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政治与经济研究，1877-1900（第八章）

第八章　总结

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比较发展而言，包含有经济与政治两重不同的含义。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发展必须能够吸引并且留住资本——这一条件通常要求同时俱备相当之高的资本回报率和严格恪守生产效率的提高。就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来说，鉴于美国产业与金融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对于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可能提供上述这些条件作出决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一个放任的统一国内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驱动力（因此也就提高了生产力），而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则确保了工业生产当中所产生的利润并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是汇率的不稳定而受到损失。因为构建这些政策的政治代言人是共和党，工业化革命推进的政治可行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该党能否在选举当中取得胜利。从经济意义的角度来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是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最为基础的政策；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看，因为关税保护政策为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一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更具有中心意义。
从比较的观点来说，国家发展政策成功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必须同时具备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由于必须同时满足上述两大条件，学者们无法做到二中择一。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更为明显——因为工业化发展的政治前提与经济前提是如此地清楚明析。从一方面来说，美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货币的稳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说，鉴于美国民主的发展机制，推行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政党必须在选举政治当中取得胜利。从比较的观点来说，同一项政策根本不可能做到在推动国家经济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同时成为推行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政党作为政治代言人赢得选举的必须条件——正如本书所论证的，事实上存在着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互不统属的政策的前提条件非常容易发生冲突。在许多案例当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前提条件和政治前提条件相差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单纯依靠作为纯粹有效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政治代言人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之上，这种状况意味着要么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要么必须放弃民主制度。按照上述观点看来，对美国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水乳交融所作的解释就会局限于不同的前提条件的一种偶然交叉，倾向于认为共和党通过关税保护政策成为一个政治上得到认可的政党，并且进而在经济上实施放任的统一国内市场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
然而，这种片面地解释不仅未能充分地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四个大的标题加以概括。首先，在国家发展政策与民选政治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机制联系？政府政策即便是受到民意左右和影响，多多少少也必须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将最具有基础意义的经济政策隐藏于最不容易受到民意影响和左右的政府机构当中、而对于那些能够有效地从政治上维持共和党的政策，则被分配交由承担最主要的社会职责的政府机构承担。第两个紧接着的问题就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将上述这些政策分配到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当中？例如，最不容易受到民意影响和左右的政府机构——最高法院是怎样开始主宰着统一国内市场的政治建设，这一从经济意义以上来说最为重要的美国主要发展政策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个机构的不同职能，诸如法律原则，其机制功能适应于国家发展的要求，成功地胜任诸如压制联邦各州与地方上插手管理商业的企图的重任。反过来，上述两个解释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当民主选举舞台上响起了一片要求废除共和党国家发展政策呼声之时，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在扮演其机制性的代言人角色之时，专注于美国工业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来说，最简单（同时也是最不充分地）回答就是，产业扩张发展就是良政。更为完整的答案就是，共和党发现了将工业化革命发展所带来的损失集中的转移到少数群体的身上（美国南方地区的人民）的方法，而与此同时则至少将一部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办法。