之间的联合至起码能够保持中立的态度，甚至有一些支持他们进行组织。在一些保护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当中，关税保护政策可能会对工人工资产生影响，然而却很难确保。
当然，总的说来，与欧洲地区所正流行的工资标准相比较而言，共和党人完全可以指出美国比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准，提及大批的外国移民作为证明关税给工人带来利益的有力证据。然而，不加限制的移民肯定会影响削弱共和党人的论点，因为工人并没有向公司那样得以免予来自于外国的竞争。此外，美国的生活水准比较高（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与高关税）所以，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工资水准差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差甚大，然而真实情况却未必如此。总的说来，高关税也许提高了产业工人所获得的工资，然而这种影响是不平均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极有可能是不正当的。尽管观点可能比较模糊不清，这与共和党人还是一直坚持将“保护与繁荣”的宣传作为麦金利在１８９６年总统选举当中的标语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明摆着的事情就是，正是钢铁行业与羊毛工业制成品行业的产业工人为共和党人主宰着产业制造业带投下了关键的选票，而并非是他们那些数量少的可怜雇主们在投票箱所投的选票决定了共和党人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些工人们来说，特别是对于钢铁行业的工人来说，关税保护主义情结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越了政治，成为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认可的一种力量。对于他们而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为什么自由贸易鼓吹者们更关心外国的工人而不是关心美国的工人，这的确是让工人们感到困惑。”
因为养殖绵羊的农场主和军队的退伍战士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将他们纳入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当中进一步地将保护主义者的联盟扩展到了美国国内的其他地区。在对于后来成为麦金利关税法的法案进行立法考虑的过程当中，一位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大·道格利（此人明显并非是共和党人政策的朋友）在以下的陈述当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盛行的政治智慧：“羊毛……是将庞大的农场主群体捆绑到保护主义关税体制上的基石。假如关税想要尽一切的可能，从各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来保护农场主，那就只能是尊重这件产品……将羊毛纳入关税保护的范畴是西部地区的农场主寄希望于分享关税保护所带来的利益的唯一基础，事情是明摆着的，要说外国竞争对任何其他西部地区的农场作物构成威胁，明眼人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现极为荒谬，要么给关税，要么不给关税。”
至于说到退伍军人抚恤金政策，为什么这些抚恤金的领取者不能够是产业家，或者是产业工人？这种问题是没有任何逻辑理由可言的。然而，绝大多数的抚恤金领取者往往倾向于不平均的分布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地区。许多美国产业中心地区都有非常庞大的外国出生的移民聚居区，这些移名往往是最近才移民来到美国：基于上述理由，联邦退伍老战士在许多美国北方城市常常相对比较稀少。在山区西部，由于当地的人口主要是移民和年纪比较轻的人士所组成，领取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数目比例也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前南方邦联的士兵不具备领取资格，所以，南部地区能照到领取联邦退伍抚恤金的人几乎没有几个。结果，联邦退伍抚恤金的领取者不平均的分布集中于美国北方的乡村地区，这一地区直到南北内战爆发前才逐渐有人定居。因此，对于生羊毛的关税以及军队抚恤金政策拓展了关税保护的社会受益群体，这些收益群体主要居住在产业制造业带以及工业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
从政治角度上来说，关税政策集合体的这四个领域拥有几个极具吸引力的特性。首先，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这四大领域并未发生重合，因此，鉴于不同的地域是国会代表选举的基础，所以并没有过度的浪费政策资源。在表格７．４当中，在所有国会选区当中，分别从钢铁生产、羊毛工业品生产、生羊毛生产、以及抚恤金领取者这四方面来说，排名在前面１０％的国会选区分别出现交叉情况。随便举一个例子，在钢铁人均产量最高的３３个国会选区当中，只有三个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羊毛工业生产位列全国前３３个国会选区当中。同时，也只有其中五个钢铁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全国生羊毛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当中；其中只有一个钢铁生产最高的国会选区同时也排列于全国领取军队抚恤金最高的国会选区当中。在其中的一个交叉国会选区当中，生羊毛生产与羊毛工业品生产根本就未重合。尽管在上述这些排名在前的国会选区缺少重合现象，所有四个类型的国会选区都倾向于选取共和党人——在羊毛工业品生产的国会选区当中，这种倾向最为强烈，平均每六个这样的国会选区当中就有五个国会选区掌握在共和党成员的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几乎将近一半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国会选区可以归纳到上述这四个领域排名在前１０％的国会选区当中来；而民主党国会议员相应的比例为１：５。