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之父”袁乃晨：旧军装签下首部译制片

　　文/记者程雪超

　　不久前结束的金鸡百花奖颁奖礼上，近九旬高龄的老艺术家、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的袁乃晨老人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由袁乃晨建立的长影译制片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半个世纪来共译制了近四十个国家的电影七百多部，《摩登时代》、《罗马假日》、《两个人的车站》、《寅次郎的故事》等影片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生于农家，4岁随父闯关东，16岁逃亡北平，从八路军到译制片先驱……被赞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时，他才30岁。袁老说，是历史把他推到一个时代的电影先行者之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走上这条道路，改变了他的人生，而电影也融进了他的生命。

　　袁老退休后从北京回到了长春养老，他不用搀不用扶不用拐杖，谈笑风生精神矍铄。当记者问老人获奖后是不是特别高兴，老人却反问记者说：“你说呢？”而提到过去的辉煌，老人却谦虚地说，都是大伙的功劳。

　　1948年7月的一天，哈尔滨位于南岗的莫斯科电影院，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接待了一位身着旧军装、光着脚穿双布鞋的青年人，这位土里土气的年轻人提出了做前苏联的翻版片，西装革履的总经理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心里充满了质疑嘴里也没客气：“你们能翻译得了吗？”年轻人却特别肯定地说：能！四十多岁的聂斯库伯可不是白混的，他要求年轻人“你们做了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满意，我们就把华语片的翻版片全都交给你们；如果我们不满意，我们就交给印度或者香港做了。”他以为年轻人会知难而退。

　　这个“土包子”就是袁乃晨。

　　1948年，由长春迁到黑龙江北部边陲小城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战争的废墟上艰苦创业。当时，从前苏联学习归来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继舒群之后出任第二任厂长，这时的东影已建厂三年，袁牧之抓住时机，提出计划，发展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这一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才子们提供了舞台。袁乃晨一个人就独占四个第一：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个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

　　当时袁牧之找到袁乃晨，告诉他，现在电影院里放的都是前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懂。如果要给电影配上音做成翻译片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袁乃晨说：“行，我干!”他去找了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当人家问他能否翻译时，他赶紧说能翻译，生怕有一点犹豫，人家没信心了。为了慎重，聂斯库伯要求签一个合同，袁乃晨答应了。

　　袁乃晨回到东影在哈尔滨的招待所，立即草拟了一份合同稿就急忙赶回兴山做汇报。袁乃晨带上合同返回哈尔滨，到处找地方，想把合同打印出来，由于是星期天放假，他找了几家誊写社都关着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开着门的。当翻译把合同翻给聂斯库伯听后，他决定立即签字。

　　一个月后，前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素材到了，对这第一部译制片，袁乃晨非常紧张，如果说这个任务要完不成，这个片子前苏联就不交给中国了。领导们拍板：第一次要找一个名家翻译。于是，徐立群被找到了，可是当一个月后翻译本交回时，却发现都是文学语言，没办法给电影配上音。于是素材又交给孟广钧重新翻译。

　本子译好了，可谁也没做过配音，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袁乃晨已经做过一部短影片的演员，也编导过一部科教片，知道了什么是镜头，什么是远景近景特写。可是怎么做翻译片还心里没底，大胆的他又是摸索着干。先是领了一块秒表拿着，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断，记下时间长短，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觉得还不行，又找来孟广钧，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袁乃晨手里掐着表，说开始，他说汉语台词，孟广钧说俄文台词，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完台词。就这么一点点地磨，对词是对上了，可是却很像背书。

　　这关过去之后还有一关，解决时间、感情后，最主要就是在语言上下工夫，片中演员开着口，配音就不能是闭的口型，那处人家是张嘴的，这边中文就得改成开口字，否则，意思虽然没错，但口型对不上。比如《普通一兵》中，战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上过战场，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口型相近，又符合剧情，配起来一试，果然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袁乃晨和孟广钧为对口型费尽了心思，有时憋得头都痛，如果没想出来，晚上睡觉都在想。