这同时也就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第四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这种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损失集中于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头上，并且与此同时将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广结善缘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就是这样一种方案作为一种群众大众意识形态或者是发展观点以后，其能够具有说服力的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就是，美国经济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使得诸如此类的政策设计成为可能，而南北内战后的政治遗产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上述美国工业化革命政治与经济的四个方面将在下面逐一阐述。
伟大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机制背景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革命的发展基于三项伟大的国家发展政策：在一个初现端倪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当中，商业发展与贸易交换没有受到外来的限制；对于重工业产业的关税保护；以及对国际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上述三项政策当中的第一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置于联邦司法机构监管之下，特别是通过美国最高法院有力监管，从而让能够全面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的现代化商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关税保护政策则主要地集中于国会控制之下（偶尔会受到总统的干涉，但这种干涉往往被证明是徒劳的）。尽管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并非工业化革命发展所必需的一项政策；然而，从政治上来说，这项政策对于共和党扩大并且深化其领导的政治联盟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黄金本位制，不论是从管理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成为了联邦行政机构的职责。总统作为联邦行政机构的首脑，常常在这一政策问题上与对这一问题抱有敌视态度的国会展开斗争。因此，美国工业化发展三角支架下的三条腿，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这个支架当中每一条腿都对共和党所领导的工业化政策起着必不可少的支撑作用，而共和党则借助联邦政府当中的不同机构自身特性及其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译者注：主要是指美国的三权分立之间的监督与制衡关系）对上述三项政策分别予以捍卫和推行。
关税保护政策集中地置于国会的控制之下，深深地反映于投票记录与充斥政治交易的立法程序当中。正是在这种立法程序当中，抽象的贸易保护主义原则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政策获得了稳定的结构。当关税保护问题从国会委员会的会议室当中出现，装饰着给予绵羊饲养者、联邦退伍战士、以及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带有倾向性的资金补助的花彩之时，该项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促进产业的扩张，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维持与扩大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当民主党人掌握了权力之时，他们开始了修改关税政策的任务，强烈地倾向于限制所有的关税（除了路易斯安纳州的糖类关税以外），并且时常在他们政治提案的结束地方修饰了数之不尽的例外以及一些诸如像联邦收入所得税法这样的枝节问题。从效果上来说，民主党人被迫模仿共和党人建设政治联盟的实践做法，以此做为实现任何形式的关税限制的唯一途径。最后，关税保护政策的政治首要地位对于两大主要政党而言（然而特别是对于共和党人而言），使得所有就该项政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所展开的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是日久弥新，不断发展的。小党派非但没有参加到关税政策的政策争论当中，并且，他们或者认为关税保护政策是一项主要政党在商业政策上耍弄的阴谋诡计而已，他们或者认为关税政策就是美国主要政党用以蛊惑投票的选民进入下面这种思考模式的政治迷语而已：他们（指选民们）在关税保护政策上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假如小党派赢得选举并且掌握国家权力以后会究竟怎样对待关税保护政策是一个不解之谜，而且，鉴于保护性关税政策是整个十九世纪晚期政治领域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单一政策，因此这个不解之谜也就更加让人难以测度。
至于说到放任的美国国内市场政策，各个政党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广泛的政治共识，只有当涉及到铁路与反托拉斯管理的问题上，各个党派才因为政见分歧而发生分裂。与在关税保护政策当中各个政党长期以来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就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得以在１８８７年的州际贸易协议与１８９０年的谢尔曼白银采购法上就双方分歧达成政治妥协；两项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几乎一模一样。然而，两大主要政党均不愿意有效地控制市场扩张，随之迫使诸如此类的争端提交到了联邦法庭，正是在联邦法庭之上，绝大多数的规范管理努力均被带有敌视态度的司法判决一一推翻。结果，在十九世纪与十九世纪相交之前，铁路的规范管理与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几乎是彻底的政策失败。