因此，上述这些关税政策既合体的四个领域不仅为共和党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以美国北方为基础的投票选民基础，同时也为选民投票支持国会所通过的立法案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共和党党内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所投下的一张反对票以外，麦金利关税法于１８９０年得到全体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高票通过；每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都反对该项法案的通过。因此，除了少数会议缺席和投弃权票的情况以外，两大主要党派在投票记录上所展现出来的分歧及容易得到分析（参见表格７·５）。共和党国会议员无论他们所来自国会选区是在抚恤金发放的排名在前地区，还是在抚恤金发放的排名最后地区（代表着拥有数以千计的抚恤金领取者的国会选区或者是代表着拥有数十人的抚恤金领取者的国会选区），一致投票支持这一法案。而民主党国会议员则无论他们所来自的国会选区的选民组成情况，一致投票反对这一法案。然而，当我们将所有的国会议员纳入分析范畴的时候，在退伍士兵抚恤金领取者的密度与对麦金利关税法相应支持力度之间的联系表现得颇为极端：对于麦金利关税法投票支持的国会议员比例随着他们分别所在国会选区当中退伍士兵抚恤金领取者的不断上升，支持力度也毫无例外地随之上升。当然，对于这种格局的解释取决于选举共和党人或者是民主党人的不同倾向。在与抚恤金政策关系程度最低的国会选区，民主党人所获得的支持力度要高于共和党人的比例，为１３：１。而在与抚恤金政策关系程度最为密切的国会选区，共和党人所获得的支持力度要高于民主党人的比例是５：１。因此，１８９０年选举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和保护性关税政策之间的整个关系清楚地表明，军队抚恤金政策在两大主要政党的竞争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将对于麦金利关税法的投票支持从生羊毛生产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时候，一个极为类似然而又比较不规则的格局就显现出来。上述这种关系再一次清楚地呈现在选举舞台之上：在一些绵羊养殖者比较集中的国会选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倾向只有在绵羊养殖者最为集中的国会选区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均羊毛产量超过三又四分之一英镑）。与军队抚恤金政策相比，生羊毛生产在两党竞争当中清楚的是一项不够稳定的因素，随着所在国会选区人均羊毛出产量的下降，这种效果也立刻消失。换一句话说，抚恤金政策往往本身就能够决定选民的投票，而生羊毛关税政策则是证明共和党可以向他们提供关税保护的一项附加因素。这如同表格７．５当中也能够看出的，绝大多数投票支持麦金利关税法的国会议员来自于排名在１０％以前的工业产业国会选区。这种强有力的支持要归因于上述这些国会选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更为偏向于支持共和党人。
依照羊毛等级的不同，麦金利关税法将对生羊毛所征收关税提高了１０％～２０％。为了与这次关税提高相配套，共和党人同时也提高了对于不同的羊毛工业制成品以及不同等级的羊毛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然而，这项关税议程的调整仍然旨在强调加强关税保护政策的政治联盟。总的说来，绵羊养殖者需要通过提高羊毛工业制成品的关税以为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生羊毛提高创造一个国内市场；假如没有一个市场来消化这些羊毛，关税保护对于他们而言将毫无用处。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对于羊毛这种最主要的原材料，出于利益而支持自由主义贸易制度。关税保护主义者通过在关税政策集合体内部的谈判，同时为生羊毛和羊毛工业制成品提供关税保护。为了达到这种利益的平衡，绵羊养殖者有时候以对羊毛工业制成品关税的支持相威胁（往往令人不能信服）。基于绵羊养殖者需要一个受到保护国内市场来消化他们的羊毛这一事实，这种威胁明显是极为有限的。上述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所提出的各种经济限制最后得以满足，基于明显的政治事实就是：对于生羊毛的关税保护是一个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者立法的最主要支柱、假如没有对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整个政策集合体可能都会崩溃，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所征收关税也无法幸免。正如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波利特在１８９６年的关税法案的议席辩论当中所警告的，“当（羊毛工业品生产商）开始不切实际地盼望着免征关税的生羊毛时，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埋葬而编织席子。”因此，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商们的报复威胁也是缺乏充足的可信度的，尽管他们所说的话要比那些绵羊养殖者所说的话更为可信。分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潜在的通过棉花工业制成品来取代羊毛制成品的因素。随着羊毛布匹和地毯价格的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转向棉花工业制成品。事实上，一些此类替代情况甚至就在工厂内部发生：一些生产商通过将棉花与羊毛的面料进行混合或者，甚至从羊毛完全地转向通过棉花进行生产。由于美国向海外出口将近一半的棉花作物，因此在关税政策之下，作为工业生产当中的一种原材料，棉花价格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再高下去了。因此，从长期来看，关税保护有一个实际的天花板，无论是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来说，还是对于生羊毛来说（间接）。
