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采访战》的翻译问题

　　拙译《民国采访战》出版后，引起民间及学界的一些讨论。讨论内容有些涉及史实，如王晓渔先生对胡适是否曾遭秘密逮捕提出质疑，青浦老人宜兴先生则指出，1937年8月23日那天，中国空军误炸的应为先施公司，而非永安公司等。有些则关乎翻译，如陆谷孙教授指出“跑马场”应为“跑马厅”，纽约“时代广场”应为“时报广场”等。

　　这些文章译者读后，获益良多。历史文本的翻译，非常考验译者的知识积累及资料搜寻考辨功夫。

　　许多专有名词，在旧时代已有固定中文译法，现在翻译，便必须与过去一致，如“RaceCourse”，在民国时代的上海译为“跑马厅”，现在便不应另译为“跑马场”；“ShanghaiTimes”过去固定译为“《上海泰晤士报》”现在便不应另译为“《上海时报》”；“AmericanClub”过去译为“花旗总会”或“美国总会”，现在便不应另译为“美国俱乐部”，等等。

　　中国人名的翻译，也比较头疼。民国及晚清时代，西方在翻译中国的人名时，常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遇到名头大的人物，固然一目了然；若遇次要人物，便要花些功夫考证；至于贩夫走卒，则复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只有采音译一途了。比如，本书112页提到的QuoTai-Chi，阿班称他为多年密友，译者却一直找不到对应人物，只能暂以“郭太极”音译。及至《民国采访战》付梓，才偶然发现此公原来是郭泰祺。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因与日本人签订停战协议，曾遭激进学生痛殴，后调任中华民国驻伦敦使馆工作。阿班途经伦敦，特地拜访故旧。

　　翻译西洋人名也难，即便发音再准，译出后往往不规范，因为今日的国人固然以起个洋名为时尚，满街汤姆、约翰、大卫，但建国以前，在华的外国人却常起个汉名。司徒雷登、卜舫济等人不必说，比如华北语文学校校长Pettus的通用中文名是“裴德士”，上海公共租界总董Keswick的通用中文名是“恺自威”，美国驻沪总领事Gauss的通用中文名为“高斯”，等等。国人反而只知其汉名，而不知其洋名。若采用音译，便与历史记载对不上号，让专业的读者不知所云。这方面，译者虽然高度警觉，仍不免挂一漏万。日前读到冯悦著《英文<华北正报>研究》，才知道阿班在北京《英文导报》工作时的顶头上司GroverClark，原来是以中文名“柯乐文”为新闻界及史学界所知，却被我音译为“克拉克”。

　　而最为困难的，莫过于日本人名的翻译。西洋著作写到日本人名时，一概按读音作罗马音译，而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名字，则直接取其汉字。但同一罗马读音的日文名字，对应的汉字名字，有时可达几十个。碰到松冈洋右、长谷川清等著名日酋自然不会弄错，但如果是某某少佐呢？那就有些发懵了，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他是正之助，还是正之辅，还是正之介，还是雅之佐，还是昌之亮……因为在英文里，他们一概被译为Masanosuke。正因如此，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伊藤述史，终于被我误译为读音相同的“加藤”，实在汗颜。好在自己发现了，加印时会改正。

　　在翻译《民国采访战》时，因译者是以历史门外汉身份介入历史文本的翻译，积累欠丰，资料工作薄弱，虽尽了全力，仍留下不少遗憾。陆谷孙教授指出的“跑马场”便是一例。至于宜兴老先生指出的错误，即书中将先施公司误作永安公司，虽然错在阿班的原文，但译者没有以译注的形式注明，也足以说明历史功底薄弱。阿班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永安公司与先施公司毗邻，阿班作为一个美国光棍，平时忙于采访，生活万事有下人打理，难得逛公司购物，将两家百货店混淆，并不奇怪。至于事件发生的日期，阿班经历了九死一生，是不会搞错的，他在该章的头一句便说：“8月23日是个晴热通透的日子”（见《民国采访战》第215页）。

　　陆谷孙教授认为，本书作者名字的翻译，若考虑忠于英语的读音，译为“埃班德”更为妥帖。这是极有见地的。译者在为Aband取译名时，确实有过犹豫。查检过往研究，发现中国关于此人的论述不多。仅有的一些论述中，译名也不统一，有译作“亚朋徳”，有译作“阿班”。译者最后之所以选取了“阿班”，一则考虑另取译名会增添混乱，一则考虑“阿班”的名字有中国式的市井味，易为普通读者熟记。虽然事实证明效果已达到，但这样一来，发音的准确性，不免打了折扣。

　　韩福东先生对《民国采访战》的评论（见8月24日《南方都市报》），极有见地。韩福东从阿班自己的论述中，推断出他的报道并非如他自称，全然是不偏不倚的。他写道：“但我的理解是，对阿班早期报道亲日的指控是正确的。”本人在浏览过阿班的早期著作后，发现阿班原先是非常亲日的，甚至不愿承认张作霖之死与日本人有关。与此同时，因国民政府早期与英美强烈对抗，他对国民政府，也是一味棒杀。阿班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始于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这便可以理解，国民政府及在华的美国社区为何容他不得，非要将他赶出中国。韩福东认为，“杨植峰译者序中的某些论断，似乎也是过于溢美了。”对此本人是同意的。

　　本书原名《我的中国岁月》，《民国采访战》是译者另取的书名。欧美人的书名，常不能让中国人满意，于是便要另起，比如《红星照耀中国》被改为《西行漫记》，《随风逝去》改为《飘》，《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改为《御香缥缈录》。而译者之所以取目前的书名，市场反应是一个考虑，对原书名不满，是另一考虑。过去百多年，驻华外国人写的书，动辄都是《在中国XX年》，比如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便是《在中国五十年》；塔尔梅奇牧师的回忆录，也是《在中国四十年》。若将这些“XX年”的书归到一起，恐怕一个书架都难摆得下，如何区分彼此？因此是非改不可的。至于是否妥当，那就见仁见智了。常州读者承公侠先生便来信指出，《民国采访战》是个拙劣的书名，他通读全书后，觉得应起名《国民革命目睹记———纽约时报记者阿班的亲身经历》。看了这书名，我不禁击节赞赏，可惜得来太晚，只有遗憾了。杨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