初现端倪的美国国内市场将整个国家清清楚楚地平均划分为依赖于东部地区的消费工业制成品和资本的农业地区与寄希望于通过农业地区将市场予以扩张并且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工业雇佣劳动力的产业制造业地带地区。这种划分，以及伴随着产业兼并进化为更具规模的企业兼并，从而使得市场成为美国东部地区这一方与另外一方的南方与西部地区之间展开角力的舞台。然而，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还具有其他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美国东部地区的消费者是美国平原与山区西部所生产出来的大多数商品粮的主要消费对象。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平原地区与山区西部的大多数对市场统一所做的抵制是带有高度的选择性的。美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争端主要是集中在地区之间贸易的条款之上，而不是他们是否应该进行贸易。然而，对于美国南方地区来说，争议的主要焦点则是否应该进行这种贸易；假如美国南方地区完全地独立于美国北方的工业化体制之外的话，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棉花经济至少也会像从前一样繁荣昌盛。然而这种广义的、对于统一国内市场的敌视政治态度并没有能够从美国国内其他地区吸引到多少政治同盟。
统一的美国国内市场的第两个方面使得地区之间的剥削开发利用得以随着工业生产产量的急剧提升得到抵消均衡。事实上，即使在托拉斯的盈利和其他的产业兼并组织的利润明显得到提高的同时，整个这一期间的铁路货运与客运价格在急剧的下降当中。即使考虑到黄金本位制所带来的通货紧缩影响，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整体价格趋向是如此清晰，市场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与政治的绝缘。尽管这一切丝毫无益于引发对于地区之间贸易条款的调整要求，但却的确意味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除了美国南方地区以外）并没有在十九世纪晚期受到严重威胁。联邦法庭则承担了对各州与地方政府所引燃的一处处灌木火丛（译者注：作者在此处喻指各州与地方政府在州际商务与托拉斯管理上的种种努力）进行扑灭的任务，而由于关税保护政策和货币标准政策所引发的熊熊火焰则蔓延于整个民选政治当中。
黄金本位制政策与关税保护政策从许多方面看上去都是美国工业化革命发展的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姐妹。然而上述两项政策对于美国主要政党的政治影响效果却是天地悬殊。当关税保护政策让不同的政党党派走到一起的时候，黄金本位制常常导致共和党州党组织与共和党全国大会之间的分裂：假如让他们遵照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政策路线，则无异于让他们在当地的选举当中舍身喂给成群由民主党和人民党组成的饿狼；假如让他们选择持不同政见，则迫使他们走到与共和党总统执政政府的对立立场上去。当格罗弗·克里夫兰作为一位民主党人负责黄金本位制政策的管理之时，美国西部地区共和党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尽情自由地拥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然而，当共和党人赢得总统大选，占领了白宫以后，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要冒上在国会和其他国内政党委员会当中被放逐的边缘化危险。
从民主党这一方来看，对于黄金本位制的敌视态度竟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支持克里夫兰总统的正统货币政策的民主党人要冒着被开除教籍惩罚的危险（译者注：此处疑是一种比喻，喻指遭到政党组织排斥的危险，然而，就第三方参考资料查证，鉴于当时民主党内普遍信仰天主教，宗教倾向甚至会有时影响总统选举的情况，因此在无法得到进一步准确佐证的情况下，译者忠实于字面进行翻译）。克里夫兰总统的硬币偏爱之所以得到容忍仅仅是因为支持硬币政策可以获取纽约在总统大选当中对民主党的支持，而纽约的地位使得这种支持对于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当该党一旦将一位支持硬币政策的民主党选举进入白宫之后，国会当中的民主党阵营则通过公开的拥抱自由铸造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公然地抛弃了新一届政府。并且，１８９６年，民主党最终选择了在南方与西部地区的战略联盟上面豪赌一把，并且将美国东部地区的支持黄金本位制的民主党阵营全部驱赶出来了民主党的聚会场所。
在国会当中，两大主要政党在货币政策问题上比关税政策问题上更加的灵活，围绕着黄金本位制的政治争端，支持方与反对方使得两大党派上演了一场跨党派的联盟与解体。然而，在行政部门当中，无论坚持黄金本位制在政治上需要付出多高的政治成本，两大党派的总统均毫不动摇地全力坚持黄金本位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献身行为主要是缘于总统选举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全国联盟倾向于对于资本输出地区的美国东部的利益集团给予特权，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在大选中重要性排名在前的各州当中的大型势力集团手中可以提供大量的选民选票。然而，对黄金本位制的管理包含着联邦支出、联邦岁入、公债问题、联邦国库对于货币市场季节性干预等要身具多重含义、高度复杂的管理任务。即使是一项设计并不怎么完美的纯粹的发展政策，关税保护政策仍然能够发挥出它的政治魔力，与关税保护政策相比较而言，这些黄金本位制的任务必须要求一个更为全面、持续的政治延续。基于上述理由，总统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绝不仅仅限于一份简单的政策声明；历届总统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下属每天都需要积极的管理黄金本位制的日常运作。因此，毫无疑问，十九世纪晚期的各届总统发自内心的信仰：黄金本位制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确是最佳的货币基础，总统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持以早已远远超出了在各方利益集团影响下所炮制出来的全国政党政治纲领。就上述意义而言，关税保护政策则常常是国会当中支持关税政策的一群愤世嫉俗者和机会主义者共同打造出来的作品，黄金本位制则是行政机构所作出的一个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策坚持。