在国会众议院对于关税法案进行考虑的期间，各种方法委员会推荐对于羊毛工业品的生产商也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至起码要超过对于提案当中的生羊毛所征收的关税进行补偿。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机会来分裂关税政策联盟的民主党人过于高兴，以至于未能指出：即便是按照委员会所作的估计，该项法案对于羊毛工业制成品所提议的关税要远远地高于生羊毛所需要的新关税。民主党人随后即要求对于推荐向羊毛工业制成品所征收的关税进行投票记录。在两轮分开的投票过程当中，一些脱离本党派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加入到了团结一致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的队伍当中，一致地回绝委员会的提议。对第二轮投票所进行的分析（选择的二轮投票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次投票过程当中缺席和弃权的数量较少）均展示于表格７．６当中。
正如表格当中可以看出，无论民主党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国会选区是否位于共和党所领导的关税政策保护联盟所在的国会选区之内，一律按照各种方法委员会的推荐，投票反对向羊毛工业制成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因此，关于这一次投票所有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均包含在共和党国会议员与国会众议院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的格局当中。在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关税政策保护联盟的核心地带的７９个国会选区当中，只有一个选区的代表，来自于伊利诺伊州的阿伯拉·泰勒未能按照委员会的政治立场进行投票。尽管代表着羊毛工业制成品和生羊毛出产的国会选区所选举上来的国会议员们如出一辙地投票方式并不会令人惊奇，来自于领取较高的退伍抚恤金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应该加以特别强调：因为他们的投票所涉及到的是政府支出，而非政府岁入，在该项法案的任何部分当中去没有直接的触及军队抚恤金问题。因此，鉴于该项法案并未涉及到军队抚恤金政策立法措施，上述这些国会议员对于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完全是出于对政党的政治纲领的支持。然而，当我们将所有的投票情况汇总以后，可以看到在整个关税政策联盟核心地区以外的７６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当中有１１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加入到了民主党的阵营当中，这些反对票足以推翻委员会的决定。
整个国会的投票格局甚至更加清楚。代表着羊毛工业制成品生产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组成了对该项法案最为忠实的支持者群体，其次应分别是代表钢铁产业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代表着领取军队抚恤金的国会选区国会议员、代表着羊毛生产商的国会选区国会议员。在分别代表着隶属于上述一个或多个这样产业的国会选区的１００名国会议员当中，７８名国会议员跟随着各种方法委员会寻求对于羊毛织布征收高额关税。在１８９名代表着关税政策保护联盟核心地区以外的国会选区的国会议员当中，只有３４％的国会议员支持委员会的政治立场。正如表格当中可以看出的，绝大多数的差异均来源于不同的政党之间的分歧（而非内部分歧）；至于说到这一次投票记录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国会议员所属党派，７９％关税政策保护联盟的国会选区是由共和党国会议员所代表，而在所有关税政策保护联盟以外的其他政策基础的所有国会选区当中，高于５９％的国会选区是由民主党国会议员所代表。正是这种明显的政党特色以及政策框架的当中，共和党内持有不同政见的国会议员拥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将委员会所推荐的非常之高的关税以及他们所来自于的国会选区并非像那些支持委员会政治立场的同事们所来自国会选区一样清楚地固定在关税政策联合体内部的这一事实一并纳入考虑范畴，更应该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共和党政治联盟的政策基础：
南北战争抚恤金政策、
关税保护政策、黄金本位制政策、
以及南方黑人政策
在１８９０年春天的大约为期为九个星期左右的期间，关于共和党四个最主要的政策的一系列投票记录被予以记录：《军力动员法》、《供养抚恤金法案》、《麦金利关税法》、《谢尔曼白银采购法》（参见表格７·７）。投票当中所显示出来的联盟情况反映了这些政策作为共和党的政治实践是怎样被纳入到共和党的政策联盟当中。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政治都是残酷无情，然而，很明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所发生的情况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从这种分析情况能够清楚看出的就是共和党人通过为支持该党的选民处置解决短期的、物质的问题，从而实现该党对于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长期发展策略要求当中的这种联盟政策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远见和精心勾画。对于上述这些投票的分析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共和党追求美国北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南方黑人的投票群体越来越多。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因为一旦采纳一项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将会严重限制对于美国的资本投资。