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戏人生

“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发人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的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怎么个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以我个人言，出生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张牌差强人意)，在解放前战乱的年代中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块料。虽忝列大学教席多年，却未敢跻身学林；虽性喜文学，也从未觊觎过帕尔纳索斯山上的圣地。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如果再往深里挖掘一下，这种并不轻松的玩牌法倒也需要一定的动力和毅力。须知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业余可以打扑克、可以聊大天，但如果想坐在书桌前做点文字游戏，就会被指责为搞自留地，万难中发表两篇译文，出版一本小册子，运动一来，就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那些年甘冒大不韪，偷偷摸摸连续翻译了几本文学作品，动力从何而来呢?我过去曾写过无数检查，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其实都是欺人之谈。想当年大力提倡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译著即使出版，稿费也少得可怜。我译的好几本书都使用了假名，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名气实在越小越好。我之所以甘心背负起文学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唯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生活中的一点意志自由。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战战兢兢，唯恐栽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几乎三两年就来一次。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劳动活，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我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几乎难以担当“人”这一美好的称号了。我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运转，我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是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但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即使我翻译的是悲剧，那热辣辣的眼泪也在洗刷着虚伪和丑恶。这种游戏一直继续到刮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飓风不仅把个人的小天地完全刮走，而且把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也刮得无影无踪。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经历过劫难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了过来，又可以继续玩牌了。我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翻译家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 

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偶然读到明代诗人的一首小诗，虽不见佳，倒能表明我的心迹： 

“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 (摘自《牌戏人生》)