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在其政治纲领声明当中抛出了一个复杂的、替代性货币理论，对美国坚持黄金本位制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挑战。绿背美钞的理论要求联邦政府对于货币供应进行专一控制。反过来，这种专一控制要求废除所有的金属价值标准，不仅包括白银，同时也包括黄金。然而，作为金融体制基础，在白银与法订货币之间，公众看法更加偏向支持白银。事实上，除了在招聘政党活动家的干部主体的时候能够派上些用场之外，一个阐述全面的绿背美钞理论可能是一笔纯粹的政治负债。基于上述理由，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几乎将把呼吁自由铸造银币的政策要点的时时纳入政治纳领当中视作为一种例行公事。然而，尽管这些自由铸造银币的政治要求常常使该党获得让选民听取该党政治纲领当中其他部分的一个机会，却也同样破坏了精心设计安排的绿背美钞理论，以至于使得该项政策实际上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在绿背党人看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总统无异于在和支持银币政策的势力派别别达成政治妥协与黄金本位制的运作之间紧绷着的钢索之上行走。尽管他们的执政记录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彻底忠诚，他们的一些言辞，特别是对白银所表示出的同情以及对于软币（译者注：指银币）所作的让步承诺在理论上常常看上去言辞前后不一，瞒天过海。不过，管理黄金本位制所需的技术必须要求做到对于货币体制从理论上作出必要理解，至起码能够做到像小党派的政治纲领当中所明确表达的理解程度。总的说来，绿背党人和人民党人充分地利用他们在野党的地位，公开的构建出一个他们无法实际实施的金融理论，而主要政党的总统则实施着一项他们不能够公开承认的、同样复杂的金融正统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将三大主要国家发展政策与美国工业化革命之间的不同关系作出一个总结（参见表８·１）。关税保护政策在政治上是无法取代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使得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然而，从经济上来说，关税保护政策可以从国家发展政策当中彻底抛弃。放任的国内市场则将上述角色彻底颠倒过来：市场扩张的政策不仅在经济上对于工业化发展来说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共和党一项纯粹的政治责任。因此，尽管美其名曰地承认可能需要对国内市场的扩张作出限制，共和党人将绝大多数放任市场的原则实施交给在最高法院的共和党法官，而这些法官根本不受到民意的影响和左右，可以挫败各州与地方上的任何将国内市场巴尔干半岛化的企图。
与关税保护政策和统一国内市场政策不同的是，而黄金本位制无论是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是不可取代的。尽管从经济上来说，确保一个稳定汇率的绿背美钞的体制也许要比黄金本位制更高一筹，然而，问题就在于世界各地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缺乏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坚定捍卫情况下，使得本国货币的外汇汇率具有可信度。特别是在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观察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不管是绿背党人还是人民党人怎样愤怒地谴责金融家，并且响亮提出的通货膨胀要求，对于国外或者是国内的资本持有者而言会具有任何的可信度。并且，假如绿背党人或者是人民党人获得了选举胜利，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将对美国的产业扩张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布赖恩所提出的一步到位地将美元贬值到白银本位制，涉及到消减一半的美元对英镑的比价，也许比将美元进行绿背美钞化有着略微高一些的可信度，然而对于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丝毫不亚于绿背美钞。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国会（通常在共和党的领导之下）在其他的领域当中给予行政部门足够合适的自主权和足够合适的回旋余地，从而使得历届总统拥有足够的空间来捍卫黄金本位制。这里，重点在于“合适的”一词之上。从政治角度来说，在美国东部以外的所有地区，坚持黄金本位制都涉及到了巨大的政治成本，然而，当民主党人最终在布莱恩的领导下拥抱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以后，共和党人收获了连他们做美梦也想像不到的巨大利益。在麦金利被提名为共和党全国总统候选人之后，因为担心布赖恩一旦胜出所造成的威胁，金钱如同流水一般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源源不断地涌来，以至于整个选举为了将所筹集来的全部竞选资金给找个用途花掉而倍感压力。在以前的选举当中，当克里夫兰以及其他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样坚持硬币政策的时候，这种政治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和了。然而在一场公开的竞选当中，不同的全国政党在黄金政策上的清楚差异使得与之相关的政治利益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即便如此，共和党更乐于在关税政策上与布莱恩展开对抗；事实上，这正是麦金利（尽管他在国会的货币政策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记录值得进行核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原因所在。
国家发展政策在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分配
作为推进工业化扩张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决定三大国家发展政策以及分别执行这三项政策的不同联邦政府机构之间究竟应该存在的怎样的关系。就统一国内市场的政治建设而言，美国最高法院在共和党所提名法官的主宰下，工具性地创造出了法律原则，同时镇压了州与联邦对于商业的管理。作为宪法原则，双重主权原则和实质正当程序原则被从南北内战以后的编织好的法律衣服当中切除。这种为了迎合产业扩张的要求，在深思熟虑之后所作的宪法解释延伸了联邦政府控制大型的产业托拉斯的能力（在绝大多数的判例当中，法院并未控制）与联邦通过法庭命令镇压工会的罢工活动能力之间的微妙差异。除非通过正式修改宪法，没有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鞭及某个州。然而，在一个放任的国内市场的构建与共和党法官们朝着推动全国市场统一的方向的持之以恒地努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司法创造力证明了共和党对于统一国内市场——这个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中心经济支柱的强有力支持。共和党并没有选择将统一国内市场作为一项发展项目交给法庭去实施，然而该党的确选择将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该党所能够追求的最为优先的重要政策目标来加以追求。在这一点上，法官的有效选择机制涉及到了精心的选择合适的联邦法官。