然而，黄金本位制政策同时也是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容易在政治上受到攻击的政策，因而需要从共和党的其他政策元素当中获得额外的支持。从政治观点来看，上述四项政策当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关税保护政策。因为该项政策是共和党的主要政治基础，这是依赖于关税政策作为基础，共和党人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选举活动当中才能够得到来自于美国工业制造业带的预期以及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热情狂热支持。由于军队抚恤金政策将原本会使得共和党在政治上颇为难堪并且从经济上将导致国库岁入不稳定的国库岁入盈余分发了出去，因此《供养抚恤金法案》扩大了联邦的受益者范围，因此无论从主题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该项法案都与关税保护政策法案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经济意义上而言，南北内战抚恤金是无效的——假如没有这个浪费而又导致腐败的抚恤金制度，任何其他的政治选项都会限制关税所创造出来的盈余。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联邦抚恤金政策几乎是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的一个完美的助推器，因为这类政策一方面使得该党与带有前南方邦联污点的民主党人相比，显出共和党是对联邦的忠诚爱国者，得到了一大批极有力量的群众组织的有力支持（共和党的庞大支持者大军），同时，创造出了支持高关税政策大批客户——这批客户的利益从实质上来说、毫不含糊地来自于关税保护给他们每个月所带来的利益。由《军力动员法》为代表的共和党四大发展政策当中的最后一项政策是共和党在大重建期间的一项中心政策元素，当时，为了追求政治上的稳定性，必须在前南方邦联地区安置一批对于联邦的忠诚者。然而，截止到１８９０年，干预美国南方的选举冲动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尽管考虑到《军力动员法》可能比其他的政策在第５１届国会当中导致更多的热烈争论，这一法律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共和党整个政策体系当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部分。最后，《军力动员法》完全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了让《麦金利关税法》得以通过，用来要胁美国南方地区的民主党参议员的一个工具，后来则成为美国西部地区共和党共和党人与南方地区的民主党人在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提案上的政治交换对象。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政策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明显地加以区分。关于关税保护政策以及南方地区投票权问题的投票记录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党决策，只不过在头一个案例当中有一位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则有两位共和党持不同政见者。来自于路易斯安纳州的阿米尔顿·克尔曼是唯一在关税保护政策上背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他之所以反对该项法案是因为他认为政府所发放的糖类补贴将最终被他的政党所放弃，从而使得糖类生产者既得不到关税保护，同时也拿不到政府的补偿补贴。而在前两上投票记录当中，民主党则显得格外团结。
然而，无论是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法案，还是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修正案，都使得民主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来自于美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国会议员发现南北内战抚恤金发放广受群众欢迎，很难加以拒绝，而且民主党在南方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群体均支持将抚恤金体制进一步扩充。所有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事实上是前南方邦联的退伍战士，反对向联邦退伍退伍战士以及他们所要供养的人扩大其所得利益。从上述意义而言，表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与对抚恤金政策支持情况之间的联系表现得比较明显：关于这一政策的双方主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和南北内战的分歧一模一样。然而，因为无论是南北内战的分歧，还是关于美国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分歧均起源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联邦退伍士兵抚恤金制度从上述两方面而言完全植根于美国党派政治当中的地区之间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当中。然而，与相应的经济发展联系最为清楚地的情况反映在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投票当中：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党也好，还是从国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也好，均可以按照不同的发展情况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当我们按照国会议员们所来自的贸易地区在美国国内资本市场所处的不同位置进行归类的时候，这种因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和上述情况并无差异。毫不让人吃惊的就是，在美国各地区之间跨地区的资本流动与投票记录之间关系最为清晰的就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其次则分别是军队抚恤金政策、保护性关税政策、以及南方的投票政策。从整体来看，地区在上述政策上面的影响压力情况非常之高，而对于退伍士兵抚恤金政策和黄金本位制政策的影响要略为更高。