　　对完成翻版片心里有底了，下一步是找合适的配音演员。袁乃晨心目中有这样的标准：男声要浑厚有力，女声要清脆甜美。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的剧团，只有五六个人，声音却都不合适。刚好军大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拍一部短故事片。袁乃晨就找到他们听声音，仍然不是很满意。他问团长还有没有别的人，结果，放映员张玉昆和服装员吴静被挑中了，这二位根本都没上过台，一听说演电影就有些紧张，连连说自己不会演戏。袁导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们。

　　到了1949年春天，长春已经解放，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原址。生活安定下来了，条件也相对好了一些。袁导组织翻版组开始为影片配音。这就是翻译片《普通一兵》。

　　选定了两个主演和次要演员。在分镜头的时候，袁导把主要角色的戏都要演上一遍、两遍、三遍。想象的东西先自己揣摩透了，在和演员取得了共同的理解之后，才开始拍摄。在摄制组外出摄外景时，袁导就教演员练台词，一句一句地教。

　　影片完成后，在厂里的小礼堂放了一场，座无虚席，放完之后，掌声雷动。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看苏联人怎么评价。1949年5月16日，袁导演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驻东北总经理聂斯库伯在哈尔滨一家“老毛子”修建的影院里，审看了这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普通一兵》。灯一亮，聂斯库伯热烈拥抱中方译制导演，这位一向傲慢的“老大哥”赞叹说：“想不到配得这么好！你是中国的‘译制片’之父！”

　　这位被称为“译制片之父”的年轻电影人当时才满30岁。

　　第一部翻译片大获成功，使得厂里决定做译制片这个新片种。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版片组，先后在北京、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招募70多位人才。作为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当时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不言而喻，而在《普通一兵》成功的第二年，片组的译制片的产量就达到31部，令人惊叹。

　　袁乃晨老人说，当时他选择演员的标准就是要声音不要形象，文化程度不太考虑。半年期就招了100多人，俄文、日文、英文翻译都招来了，然后分为4个摄制组同时进行翻版片的工作。同时又办了两个班，一个是语音班，训练普通话，矫正他们的地方话；一个俄文班，提高他们的俄文水平，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

　　《列宁在十月》、《复活》、《静静的顿河》、《流浪者》、《忠诚》等等，当时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有名气的译制片，差不多都是长影翻译的作品。一时间，译制片独领风骚。著名配音演员孙敖、李真等人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鉴于长影翻译片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当年刘少奇还以中央的名义向翻译片发来嘉奖信。

七百部译制片

　　影响几代中国人

　　从1948年至今，由袁乃晨建立的长影译制片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翻版片组到译制片有限责任公司，半个世纪来共译制了近四十个国家的电影七百多部，许多在中国观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舞台生涯》，如《罗马假日》、《永恒的爱情》、《浪花之恋》、《两个人的车站》、《魔窟寻谍》、《月夜》、《人证》、《战地浪漫曲》、《寅次郎的故事》等；除电影之外，长影还为许多外国电视剧配音，如《无名英雄》、《卞卡》等。刘柏弘、徐丹、金毅、刘雪婷、陆建艺、胡连华、刘大航、王瑞、孙佳禾等著名配音演员也因此名噪全中国。长影的译制片也培养了一批著名导演，如齐兴家等。

　　建议：让中国影片香飘世界

　　1952年秋，袁老调入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任翻译片组组长，主管全国翻译影片工作。1953年，他被邀任《英雄司机》副导演，从此开始了故事片的创作。1956年后，他拍摄了《马》、《悬崖》、《昆仑铁骑》、《两家人》、《战洪图》、《向阳院的故事》、《辕门斩子》、《蝶恋花》等多部影片。1983年他与任彦芳合作把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改编为电影剧本。

　　对于今天译制片该怎么做，老人认为可以把眼界开阔一些，到其他国家建厂。译制片并不仅仅把外国片译制成中文带回国内放映，也可以把中国国产电影译制成其他国家的话语拿到别人国家放映，可以到外国建立译制厂，到柏林、到巴黎、到好莱坞……让中国的电影之花香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