黄金本位制也涉及到了类似的政党承诺。就黄金储备的维持而言，金融活动的复杂季节性影响和财政影响将严峻的管理职责施加于政府身上；由于无论是国会，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均无法实施上述这些职责，协助黄金本位制所必需的财政政策管理就成为了行政机构的任务。货币政策的重心由此也就转移到了总统这一职务之上——同时肩负黄金本位制政策的日常管理与政治捍卫。因此，共和党并没有选择将货币体制问题交给行政机关，但是共和党的确选择将黄金本位制作为该党政策的首要重心所在。就此而言，主要的运作机制就是在该党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恰当的总统候选人。
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与黄金本位制的政策构建不同的是，关税保护政策并没有涉及到一个对执行机构的精心选择。假如国会决定将关税保护政策的自主决定权交给行政机构（或许是通过政府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方式），保护性关税政策也许有着一定的理论上的和谐性，从而也许可以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而实际情况就是，共和党通过将几乎所有的关税职责都交给国会，从而选择了放弃经济上的和谐性和贸易政策的快速见效。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关税保护政策对于美国工业化革命的重要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关税保护政策赐予共和党的政治优势。在关税保护政策之上，选择的机制就在于利益集团推动着关税保护政策在国会当中的构建。
将主要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施行在联邦各个机构之间进行划分之时，共和党在划分的时候承受着非常严格的限制。鉴于美国的政治特点，统一国内市场的构建只能是以最高法院为中心来加以承担的项目，而对黄金本位制的管理也仅能通过行政部门加以实施。关税保护政策的确有着一些回旋余地，然而鉴于该项政策最终成为共和党政治联盟的基础所在，因此由国会来主宰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政治情况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关税保护政策的精髓在于瓜分利益，除了来自于整个关税政策内部的和谐和各项关税之间的互相依赖以外，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将利益划分下去。假如将相关说这样的政策交给行政机构去执行，该项政策的政治收益与损失或许能够持平，只不过要牺牲许多原本可以获得的政治回报利益。而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每一位保护主义者联盟当中的国会议员可以为其选民群体当中的一个主要集团争取一份特别的利益，如此一来，在整个关税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可以有效的从关税所给予的每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当中收取的政治回报利益。
然而，与关税保护政策不同的是，无论是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还是黄金本位制政策，均在整个经济领域当中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就统一国内市场政策而言，所经受的检验就是是否应当对于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进行抑制，从而让产业兼并有效地利用了统一国内市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通过鼓励公司的企业形式创新和产业流程再造，放任的国内市场反过来为现代商业企业的崛起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对于黄金本位制的实践检验就更加简单明了：美国要么与黄金本位制挂钩，要么脱离黄金本位制，这完全取决于联邦国库能否对于将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做到见票即付。
基于所有上述理由，各家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联邦各个机构推动着美国三大发展政策的发展几乎是早已注定。关税保护政策，三大发展政策当中政治意味最浓的一项政策，将通过国会（肩负着最为重要的社会职责，同时也是联邦各个机构当中分权意味最浓的机构）来实施这一项目；鉴于黄金本位制所要求的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黄金本位制必须是一项行政政策；为了避免美国各地出现巴尔干半岛那样的市场分裂迹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国会的管理干涉，统一国内市场政策非常清楚的要求借助最高法院严密的、甚至独断专行的干涉。
作为国家发展政策代言人的共和党
然而，所有上述情况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代言人，通过其能力来规划美国的工业化发展的政治经济？这个问题可以非常干脆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共和党内部的凝聚力究竟有多强？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将美国经济发展作为该党的政治方案？由于各州的各个政党主宰着政治，共和党当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党组织。美国的不平衡地区发展状况通过影响各个州的政党，往往使得全国政党分裂为倾轧斗争的不同派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上述这种不平衡的状况通过总统提名大会（及其全国政党政治纲领以及面向选民的高度公开）、总统官职任免权（强化了对于共和党执政机构的忠诚）、以及国会纪律（通过共和党国会议长对于各个委员会所指派的任务进行控制加以实现）所发挥的向心力而最终得以平衡。然而，无论是总统提名大会、总统官职任免权、还是国会纪律，都仍然取决于整个党的集体组织内部达成的一致。这就反过来，允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成员至起码可以对所实施的政策路线拥有一些话语权。最终使得共和党作为一个制定国家政策的组织而获得内部团结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保护性关税政策为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社会群体所带来的利益而广结善缘，逐渐形成了以产业制造业带为中心的全国政治联盟，与此同时，就州际贸易问题和黄金本位制问题提出了发展远见。尽管对于这些政策的忠诚是无法通过强迫得来，即使在一个多元民主的体制之内，民主党人和其他小的反对党派不断地试图从各个方面来破坏共和党所领导的政治联盟，美国政治与经济当中的地域不平衡情况还是很自然地促进了共和党内部的团结。