在绝大多数的立法辩论当中，关税保护政策、军队抚恤金政策、托拉斯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依照其所属的领域展开讨论。然而，众议员们和参议员们均承认这些政策是共和党整个政策纲领当中互相之间紧密连接的不同部分。例如，当一位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贝克于１８８８年三月月初担任参议员职务以后，他把上述所有政策全部混杂在一起，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作出轻易地总结。在对贝克的观点进行评价之时，来自于俄亥俄州的时任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充分地论证了这些不同的政策是怎样在一场政治热战当中被混合到了一起：
……那天……来自于肯塔基的参议员反对一项旨在向某些联邦军队当中的残障士兵们发放抚恤金的法案。他从那一件事情开始出发借题发挥，一只引申到了关税政策，这恐怕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至起码在他这样看来，就他而言每一条道路都最终通向关税保护政策。当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抨击使他变得有一点劳累之时，他开始谈论托拉斯问题，并且声称最庞大的托拉斯都是因为关税政策所导致。我彬彬有礼地冒昧的建议这位先生认真地考虑以下托拉斯是否是由于关税政策所导致；是否托拉斯像外国所生产的一样不存在于美国国内市场当中，他立即回答道保护性关税政策是万恶之源。我向他列举了威士忌托拉斯、油托拉斯、玉米种子托拉斯、以及其他种类的托拉斯，并且询问这些托拉斯究竟怎样因为关税保护政策而得以诞生。在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参议员先生改变立场，并且转移到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问题上面，然后他开始就铸造法案开始攻击我，并且声称我应当为１８７３年的铸造法案承担责任。
若干年以后，谢尔曼在１８９０年的选举当中所发表的第一次演讲当中，他列举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供养抚恤金法案、谢尔曼白银采购法、以及麦金利关税法作为选民所面对的四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对《军力动员法》的忽略是值得注意的，不仅仅因为国会未能实施该项法律，同时也因为该项法案标志的黑人投票权问题已经如此地不受群众欢迎，以至于美国北方共和党人仅仅使用它来威胁南方的民主党人。
即使是仅仅作为一项威胁的工具，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来自于阿拉巴马州民主党人理查德·克拉克在该项选举法案已经失效多年以后，仍然支持在１８９２年的全国大选当中涉及这一问题：
共和党通过其政治纲领、通过其两位全国候选人的声明、通过该党领袖的书面与口头意见、通过该党的地区性仇恨，宣誓要实施《军力动员法》，通过种族仇恨、暴力、流血事件、种族战争，彻底地抹除美国北方在南方地区的全部投资，摧毁美国北方的工业生产家们、东部地区的商人、以及西部地区的骡子、熏肉、小麦和玉米来说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国内市场。
然而，即使是生活在美国南方地区以外的人们也时常为该项法律实施是而鼓掌喝彩。例如，领导着劳动骑士团的特雷斯·帕特里这样告诉他的成员“（所提议中的）法律短短四行当中所包括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于自从南北内战爆发以来的所有南方人的愤怒。”
所有上述四项政策——关税保护政策、军队抚恤金政策、南方投票权政策、货币标准政策——在十九世纪晚期都是相当具有实质意义的。选民们可以通过物质层面上来感受每一项政策的存在，然而，常常错误或者是简单地将抽象的政策问题实质化。例如，军队抚恤金政策每月将定期生活津贴发放到联邦退伍战士的手中。然而，该项政策可能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为那些在南北内战当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该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就是这种定期生活津贴。而这就是导致整个国会分裂的原因所在：在那些领取这种定期生活津贴人数较为众多的国会选区，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就投票支持抚恤金政策；在那些领取这种定期生活津贴人数较为稀少的国会选区，该选区国会议员就投票反对支持抚恤金政策。
在关税政策的案例当中，海关关税非常清楚、毫不含糊地抬高了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保护性关税法律为海关官员分派了使命，并且通过关税议程给他们提供了武装。并且，关税保护政策也非常清楚地起到了提高国内生产商收入的效果。真正的问题在于关税保护政策是否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共和党人声称，关税保护政策在整个经济领域当中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仅仅是受到关税保护的产业，同样也包括所有其他经济领域。民主党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这也是该问题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引起争论的要点所在：很少有人主张对美国南方地区经济仅仅造成了负面影响。货币政策有其自身的物质基点。其中一个基点就是在通货紧缩与长期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清晰关系，特别是与只有联邦债券的债权人利益之间的清晰关系。另外一个基点就是在通货膨胀与借款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办理了长期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本章所指出的，这些直接的利益关系非常轻易地扩散到了地区政策因素当中，只不过取决于这些地区在美国国内资本市场中所处的位置。