民众对于财富的要求呼声
和所有的保守主义政党一样，当围绕着收入分配所展开的阶级冲突成为民选政治当中的显要话题之时，共和党的政治方案是最容易招至攻击的。尽管在整个美国政治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明显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要求，围绕着社会财富与市场地位所展开的激烈斗争常常使得绝大多数的政治局限于美国三大区域当中的每一个区域：（一）在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的产业制造业地区以内，政治焦点集中于产业生产领域当中的工资谈判以及伴随着产业化的飞速发展而相应而生的数以万计的罢工活动；（二）在民主党主宰着的地区政治的经济基础——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当中，地方上的政治斗争往往围绕着商人、种植园主、佃农对于棉花收成的控制权而展开；（三）在盛产粮食的广阔西部平原地区，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斗争重点在于消费品生产商与较为广泛国民经济之间的商业与市场联系。
就为绕着不同种类市场交易所展开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冲突而言，十九世纪晚期美国政治与经济当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产业工厂当中的武力行动与劳工阶层对于社会民主政治运动普遍的冷漠而并存。对于这种政治冷漠的解释在于导致系统的将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结构：通过关税保护政策以及其他的联邦政策，将社会财富从棉花出口为主的美国南方以产业保护投资的形式重新分配到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尽管其他的分裂同样也造就了劳工阶层在美国北部的政党体制当中的政治立场，共和党的关税保护政策与黄金本位制政策将许多工人吸引到了自己的阵营当中，并且最后即使面临着罢工活动达到了某些世界级的历史纪录高度，仍然有效的将围绕着工业产业当中的工资谈判所展开的斗争从美国国家政治当中予以有效的移除。因此，在美国北方，群众投票与工人对于财富的直接而又激烈要求呼声同时伴随着群众与工人对坚持黄金本位制政策和产业兼并政策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助推器的广泛支持。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以种植园经济为特色美国南方，围绕着棉花收成的所有权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对于贫穷的白人与黑人的公民权剥夺——后者也是共和党，以及共和党所领导的工业化革命的支持者。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政治与经济格局当中，即使是围绕着对于棉花收成的控制而在主要的竞争者之间所展开的激烈的财富重新分配恐怕也不会对美国北方的工业企业的资本积累造成任何的影响。出于好几个原因，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首先，即使是停留在乡下一样落后的南方地区的社会上层阶级也穷到了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当中。因此，即使是在所有最佳可能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几个十九世纪晚期的南方人有能力在居住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投资。其次，地区之间财富的主要重新分配形式主要是有赖于诸如关税保护政策这样的国家政策支撑，这种政治支撑已经超出了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能及的范围。诸如此类的国家政策将把来自于南方的社会财富重新的分配到美国北方工业化发展当中而根本不管是谁掌握着南方各州与南方各个地方的政府权力。
因此，围绕着棉花收成所展开激烈斗争对于工业领域当中忙着为了工资谈判的北方工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因为这涉及到非常不同的体制与市场关系，同时，这也对支撑美国北方工业化飞速发展的资本积累与投资过程来说是毫不相干的。总的说来，在美国南方地区以内发生的任何财富分配的改变都对美国北方的工业化发展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南方地区极端贫困，并且已经在整个美国政治与经济体制当中被边缘化了。
在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美国北方地区和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地区，当地对于财富的要求不同的是：来自于盛产粮食的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农场主的政治反对呼声轻松地迅速反映到了美国国家政治当中。这些农场主的政治呼声导致了对货币进行通货膨胀的提案、规范铁路运费的提案、为销售商品粮作物提供政府设施的提案。所有上述这些呼声都成为人民党全国政治纲领当中的重要部分，这也同时吸引了来自于南方的佃农和贫穷的小农场主的广泛支持。至起码，这就是区域间的联盟基础——这种地区间的联盟在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相交之际的最后数十年当中反复的出现。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广大农场主对于市场交通和公共设施的高度关注要么对于北方的工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要么，在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农场主对黄金本位制的满怀敌视态度的问题上，可能会威胁到北方工人在产业扩张当中所享有的利益。