最后一项就是南方投票权政策问题。在大重建期间，共和党试图在联邦对于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和美国北方人个人之间的利益建立起一种诸如此类的联系。然而，无论南方的民主党究竟是如何的嚣张已极，一个日益清楚的事实就是他们已经不再对美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一种威胁，自然这种联邦对于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和美国北方人的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也就日益黯然失色。南方地区的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忠诚仍然非常之低，因此除了违背联邦法律的简单前提之外（并且，由于并没有多少联邦法律能够直接影响到南方地区的公民，特别是在大重建以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测试），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测试南方地区的爱国主义。尽管南方地区的白人对于联邦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由于美国北方人日益将黑人在南方的投票权问题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区分开来，联邦对美国南方地区的选举进行干预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后，最直接的受到联邦干预影响的南方黑人并没有能够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当中，力量强大到足以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的地步。
总结
支持黄金本位制政策的背后的主题因素与支持关税保护政策背后的丰富的政策集合体因素相比，显得极为原始。通过有益的对像生羊毛征收关税并且向联邦退伍战士发放抚恤金政策从而将这些政策利益广泛地分布到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北方与西部的国会选区当中，而将责任和义务却承重的倾加于美国的南方地区。通过这种对主要的选民群体进行现金补偿的办法，对美国北方的工业产业进行保护的大衣可以编织。由此，关税保护政策的集合体扩大了产业保护政策所造成的财富重新分配的范围，与此同时，尽管非常激烈，同时也缩小了贸易自由主义的影响。此外，通过指向除了简单而大量地将来自于农业经济领域的财富重新分配到工业经济领域当中以外的利益，产业关税保护议程所附加的政策柔化了保护主义所带来影响。基于所有上述理由，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了共和党发展国家政策联盟当中的最主要的政策支柱。
与关税保护政策一样，黄金本位制政策是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的三大主要发展政策之一（还有一项政策就是放任国内市场政策）。然而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来说相当不重要，黄金本位制政策却是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中心，甚至是基础性的政策。在产业保护披着故意引人误导的外衣，即便是实质上来说比较重要的像生羊毛所征收关税和联邦抚恤金的发放政策亦不外如是，黄金本位制政策所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的影响则是赤裸裸地予以展示。没有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投票人不清楚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公债持有者和租借资本家对于维持黄金进行支付的利益所在。正是从这一个极端团结的小群体出发，良币的利益被轻而易举地扩散到了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资本家群体和资本输出地区当中。这里并没有对于不相干的群体的优惠补助，支持黄金本位制的群体在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最重要的扩散就是北方的金融资本家所雇用的雇员。因此是在上述地区构建政党联盟的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基础。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黄金本位制是共和党国家政策发展联盟当中的一个消耗政治成本最为昂贵的政策，得到了更受到选民欢迎的关税保护政策集合体所吸引来的大量选票资助。简而言之，保护性关税政策支持了缺乏说服力的黄金本位制政策，而黄金本位制则为美国的产业扩张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实质性经济基础，因此，从表面上来看，这才是保护性关税政策的真正目的所在。