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基础的重合使得对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广泛要求难以浮现，因为它们以地区为界限对于经济精英阶层和社会下层阶级作了区分（参见表８·２）。在美国北方，共和党代表着工业与金融街的精英人士的利益，而民主党则借助于外来移民工人和自耕农的力量。然而，在美国南方，共和党通过同新解放的黑人与贫穷的山区白人结成政治联盟，而种植园主的精英阶层则主宰着民主党。这种地区交错倒置的阶级路线使得反抗阶级的呼声要想在国内政治当中出现成为不切实际之举，因为，任何对于经济特权的政治攻击都只能通过牺牲两大主要政党当中的至少一个政党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来得以实现。
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政党体制反复地向全国的选民展示出国民经济发展中三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共和党所主张的主流观点就是维持国际黄金本位制、关税保护政策、以及放任的国内市场，从而向选民展示出极端无情的政策：一个对于工业化发展的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极具有吸引力的将南方地区的社会财富通过跨地区的财富重新分配到美国北部地区的政策。就这一期间的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而言，共和党全国政党仅仅认可南方的黑人所提出的选举权要求（并且，当时对于这些政治要求所做的也仅仅限于多口惠而实不至之举）。和共和党人也差不多，民主党也在总统选举当中支持黄金本位制（直到１８９６年才发生变化），但是反对关税保护政策和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对于产业扩张所提供的支持。恰恰相反，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支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南方外向型棉花经济并且认可美国为欧洲（特别是英国）纺织品生产提供原料供应的角色，以及作为国内外消费制成品的消费者地位角色。因此民主党所设想的国家发展政策主要是提高美国国内以及与其他世界经济之间的跨地区贸易，这种政策对于商品出口的南方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地区非常具有吸引力。民主党全国政党在对于群众所提出的财富要求认可程度之上要远远超过了共和党，特别是在布莱恩于１８９６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该党与美国平原与西部地区的自耕农和东部地区的产业工人结成联盟以后，情况尤其如此。
代表着农场主的第三党反对党运动主张货币通货膨胀，坚决反对黄金本位制，第三党比其他的政党更加主张全面规范公司的兼并行为与运作管理，极少提及关税政策，并且提议政府干涉农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环节（特别是仓储环节、商品交易环节、和交通运输环节）。作为一项全国政治纲领，上述政策对于以商品粮生产为主的美国西部地区最为认可和具有吸引力，对于出产棉花的南方地区同样也具有实质性的吸引力。这是唯一的一种充分地将大众对于财富的呼声吸收进入一个更为广义的国家发展政策的国家发展观点。
由于保护性关税政策如此清晰而又彻底的将社会财富从农业经济领域当中重新分配到工业经济领域当中，从美国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到美国北方地区，关税保护政策一直是国内政局当中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黄金本位制之所以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该项政策同样将社会财富从资本进口的美国南方与西部地区重新分配到资金实力雄厚的产业制造业地带。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派别强调将通货膨胀作为纠正地区之间贸易条件的手段，几乎是通过变戏法的手法，将美国南方地区的佃农和美国西部地区的自耕农一起团结到这场反对党运动当中来。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政治团体出于进一步地扩大这次反对党运动的全国阶级基础的希望，同时也向美国北方地区的工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劳工议程。然而，由于北方的工人将白银和绿背美钞都视为对产业扩张的威胁，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黄金本位制。基于上述理由，产业工人最初反对的是人民党，后来当民主党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领导之下，举起了人民党的政治主张旗帜之后，产业工人开始反对人民党。仅仅依靠与佃农和自耕农所组建起来的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政治联盟基础是无法长久的——特别是在科隆待客（美国金矿地名）爆发了罢工运动和自从南非兰德开始（世俗的社会）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以后。
因此，究竟是什么使得共和党，甚至是在面临着激烈的政党竞争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专注于国家经济发展？答案是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黄金本位制政策、统一的国内市场政策这三项政策的运作，在地区之间持之以恒地进行的、上述各种引人瞩目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工业化革命虽然打着全国政策的幌子，其实质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地区性政策。例如，这种以地区性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政策使得共和党宣布自己为促使美国国家繁荣的代理人，而与此同时将工厂工人所提出的普遍要求予以移除（否则会损害产业发展）。然而，尽管其复杂而有效的设计，这个制度更为主要的是一种对于民选政治当中的机遇与要求所作出的回应，而不是体现精英意图并由精英操控的政治产物。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兼收并蓄
类似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那样复杂的政治体制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一些基础因素及其衍生问题作出总结就可以轻易归纳出来的。冒着过于简单化的（确实具有相当的风险）毛病和可能对实际情况进行扭曲的风险，可以就美国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兼收并蓄作如下概述：
（一）有鉴于其规模和多样性，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极端的不平衡。这种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成为导致南方分裂主义的兴起与南北内战的爆发的主要因素。反过来，联邦在南北内战当中所取得的胜利又为地区经济的冲突（在各个地区有效地接合进入全国经济的情况下，进一步地将美国南方地区从全国经济当中孤立出去）涂抹上了一层政治的色彩。
（二）基于当时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美国的政党体制深深地植根于在工业化的美国北方地区与棉花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地区之间的跨地区财富的转移所引发的争端当中。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因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促进了美国东部产业地区的资本投资和生产提高，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支持共和党所主导的国家发展政策。
（三）由于美国主要政党的组织方式导致两党的阶级基础分别位于处于对立状态的美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因此两大政党均很少触及来自于南方的棉花种植园当中所提出的财富分配要求，或者是北方的工厂车间当中所提出的财富分配要求。通过把这种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排除出了民主政治以外，这就是产业罢工很少影响到全国政党竞争的政策基础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来自于美国南方地区的对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大众呼声使得获得解放的黑人与共和党全国政党结成了一种不干不净的联盟：以美国北方对于黑人政治权利的支持换取南方黑人对北方工业化政策的支持。在这种框架以内，两大主要政党都极大地忽视了为了南方的棉花收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当西部地区的农场主针对市场的政治和生通过西部各州的党组织进入到美国国家政治当中的时候，这些政治要求对于全国政党的政治纲领的影响微乎其微。除了布莱恩领导之下的民主党人以外，两大主要的政党均未能解决这些民意呼声，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反对党派将两大主要政党在乡村周边地区的选民基础吸引过去，伤及了两大主要政党的元气。
（五）最后，所有上述因素再加上主要政党体制的地区性的组织因素，使得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的正式的民主机制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或多或少地得以兼容。主要国家发展政策的特色、各种不同体制的集合特点、各个政党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民众对于财富的呼声要求、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使得让公民在自由的对产业领域当中的财富快速积累提出质疑的同时，而不去阻止为企业扩张与兼并而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本潮水。
因此，较之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美国的工业化展示了一个选举民主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兼收并蓄的最为突出的案例。决不是仅仅因为围绕着收入分配份额、财富、以及资本的投资流动方向之上并没有发生斗争；决不是仅仅因为选民看不见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注意到自身所承受的阶级压迫；决不是仅仅因为中央政府插手进来对反对党运动进行了镇压；而恰恰是因为美国国内极为不平衡经济发展影响了政府政策，政党的政治联盟通过这些政府政策使得跨地区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成为美国政治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洞悉了主流的“自由主义”（译者注：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主张放任个人自由经营、建立自由市场体系和金本位制）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学者们倾向于将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或多或少的视作为理所当然之事。持有这种见解的学者的著作常常倾向于忽视：工业化革命进行期间，工业化对于国家统一以及地区之间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格局所带来的真正威胁。恰恰相反，他们所批评的美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之处——未能发现成功地镇压美国南方的分裂主义和创造一个不受地方壁垒限制的统一国内市场事实上是真正伟大的成就所在。此外，他们也往往倾向于引述诸如全民教育与宗教宽容这样的政策，或多或少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当中应当汲取的成功经验。尽管全民教育和宗教宽容的确是良好的政策，他们绝不是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历史当中应当汲取的唯一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经验。恰恰相反，除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兼容并蓄之外，美国美国工业化经验当中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大量的将社会财富从南方的农业重新分配到北方的工业当中以及对美国社会当中的下等阶层进行残酷的镇压。尽管成功地将充满活力的民主机制与飞速发展的产业革命兼容并蓄的确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成就，美国工业化革命的结果充分地证实了其并非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