正如这种直接的物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就个体利益而言，上述这些政策的构建基础非常原始。在所有这些政策背后，个体利益主导着绝大多数的政治争端。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政治策略往往集中于要么加强这种关系的逻辑，要么破坏这种关系间的逻辑。上述这些策略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的运用。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和民族主义水乳交融。当联邦抚恤金政策被纳入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强化美国国内对于国家忠诚的呼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通过将所有支持共和党的盛大军队包容进来，在共和党政策联盟当中的直接政策受益者们手拉起手来。在关税岁入与联邦军队抚恤金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关系，人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性关税通过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向穿蓝军装的小伙子们（译者注：南北内战期间，联邦士兵所着军服着色为蓝装）发放大把的抚恤金，已经将美国的利益置于英国利益之上。而在这一出几乎近于赤裸裸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戏剧当中，穿灰军装的小伙子们（译者注：南北内战期间，邦联士兵所着军服着色为灰装）只是毫无价值的看客而已，南方只不过是整个美国政治经济群体当中社会地位最低的贱民。
然而，尽管关税保护政策可以通过民族主义的理由大肆推销，要想推销黄金本位制政策则会更难，甚至不可能。对于那些支持硬币政策的人而言，最普通常见的民族主义者的论点就是与那些贫穷的、为了白银而劳累的、苦苦挣扎的国家相比，美国应当属于一个精英阶层，并且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文化上先进的国家群体当中的一员。这种解释既包容了美国金融群体的世界特性，同时也让国家公民们从社会道德角度来看待货币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所采纳的是黄金的标准。为了反驳这种论调，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别提出了美国的本土道德形象，一种能够创造出不断适应变化的金融体制的道德，正如这种道德将数之不尽的外国移民包容成为国家群体当中清晰的一员一样。从这种观点看来，黄金本位制是由英国所创造的舶来品。例如，人民党人在他们所戏称的“黄金虫子的祈祷”当中将这种外国道德和外国利益联系起来：
我们的上帝在英国，罗斯柴尔德（译者注：当时著名金融家）就是他的名字，金融帝国来到美国，上帝要像在英国一样在美国创建起金融的帝国。请在今天用黄金偿付我们的公债，千万不要用白银；给我们足够的选票以让垄断组织掌握权力，并且让垄断组织的朋友身居高官。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做错了；我们掠夺了那些诚实的穷人，把灾难带入了无数的家庭。我们知道用金币来偿还公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铁路股票当中搀水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您最清楚我们就靠这样做赚钱。您最清楚，我们的上帝，我们凌驾于政治之上，无论是共和党人掌握权力还是民主党人掌握权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哦！上帝，您最清楚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操控所有的政治工作，哦！上帝，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罢工，哦！上帝，将我们从疯狂的劳动骑士团和农场主协会手中解救出来吧。哦！上帝，征服这个人民党吧，以便在共和党走向末日之前让我们拥有这个王国、公债、利益、权利、黄金。阿门！
然而，并不仅仅只有人民党人才引用诸如此类的联系。无论是支持银币政策的民主党人还是支持银币政策的共和党人同样患有相当的英国恐惧症。
由于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可以确保建立起一个不受外国影响的美国金融体制，关税保护政策鼓励美国国家产业发展，由此实现在经济上独立于英国的生产商。因此，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的两项政策结合就是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然而，由于自由铸造硬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在十九世纪晚期广为流传，无论是在国会内外，上述两项政策并非是常常由同一个人所持有。由于美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各种原因，关税保护和黄金本位制成为支持共和党在国家政治当中的政策联盟的两项姊妹经济原则，非常类似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开始主宰着民主党一样。两大主要政党均无法在不牺牲本党派所坚持的某一项原则的情况下，使得英国恐惧症成为一项突出的政治原则：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项政策就是黄金本位制；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项政策就是自由贸易政策。结果，尽管美国积极地参与到一个由英国所主宰的世界经济当中，英国恐惧症却仍然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西部的共和党人与人民党人所特别保留的一项特权——两者都可以在接受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情况下，至少保持一种友善的冷漠态度来对待关税保护政策。并且，当美国于十九世纪最后的数年当中开始积极地向海外拓展之时，英国选择了作壁上观。这一决定以及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相互交错的影响，导致了具有高度民族主义者色彩的国内发展政策与海外扩张政策结合，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两大主要报刊到政党均没有发现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外国对手。换一句话说，美国的国家发展政策结构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鼓励了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民心中，与军国主义依靠通过击败一个外国敌人来鼓励爱国主义思想的做法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